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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荫麟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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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社： 北京出版社

ISBN：9787200120783

版次：1

商品编码：12012654

包装：精装

开本：32开

出版时间：2016-07-01

用纸：胶版纸

编辑推荐

　　张君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俱佳者，弟尝谓庚子赔偿之成绩，或在此一人之身也。——陈寅恪

内容简介

　　张荫麟生前对于《中国史纲》的宋史部分已有写作规划，即：一、宋朝的开国和开国规模；二、北宋的外患与变法；三、宋代的文学与思想；四、女真的兴起与宋金的和战；五、蒙古的兴起与金宋的覆灭。但写作未半，即已去世。本书以张氏拟定章题为纲，收录已成文的第一章、第二章及中辍的第三章第一节全部内容，并将张氏所撰论文中与各章主题相关者择要选编，附于各章之后，以便读者加深对宋代历史和张荫麟史学成就的理解与认识。

作者简介

　　张荫麟（1905—1942），号素痴，广东东莞人。现代著名历史学家。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赴美国斯坦福大学攻读西洋哲学史和社会学。1934年回国后，任清华大学历史、哲学两系讲师，同时兼授北京大学历史、哲学课程。1935年，应约编纂高中历史教材，即《中国史纲》。抗战爆发后，曾在长沙临时大学、西南联合大学任教，1940年转任浙江大学教授，1942年病逝于遵义，年仅37岁。张荫麟博学多闻，在史学、哲学、社会学等领域都有所成就，能将各领域的知识融会贯通，每能自出新解，被同时代学者誉为“史学天才”。

目录

第一章宋朝的开国和开国规模
附一宋太宗继统考实
附二宋太祖誓碑及政事堂刻石考
附三宋代南北社会之差异
附四北宋关于家庭制度之法令
附五北宋的土地分配与社会骚动
附六宋初四川王小波李顺之乱—一失败之均产运动
第二章北宋的外患与变法
第三章宋代的文学与思想
附一宋儒太极说之转变
附二关于朱熹太极说之讨论
附三 陆象山的生平
附四 陆学发微
附五 南宋初年的均富思想
第四章 女真的兴起与宋金的和战
附一 跋折公墓志铭
附二 刘锜与顺昌之战
第五章 蒙古的兴起与金宋的覆灭
附一 端平入洛败盟辨
附二 《宋史 ·兵志》补阙
附三 南宋亡国史补

精彩书摘

　　第二章北宋的外患与变法
　　150两宋史纲
　　一
　　自从石晋末年（947），契丹退出汴梁后，它的极盛时代已成过去。白马岭之战使太宗觉得契丹易与。太原攻下之后，他便要一劳永逸地乘胜直取燕云。这十六州的国防要区一天不收回，他的帝国一天不能算是“金瓯无缺”。但是他的部下，上至大将下至兵卒都指望太原攻下之后，可以暂息汗马之劳，同时得到一笔重赏，回家去享享太平福。太宗却不这样想。将士有了赀财，那里还肯卖力去打仗？不如等燕云收复后，才给他们一起颁赏也不迟。而将士贪赏求逸的隐衷又怎能向皇帝表示？在迅速的“宸断”之下，太宗便领着充满了失望心情的军队向东北进发。一路所经易州和涿州的契丹官将先后以城降，不到一月便抵达幽州城（今北平）下，附近的契丹官将又络绎来降。宋军围幽州城三匝，城内空虚，自分无幸。契丹主也准备放弃这重镇。独有一大将（舍利郎君），自告奋勇，请兵赴援，他领兵夤夜兼程，从间道兜到宋军的后方，席卷而北。宋军仓卒应战于今北平西直门外的高梁桥（下为高梁河）一带，立时大败，四散逃窜。幸而契丹主帅受了重伤，不能穷追。败军复集后找寻太宗不得，只当他已死。正议拥戴太祖的儿子继位间，却发现了他只身乘驴车遁归，大腿上中了两箭。十八年后他就因这伤口的发作而死。
　　高梁桥之战（太平兴国四年，979）以后，宋辽边境上的冲突，断断续续地拖了二十几年，彼此都无大进展。（京戏中有名的“杨家将”就是在这时代出现的。）太宗于死前三年（994），正当李顺乱事未平之际，曾两次遣使往契丹议和，都为所拒绝。真宗咸平六年（1003），宋殿前都虞候王继忠孤军力战，为契丹所俘。他本是真宗藩邸的亲信，骁勇著名。契丹摄政太后萧氏，很器重他，授以高官，配以贵女。他既荷新宠，又感旧恩，一心要促成宋辽的和好。萧后和她朝中的领袖们对于边境的拉锯战也未尝不感厌倦，但怎肯平白休兵？次年，他们率领倾国的军队南下，同时由王继忠出面与宋朝通书约和，真宗用宰相寇准的定策，一面严密布置守御，并亲至澶渊（今河北濮阳县西南）督师，一面遣使赴契丹议和。契丹攻瀛州城不下，而其进迫澶渊的前锋的统帅（即去年擒王继忠者）又中伏弩死。两方且战且议的结果，便是所谓“澶渊之盟”。构和的条件载于两方交换的誓书内。兹将宋方的誓书录下。
　　维景德元年，岁次甲辰，十二月庚辰朔，七日丙戌，大宋皇帝谨致誓书于大契丹皇帝阙下：共遵成信，虔奉欢盟，以风土之宜，助军旅之费。每岁以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更不差使臣专往北朝，只令三司差人搬送至雄州交割。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或有盗贼逋逃，彼此无令停匿；至于垄亩稼穑，南北勿纵惊骚。所有两朝城池，并可依旧存守，淘濠完葺，一切如常。即不得创筑城隍，开拔河道。誓书之外，各无所求。必务协同，庶存悠久。自此保安黎献，慎守封陲。质于天地神祇，告于宗庙社稷。子孙共守，传之无穷。有渝此盟，不克享国。昭昭天鉴，当共殛之！……
　　据说，宋方的使人临行时，真宗吩咐他道：若不得已，许与契丹的岁币，不妨添到一百万。寇准却把使人召来，对他说：虽有御旨，若许过三十万，我便砍你的头。其后使人定约回来，真宗正在幕内用膳，不及召见，先差太监去探问。使人在幕外，不便扬声，只把三个指头向额上一点。那太监当为三百万禀报。真宗听了道：太多，也罢，姑且了事。
　　二
　　澶渊之盟后，宋朝边境保持了三十年完全的和平，而有西夏赵元昊之患。西夏原初的地域，大略包括今陕北的无定河以西、延水之北和绥远的鄂尔多斯。这区域在唐以来为羌族所散布。唐末，这区域的守将跋拔氏（北魏之后）割据自主，传世至宋。太宗时，西夏叛而复附，附而复叛。澶渊之盟前一年，西夏攻占灵州（今宁夏灵武县西南），盟后二年，又复就抚。是时西夏之于宋边，还不过是癣疥之患。至仁宗明道元年（1032），赵元昊（赵是太宗时赐姓）继位，而形势大变。元昊从小就是一个异凡的人物，不独精娴武事，并且通蕃（盖指藏族）汉文字，从法律书、兵书，以至佛典，无所不读；又能绘画，能出新意创制器物。他劝其父不要臣属中国。其父说：“我们三十年来，周身锦绮，都是宋朝所赐，怎好负恩？”他说：“穿兽皮，勤力牧畜，是蕃人的天性。大丈夫要为王为霸，锦绮算什么？”在继位之前，他曾领兵西征回鹘，连取了甘州和西凉府（并在今甘肃省河西地）。既继位，模仿宋朝制度，改革政府组织。自创西夏字根，命人演成西夏文字，又命人拿来译《孝经》《尔雅》《论语》等书（西夏文译的佛经和其他西夏文书现在还有留存）。他有蕃汉兵十五六万，仍都兴州（今宁夏省会）；西取回鹘的沙、瓜、肃三州（并在今甘肃河西），东南寇宋。他继位之初已私自改元，第七年（1038），便正式称帝，定国号为大夏。此后，宋在今陕西黄河近岸、延水流域，以迄甘肃的环县、庆阳、泾川、固原一带的边境上，和西夏展开四年的苦战。宋方的主要将帅是安阳人韩琦和苏州人范仲淹。范之参预这次军事，原是由韩的举荐，但初时二人的战略根本不同。韩主张集中兵力，深入进攻，一举击破敌主力。他也知道这是冒险的事，但他以为“大凡用兵，当置胜败于度外”。范却以为“承平岁久，无宿将精兵，一旦兴深入之谋，国之安危，未可知也”。“为今之计，宜严戒边城，使持久可守；实关内（即关中），使无虚可乘；若寇至边城，清野不与大战。关中稍实，（敌）岂敢深入？二三年间，彼自困弱。”他又主张军事与外交并用，亲自作书，劝元昊罢兵称臣，时人多以他为怯。庆历元年（1041），韩琦巡边至镇戎军（今甘肃固原），派兵数万，深入敌后，窥取羊牧隆城（今甘肃隆德附近），所遣的统领官贪利轻进，陷入敌人的大包围中，全军尽覆。兵士阵亡的，据当时边庭低折的报告，也有一万零三百人。这是宋与西夏战役中最惨的败仗，中外为之震撼。契丹乘这机会，蠢蠢欲动，次年便向宋朝提出割地的要求。宋朝只得增加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加原额三分之二），以为宽免割地的代价。经这一役的教训，韩琦只得接受范仲淹的清野固守政策。从此二人同心协力，作持久计。二人皆名重一时，人心归向，又皆号令严明，爱抚士卒，对近边的羌人部落，也推诚相与，恩威并用。士卒用命，羌人感畏，边境渐安。边民为之歌唱道：
　　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胆寒！
　　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这两位使西贼“心胆寒”“惊破胆”的大将可都不是雄赳赳的武夫，而是温雅雍容的儒者。那羌人尊称为“龙图老子”（因为他带“龙图阁直学士”衔）的范公，并且是一代的作手，他这时在军中的歌咏，为宋人所传诵的，兹录一首如下：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宋朝虽守住了西北边境，却谈不到犁庭扫穴。因为宋取防堵的战略，需要兵力特别多。自对西夏用兵以来，禁军从四十余万增至八十余万，军队的维持费自然照这比率增加，而战时的非常支出还不算。政府虽把税收入增到无可再增（例如以较真宗景德时，商税酒税皆增四倍余，盐税增一倍余），仍不敷甚巨，只得把太祖、太宗以来的储蓄，拿来支用。到西夏事定时，“百年之积，惟存空簿”了。朝廷对元昊自始就没有关闭和平的路，只要罢兵称臣，在相当限度内，银绢是不吝惜的。元昊见宋边无隙可乘，又适值国内发生严重的天灾，便于庆历三年（1043）遣使来讲和。两方所争的只是元昊称呼，来使所持元昊的文书自称“男邦尼定国兀卒上书父大宋皇帝”。兀卒是他自取的名，意思是“我的祖宗”。继后他的文书，竟直用汉译作“吾祖”。但这不过是一种讨价的刁难，次年元昊便答应取消这个怪名，而对国内自称夏国王，对宋称臣。宋朝则答应每年“赐”他绢十万匹，银七万两，茶四万斤。和议成后四年，元昊因为占夺新娶的媳妇，为其子所杀，年四十六。
　　三
　　范仲淹自从读书应举时，便“以天下为己任”。他常说，“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远在仁宗天圣三年（1025），即元昊僭号之前十三年，当他任大理寺丞（年三十七，登进士第后十年）时，他已看见国家隐伏的危机，上书朝廷，倡言改革。书中最精警的一段道：
　　圣人之有天下也，文经之，武纬之，此二道者，天下之大柄也……相济而行，不可斯须而去焉。……《道经》曰：“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又曰：“防之于未萌，治之于未乱。”圣人当福而知祸，在治而防乱。……我国家……自真宗皇帝之初，犹有旧将旧兵，多经战敌，四夷之患，足以御防。今天下休兵余二十载，昔之战者，今已老矣，今之少者，未知战事。人不知战，国不虑危，岂圣人之意哉？而况守在四夷，不可不虑。古来和好，鲜克始终。……今自京至边，并无关崄。其或恩信不守，衅端忽作，戎马一纵，信宿千里。若边少名将，则惧而不守，或守而不战，或战而无功，再扣澶渊，岂必寻好？未知果有几将，可代长城？伏望圣慈……与大臣论武于朝，以保天下。先命大臣密举忠义有谋之人，授以方略，委以边任；次命武臣密举壮勇出群之士，任以武事，迁其等差……列于边塞，足备非常。……至于尘埃之间，岂无壮士？宜复唐之武举，则英雄之辈，愿在彀中。此圣人居安虑危之备，备而无用，国家之福也。
　　除了国防整顿外，仲淹于官吏之选任、人才之储养、直谏之奖励、文风浮薄之救正、君德之修省，皆有所规陈。但他这封富于预言性的奏书竟未曾发生一点实际的影响。
　　庆历三年（1043），当元昊使来，西事大定之后，仲淹被召入朝为枢密副使，旋任参知政事，一时朝野倾心属目。他于就职的次月，上了一封“万言书”，条陈兴革事宜十项。这十项中除关于民生的两项（厚农桑，减徭役）外，其余大旨不出天圣三年的建议的范围，不过比从前更为周详，更为具体罢了。现在把其中比较最重要的六项归入四纲领，节述如下。
　　（一）关于国防建设的。恢复唐朝的府兵制：“先于畿内并近辅州府召募强壮之士，充京畿卫士，约五万人，以助正兵，足为强盛，三时务农……一时教战。……俟京畿近辅召募卫兵已成次第，然后诸道仿此渐可施行。”
　　（二）关于民生的。（甲）厚农桑：“请每年秋，降敕下诸路转运司，令辖下州军吏民各言农桑可兴之利，可去之害，或合开河渠，或筑堤堰陂塘之类，并委本州运选官计定工料，每岁于二月间兴役，半月而罢，仍具功绩闻奏。”（乙）减徭役：省并户口虚少的县份，使这些县民繁重的徭役可以减轻。（因人民须服役于县衙，县多户少，则役重。）
　　（三）关于科举制度的。“请诸路州郡有学校处奏举通经有道之士，专于教授，务在兴行。……重定外郡发解条约，须是履行无恶艺业及等者方得解荐，更不弥封试卷。……其考较进士以策论高、词赋次者为优等，策论平、词赋优者为次等。诸科经旨通者为优等，墨义通者为次等。……进士、诸科，并以优等及第者放选任官，次等及第者守本科选限。”
　　（四）关于用人行政的。（甲）明黜陟：是时成例，“文资三年一迁，武职五年一迁，谓之磨勘。……虽愚暗鄙猥，人莫齿之，而……坐至卿监丞郎者比比皆是”。仲淹请严定考绩之法，使无功不擢，有善必赏。（乙）抑侥幸：自真宗以后，恩荫愈滥，“两省至知杂御史以上，每遇（三年）南郊并（每年）圣节（皇帝生日）各奏一子充京官，少卿监奏一子充试衔……其大两省等官……复更（例外）每岁奏荐。……假有任学士以上官经二十年者，则一家兄弟子孙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仲淹请废圣节恩荫之例，其余恩荫的优待，亦大加减损。
　　仲淹任参知政事不满一年，便在怨谤丛集之下，不安于位而去。他所提出的改革方案中，复府兵一项因其他大臣一致反对，谈不到实施；变科举一项，已完全实行，但他去职后不久，旧制又被恢复；其他各项，若不是未及着手，便是才开了一点端绪，便因他的去职而停息。他去职后，出巡西北边，其后历知州郡，八年而殁（1053），谥文正。
　　仲淹字希文，二岁丧父，其母携他改嫁长山（在今山东）朱氏。初从朱姓，名说。至二十九岁，始复本姓，定今名。年二十一，中“学究”科。继后读书于长山的山寺中。这时他的生活很清苦，每日煮一锅粥，划为四块，早晚取两块，加上几茎齑菜和一些盐便算一餐。年二十三，得知自己的身世，立即带着琴剑，离开朱家。其母派人追及他，他说：“十年后，等我中了第，再来迎接母亲。”他投入南京（宋以商丘为南京）的府立学舍，在学舍中更加贫乏，有时连粥也不饱，夜间被盖不够，就和衣而睡。真宗巡幸南京学舍，生徒皆往观看，他独不出。南京留守的儿子和他同学，见他的情形和留守谈及。留守命人送了他好些肴馔，他收下，却一直等到腐败也不一动。留守的儿子问故，他说：“并非不感谢厚意，可是食粥已久，安之若素，一旦享受了这嘉肴，以后吃粥还吃得下么？”年二十七，登进士第。初仕为广德军司理参军（法官），常为断狱事和郡长官争是非。长官每盛怒临他，他一点也不摇动，归去便把和长官往来辩论的话记在屏风上，等到满任，整副屏风都写满了。后来知开封府时，有一宦官，倚势作威，中外畏惧，他独抗疏弹劾；自知此事危险，疏上之后，嘱咐诸儿子，他若不幸，以后他们不可做官，但在他墓旁设馆，教书度日。他虽显贵，常以俭约表率家人。非宴客，食不重肉。每夜就寝前，自计一日间自奉的费用和所做的事，若觉得两者可以相当，便熟睡，否则终夜不安，次日必设法做一有益于人的事以为抵补。他为次子娶妇，听说妇家以纱罗给她做帷幔，便怒道：“罗绮岂是做帷幔之物？我家一向清俭，怎得乱我家法？若敢拿来我家，必定把它当众烧掉。”他的起人景慕的遗闻轶事，可以写一本书，这里所选择的只代表他的不移于贫贱，不淫于富贵，不屈于威武的性格，即孟子所谓“大丈夫”的性格。
　　仲淹死后八年，当仁宗嘉祐五年（1060），王安石（时年四十）自江东提点刑狱任满应召，赴阙也上了一封“万言书”。他也觉得国家的现状非变革不可，但他认为变法的先决问题是人才的问题。照他的人才的标准，这时无论在中央或在地方，在位或在野，都缺乏人才。“今以一路数千里之间，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缓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职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简贪鄙下人至不可胜数。……朝廷每一令下，其意虽善，在位者犹不能推行，使膏泽加于民，而吏辄缘之为奸，以扰百姓。”为什么人才这样缺乏呢？他以为由于“教之、养之、取之、任之”不得其道。什么是“教之”之道呢？他以为国家应自都城以至乡镇，遍设学校，凡优秀的青年都取入学校，由国家供养，严选教师，教以“朝廷礼乐刑政之事”。所谓“刑政”之事，包括军事。“先王之时，士之所学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大小。……至于武事则随其才之大小无有不学者也。故其大者居则为六官之卿，出则为六军之将也。其次则比、闾、族、党之师，亦皆率两师旅之帅也。”什么是“养之”之道呢？他以为国家于取入学校和仕于政府的士人，应当“饶之以财，约之以礼（自婚、丧、祭、养、燕享，以至服食器用皆有定制），裁之以法”。什么是“取之”之道呢？他说“取人必于乡党、于庠序，使众人推其所谓贤能，书之以告于上而察之（试之以事），诚贤能也，然后随其德之大小、才之高下而官使之”。至于“任之”之道，则任期要久，职责要专，并待以严格的考绩之法。简单地说：要变法，积极方面当从政治和军事教育的普及化做起；消极方面当首先废除以文辞和记诵取士的科举制度。他认为这是逼切的需要，他警告仁宗以下面一类故事：
　　昔晋武帝趣过目前，而不为子孙长远之谋。当世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风俗荡然，弃礼义，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为非。有识者固知其将必乱矣。而其后果海内大扰，中国列于夷狄者二百余年。
　　但他这封书的效果和三十五年前（天圣三年）范仲淹所上的那封书一样。
　　四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无子，以从侄继，是为英宗。英宗在位四年，其子继，是为神宗。
　　神宗即位时才二十岁（以足岁计还未满十九岁）。他做皇子时，谦恭好学，优礼宾师，很得士林的称誉。他是感觉异常敏锐的人。他即位之初，和朝臣谈到太宗的死状，至于堕泪。他立志要兴振中国，收复燕云的失地，湔雪祖宗的耻辱。以稚年临御，承积弱之后，而发奋图强，在这一点上，他和汉武帝正相符同（他即位时比武帝长三四岁）。他一生的事业也似乎隐隐以武帝为榜样。但他的福命不如武帝：武帝寿六十九，他寿仅三十八。他所处的时代也和武帝所处的大不相同。武帝初年，当长期休息之后，公家的财力绰裕盈溢；而神宗即位时，不独府库虚竭，国计也濒于入不敷出了。武帝承景帝深文酷法、繁刑严诛的余风，其时主威赫铄，法为国是，令出必行；而宋太祖“誓不杀大臣及言事官”的家法，和真、仁两朝过度的宽柔，浸假造成政治上一种变态的离心力：以敌视当权为勇敢，以反对法令为高超，以言事得罪为无上的光荣。政府每有什么出乎故常的施为，必遭受四方八面寻瑕抵隙的攻击，直至它被打消为止。范仲淹的改革就在这样的空气里失败的。英宗朝因为追尊皇帝本生父的名号的小小问题（即所谓“濮议”，英宗本生父原为濮王），笔舌的战争就闹得天翻地覆。到神宗即位时，这种政治上变态的离心力久已积重难反了。再者，汉初去春秋战国“军事中心”的时代不久，尚武之风未泯，右文之政未兴，故将材易求，斗士易得，图强易效。宋初惩五季军人恣横之弊，一意崇文抑武，三衙实际的长官爵不过四品至六品，唐朝的武举制度也废而不行，军为世贱，士耻言兵，结果良将勇士，两皆寥落。神宗朝重大的战役多委之宦者季李，其时军事人材的缺乏可想见了。第二章北宋的外患与变法
　　神宗做皇子时，对王安石久已心仪神往。他即位时，安石方以前知制诰的资格，闲住在金陵。他正月即位，闰三月便命安石知江宁府，九月便命安石为翰林学士。其后三年间，安石遂历参知政事而至宰相。这王安石是江南西路临川县人。其父历知韶州及江宁府通判。他少年时代的优裕顺适和范仲淹恰成对照。据说他的“眼睛如龙”，读书过目不忘。他二十四岁便登进士第，本取第一，因赋卷中语犯忌讳，改置第四。可是他一生从没有和人谈及这件得意的失意事。他的诗文在文学史上都属第一流，并且为当代文宗欧阳修深所心折。欧初识他时，赠他的诗有“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之句，直以李白、韩愈相拟。他不独以文名，德行、政事也无不为侪辈所推服。他官知制诰时，他的夫人给他买了一个妾，那是当时达官应有的事，安石见了她，就问：“那里来的女子？”答道：“夫人叫我来侍候舍人的。”问她的来历，原来她的丈夫是一个军校，因运米损失，家产入官，还不够赔，便把她卖掉，得价九十万钱。安石立即命人把她的丈夫找来，让他们复为夫妇。他官知制诰后，居母丧，年已四十余，却尽极哀毁，在厅堂里以藁枯席地，坐卧其上。有一天，某知府给他送一封信，那差人看了他的样子，只当他是一个老仆，叫他递入内宅。他在藁席上拿了信就拆。那差人嚷骂道：“舍人的信，院子也拆得的么？”左右告诉差人那就是舍人！他于书卷外，一切嗜欲都异常淡薄，对衣食住都漠不关心。后来毁他的人便说他“囚首垢面而谈诗书”。他于荣禄也未曾表现过一点兴趣。宋朝的“馆职”（“三馆”是国家的图书馆和史馆）是朝廷储才待用的机关，地位极清高，也是仕宦上进必由之路。照例进士名列前茅的，初仕任满后可以请求考试馆职，他却不去请求。再经两任（三年一任）外官之后，大臣荐他去考试馆职，他也不赴。再历一任外官之后，朝廷直接授他馆职，他也不就。再经一任外官之后，朝廷又授他以更高的馆职，他于屡辞之后，才勉强俯就。但他不是没有办事的才能。他在政治上的好处，后来的史家极力埋没，但我们于他早年的政绩还可以找得一例：他知鄞县任满后，县人就给建立生祠。这样一个德行、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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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年早逝，中国史学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