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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王通是天人感應論和讖緯迷信的終結者
　　王通是援佛入儒重要思想的提齣者
　　王通是文以載道思想的先行者
　　王通是新儒學（即理學）的開創者
　　1.《王通評傳》一書是全方位解讀有爭議的王通的佳作；
　　2.王通是隋代大儒，效仿孔子續六經，在河汾講學，被稱為王孔子，得到程硃盛贊；
　　3.集筆者28年研究成果，加入瞭筆者近年的研究成果，同時吸收近年來國內外關於王通研究的新成果；
　　4.增加王通在文、詩、史、教育等方麵的理論和貢獻，王通與貞觀之治的關係，王通在後世進入孔廟的情況，使王通本人的資料更加翔實。

內容簡介

　　王通，字仲淹。隋文帝開皇四年（公元584年）生於河東郡龍門縣萬春鄉（今山西萬榮縣通化鎮）。去世後，門人弟子私謚“文中子”。全書分上下兩編，十個章節。本書敘述瞭王通所處的生活時代，王通的傢學淵源，以及其思想和主張，在此基礎上得齣王通是天人感應論的終結者、援佛入儒重要思想的提齣者、理學的開創者、文以載道的先行者、入祀孔廟的大儒的結論。
　　本書旨在參考、吸收前人考證成就的基礎上，納入筆者多年的研究心得，試圖對學術界長期爭論的王通及其著作的真僞、王通的傢鄉、王通的生年、王通兩次去長安的事實、王通是否做過官、王通的學生等問題得齣一個比較正確的結論。然後在此基礎上，詳細討論王通思想産生的曆史背景及王通的政治主張、天人觀、修養論、文化教育思想等，以揭示王通思想與天人感應論的區彆及其與理學的關係，證明王通是新儒學即理學的先驅者。

作者簡介

　　尹協理，男，1944年生，江蘇江都人。曾任山西省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副所長、研究院員；河北師範學院曆史係兼職教授；山西省古籍整理工作委員會委員。主要著作有：《王通論》（中國社會科學齣版社，1984），《宋明理學》（新華齣版社，1992）；《新編傅山年譜》，收入《傅山書法全集》第一冊（山西人民齣版社，2007）；主編《傅山全書》二十冊（山西人民齣版社，2006）；《未來的哲學》（青島海洋大學齣版社，1991）；等。

　　劉海蘭，女，1970年生，山西省興縣人。山西大學文學碩士，現供職於山西省社會科學院，山西省女作傢協會會員。著有《文中子王通》《溫氏三雄》等著作。

精彩書評

　　隱德君子也。當時有些言語，後來被人傅會，不可謂全書。若論其粹處，殆非荀、楊所及也。
　　——宋代理學大傢程頤

　　王仲淹生乎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亡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誌矣。
　　——宋代理學大傢硃熹

　　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賢儒也。後人徒以文詞之故，推尊退之，其實退之去文中子遠甚。
　　——明代著名心學傢王陽明

　　漢唐之間，王佐不生……王仲淹有言：“韆載而下，有能修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韆載而下，能紹宣尼之業者，吾不得而讓也。”嗚呼!仲淹之誌，則大矣。
　　——清初理學傢李光地

目錄

前言
上編 王通其人其書的考證
第一章王通是真實存在的
一、王通的真實存在本來沒有問題
二、《隋書》未載王通原因剖析
三、王通去世後“被”坐瞭一次“過山車”
第二章《中說》不是僞書
一、《中說》非阮逸所僞造
二、《中說》門人多卿相非阮逸之過
三、參假者王福畤的功與過
第三章《元經》不是從《晉書》抄來的
一、《元經》是王通的主要著作之一
二、懷疑《元經》為僞作的理由不能成立
三、《元經》抄《晉書》僞造說不能成立
四、今本《元經薛氏傳》有殘缺
下編 王通的生平及其思想
第四章王通的傢世與生平
一、王通的傢鄉在今萬榮縣通化鎮
二、王通生於公元580 年
三、王通做過幾個月的小官
四、著書立說與河汾講學
五、王通的兄弟與後人
第五章王通思想産生的曆史背景
一、隋代前後經濟上的巨大變化
二、隋代前後政治上的重大變化
三、隋代前後思想文化上的重大變化
四、王通思想産生的環境因素
第六章“明王道”的政治主張
一、戰亂頻仍的魏晉南北朝
二、以“明王道”為己任
三、仁政與德治
四、三教可一
第七章以人為本的天人觀
一、天地之中隻有人
二、以人為本通其變
三、天命歸有道
四、“正主”纔能“庇民”
第八章“窮理盡性”的修養論
一、重新解釋“三綱五常”
二、重建“禮製”
三、“窮理盡性”的理學修養途徑
四、“敬靜”的理學修養方法
第九章明理勵誌的文化教育思想
一、教化為先
二、史以明道
三、詩以見誌
四、文以明理
第十章簡短的結論
後記
主要參考文獻

精彩書摘

　　王通的九世祖王寓，“遭湣、懷之難”，說的是西晉惠帝司馬衷（259年－307年）即位後的第二年（291年）開始，西晉王朝經曆瞭長達16年的“八王之亂”，此後的晉懷帝司馬熾（284年－313年）和晉湣帝司馬鄴（300年－318年）期間，又齣現瞭“五鬍亂華”的局麵，這兩個皇帝先後於永嘉七年（313年）和建武二年（318年）被匈奴首領劉聰所俘並被殺害，史稱“永嘉之亂”。公元317年，時為西晉丞相的司馬睿（276年－323年），在建康（今南京）稱王，改元建武，是為東晉。就在西晉滅亡之時，王寓與當時許多北方貴族一起，率全傢搬遷到瞭江南。王績在《遊北山賦並序》中說：“餘周人也，本傢於祁。永嘉之際，扈遷江左。地實儒素，人多高烈。”（韓理洲校點《王無功文集》捲一）“江左”即江南。但《文中子世傢》和王績都沒有說搬遷到瞭江南什麼地方。
　　王通的八世祖王罕和七世祖王秀，在江南文學氛圍的熏陶下，詩文甚佳，所以《文中子世傢》說他們“皆以文學顯”。王通的六世祖王玄則，被稱為“先生”。他“以儒學進”，先後在劉宋王朝當過太僕和國子博士。由於王玄則的哥哥王玄謨當瞭武官，玄則不大高興，“常嘆曰：‘先君所貴者禮樂，不學者軍旅，兄何為哉？’遂究道德，考經籍，謂‘功業不可以小成也’，故卒為鴻儒；‘卿相不可以苟處也’，故終為博士；曰‘先師之職也，不可以墜’，故江左號‘王先生’，受其道曰‘王先生業’。於是大稱儒門，世濟厥美。”（《中說·附錄·文中子世傢》）
　　王通的五世祖王煥，應該當過江州刺史，所以被稱為“江州府君”。江州所轄為今江西省的大部分，州治在今九江市。王通的高祖王虯（428年—500年），被稱為“晉陽穆公”。他之所以被稱為晉陽穆公，是因為他看到南朝的亂政和北方王朝北魏的漢化和開明政治，在南齊蕭道成代宋的那一年，即北魏孝文帝太和三年（479年），王虯五十二歲時，毅然率全傢離開漢族統治的南朝，去瞭鮮卑族拓跋氏掌權的北魏，受到北魏朝廷的重用。太和八年（484年）為秘書郎，遷給事黃門侍郎（《中說·附錄·錄關子明事》），官至並州刺史。並州的治所在晉陽（今太原市晉源區），所以稱“晉陽穆公”。於是他把傢安到瞭山西西南部的黃河與汾河之間富饒而又尚文的地方。《錄關子明事》說：“俄帝崩，穆公歸洛，逾年而薨。”北魏孝文帝卒於太和二十三年（499年），王虯“逾年而薨”，當卒於太和二十四年（500年）。
　　王通的曾祖王彥，被稱為“同州府君”，應該是當過同州刺史。王績在《遊北山賦並序》中說：“同州悲永安之事，退居河麯。”（韓理洲校點《王無功文集》捲一）“永安之事”是指北魏後期的政權已經被爾硃榮一傢實際控製瞭，爾硃榮在北魏孝明帝元詡武泰元年（528年）卒後的四月，殘忍地將鬍太後和幼主沉於黃河中溺死。孝莊帝元子攸（507年—530年）即位後，於當年四月改元建義，九月又改元為永安。
　　永安三年（530年）九月，孝莊帝設計殺瞭爾硃榮父子。爾硃榮的堂弟爾硃度律、爾硃世隆、侄兒爾硃兆等人立即起兵謀反，於同年十二月便殺瞭孝莊帝和皇子，北魏朝廷從此名存實亡。對此，王彥感到十分悲傷，於是辭去瞭官職，迴到瞭傢鄉。但對於王彥最後的官職“同州刺史”，南宋的王應麟說，阮逸本《中說》中載王彥為“同州府君”，而龔鼎臣本卻作“司州府君”（《睏學紀聞》捲十《地理》）。有意思的是，明萬曆三十年（1602年）林雲鳳手抄《東皋子集》三捲本王績《遊北山賦並序》也作“司州”（韓理洲校點《王無功文集》）。“司州”與“同州”不是一個地方。關於“司州”，據《魏書》捲一〇六上《地形誌上》載：“恒州，天興中置司州，治代都平城，太和中改。”可見“司州”最初是北魏道武帝拓跋珪於天興年間（398年—403年）所置，治所在首都平城（今山西大同市）。又據《魏書》捲一〇六中《地形誌中》載：
　　“洛州，太宗置，太和十七年改為司州。”治所在洛陽。即從太和十七年（493年）起，司州的名稱就不再指平城而是指洛陽周圍瞭。但按《魏書》捲七十《高祖紀下》，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是在太和十八年（494年），因此將洛州改為司州的時間應該是太和十八年，而不是太和十七年。洛陽作為司州的治所，一直延續到東魏孝靜帝元善見天平元年（534年）。據《魏書》捲一〇六上《地形誌上》載：“司州，治鄴城，魏武帝國於此。太祖天興四年置相州，天平元年遷都改。”鄴城在今河北省邯鄲市臨漳縣西南13公裏的漳河北岸。東魏孝靜帝將都城由洛陽遷至鄴，同時把鄴縣所在的相州改為司州。可知“司州”在北魏和西魏一直是京城周圍的地區，並且隨著京城的遷移而改變。如果王彥是司州刺史的話，那他就在天子腳下的洛陽做官。關於“同州”，《魏書·地形誌》中沒有記載，而在《周書》捲二《文帝紀下》中說：“（西魏廢帝）三年春正月……改置州郡及縣，改……華州為同州。”西魏廢帝三年為公元554年，此前未見“同州”這一地名。又據《魏書》捲一〇六下《地形誌下》載：“華州郡，太和十一年分秦州之華山、澄城、白水置。”可見，從北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487年）至西魏廢帝三年（554年）不稱同州，而叫華州，治所在今陝西省渭南市大荔縣。按說，無論是王績還是王福畤，或者是其他人，稱某人為“某某府君”的話，應該依據此人當時所在地的職務，而不會用若乾年以後更改的地名來稱呼他。由於王彥是在北魏做的官，還沒有到西魏就辭官還鄉瞭，而那時還沒有“同州”這個地名，隻有“司州”，因此，王彥應該是“司州刺史”纔對。但北魏從太和二十三年（499年）開始，就把司州刺史的職務名稱改成瞭“司州牧”，官階很高，為從二品（《魏書》捲一一三《官氏誌》）。但據楊鵬先生說：“自司州刺史改為司州牧以後，司州牧一職便開始由元氏親王所壟斷。”（《北魏司州長官沿革考略》，載《黑龍江史誌》2010年第3期）。對此，筆者未作考證。王彥於528年至530年間辭官，那麼他辭官前如果是司州長官的話，就應該叫司州牧，而此時司州牧一職早已“由元氏親王所壟斷”，王彥又是憑什麼當上司州牧的呢？看來王彥為“司州牧”也是有問題的。“同”與“司”的筆畫隻差一竪，也有可能是傳抄過程中造成的差錯，但究竟是傳抄中多加瞭一筆成瞭“同州”，還是傳抄中丟瞭一筆成瞭“司州”，還需要作進一步的考證。但無論是“同州”還是“司州”，都存在著疑點。因此，王彥最後的官職究竟是“同州刺史”還是“司州牧”，還有待進一步研究。
　　……

前言/序言

　　王通是隋代重要的思想傢。隋代前後，中國封建社會正在由農奴製階段嚮自由租佃的地主製階段轉變，社會經濟、政治、文化等各方麵都在發生著巨大的變化。王通適應新時代的要求，拋棄瞭原來作為統治思想的天人感應論和讖緯迷信，提齣瞭以“道”和“理”為核心的一係列新觀點和新思想，為創建新儒學即後來的理學做齣瞭重要的貢獻。
　　對於這樣一位極其重要的思想傢，自北宋初至今，卻一直存在著眾多的爭議，甚至有人完全否定其人、其書的真實性。對此，一個世紀以來，前人齣版瞭許多著作和文章，力圖厘清事情的真相，如汪吟龍先生的《文中子考信錄》（商務印書館，1934年），王立中先生的《文中子真僞匯考》（商務印書館，1938年），餘嘉锡先生的《四庫提要辯證》捲十《子部一》（中華書局，1980年），尹協理、魏明先生的《王通論》（中國社會科學齣版社，1984年），駱建人先生的《文中子研究》（颱灣商務印書館，1990年），楊永安先生的《王通研究》（香港大學中文係，1992年），鄧小軍先生的
　　《唐代文學的文化精神》（颱灣文津齣版社，1993年），李小成先生的《文中子考論》（上海古籍齣版社，2008年），常裕先生的《河汾道統———河東學派考論》（人民齣版
　　社，2009年）……除瞭這些專著外，還有許多論文對王通其人其書進行瞭考證。其中重要的有：王冀民、王素先生的《文中子辨》（載《文史》第22輯，中華書局，1983
　　年），段熙仲先生的《王通王凝資料正訛》（載《文史》第27輯，中華書局，1986年），張新民先生的《文中子事跡考辨》（載《文獻》1995年第2期），陳啓智先生的《王通生平著述考》（載《東嶽論叢》1996年第6期），徐朔方先生的《王通門人辨析》（載《浙江大學學報》1999年第6期），黃清發先生的《王通生平著述新證》（載《晉陽學刊》2012年第3期）……這些著作取得瞭王通研究的豐碩成果。
　　本書旨在參考、吸收前人考證成就的基礎上，納入筆者多年的研究心得，試圖對學術界長期爭論的王通及其著作的真僞、王通的傢鄉、王通的生年、王通兩次去長安的事實、王通是否做過官、王通的學生等問題得齣一個比較正確的結論。然後在此基礎上，詳細討論王通思想産生的曆史背景及王通的政治主張、天人觀、修養論、文化教育思想等，以揭示王通思想與天人感應論的區彆及其與理學的關係，證明王通是新儒學即理學的先驅者。
　　本書對王通生活的隋代前後在經濟、政治、文化各方麵發生的巨大變化以及王通思想與時代變遷之間的關係著墨頗多，因為筆者認為，王通思想所以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其根源正深藏在社會的經濟、政治當中。而對隋代前後經濟、政治上的巨大變革及其意義，中國思想史學界不大關注，中國古代史學界也關注不夠。由此，王通及其思想的價值自然得不到應有的重視。如果看清瞭隋代前後是中國封建社會由農奴製嚮自由租佃的地主製轉變的關鍵時期，並且把王通的思想與時代的變遷聯係起來考察，其思想的真諦及其巨大貢獻就會豁然開朗。這應該說是本書不同於同類著作的根本所在。
　　我們雖然努力瞭，但能否達到目的，使讀者有所收獲，或受到啓發，尚不敢斷言。因此，本書的看法和觀點，還要請方傢和讀者多多批評指正。
　　尹協理劉海蘭
　　2013年7月於太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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