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員與效率：計劃體製下的上海工業 epub pdf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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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這是作者的博士論文，作者花瞭大量的精力將1949-1980年的上海工業進行瞭梳理，本書綜閤運用曆史學與其他社會科學學科的研究方法，力求通過實證取得創新與突破，在計劃經濟體製問題上，注重中蘇兩國的比較研究。作者為瞭獲得曆史的現實感和個體的主觀感受，先後采訪瞭上海華通開關廠、上海柴油機廠，上海五和針織廠，老鳳祥銀樓等上海老工廠的部分退休乾部和老工人，並對上海社科院曆史所珍藏的20世紀50年代的工人采訪記錄進行係統的整理，得齣的結論資深而科學，具有一定的創新性。

內容簡介

　　中國改革開放前粗放型的經濟增長方式以及低下的經濟效益，給後人留下瞭太過深刻的印象，以至於我們很少能發現同時期國傢在追求效率上做齣的努力。本書認為，1949年後的中國是在短缺的社會資源基礎上實現其工業化訴求的，工業經濟的高速增長顯示瞭中國計劃經濟和勞動激勵的獨有效率。以生産指標構築起來的指令體係和賞罰體係，是國傢推動經濟增長的核心驅動器；對勞動競賽等群眾運動式的生産動員方式的青睞，是國傢常用的一種針對勞動者個人的激勵辦法。然而，這種激勵機製在換來經濟高增長的同時，是不可計量的效益流失。

作者簡介

　　林超超，女，1986年2月生，福建福州人，現為上海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華中師範大學曆史文化學院曆史學基地班本科，復旦大學曆史學係碩博連讀，2013年獲得曆史學博士學位，同年入職上海社會科學院曆史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嚮為當代基層社會與勞工政治。迄今為止，先後在《社會學研究》《社會》《開放時代》《史林》《中國經濟史研究》等雜誌上發錶學術論文十數篇，2014年主持一項國傢社科基金青年項目“階級身份與上海工人的物質生活研究（1949－1965）”。

目錄

跨過1949:20世紀中國整體研究芻議（代序）……馮筱纔1
緒論
一、 問題的提齣1
二、 文獻綜述2
三、 幾個概念的厘清6
四、 研究思路與論述框架8
五、 研究方法與主乾資料10
第一章 政權更替與上海工業企業的改製14
第一節 接管與改造14
一、 私營經濟的恢復與改造15
二、 國營經濟的建立與管理17
第二節 從民主改革到生産改革20
一、 國營企業的民主改革20
二、 私營企業的民主改革23
第三節 蘇聯模式的擱置28
小結34
第二章 計劃與效率：“大躍進”前的製度化管理43
第一節 技術普及43
一、 學徒製度的演變44
二、 技工學校的培訓47
三、 “先進經驗”的推廣49
第二節 組織管理54
一、 計劃管理55
二、 指標激勵58
三、 內部監督63
四、 國傢監督71
第三節 勞動激勵73
一、 生産動員與勞動競賽的興起74
二、 勞動競賽的製度化76
三、 “難産”的經濟激勵84
四、 工廠裏的政治文化89
小結91
第三章 動員與效率：“大躍進”中的計劃管理失序108
第一節 權力下放與指標體係的失控108
第二節 技術革命與國傢動員114
第三節 “鞍鋼憲法”與反製度化管理124
小結130
第四章 糾不瞭的偏：“大躍進”後的製度重建138
第一節 “大躍進”之後的經濟糾偏138
一、 指標收縮138
二、 精減人員142
第二節 《工業七十條》的問世149
第三節 試辦托拉斯154
第四節 “三五”計劃的編製164
小結167
第五章 穩住生産：特殊年代的工業組織175
第一節 “社教”運動中的工業組織176
第二節 “文化大革命”中的工業組織181
一、 革命與生産的拉鋸181
二、 “工人造反派”的行動185
三、 計劃管理的失常與恢復190
四、 “七·二一”大學的興起195
第三節 “四五”計劃期間的經濟體製改革199
小結202
第六章 效率優先與上海工業企業的改製210
第一節 政治變局與經濟糾偏210
第二節 打破禁區212
一、 “洋奴買辦”212
二、 “企業自治”和“利潤掛帥”215
三、 “奬金掛帥”217
第三節 理論重建219
小結223
結語227
參考文獻231
後記248

前言/序言

　　跨過1949：20世紀中國整體研究芻議
　　（代序）馮筱纔
　　1949年以後中國曆史的研究正在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齣於對當代史研究前景和學術價值的判斷，我們開始鼓勵近現代史專業的學生，跨過1949年的門檻去尋找新的選題。林超超自2008年在復旦大學攻讀碩士學位之時，便在我的指導下大量搜集和翻閱相關方麵的檔案和文獻，從事當代上海基層社會的研究。本書是由其博士學位論文修改而成。她的研究實踐瞭我們對於當代史學科建設的預想。本人曾將關於當代史學科建設的一些想法整理發錶於《社會科學》（2012年第5期），這裏乃以此舊作代序。
　　20世紀，中國之巨變有目共睹，但是，這場巨變如何發生？在人類曆史上有何意義？對於全球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之思考有何藉鑒？這些問題至今仍鮮有答案。因此，將20世紀中國曆史，置於國際人文社會科學知識體係之中，通過紮實研究，深入思考其背後可能存在的理論創新，可能是新一代從事中國研究的學者必須麵對的任務。
　　就中國大陸當下研究現狀來說，能從某個角度切入對20世紀曆史作整體考察的學術成果較為少見。究其原因，個人認為是與研究者難以跨越慣常的時間分期或曆史分期有關。例如，1949年，在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者眼裏，便經常是一個難以逾越的邊界。從“革命史觀”齣發，1949年象徵著“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個嶄新階段。政權的更替，不僅意味著統治體係的全麵革新，也暗示著兩段截然不同的新舊曆史。在較早時期，一些研究者從“政治正確”的立場齣發，認為原來社會體係裏種種不適宜的事物與現象，在新的社會中正在被清掃一空。他們在研究20世紀中國曆史時，便自然就會將1949年視為一個乾坤大挪移的按鈕，不習慣把許多問題置於更長時段的曆史中作整體考察。
　　這種曆史分期意識，反映在中國史專業分工上，便是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者，多以1949年為研究時段的下限。中共建政後的曆史，在一些曆史學人的眼裏，常常不屬於規範學術研究的範圍。此前專門從事“當代史”研究的學者，亦主要集中於一些官方研究機構，其工作主要在總結1949年後中共治理國傢的經驗教訓，因此，他們不大會去探究1949年前後曆史的異同，更遑論在對20世紀作整體研究的基礎上建立貫通性理解。曆史學以外的其他社會科學研究者，其對當代中國的關注，則主要聚焦於1978年之後的30年，此前的曆史鮮人問津，是故，其研究結論多半缺乏確實的曆史維度。
　　正因為如此，公眾甚至學者相關的曆史知識便缺乏整體性，呈現齣嚴重的斷裂化與碎片化，人們很難將這些知識與對現實世界的問題思考連接起來。但如果我們把視野放寬，從20世紀曆史齣發去進行比較，去瞭解傳統中國的一些本質特徵，可能會更能促使有理論深度的學術成果的産生。同時，今日中國的諸多變化，往往也可以從20世紀整體史中找到關鍵綫索。30餘年以來，盡管中國在改革實踐上開闢瞭一條新的發展道路，擺脫瞭西方學術界熟悉的發展模式，然而，中國的學者，卻鮮見有人對此提齣令人信服的解釋。同時，對這個變遷過程中湧現齣來的許多問題，目前學術界也沒有提齣切實的解決方案，更沒有形成創新性的社會科學理論，與中國的經濟發展一樣獲得國際性的尊敬。為何會有此種局麵？我認為，除去“套用西方理論”及眾所周知的“政治自律”等原因外，也與研究使用的資料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對曆史的研究，必須以原始史料為依據，在堅實可靠的史料基礎上重建史實，同時不以某種先驗的結論為研究前提。研究者應本著“求真”的態度，對曆史進行深入的研究，並對背後存在的問題進行閤理的解釋。但眾所周知的是，目前人文社科界對20世紀後半葉曆史的研究，其資料主要來源於公開的資訊以及調查與問捲。但在中國大陸目前不健全的資訊發布體係之下，僅數據本身便存在天然的缺陷。二三十年前，由於中國曾經長期與西方國傢處於互相對立的狀態，研究者很難獲得一手資料，他們能利用的資料主要包括報刊、官方公布資料、統計數據以及田野調查訪問所得。這些資料的性質決定瞭相關研究成果的質量，並影響瞭西方學者思考問題的路徑。實際上，20世紀以來的中國曆史，比其他任何時段給後人留下的資料都要多，尤其中共建政後，對檔案的重視前所未有。然而，基於大量資料解讀與內部視野觀察基礎上的研究成果，無論中外學者都不多見。
　　那麼，現在的史料開放程度，是否為學者跨過1949年，進行20世紀曆史的整體研究打下瞭必需的基礎呢？答案無疑是肯定的。20世紀90年代後，中國政府開始逐步按照檔案法的規定，要求各地檔案館嚮公眾開放大量原屬於保密範圍的檔案。許多地方檔案機構在一定程度上開始執行檔案解密與開放的規定，嚮利用者提供中共建政後30年間的檔案，案捲數量為數甚巨。這些資料與此前被廣泛引用的公開齣版品，在信息含量方麵顯然有重大差彆，如果研究者能充分利用這些新史料，相信會對過去的曆史與特定的問題有全新的認識。當然，在關注開放檔案的同時，我們也注意到，最近一二十年以來，各類民間史料也層齣不迭。比如個人日記、基層單位檔案、非正式齣版的報刊，等等。如果能對這些資料有係統地收集整理，相信會對研究者帶來很大的便利。不過，我們也要注意到1949年後的檔案不少是手寫的文字，識彆與抄錄都需要足夠的經驗。各地基層政府的資料，內容同質化現象很嚴重，如何從中發現有價值的問題，這都需要經驗的積纍，短時間內不容易取得突破性的研究進展。檔案的利用，亦必須與其他紙質史料的發掘與運用以及口述曆史、田野調查等緊密結閤起來。同時，我們也要注意將1949年以後的資料與此前的資料結閤起來理解。一個跨時間的整體史觀對我們研究1949年後的中國曆史是必需的。
　　隨著檔案開放程度的提高，以及民間史料的挖掘，1949年以後中國曆史的研究已經受到越來越多學者的關注。在此基礎上，如果能夠藉鑒西方通行的概念歸納與闡述，也許便可以提齣真正原創性的理論觀點。其實，目前中外學界已經有一些研究者注意到這些資料的價值，通過研究獲得瞭一些初步性的結論，隻是尚未引起廣泛的重視。20世紀中國的曆史，對整個人類文明來說，都是極為特殊的一種經驗。同時，我相信它也是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的一個重要的富礦。既然此前的學者能夠通過對歐洲經驗的總結，提齣豐富多彩的概念理論，那麼，為何中國20世紀的曆史經驗，就不能提供類似的理論創新基礎呢？在這方麵，我相信中國的學者有天然的優勢。無論是文化語言還是直接體驗，以及在資料搜集與文本解讀方麵的能力，都非常有利於研究的開展。最近30年西方理論的引介，也為學者們提供瞭大量的思想資源，因此，個人認為，現在應該是到瞭20世紀中國研究可以有所突破的時候瞭。
　　不過，史料的豐富，未必能夠帶來卓越的學術成果。要提升學術成果的研究質量，首先需要研究者在研究規範方麵達成共識。否則研究者很難有效利用能獲得的材料，亦無法對曆史有整體的看法。如何將大量的史料，如檔案、報刊、私稿以及口述等納入有效的整理框架，在學術規範的軌道上，對當代中國的曆史進行嚴肅討論，是當代史學者麵臨的當務之急。其次，多學科的交流亦甚為關鍵。對中共建政以來的曆史的研究，更多的成果並非在曆史學界，而是由社會科學界的學者所做齣的。因此，如何將當代史研究與此前已經積纍數十年的社會科學理論連接起來，並與這些既有的問題進行對話，便顯得尤為重要。
　　如果社會科學學者與曆史學者均能放棄各自的偏見，越過1949年，把20世紀曆史作整體的考察，那麼，可以預期學術界對於中國研究的深度會大大加強。曆史學者或許在史料的發掘與整理方麵有更多優勢。如果大傢能攜手建立一些大型資料庫，無論是社會經濟發展資料數據，還是現存檔案資料的目錄提要檢索係統，或人物口述史料的係統整理，或許都能解決有效數據不足的問題。同時，學術界若能整閤各種資源，成立一些跨單位、跨專業的研究群，吸引一綫研究的學者，並與海外學者展開密切交流。這樣，便可以預期，未來將在20世紀的整體研究領域取得一批較高質量的學術成果。學風浮躁，有時未必完全是學者的職業道德問題，更加是某種學術機製或環境的産物。如果學術界能對20世紀的中國曆史進行深入的分析，並且提齣富有創見的解釋。那麼，無論是對理性公共政策的製定，還是國民素質的普遍提高，都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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