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帝逊位与民国肇建（套装上下卷） epub pdf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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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收录的文章从2012年“清帝逊位与民国肇建”国际学术研讨会收到的论文中遴选而来，对清末民初政治转型、社会改造、人物活动、思想转变等多个层面进行了探讨，深入发掘了该进程中“变”与“不变”的各种面相，不仅有助于从更为全面的视角来理解清末民初的变局，也有助于从更为完整的历史进程来理解辛亥革命的意义，以及辛亥革命和清朝留下的双重历史遗产。

作者简介

黄兴涛，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朱 浒：在中国人民大学先后获得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2002至2004年在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流动站工作。2004至2009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经济史研究室工作。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清史研究所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灾荒史、近代社会经济史。

目录

前　言／0001
上　卷
第一编　清帝逊位与清朝覆亡
清王朝覆亡百年祭【李文海】／0003
速成新政与清廷覆亡【关晓红】／0017
清末十年新政改革与清朝的覆灭【崔志海】／0031
为什么中国人在1911年选择了革命？【周育民】／0043
政治改革的启动与清朝的覆亡【喻大华】／0054
清帝逊位与民国初年统治合法性的阙失
——兼谈清末民初改制言论中传统因素的作用【杨念群】／0064
多民族国家传统的接续与共和宪政的困境
——重审清帝逊位系列诏书及1911～1912年“大妥协”【章永乐】／0093
第二编　民国肇建与民初政治
士绅与民国肇建【汪荣祖】／0113
走进新时代：进入民国之烽火连三月【桑　兵】／0130
“亚洲的觉醒”时刻的革命与妥协
——论中国的“短20世纪”的开端【汪　晖】／0173
为何权力代替了权威——民国肇建百年的反思【许纪霖】／0196
民国元年南京留守府裁遣军队探析【冀满红　张远刚】／0215
曹锟“贿选”控告的法律证据研究【杨天宏】／0225
第三编　立宪共和的观念与实践
从Republic到“共和”：一个西方概念的近代中国之旅【李恭忠】／0257
两种联邦制的区分与“中央集权—乡邑自治”的结合
——康有为海外游记中的“封建—郡县”问题【张　翔】／0293
辛亥革命期间康有为“虚君共和”观念再辨析【李爱军】／0323
立宪乎，共和乎？——辛亥革命前后杨度的心路历程【左玉河】／0342
驻外使领与清末立宪运动【郭双林】／0365
“滦州兵谏”与“十九信条”出台【董丛林】／0387
有贺长雄与民初制宪活动几件史事辨析【尚小明】／0402
北洋时期的“宣布共和南北统一纪念日”【唐启华】／0416
第四编　清末民初的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
“晚清太子党”：改革先锋及其局限【马　勇】／0435
辛壬之际旗籍权贵集团的政治心态【孙燕京　周增光】／0453
满洲亲贵与清帝退位【何　瑜　黄煦明】／0481
紫禁城小朝廷的社会史研究（1912～1924）【刘　平　孙　昉】／0495
民族认同还是政治认同：清朝覆亡前后升允的政治活动考论【张永江】／0513
武昌首义后中国在日留学生的反应与活动
——基于日本外交档案的考察【张昭军】／0544
清季民族国家认同理念之一侧面——以刘师培的论说为例【李　帆】／0568
从帝国到民国嬗替之际国家观念的变迁【俞祖华】／0574
下　卷
第五编　清末民初的权势结构及其变化
国进民退：清季兴起的一个持续倾向【罗志田】／0595
晚清地方督抚权力问题再研究
——兼论清末“内外皆轻”权力格局的形成【李细珠】／0621
1909年载沣罢袁事件引起的列强交涉
——英国外交密档中的新发现【曹新宇】／0655
试析清政府地方自治改革的取向【颜　军】／0678
从“官民合力”到分道扬镳
——从湖南谘议局与巡抚的关系看清王朝的覆灭【杨鹏程】／0692
清末民初县级财政的出现与公款公产的转变
——以江苏省宝山县为例【吴　滔　钟祥宇】／0716
论清末民初政区剧变及其现实意义【华林甫　高茂兵　卢祥亮】／0741
第六编　清末民初社会经济的延续与转折
辛亥革命与近代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朱荫贵】／0777
清末民初政治变革与民间资本银行业【戴鞍钢】／0791
1898～1913年中日大米贸易外交谈判【〔日〕堀地明】／0801
辛亥鼎革后淮北的封建延续【马俊亚】／0826
辛亥革命时期的江皖大水与华洋义赈会【朱　浒】／0846
民国肇建与中国红十字会的转型【池子华】／0872
论晚清东北鼠疫应对期间的行业防疫法规建设【焦润明】／0887
第七编　清末民初思想观念的变与不变
辛亥年“赵屠户”名实蕴涵初探【刘世龙】／0903
寇连材之死与“烈宦”的诞生【马忠文】／0922
民国社会舆论对匪患之反应
——以《申报》和《大公报》为例（1912～1934）【徐有威　吴乐杨】／0950
从排诋佛教到提倡佛教——以清末民初张謇为主的讨论【徐　跃】／0965
清末钦定正史考论——兼谈清末民初正史观念的转变【阚红柳】／0987
民初童蒙教育的变与不变——以商务版《共和国教科书》为中心【瞿　骏】／1005
国家建构语境下的妇女解放——从历史到历史书写【杨剑利】／1021
附录　百年“清帝逊位”问题研究综述【陈　鹏　韩　祥　张公政】／1043

前言/序言

辛亥革命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的重大事件，这一事件，并非仅由武昌首义等一系列武装斗争所构成，还理当包含1912年清帝逊位和民国肇建等一系列重大活动在内。但在以往的研究中，学者更多注重考察革命暴力的一面，较少关注其时各方政治力量的其他动向、具体表现，以及彼此之间复杂的互动过程；更多从革命者的立场来看待革命过程，而对革命对象与革命旁观者在此过程中的立场及表现则注意不足。尤其是对作为辛亥革命这一重大事件有机组成部分的清帝逊位和民国肇建，相关研究迄今仍很不充分。事实上，对清帝逊位和民国肇建本身既视为辛亥革命史的一部分，同时又作为相对独立的历史事件来看待，对其所牵涉的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多方面问题，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深入研讨，不仅有助于深化对辛亥革命史的研究，还将有助于较为充分地认知和把握清朝和民国之间的历史关系。
基于这一认识，2012年6月16～18日，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在北京特别组织召开了“清帝逊位与民国肇建”国际学术研讨会，专门围绕这两个事件，就有关历史问题展开讨论，以期进一步推动辛亥革命史、清—民转换史的研究。此次会议收到的文章，对清末民初政治转型、经济变革、社会改造、人物活动、思想转变等多个层面进行了探讨，深入发掘了该进程中“变”与“不变”的各种面相，不仅有助于从更为整全的视角来理解清末民初的变局，还有助于从更为完整的历史进程来理解辛亥革命的意义，以及辛亥革命和清朝留下的双重历史遗产。
本书收入的文章，正是从这次会议收到的论文中遴选而来，大体上又可分为七个亚主题：（1）清帝逊位与清朝覆亡；（2）民国肇建与民初政治；（3）立宪共和的观念与实践；（4）清末民初的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5）清末民初的权势结构及其变化；（6）清末民初社会经济的延续与转折；（7）清末民初思想观念的变与不变。以下即按此七个部分分别述之。
一　清帝逊位与清朝覆亡
1912年2月12日，清廷发布《逊位诏书》，存在了近三百年的清朝宣告覆亡，绵延两千余年的君权亦告陨灭，这当然是一个划时代的大变动、大事件。但长期以来，学界往往将之作为辛亥革命的附庸性后果而一笔带过。此次会议上的几篇文章，虽出发角度颇有差异，却都将清帝逊位和清朝覆亡作为独立的问题和事件进行了考察，并提出了一些值得深究的思路和看法。
李文海先生在《清王朝覆亡百年祭》一文中，从革命史的角度对清朝覆亡问题进行了阐释和定位。他认为，虽然应该肯定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预备立宪等活动取得了一定的积极效果，但清朝统治者的这些自救努力并不是中国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也不能挽救清朝灭亡的命运。他进而将清朝覆亡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全过程中加以审视，指出19世纪中华民族的命运基本上是沿着下滑的方向不断沉沦，直到清朝覆亡，中华民族在发展趋向上才基本结束了沉沦状态，开始了逐步上升的势头。因此，清朝覆亡不仅是一个朝代的终结，而且是一个历史时代的终结。如果把中华民族从沉沦到复兴的历史过程画成一条曲线，那么清朝覆亡正处于这条曲线的转折点上，这就是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所处的历史方位。
同样针对清朝覆亡问题，另外几位学者侧重于从清朝自身的脉络出发进行考察，特别是对清末新政、立宪与清朝覆亡之间关系的论述，则大大丰富了有关历史进程曲折性的认知。关晓红指出，清末新政后期，在朝廷决意启动以变官制为实行宪政先导的改革前，朝野官绅、国外政客和报刊时评，均对中国仿行立宪的基础、条件有所质疑，对官制改革方案的要旨、程序及实施措施，予以激烈批评，尤其对速成新政的做法给予劝阻示警，认为若当局一意孤行，新政最终难免速乱以致速亡的结局，而急于求成的清廷决策者既对此未予重视，也甚少采取相应对策以纠偏救弊。因此可以说，正是清廷主观上追求速成的改革态度导致了清廷覆亡。
崔志海虽也认为清政府启动的新政改革加速了清朝的覆灭，但其揭示的因果关系则着重于客观条件，即，这首先在于新政的整体改革纲领超出了政府所能承担的国力财力，激化了官民矛盾，削弱了清政府的统治基础；其次则因清政府在严重争议的情况下启动预备立宪政治改革，打乱了新政的改革计划，激化了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葬送了整个改革事业以及清朝统治；最后，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新政改革本身就具有革命性，具有颠覆清朝统治的内在动力。
周育民并不同意清末新政加速了清廷覆亡的看法，也反对将新政与立宪混为一谈。他认为，此两者是性质和目标完全不同的改革，新政的目标是以改革为手段，以达到清王朝继续合法执政为目的，而立宪是一场政治体制变革，其实质是要将君权移归民意代议机构，结束清朝的专制统治。革命不可避免的主因，是清廷在立宪问题上倒行逆施。所以，老一代历史学家批评清政府“假立宪”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而引起革命的也应是清末立宪，不是清末新政。
喻大华亦认为清朝实施预备立宪的失策和失控是导致其覆亡的重要一环，这首先在于立宪是清末社会精英和国家决策者在条件并不成熟的情况下贸然启动的一场政治改革，又因为双方以立宪为砝码展开博弈，以致社会矛盾迅速激化，故而清政府启动这场政治改革，实际上是自掘坟墓。
与历史学的惯常路径不同，有两篇文章主要从政治法学的视野出发，对清帝逊位这一事件进行了重新审视。杨念群认为，就清帝逊位前后的形势而言，民国迫切地需要汲取西方的宪政规条来建立自身民主制度的合法性，却相对忽视了如何有针对性地汲取清朝遗留的“传统”以作为宪政改革的辅助因素。尽管民初政治家汲取了作为传统王朝“正统性”支柱之一的“大一统”思想，为民国统治的合法性奠定了一个较为坚实的传统基础，从而维持了一种历史演进的连续性态势，但又因民国肇建基本沿袭了清末以来的改革派促成传统“政教”体制崩解的破坏性思路，最终导致合法性阙失现象的发生。
章永乐在反思近来法学界解读清帝逊位系列诏书的基础上，又对该系列诏书的历史意义以及相关历史叙事模式进行了反思。他认为，《清帝逊位诏书》的颁布，为民国全面继承清朝疆域提供了重要法理依据，对于“中华民族”的建构具有重要意义；同时，该系列诏书做出的政权安排以及清帝逊位后的北方政府与南京临时政府的“大妥协”式的融合，并没有为民国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使得统一后的民国政府内潜藏了正统性之争，成为民初宪政失败的重要原因。
二　民国肇建与民初政治
与清帝逊位类似，民国肇建在以往也多被视为革命的余绪，对其底蕴的探讨殊为不足。实际上，民国的肇建亦非仅仅基于革命的单向度发展，而是包含了诸多复杂且有深远影响的关系脉络。本次会议上的几篇文章表明，民国肇建确实具有值得独立加以探讨的历史意义，而重新勾勒民国得以肇建的逻辑线索，也是深刻体察民初政治面相的一大关键。
汪荣祖先生在《士绅与民国肇建》一文中，通过考察士绅群体对于清末民初政治秩序的作用，系统评估了民国肇建过程中存在于革命之外的另一条重要社会脉络。他指出，以士绅阶级为主体的立宪派，在动乱的革命情势下为了自保，为了掌握自己的命运，试图掌控局势，身不由己地参与各省独立，由于他们的地方实力，实际主导了情势的发展，掌握实权，导致清廷退位，帮助民国的成立。革命党不得不与立宪派合作，而不是立宪派寻求革命党的合作。也正是由于肇建民国的最有力分子，不是革命党，而是士绅阶层，才会造成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大总统的结果，也注定了革命党人发动二次革命的失败命运。
桑兵以举重若轻的白描手法，生动展示了一幅在1911和1912年之交的世相图。在这幅图中，在这个虽然短暂却经历了烽火连天的政治大动荡的时段里，对于帝制终于崩解、共和时代新纪元的到来，各色人等纷纷从各自的角色定位出发，上演了形形色色的喜剧、悲剧乃至于闹剧。其文从个人的实际处境出发，集中刻画了清朝官员、士绅、学生、革命党与立宪派等群体对时局的不同感受及各种各样的思想波动和行为选择。无疑，正是在这些纷纭复杂的状况之下，隐含着导致民国初年中国社会种种变局的各种潜流。
汪晖基于一条更为宏阔的历史脉络，阐发了革命建国的地位与意义。他将1911年至1976年称为中国的“短20世纪”，认为这虽然是一个极端的也是革命的时代，但与霍布斯邦从欧洲视角出发所界定的“短20世纪”并不相同。中国的“短20世纪”的一大独特性，便源自于其开端时期所出现的、在革命建国过程中帝国与国家的连续性问题。在他看来，就政治结构而言，中国的体制是1949年革命建国的产物；就国家规模和主权关系而言，当代中国的完整性却可以追溯至清王朝与诞生于1911年革命的新生共和国之间的连续性之上。因此，革命与连续性的问题可谓揭示了中国的“短20世纪”的重要秘密。
许纪霖从政治思想史的角度出发，深入剖析了民初政治失序问题的内在演变逻辑。他认为，辛亥革命前十年中国便陷入了从未有过的权力和权威的双重危机，民国肇建虽然创建了新的政治共同体，却没有同时创建共和政体所赖以存在的正当性基础——宪政，故权力归属问题始终压倒权威重建问题。这使得近代中国政治的根本症结在于只有权力之争，而始终缺乏政治的权威。亦正因由宪法所体现的政治权威始终缺席，辛亥革命之后，战乱不断，而每一次统一的结果，建立的都是独断权力的中央威权，而保证国家长治久安的宪政始终匮乏。
民国元年南京留守府裁遣军队的行动，是学界以往探讨较少的一个问题。冀满红、张远刚的论文表明，革命党方面始终未能认真规划军事力量的整顿，造成南方民军与地方社会关系紧张，多次出现兵变与兵灾，以致革命军队遭到社会舆论的抨击。而民军领导人主动裁遣军队，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自动解除武装，从而展示了革命党何以在民初政治斗争中迅速陷于被动的一个侧面。
杨天宏通过对曹锟“贿选”事件的辨析，从一项具体的实践研究出发，探讨了民国肇建以来的“法统”及其效力问题。他认为，从司法原则上看，迄今所有对“贿选”的指控都是在做“有罪推论”，其证据并不全都经得起法理推敲和事实检验。其实，曹锟负此恶名的一大原因，乃是他在“法统”早已不受尊重的情况下坚持走“法律路线”，将自己放在动辄得咎的尴尬位置，给予了政敌反击自己的政治空间。然而，当从政治上弄垮曹锟的反直各方在试图以法律处置“贿选”案时，却无法在这套“法统”体系中对曹锟进行法律制裁，由此展现了民初政治秩序中的吊诡之处。
三　立宪共和的观念与实践
毋庸置疑，中国之所以能够从一个历史悠久的君主国，一跃成为亚洲首个共和国，与民主、立宪、共和等思想的广泛传播有密切关系。不过，传统研究大多注重于相关思想内容的梳理，而往往忽视了这些思想具体影响社会意识的路径及作用。本次会议收到的一组文章，较为深入地阐发了有关立宪共和的观念与实践，对于思想史和社会史的沟通颇具贡献。
李恭忠细致梳理了将西方Republic对应中文“共和”的概念之旅，认为这既是一个知识领域的跨文化互动问题，也是政治领域的现实行动选择问题。自晚清以来，国人对西方共和概念的了解长期呈现名与实依违不定的特征。戊戌之后，近代“共和”概念通过日本这一中介环节传入中国，并且迅速传播开来，与革命潮流互为推演，并逐渐与中国古典“共和”划清界限。此后以梁启超和孙中山为代表，分别形成了两种竞争性的“共和”表述。知识领域的问题与政治领域的问题相互交织，使西方共和概念的输入呈现名与实的疏离，以致民初共和制度的移植效果未能符合人们的预期，逐渐遭到质疑和批判，事实上被束之高阁。
张翔则以康有为的论述为中心，从反向角度展示了共和观念对中国社会的深远影响。他指出，康有为主要以1904～1908年海外游历为基础，对共和革命思潮的强烈冲击做出了系列回应。特别是康有为在处理“封建—郡县”问题上的复杂思路，是其以中国、欧美及其他国家为对象，对国家分合与现代社会的产生、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等问题做出的辩证思考，甚至包含着质询、批判与影响共和革命的主张。虽其核心是要寻找一种可能性的道路来回应共和革命浪潮，而这种回应最终也嵌入了革命进程之中，成为富有价值的思想资源。
与张翔的视点几乎相反，李爱军所揭示的是共和观念对康有为造成的正面冲击。李爱军认为，学界对于康有为在武昌起义爆发至清帝逊位期间提出的“虚君共和”说，并非是其君主立宪主张的翻版，而是存在很强的张力。在辛亥革命期间，尽管这种“虚君共和”主张面临理论和实践的双重诘难，而且最终它并没有被历史所选择而作为中国的道路，但康有为之所以敢于提出并宣扬它，与当时“共和”概念自身的模糊性是分不开的。而依据“共和”国体与政体的内涵，康有为的失败似乎也不在于“虚君”，或可以说名在“虚君”，而实在“共和”。
左玉河以杨度为例，揭示了民初知识人在政治理念上进行艰难选择的心路历程与思想变化。文中提出，辛亥前后杨度虽发生了从主张君主立宪向赞同民主立宪的急剧转变，但这只是一种暂时性的策略，并不是其政治主张的根本改变，更不能说他放弃了孜孜追求的君主立宪理想而倾向民主共和。总体上看，杨度仍然是君主立宪的信奉者，赞同共和制度只是权宜之计，只是为了适应辛亥之后君主立宪的“君统”需要的再造。也正是抱定借“君主”以实现立宪的思路，杨度才会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大造舆论。
另外四篇文章皆从实践的角度出发，揭示了清末民初立宪共和活动中一些富有认知价值的内容。
郭双林分析了清末立宪运动中驻外使领所起的作用，认为驻外使领作为近代中国新知识群体之一，不仅率先发出了要求清廷实行宪政的呼吁，且在清廷仿行立宪后又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其中。尽管在近代中国的环境下，这些使领的活动不可能不以悲剧落幕，但同时也在近代中国宪政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
董丛林通过重新检视“滦州兵谏”与“十九信条”的关系，认为张绍曾等人在兵谏中提出的政纲“十二条”，大多被“十九信条”所采纳。因此，就“滦州兵谏”而言，它直接促使清廷“十九信条”的出台，这是既定事实，也是兵谏既定目标基本达到的标志。通常的“滦州兵谏”失败之说，似与基本史实抵牾。
尚小明根据新发现的一些原始资料，对有贺长雄在民初制宪活动中的几件重要史事进行了辨析，纠正了以往通行说法中的一些不清不实之处。如有贺长雄受到袁世凯看重，与其在此之前发表的《观奕闲评》一书有密切关系，因该书提出了有利于袁世凯的“国权授受”说及“超然内阁制”主张。而有贺长雄所作的、历来被视为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制作舆论的《共和宪法持久策》，实际早在1913年10月就正式发表了，且其内容并没有鼓吹帝制的意思，而是针对1915年秋天出台的“天坛宪草”第一稿而发，是草宪过程中总统制与内阁制两种主张斗争的产物。
唐启华则通过探讨北洋时期“宣布共和南北统一纪念日”形成、转变及消失的历程，试图打破“革命史观”对辛亥诠释权的垄断，从北洋派的视角阐明共和问题所具有的另一条实践脉络。他认为，从北洋派的角度看，清朝与北洋政府的传承性很强，故北京政府是继承清朝统治的正统政权。因此，北洋派眼中辛亥的重要性在于建立共和而非革命，共和是北洋派之功，2月12日被定为“宣布共和南北统一纪念日”，亦是为了强调“共和”与清帝逊位的关联，强调北洋派对建立“共和”、维护“共和”之贡献。
四　清末民初的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
众所周知，传统历史叙事所使用的革命与反革命框架，根本不能展现清末民初所经历的剧烈且复杂的社会分化态势。不过，落实在经验研究的层面，学界迄今对于这一态势的探讨并不充分。而在本次会议上，几位学者都从具体的经验研究出发，以各自不同的角度触及了清末民初的政治认同与国家认同问题，从而为如何把握此际的社会分化态势做出了有益的尝试。尤为可贵的是，本组文章中较多把目光投向了一向被视为反革命阵营的满蒙权贵群体，并揭示了该群体在认同取向上的纠结态势。
马勇对一批被称为“晚清太子党”的皇族权贵在清末变局中的贡献与局限进行了剖析，指出这批人在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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