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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與注釋》:讓材料與注釋對話,呈現曆史的多麵性。將不同時期、不同來源的敘述並置的做法,展現齣曆史的多麵與復雜,也為文學史研究提供瞭方法論的藉鑒。
內容簡介
《材料與注釋》收錄瞭洪子誠教授的學術論文:主體為對部分當代文學史料的鈎沉,以材料與注釋相對照的形式呈現,材料包括重要講話稿、會議記錄等,注釋補充瞭相關的曆史背景、文學事件、人物關係,展現齣曆史現場的復雜局麵,使得不熟悉當年材料的學生及研究者可以獲得更全麵的理解;另外的文章為對於當代文學史寫作及教學的探討。
作者簡介
洪子誠,廣東揭陽人,1939年4月齣生。1961年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係並留校任教,從事中國當代文學、中國新詩的教學、研究工作,1993年起任中文係教授。主要著述有:《當代中國文學概觀》(與人閤著)、《當代中國文學的藝術問題》《作傢姿態與自我意識》《中國當代新詩史》(與人閤著)、《中國當代文學概說》《1956:百花時代》《中國當代文學史》《問題與方法——中國當代文學史研究講稿》《文學與曆史敘述》等。
目錄
目?錄
自序......2
材料與注釋
1957年毛澤東在頤年堂的講話......3
1957年中國作協黨組擴大會議......21
1962年大連會議......64
1962年紀念“講話”社論......105
張光年談周揚......128
1966年林默涵的檢討書......152
1967年《文藝戰綫兩條路綫鬥爭大事記》......196
“當代”批評傢的道德問題......213
當代文學史答問
關於作傢協會的答問......233
當代文學史教學及其他......245
文學史寫作:方法、立場、前景......257
關於當代文學史的答問......282
精彩書摘
道德與權力的關係
(節選自《“當代”批評傢的道德問題》)
作為一種道德尺度,和“兩麵派”相對立的真實、真誠等自然不是無足輕重;無論是從個體品格修養,還是從社會關係的維係層麵上看,都是如此。但在迴顧“當代”文藝史時,我們見到的一個事實是,那些義正詞嚴的道德捍衛者和指控者,他們使用的也可能是不那麼“誠實”,甚至可以說也是類乎“兩麵派”的手法。譬如,丁玲的曆史問題在她去延安之後已有結論,卻在沒有提供新的證據的情況下,坐實她的叛變自首,然後濫情地施以“不忠誠”的指斥。在對丁玲的批判中,還采用瞭以作傢的思想言行來解釋她所寫的人物,又以對人物的闡釋反過來構造作傢形象的循環論證:先說丁玲是個人主義者、變節分子和反黨分子,然後說她筆下的莎菲(《莎菲女士的日記》,貞貞(《我在霞村的時候》),陸萍(《在醫院中》)也同樣極端個人主義、變節和反黨,接著又將這些人物與其創造者畫上等號,來進一步落實丁玲的罪名,得齣“丁玲、莎菲、陸萍其實是一個有著殘酷天性的女人的三個不同名字”的結論。
又譬如,周揚等明明沒有看過魯迅答徐懋庸信原稿,卻說已經到魯迅博物館看過,信誓旦旦地說這封信是馮雪峰筆跡,魯迅隻改瞭四個字,用來證明馮雪峰操刀代筆,濛蔽魯迅。明明對馮雪峰的批判,是一開始就精心策劃的行為——召開過多次會議,商討批判內容、步驟、方法,布置有重磅炸彈效果的發言,組織30年代左翼文學界人士當場錶態呼應——可是在和馮雪峰談話時,卻說“鬥爭丁玲,不鬥爭你,群眾是不服的”;“批判鬍風時,沒有批判你,黨外黨內都有人有意見”;本來準備做總結瞭,“但中央認為還沒有鬥爭透”:總之,鬥爭馮雪峰似乎是迫不得已,非他們所願。再譬如,1962年8月的大連會議,會議之前邵荃麟與周揚,林默涵,劉白羽等多次商議,獲得一緻意見,周揚還在會上作長篇講話,完全肯定邵荃麟他們的看法。但是,在1964年中宣部和作協展開的批判中,一切“罪過”全都歸咎於邵荃麟,邵就成為政治風暴將至的“替罪羊” 。當然,在後來周揚等成為“兩麵派”的時候,新崛起的批判者(江青,姚文元)采用的,也是斷章取義、任意編排、引申發揮的“不誠實”的方法。而“文革”過後,當年“真理化身”的姚文元,也同樣獲得“兩麵派” “披上革命外衣”的評語 。指控者與受辱者位置的錯動甚至互換,是當代史的奇觀。當受辱者被推上“不老實” “兩麵派”的審判颱的時候,指控者自然獲得瞭道德優勢,一旦他們的權力地位失去,立於“道德製高點”上的就是另一些人。“兩麵派”的道德惡名,原由周揚等加諸丁玲、馮雪峰頭上,不久就落到他們自身。而當初道義凜然的姚文元,也沒有逃脫這樣的命運。曆史的吊詭,也許可以用“悲喜劇”來描述。
這樣描述發生在當代文藝界的這些事情,並不是要把水攪渾,將曆史視作一筆糊塗賬,以為人和事沒有正誤、美醜、善惡之分,那被鎖定在“曆史鏈條”上的“零件”(參與者)的思想品格沒有高低、貴賤之彆,而在於讓我們能廓清“當代”政治生活中權力與道德的關係的實質。這也就如有學者在分析曆史某個時期權力與道德關係時指齣的:在兩者無法分辨的時代,“道德唯有在權力的強製之中並且在實體化之形式下始能存在,而權力也是作為道德權威體係之一始能顯現其本身的社會意義” 。
文學批評傢特裏林在《誠與真》一書中,討論瞭“真誠”的起源所涉及的社會環境問題。他指齣,這個問題隻有在個人的“社會流動性”明顯增強之後纔會齣現。因而,“一旦研究真誠問題,我們就要涉及公共意見甚至政治考慮”。在“真誠”的評價標準上,他認為至少涉及這樣的問題:進行評價的人是否真誠;一個社會所宣稱的準繩與其形態相對應程度;一個社會培育或敗壞其公民的真誠的程度。——這些,都與社會環境,社會政治體製緊密相關 。從上麵引述的事例可以看到,在“當代”,當道德評價成為政治鬥爭的重要工具的時候,辦法之一是盡量掩蓋道德問題産生的社會環境因素,將它孤立抽象化,將它與社會體製狀況分離,看作對純粹的個人品格的追問,並以此建構那種道德至上的、絕對主義的評價趨嚮。而這種道德至上的絕對主義,其實正是産生於個體“自由”空間狹小的,“一體化”的社會裏。這種“一體化”的意識形態統製,包含權力與道德關係的重要內容。
1957年反右運動發生前,徐中玉在《文藝報》的文章中說到“當代”有這樣一種人,他們:
當教條主義還很吃香的時候,他的文章裏不僅充滿瞭教條,也積極支持過各色各樣的彆人的教條主義;當粗暴批評還被當作“原則性強”來看的時候,他不但寫過許多粗暴之至的文章,並且也曾實際鼓勵瞭這種敵我不分的風氣。……接著情況變瞭,教條主義終於被揭露為馬列主義的大敵,敵我不分的粗暴批評終於被斥為嚴重的錯誤,人們大概就會這樣想,這種人現在總應該檢查一下,坦白那麼幾句瞭吧,然而不然,他卻又在大寫其痛罵教條主義和粗暴批評的文章瞭。真所謂搖身一變,仿佛他過去什麼文章,什麼話,什麼事都不曾寫過說過做過一樣。
沒有原則的轉嚮、見機行事,自然遭人嫌棄。但是,這種現象如果普遍産生,就不能僅從個體品質上解釋。費孝通在他有名的文章《知識分子的早春天氣》 中就委婉指齣,知識分子對於“百傢爭鳴”的號召所錶現的矛盾、猶豫、搖擺,重要原因是對權力可能深藏的謀略、圈套的擔心。這裏,費孝通關注瞭與道德相關的心理現象,和行為的社會根源。換句話說,不少“不真誠”的,或“兩麵派”的道德現象,不論是強者基於地位權力的覬覦爭奪,還是弱者迫於壓力,為保護自己而選擇心口不一,除瞭從社會個體的行為品格上觀察之外,還存在著應該深入考察的“一個社會所宣稱的準繩與其形態相對應程度”,和“一個社會培育或敗壞其公民的真誠的程度”的空間。從已經發生的事情和我們的生活經驗看,在某種社會環境中,有時個人連“置身事外”的“邊緣化”地位也不能自由選擇,在這樣的時候不去討論“環境”問題而專事追究他的“真誠”,確是有點模糊事情的焦點。1955年,中國作協在內部秘密批判丁玲、陳企霞“反黨小集團”的時候,據黃鞦耘的敘述,不得不參加會議的陳翔鶴就有這樣的感嘆:
(陳翔鶴)在某一次談心中,他淒然有感地對我說:“你不是很喜歡嵇康麼?嵇康說得好:‘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性不傷物,頻緻怨憎。’……你本來並不想捲入政治漩渦,不想介入人與人之間的那些無原則糾紛裏麵,也不想乾預什麼國傢大事,隻想一輩子與人無患,與世無爭,找一門學問或者文藝下一點功夫,但這是不可能的,結果還是‘謗議沸騰’,‘頻遭怨憎’。”
人在自己生命處理上的無奈,在陳翔鶴60年代初寫的短篇《陶淵明寫“挽歌”》 《廣陵散》中有所流露。就是說,在一個“言論的強迫統一”的社會裏,“優秀的人注定隻能沉默,大多數人則學會講兩種語言:一種在他們自己的四壁裏的本來的語言,以及一種不是本來的,在公共領域裏所說的語言” 。不追問社會情境、製度,不解析權力的性質和運作方式,隻嚴苛地糾纏個人道德,隻能說是輕重不分。
從這裏可以提齣的問題有,為什麼“道德”擁有“超凡權力”的規範性力量?為什麼它具有“終極評價”的地位?誰有資格、權力做齣道德評價?審查者在指控他人的道德問題時,是否便證明他的“道德純正”,而可以使用任何(包括“非道德”)的手段?後麵這個問題,涉及“目的”和“手段”的關係。50年代斯大林事件之後,美國作傢法斯特宣布脫離共産黨,中國文藝界對他展開批判。巴金在他的文章裏就觸及瞭令自由知識分子苦惱的這個問題 。“目的”的崇高自然可以抵消在手段上的“不道德”,不過,從“當代”文藝史看,當年標榜的正義、崇高目的(捍衛“正確文藝路綫”、還原“曆史真相”等等),許多都未能經得起檢驗。退一步說,即使承認目的的崇高性,這樣的憂慮也不能完全消弭:“以太過無情手段促進的人性理想,有變成其相反物的危險;自由,變成以自由為名而行壓迫;平等,變成以維護平等為名而久居不去的新寡頭體製; 公道,變成要打破一切不妥協,人類愛則變成怨恨所有反對以殘暴手段達成人類愛之人。”
也是在1957年,施蟄存在《纔與德》的文章中說,“任人以德,現在恐怕不很妥當,因為我們在最近20年中,經過好幾次大變革,可以說是一個離亂之世,有德之人,實在太少。‘老子打過遊擊’,隻能算是‘功’,不能算是‘德’。有功則酬以利祿,何必以位?” 這看起來是“士”對“君主”諫言的現代版本,目的當在爭取“知識分子”的“話語權”。不過,裏麵似乎也透露瞭對“當代”“道德主義”趨嚮的警惕;這種“道德主義”是在承擔推進“一體化”思想政治體製的功能,是在促使這樣的現象産生:一邊是絕對的純潔正義,另一邊則完全是欺騙和邪惡——端看誰掌握著權力而進行這種二元的道德分配。
前言/序言
材料與注釋 epub pdf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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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東買東西很好,是正版,沒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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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小的教科書都用的他老人傢的,這次可以與他麵對麵,所以買來請他簽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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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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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成為注釋的注釋,曆史的暗影裏縫隙裏有太多難以痊愈的傷口。新的文學史寫作方式之一種,非常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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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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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買這個,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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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裏差不多把洪老師的著作都讀瞭一遍,感覺很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