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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汇集了2015年度中国社会学年会评选的优秀论文，以“经济新常态下的社会改革与社会治理”为主题，内容涉及经济社会学、社会分层与流动、社会治理和社会心态等，体现了当前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新进展以及各界学者探讨的热点话题，对于从事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来说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作者简介

李斌，男，出生于1963年，湖南省武冈县人。现任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学会常务理事，教育部社会学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1990年9月～1993年7月，在西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2000年9月～2003年8月，在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攻读博士学位。1981年～1990年在湖南省武冈县先后就职于小学、初中和高中。1993年在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工作。2003年12月～2006年3月于北京师范大学民俗学与社会发展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从事科研工作。2009年4月～2010年4月，任美国斯坦佛大学亚太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印第安纳大学多样化项目国际高级研究员。从事社会分层与流动、社会政策与社会管理等方面的研究。
潘泽泉，男，汉族，1970年11月生，湖南武冈人，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南大学社会学系主任，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人选，湖南省宣传文化系统“五个一批”优秀人才，中南大学“升华育英计划”人选，中南大学“人文社科杰出青年”人才，中国社会学会理事，湖南省社会学会副秘书长，中南大学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农民工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南大学和谐社会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南大学公共政策与地方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大国治理》编辑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社会发展与社会政策、社会心理与行为研究。

目录

讲话与致辞
在中国社会学会2015年学术年会上的讲话【李培林】
中国社会学会2015年学术年会开幕词【李　强】

一等奖论文
社会服务组织的边界生产
　　——基于Z市家庭综合服务中心的研究【黄晓星　杨　杰】
“选择性放任”：基层民主制度下的国有企业劳动治理逻辑
　　——基于Z市南厂的案例研究【贾文娟】
“项目制”下村庄“政治经纪”的结构性变化
　　——基于对川甘交界L村的观察【刘　伟　张逸君】
发展与控制之间：中国政府部门管理社会组织的策略变革【田　凯】
被裹挟的国家：基层治理的行动逻辑与乡村自主
　　——以黄江县“秸秆禁烧”事件为例【田　雄　郑家昊】
“老字号”企业品牌创新及其影响因素【尉建文　黄　莉】

二等奖论文
“国家与社会”分析框架的应用与限度
　　——以社会学论域中的研究为分析中心【丁惠平】
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与农民工职业病维权的蜂巢行动主义困境
　　——以深圳“尘肺门”为例【范璐璐　吴子峰】
政治机会弹性化与信访消解机制效果差异化
　　——基于信访抗争过程的类型化分析【何　欢】
乡村宗族精英的道德权威及其治理价值：基于华南某山村修谱案例的讨论【何子文】
东道国政党政治下的劳资冲突：以中色集团在赞比亚的遭遇为例【李国武　陈姝妤】
跌入次级劳动力市场的“天之骄子”【李　骏】
精神性：宗教团体的社会服务研究
　　——基于对岳阳市基督教岳阳堂的调查【谢新华　覃　村】
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犯罪时空结构探析——以G省农民工为例【谢　宇】
“半熟人社会”中的宗教信仰与人际信任
　　——基于2010年CGSS数据的实证分析【徐立成】
变中有“理”：合作村治与农民理事会
　　——基于“赣南模式”的案例研究【许龙飞　郑庆杰】
韦伯“中国命题”与儒家传统文化研究
　　——杜维明与黄宗智思想理路辨析【杨国庆　郑　莉】
二孩对城镇青年平衡工作家庭的影响
　　——基于中国妇女社会地位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杨　慧　吕云婷　任兰兰】
乡村社会中社会记忆的传承——基于江北刁村的研究【姚德薇　章姗霞】

前言/序言

在中国社会学会2015年学术年会上的讲话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李培林

尊敬的湖南省各位领导，各位同仁，各位来宾：
大家上午好！湖南自古就有“惟楚有材，于斯为盛”之誉，近代以来湖南更是风云际会、人杰地灵之地。今天，我们会聚在这里，参加中国社会学会2015年学术年会，我谨代表中国社会科学院对这次盛会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关心和支持这次会议的湖南省委、省政府和长沙市委、市政府，对承办这次会议并做了大量辛苦而细致工作的中南大学表示衷心感谢！
2015年非同寻常，既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一年，也是全面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还是“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和“十三五规划”的谋划之年。作为一种学界回应，本次学术年会以“经济新常态下的社会改革与社会治理”为主题，意义重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就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经济新常态的核心要义就是经济增长变速、产业结构升级、发展动力转换。我国经济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不能简单地把经济新常态理解为增长速度的变缓，经济新常态下面临着诸多新挑战，但也同样孕育着一些必须把握的新机遇。
经济新常态还有着深刻的社会意涵，在经济新常态下，社会转型和社会进步的巨轮仍在破浪前行。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不仅需要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行政体制改革，也迫切地需要强化社会体制改革、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我国经过37年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综合国力显著增强，人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但与此同时，在快速的工业化、城镇化过程中，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容易产生的一些社会问题也集中显现，如城乡、区域和社会成员之间的发展差距较大，利益格局调整中的矛盾较多，就业、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社会体制还不完善，不符合社会进步、不和谐、不文明的现象时有发生。应当高度重视的是，这些矛盾和问题，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容易暂时被吸纳和遮蔽，但在经济增速放缓、结构调整、动力转化和财政压力增大的新形势下更容易凸显。
我们必须要通过深化经济和社会体制改革，进一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促进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加快社会治理体制创新和现代化转型进程，激发社会活力，处理好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创新社会治理体制、推进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核心议题，不仅涉及要处理好政府与社会的关系，还涉及要处理好市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处理好不同社会阶层和群体之间的关系。必须全面地系统地弄清楚，哪些社会事务需要政府、市场和社会共同承担，哪些可以或者需由它们各自分担，从而建立起高效、快捷、低成本的经济社会运行体制机制。
在全面深化经济社会体制改革，加快推进社会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过程中，社会转型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态势值得我们高度关注。这些新态势包括城镇化发展的新态势、就业和劳动力供求关系的新态势、收入分配变化的新态势、职业结构变动的新态势、居民生活消费的新态势、老龄化的新态势，等等。在这些方面，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情况，与改革开放第一个30年时期的情况相比，已经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有些变化是带有转折性的变化。我们社会学工作者有责任弄清楚这些变化所带来的新的机遇和挑战，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在第二个30年中的持续稳定发展做出贡献。
各位同仁，经济新常态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新机遇、新动力、新变化，经济新常态也伴随着新矛盾、新问题、新风险。社会改革与社会治理不仅关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实挑战，也关乎未来的长期发展和社会稳定。经济新常态阶段的到来，对中国社会学的研究和探索提出了新的任务，也为中国社会学的发展提供了新的机遇和广阔空间。如果说过去30年是中国社会学发展的“黄金30年”，经济新常态下社会各界对社会建设和社会治理的空前重视及中国社会学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将开启中国社会学发展的新的更高水平的“黄金时代”！
最后，预祝本次年会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中国社会学会2015年学术年会开幕词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　李强

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各位来宾，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上午好！
中国社会学会2015年学术年会在风景秀丽、文化根基雄厚的岳麓山旁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社会学界的近1600人参加此次盛会，我谨代表中国社会学界参会的全体同仁，向承办此次会议的中南大学以及协办单位——长沙市民政学院、湖南女子学院，对于他们认真组织、精心办会的努力，对于湖南省委宣传部领导的支持，对于中南大学领导给予的支持，表示最为诚挚的谢意！
一　中国社会学的大发展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需要
本次年会已经是中国社会学会的第25次学术年会了。此次年会所办论坛有59个之多，是历届以来最多的，覆盖了社会学学科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众多领域。参会人数近1600人，也是历届以来最多的。昨天召开理事会，新批准了学会所属的专业委员会，目前学会所辖的二级学会已经有33个之多。这些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社会学的发展壮大，正如党中央领导曾经指出的：我们迎来了社会学发展的春天。
社会学的发展也得益于全国统一的社会学学会，得益于同仁们的参与和交流。中国社会科学的主干学科，像社会学这样，有着全国统一学会的并不多见。
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发展与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一直是同步的。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对于社会学学科有着极大的需求。中国社会学学科的发展也是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才得以实现的。
36年以前，在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的倡导下，我国恢复了社会学学科。在经历了最初的学习成长阶段以后，社会学迎来了今天的大发展的局面。
社会学能够有今天的大发展，离不开社会学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特别是老一代社会学家的贡献。在此，特别要提到的是，在去年社会学年会以后，中国社会学会名誉会长、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郑杭生先生于2014年11月9日不幸病逝。郑教授的离世，是中国社会学界的重大损失。在此我谨代表中国社会学会，再次对于郑杭生教授多年来在社会学复建、发展过程中的重要贡献，表示最为诚挚的敬意。
社会学是一门经世致用之学，社会学学科的发展与我国改革开放的事业是紧密相连的。如果我们把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社会的发展分成两个大的阶段，即分成新常态以前的高增长时期和新常态以来的新时期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一个阶段，经济高增长时期，经济学起的作用比较突出。因为，我国改革的第一个阶段，核心是经济体制改革、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体制，市场化改革步伐走得比较快，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是，当我们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改革，进一步深化改革（也就是第二阶段）的时候，却发现，单一地推进经济发展已经不可能了。因为，这时“发展”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包括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城乡的不平衡、贫富群体的不平衡、物质发展与精神发展的不平衡等等，所有这些不平衡可以概括为：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即经济虽然得到了发展，但是社会建设远远没有跟上。
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在经济新常态的时期，我们要进一步深化改革，特别是要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中央提出：“我国发展进入新阶段，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中国市场改革目前遇到了艰难的困境。从社会学的角度看，这个艰难并不仅仅在于市场本身，而在于我们有没有与市场相配套的社会体制、社会机制，所以市场发展和社会发展同样重要。如果没有社会的发展，市场也不可能真正发展起来，这个也是我们下一步发展面临的最重大的问题之一。必须建立与市场机制相匹配的社会机制，否则市场发育就十分艰难。完善的社会机制是完善的市场机制的基础。
所以，社会学认为，现在面临的最为突出的问题是发展失衡，特别是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失衡问题。正是在这个局面下，中央提出了经济新常态的思路，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这些都是针对着我国经济发展与其他发展之间的不平衡问题的，而经济与社会的不平衡是核心问题。在调整社会发展，实现协调、平衡方面，社会学确实可以做很多事情。
在处理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上，社会学可以大有作为。在所有社会科学中，社会学是冠名以“社会”的学科，其突出特征就是综合性比较强，比较注重全面考察社会，试图将多方面的社会因素综合起来，思考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所以，在经济新常态下，在提出对策、调整战略，使经济社会发展从失衡走向平衡、走向和谐的努力中，社会学是可以大有可为的。
二　社会学怎样应对社会改革与社会治理的新任务
本次年会的主题是“经济新常态下的社会改革与社会治理”，其含义是，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社会学界、社会学者的主要任务是推进社会改革与社会治理。
新世纪以来，一系列新的理论概念进入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之中。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社会治理创新、构建和谐社会、社会事业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等等，既成为党和政府文件中的重要议题，也成为中国人民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所有这些以“社会”为主题的领域，也正是中国社会学界应该从学科建设与应对政策的双重角度去思考的新任务。
那么，社会学可以从哪些方面应对社会改革、社会治理的新任务呢？笔者以为，社会学提出了三大理论视角。
第一，社会公平正义视角。如果说经济学更强调经济效益的话，社会学则更强调社会效益。社会学研究的核心目标，是试图将社会多元因素均考虑在内去处理社会问题，这就是一种社会效益的或社会公平正义的思考，即强调“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社会不同群体的利益不一致怎么办呢？这需要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协调社会关系，找到一个综合平衡点，传统上称作“帕累托最优”。社会建设的特点就是思考在利益比较多元的局面下，如何实现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社会学研究证明，目前我国收入分配结构中，偏低收入群体比例较大，中等收入群体较小，所以，当前应该在政策取向上更多地考虑中低收入群体的利益。
第二，激发社会活力的视角。社会改革、社会治理的核心目标之一是要激发社会活力。实现激发社会活力的途径就是要让广大人民群众更多地参与进来。我国深化改革难度增大，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缺少社会动力。
超过13亿人口的中国社会孕育着极大的社会活力和社会潜力，社会学就要研究怎样能够使得广大人民群众的活力发挥出来。这也正是社会改革与社会治理创新的中心任务。社会的活力如果真正发挥出来，中国社会将有着无限的发展生机。
第三，和谐社会与社会秩序视角。事物总是辩证的，强调社会活力、社会参与，就要考虑社会秩序。中国社会治乱兴衰的历史也一再提醒我们，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是超巨型人口社会得以顺利发展的前提。中国社会学界，需要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既有活力又有秩序的对策。这方面，没有现成的模式，只有靠实验与创新。
三　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与创新
如果比较中国实证“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可以发现，社会学的本土化特征最为突出。中国社会学的本土化特征显然与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密切相关。在中国被称作“文科”的所有学科中，社会学是最重视社会调查研究的。社会调查研究的定性、定量研究方法，是社会学的重要基础知识，学习社会学的学生必须要完成实地调研。社会学的论文，绝大部分都是在实地调研（田野调查）基础上完成的，如果仅仅凭借文献分析，很难拿到社会学学位。而正是在大量一手数据、案例分析的基础上，形成了社会学的本土化特征。
中国社会学强调本土化的另一个重要原因，与改革开放的现实密不可分。在改革后的30多年里，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这促使社会学者不得不应对丛生的社会问题。中国的城乡体制、社区体制、就业体制、住房体制、医疗体制、养老体制等均发生了全方位变革。超过13亿人口的超巨型社会的现代化转型，在人类历史上也是罕见的。面对诸多现实问题，中国社会学开拓了众多新的研究领域。总之，中国社会学在探索理论解释与社会对策中生成了自己的本土化特征。
在经济新常态的局面下，中国社会学应坚持自己的本土化特征。中国的社会体制改革、社会治理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遵循，只有靠中国人自己探索。这一点也体现了社会科学的特点，与自然科学不同。自然科学，比如物理学，只要实验条件一样，在中国的一个实验室里面与在外国的一个实验室里面，实验的结果是一样的。而社会学的试验是以社会、社区为背景的，同样条件和内容的实验，在中国场景中的试验与在外国场景中的试验，其结果往往有很大差异。所以，社会体制改革、社会治理，需要中国社会学以及中国社会各界不断探索创新。
在我国，社会学是个宏大的学科。社会学一级学科下涵括理论社会学、应用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民俗学、社会政策、社会管理、社会工作等等众多学科。实际上，36年来，中国社会学走了一条不完全等同于欧美社会学的创新道路。欧美社会学从早年的综合性很强走向了非常具体的分科道路，很多具体分支分化得过于细小，同时，犯罪社会学、族群研究、种族研究、社会工作等等都纷纷离开社会学，另立门户。这样欧美社会学学科的范围就越来越窄小。本来社会学学科的优势就是综合性强，在综合考虑社会多元因素的基础上，思考社会问题的解决办法。而中国社会学迄今为止还是强调综合性特征，这些分支学科都还在社会学的大旗之下。学科综合性强是中国社会学的优势。
中国社会学必须探索一条新路。社会学历来是与社会本身发展密不可分的。今天，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产业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转型。在短短的36年里，社会变迁速度极其惊人，所以，中国社会学应该创新自己的研究。在这样一场巨大的社会实验中提炼出有依据的社会理论与方法。传统中国社会具有政府主导型社会、整体利益社会、关系社会、身份等级社会、家庭伦理本位社会等特征，我国的改革开放在一定程度上，要在突破原有社会约束同时又传承中国社会文化之间找到一个均衡点，这些都需要社会学研究者贡献智慧。
中国社会学还要在人才培养方面实现更多的职业接轨，创建诸如社会调查、社会评估、社会规划、社会管理等新专业，为我国的社会建设输送人才。中国社会学在创新中孕育着极大的发展机遇。
总之，面对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机遇期，中国社会学界同仁将不辜负时代赋予的重任，牢记自己的历史使命，脚踏实地、择善而从、开拓进取，为推进社会学学科的发展，为完成改革开放大业，为完成民族复兴的伟业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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