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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是作者的博士论文，作者花了大量的精力将1949-1980年的上海工业进行了梳理，本书综合运用历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学科的研究方法，力求通过实证取得创新与突破，在计划经济体制问题上，注重中苏两国的比较研究。作者为了获得历史的现实感和个体的主观感受，先后采访了上海华通开关厂、上海柴油机厂，上海五和针织厂，老凤祥银楼等上海老工厂的部分退休干部和老工人，并对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珍藏的20世纪50年代的工人采访记录进行系统的整理，得出的结论资深而科学，具有一定的创新性。

内容简介

　　中国改革开放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以及低下的经济效益，给后人留下了太过深刻的印象，以至于我们很少能发现同时期国家在追求效率上做出的努力。本书认为，1949年后的中国是在短缺的社会资源基础上实现其工业化诉求的，工业经济的高速增长显示了中国计划经济和劳动激励的独有效率。以生产指标构筑起来的指令体系和赏罚体系，是国家推动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器；对劳动竞赛等群众运动式的生产动员方式的青睐，是国家常用的一种针对劳动者个人的激励办法。然而，这种激励机制在换来经济高增长的同时，是不可计量的效益流失。

作者简介

　　林超超，女，1986年2月生，福建福州人，现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历史学基地班本科，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硕博连读，2013年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同年入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主要研究方向为当代基层社会与劳工政治。迄今为止，先后在《社会学研究》《社会》《开放时代》《史林》《中国经济史研究》等杂志上发表学术论文十数篇，2014年主持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阶级身份与上海工人的物质生活研究（1949－1965）”。

目录

跨过1949:20世纪中国整体研究刍议（代序）……冯筱才1
绪论
一、 问题的提出1
二、 文献综述2
三、 几个概念的厘清6
四、 研究思路与论述框架8
五、 研究方法与主干资料10
第一章 政权更替与上海工业企业的改制14
第一节 接管与改造14
一、 私营经济的恢复与改造15
二、 国营经济的建立与管理17
第二节 从民主改革到生产改革20
一、 国营企业的民主改革20
二、 私营企业的民主改革23
第三节 苏联模式的搁置28
小结34
第二章 计划与效率：“大跃进”前的制度化管理43
第一节 技术普及43
一、 学徒制度的演变44
二、 技工学校的培训47
三、 “先进经验”的推广49
第二节 组织管理54
一、 计划管理55
二、 指标激励58
三、 内部监督63
四、 国家监督71
第三节 劳动激励73
一、 生产动员与劳动竞赛的兴起74
二、 劳动竞赛的制度化76
三、 “难产”的经济激励84
四、 工厂里的政治文化89
小结91
第三章 动员与效率：“大跃进”中的计划管理失序108
第一节 权力下放与指标体系的失控108
第二节 技术革命与国家动员114
第三节 “鞍钢宪法”与反制度化管理124
小结130
第四章 纠不了的偏：“大跃进”后的制度重建138
第一节 “大跃进”之后的经济纠偏138
一、 指标收缩138
二、 精减人员142
第二节 《工业七十条》的问世149
第三节 试办托拉斯154
第四节 “三五”计划的编制164
小结167
第五章 稳住生产：特殊年代的工业组织175
第一节 “社教”运动中的工业组织176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中的工业组织181
一、 革命与生产的拉锯181
二、 “工人造反派”的行动185
三、 计划管理的失常与恢复190
四、 “七·二一”大学的兴起195
第三节 “四五”计划期间的经济体制改革199
小结202
第六章 效率优先与上海工业企业的改制210
第一节 政治变局与经济纠偏210
第二节 打破禁区212
一、 “洋奴买办”212
二、 “企业自治”和“利润挂帅”215
三、 “奖金挂帅”217
第三节 理论重建219
小结223
结语227
参考文献231
后记248

前言/序言

　　跨过1949：20世纪中国整体研究刍议
　　（代序）冯筱才
　　1949年以后中国历史的研究正在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出于对当代史研究前景和学术价值的判断，我们开始鼓励近现代史专业的学生，跨过1949年的门槛去寻找新的选题。林超超自2008年在复旦大学攻读硕士学位之时，便在我的指导下大量搜集和翻阅相关方面的档案和文献，从事当代上海基层社会的研究。本书是由其博士学位论文修改而成。她的研究实践了我们对于当代史学科建设的预想。本人曾将关于当代史学科建设的一些想法整理发表于《社会科学》（2012年第5期），这里乃以此旧作代序。
　　20世纪，中国之巨变有目共睹，但是，这场巨变如何发生？在人类历史上有何意义？对于全球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之思考有何借鉴？这些问题至今仍鲜有答案。因此，将20世纪中国历史，置于国际人文社会科学知识体系之中，通过扎实研究，深入思考其背后可能存在的理论创新，可能是新一代从事中国研究的学者必须面对的任务。
　　就中国大陆当下研究现状来说，能从某个角度切入对20世纪历史作整体考察的学术成果较为少见。究其原因，个人认为是与研究者难以跨越惯常的时间分期或历史分期有关。例如，1949年，在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者眼里，便经常是一个难以逾越的边界。从“革命史观”出发，1949年象征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一个崭新阶段。政权的更替，不仅意味着统治体系的全面革新，也暗示着两段截然不同的新旧历史。在较早时期，一些研究者从“政治正确”的立场出发，认为原来社会体系里种种不适宜的事物与现象，在新的社会中正在被清扫一空。他们在研究20世纪中国历史时，便自然就会将1949年视为一个乾坤大挪移的按钮，不习惯把许多问题置于更长时段的历史中作整体考察。
　　这种历史分期意识，反映在中国史专业分工上，便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者，多以1949年为研究时段的下限。中共建政后的历史，在一些历史学人的眼里，常常不属于规范学术研究的范围。此前专门从事“当代史”研究的学者，亦主要集中于一些官方研究机构，其工作主要在总结1949年后中共治理国家的经验教训，因此，他们不大会去探究1949年前后历史的异同，更遑论在对20世纪作整体研究的基础上建立贯通性理解。历史学以外的其他社会科学研究者，其对当代中国的关注，则主要聚焦于1978年之后的30年，此前的历史鲜人问津，是故，其研究结论多半缺乏确实的历史维度。
　　正因为如此，公众甚至学者相关的历史知识便缺乏整体性，呈现出严重的断裂化与碎片化，人们很难将这些知识与对现实世界的问题思考连接起来。但如果我们把视野放宽，从20世纪历史出发去进行比较，去了解传统中国的一些本质特征，可能会更能促使有理论深度的学术成果的产生。同时，今日中国的诸多变化，往往也可以从20世纪整体史中找到关键线索。30余年以来，尽管中国在改革实践上开辟了一条新的发展道路，摆脱了西方学术界熟悉的发展模式，然而，中国的学者，却鲜见有人对此提出令人信服的解释。同时，对这个变迁过程中涌现出来的许多问题，目前学术界也没有提出切实的解决方案，更没有形成创新性的社会科学理论，与中国的经济发展一样获得国际性的尊敬。为何会有此种局面？我认为，除去“套用西方理论”及众所周知的“政治自律”等原因外，也与研究使用的资料有相当密切的关系。
　　对历史的研究，必须以原始史料为依据，在坚实可靠的史料基础上重建史实，同时不以某种先验的结论为研究前提。研究者应本着“求真”的态度，对历史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对背后存在的问题进行合理的解释。但众所周知的是，目前人文社科界对20世纪后半叶历史的研究，其资料主要来源于公开的资讯以及调查与问卷。但在中国大陆目前不健全的资讯发布体系之下，仅数据本身便存在天然的缺陷。二三十年前，由于中国曾经长期与西方国家处于互相对立的状态，研究者很难获得一手资料，他们能利用的资料主要包括报刊、官方公布资料、统计数据以及田野调查访问所得。这些资料的性质决定了相关研究成果的质量，并影响了西方学者思考问题的路径。实际上，20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比其他任何时段给后人留下的资料都要多，尤其中共建政后，对档案的重视前所未有。然而，基于大量资料解读与内部视野观察基础上的研究成果，无论中外学者都不多见。
　　那么，现在的史料开放程度，是否为学者跨过1949年，进行20世纪历史的整体研究打下了必需的基础呢？答案无疑是肯定的。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政府开始逐步按照档案法的规定，要求各地档案馆向公众开放大量原属于保密范围的档案。许多地方档案机构在一定程度上开始执行档案解密与开放的规定，向利用者提供中共建政后30年间的档案，案卷数量为数甚巨。这些资料与此前被广泛引用的公开出版品，在信息含量方面显然有重大差别，如果研究者能充分利用这些新史料，相信会对过去的历史与特定的问题有全新的认识。当然，在关注开放档案的同时，我们也注意到，最近一二十年以来，各类民间史料也层出不迭。比如个人日记、基层单位档案、非正式出版的报刊，等等。如果能对这些资料有系统地收集整理，相信会对研究者带来很大的便利。不过，我们也要注意到1949年后的档案不少是手写的文字，识别与抄录都需要足够的经验。各地基层政府的资料，内容同质化现象很严重，如何从中发现有价值的问题，这都需要经验的积累，短时间内不容易取得突破性的研究进展。档案的利用，亦必须与其他纸质史料的发掘与运用以及口述历史、田野调查等紧密结合起来。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将1949年以后的资料与此前的资料结合起来理解。一个跨时间的整体史观对我们研究1949年后的中国历史是必需的。
　　随着档案开放程度的提高，以及民间史料的挖掘，1949年以后中国历史的研究已经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在此基础上，如果能够借鉴西方通行的概念归纳与阐述，也许便可以提出真正原创性的理论观点。其实，目前中外学界已经有一些研究者注意到这些资料的价值，通过研究获得了一些初步性的结论，只是尚未引起广泛的重视。20世纪中国的历史，对整个人类文明来说，都是极为特殊的一种经验。同时，我相信它也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富矿。既然此前的学者能够通过对欧洲经验的总结，提出丰富多彩的概念理论，那么，为何中国20世纪的历史经验，就不能提供类似的理论创新基础呢？在这方面，我相信中国的学者有天然的优势。无论是文化语言还是直接体验，以及在资料搜集与文本解读方面的能力，都非常有利于研究的开展。最近30年西方理论的引介，也为学者们提供了大量的思想资源，因此，个人认为，现在应该是到了20世纪中国研究可以有所突破的时候了。
　　不过，史料的丰富，未必能够带来卓越的学术成果。要提升学术成果的研究质量，首先需要研究者在研究规范方面达成共识。否则研究者很难有效利用能获得的材料，亦无法对历史有整体的看法。如何将大量的史料，如档案、报刊、私稿以及口述等纳入有效的整理框架，在学术规范的轨道上，对当代中国的历史进行严肃讨论，是当代史学者面临的当务之急。其次，多学科的交流亦甚为关键。对中共建政以来的历史的研究，更多的成果并非在历史学界，而是由社会科学界的学者所做出的。因此，如何将当代史研究与此前已经积累数十年的社会科学理论连接起来，并与这些既有的问题进行对话，便显得尤为重要。
　　如果社会科学学者与历史学者均能放弃各自的偏见，越过1949年，把20世纪历史作整体的考察，那么，可以预期学术界对于中国研究的深度会大大加强。历史学者或许在史料的发掘与整理方面有更多优势。如果大家能携手建立一些大型资料库，无论是社会经济发展资料数据，还是现存档案资料的目录提要检索系统，或人物口述史料的系统整理，或许都能解决有效数据不足的问题。同时，学术界若能整合各种资源，成立一些跨单位、跨专业的研究群，吸引一线研究的学者，并与海外学者展开密切交流。这样，便可以预期，未来将在20世纪的整体研究领域取得一批较高质量的学术成果。学风浮躁，有时未必完全是学者的职业道德问题，更加是某种学术机制或环境的产物。如果学术界能对20世纪的中国历史进行深入的分析，并且提出富有创见的解释。那么，无论是对理性公共政策的制定，还是国民素质的普遍提高，都是大有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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