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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1.作者陶伯斯在西方政治哲学界名气不小，陶伯斯与卡尔·施米特的接触与交往，在当时的学界早已中所周知。陶伯斯承认，自己的一生如果“真学到了什么东西，那都是从施米特那儿学到的。”
2.《保罗政治神学》阐释的问题可概括为：“终末”或“弥赛亚”观念与政治神学的关系，严格来讲，应该是“施米特的政治神学与保罗”。
3. 《保罗政治神学》并非是陶伯斯写的一本书，而是他临逝前几个星期在海德堡的福音学会研究坊的四次学术报告（1987年2月23-27日）。本书在学术报告的基础上，增添了“陶伯斯谈施米特”和“陶伯斯与施米特书信往来”两个附录。

内容简介

陶伯斯在西方政治哲学界名气不小，但他一生仅写过一本小书，即1947年他在瑞士苏黎世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欧洲终末论》。这本24岁的年轻人完成的论文（仅62页）当然不会给陶伯斯带来什么学界声誉，直到他去世过后，人们才意识到这本书的确有点名堂。
《保罗政治神学》并非是陶伯斯写的一本书，而是他临逝前几个星期在海德堡的福音学会研究坊的四次学术报告（1987年2月23-27日）。本书在学术报告的基础上，增添了“陶伯斯谈施米特”和“陶伯斯与施米特书信往来”两个附录。
《保罗政治神学》这个书名让人以为陶伯斯是在全面阐释保罗书信，其实，这个讲题阐释的仅仅是一个与施米特的“政治神学”概念相关的问题：“终末”或“弥赛亚”观念与政治神学的关系。

作者简介

作者 陶伯斯（Jacob Taubes，1923-1987）出生于犹太教家庭，曾在哈佛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研习宗教学，于1947年在瑞士苏黎世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欧洲终末论》(Abendländische Eschatologie)。
陶伯斯是西方非常具有影响力的宗教学家、哲学家，其代表作包括《欧洲终末论》和《保罗政治神学》。陶伯斯影响了许多当代思想家，如阿冈本、马歇尔·伯曼等。
译者 吴增定，男，1971年8月出生，199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留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现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领域为现代德国哲学（包括尼采哲学、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早期现代哲学和政治哲学。迄今为止，已出版四部专著：《尼采与柏拉图主义》（2005，上海人民出版社）、《斯宾诺莎的理性启蒙》（2011，上海人民出版社）、《利维坦的道德困境——早期现代政治哲学的问题与脉络》（2011，北京三联书店）和《〈敌基督者〉讲稿》（2012，北京三联书店）；此外，出版译著数部，发表论文十几篇。

目录

中译本说明(刘小枫) / 1

德文版编者前言 / 1

引言 / 1
第一部分《罗马书》讲解 / 19
一、《罗马书》的收信人 / 19
二、法：律法与称义 / 34
三、受拣选与被抛弃 / 44
四、圣灵：对救赎史的逾越和这个世界的克服 / 63

第二部分 《罗马书》的影响 / 91
一、这个世界的陌生人：马克安及其后果 / 91
二、绝对者和决断的奋锐党人：施米特与巴特 / 101
三、作为世界政治的虚无主义以及审美的弥赛亚主义：本雅明与阿多诺 / 115
四、出圣经宗教记：尼采与弗洛伊德 / 127

附记：陶伯斯—施米特的故事 / 159

德文版编者后记 / 173
引言 / 173
一、《罗马书》讲解：一个新的共同誓约的正当化与塑造 / 175
二、《罗马书》的影响：保罗与现代 / 196
三、政治神学 / 207

德文版编者注 / 215

附录一
根特 编 陶伯斯谈施米特(王蕾译，汤沛丰、温玉伟校) / 219
编者按 / 221
施米特：反革命的末日预言家 / 223
陶伯斯致莫勒的信 / 242
关于施米特的一次争论 / 248

附录二
陶伯斯与施米特往来书信(温玉伟译) / 265

精彩书摘

德文版编者前言

1987年1月4日，鲁道夫(Enno Rudolph)发出邀请，商量在海德堡的福音学会研究所(FEST)举办一次学术报告。当时拟定的报告人是柏林自由大学的陶伯斯教授，他被请求“在研究所就《罗马书》做一次为期四天的讲座”。这个约定是怎么发生的呢？鲁道夫一开始邀请陶伯斯于1986年秋到福音学会研究所做一次哲学报告。陶伯斯的报告题目是“最后期限：穿越时间的启示录时间经验”。对于陶伯斯来说，这个问题在1986年秋仍然是一个宽泛的哲学问题，但到了1987年2月底却变成了一个生存的困境。当陶伯斯来到这里举行讲座时，他正处在癌症晚期。他的健康状况非常糟糕，以至于一直到活动结束，我们仍然不清楚他能否按照原定的计划做完报告。讲座被安排在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和星期五，而星期四(顺便说一句，那一天刚好是他的生日)一整天，陶伯斯大多时候在加护病房中度过。
或许有人问，陶伯斯在一月份的时候就已经很清楚自己的身体状况，为什么不取消这个约定呢？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就必须知道，陶伯斯并非把他的保罗研究看成是一个学术义务的规定，而是理解成对他精神不安的核心的总结。在这些前提下，很清楚的是，他身体状况极端脆弱的事实，本来使他连参加一次普通的活动都变得不可能，但现在却恰恰成为一种关于身体和灵魂的最后期限；这一最后期限不仅使得他要说的东西成为可能，而且为它提供了一个预定的框架。
所以就很容易理解，陶伯斯为什么连站一会儿的力气都没有，却能够怀着最高强度的精神给我们做报告。他的报告一周做了四次，每次都是三小时，报告的内容是他对《罗马书》的解读和语境复原。最后期限的压力和遗嘱式的处境，使他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力量完成最后的目标。因此，我们首先要感谢那些邀请他履行这次承诺并且支持他实现这一计划的人：感谢鲁道夫负责联系福音学会研究所，感谢阿克森费尔德(Edith Picht-Axenfeld)持久的兴趣和动听的构想，最后要感谢舒伯特(Klaus von Schubert)，我们的主办人，感谢他友好、慷慨、公开地举办了一次极不寻常的活动，并且感谢在一周里倾听并且参与讨论的受邀者。库尔曼(Thomas Kuhlman)保存了必要的书籍和录音记录。蒂森(Rudi Thyssen)陪伴陶伯斯的行程，并且照顾他。我们同样非常感谢瓦普涅夫斯基(Monika Wapnewski)，他在星期天下午的“圣经课程”上，让陶伯斯有机会向一小群柏林的听众讲述他的提纲。
在海德堡的“保罗”周即将结束时，陶伯斯向我们承诺，他会认真保管讲座的文字，并且期待它的出版。他毫不怀疑，他的这份精神遗嘱具有核心的价值和高度的严肃性。现在，经过六年多的拖延之后，我们仍然实现了他的出版愿望。拖延的原因有很多。首先，文本的完成有一些困难；讲座不仅必须有人誊写和编辑，而且还在许多朋友和知情者中间流传，他们的专业意见、增补和校正都必须被加工到文本之中。其次，编者们也有一些顾虑，他们想要确保这一点：在造成一个口头文本不利于陶伯斯的接受这一危险之前，陶伯斯最重要的书面著作能够被出版。第三，陶伯斯的一些私人朋友对此持保留态度，他们认为必须保护他不受这些文字的损害：他们指的是他对待书面文字的谨慎态度，以及他对将文字公开出版的重大疑虑。
最后，我们希望感谢所有帮助我们完成对陶伯斯的承诺的人。阿古斯(Aharon Agus)、巴拉施(Moshe Barasch)、鲍威尔(Jochannan E. Bauer)、古德曼－陶(Evelyne Goodmann�睺hau)、佩恩斯(Shlomo Pines)、谢克德(Shaul Shaked)、施特鲁穆萨(Guy G. Stroumsa，耶路撒冷)、坎茨克(Hubert Cancik，图宾根)和西奥兰(Emile Cioran，巴黎)，他们都参与了手稿的加工。受福音学会研究所资助的格尼尔斯(Andrea Gnirs)负责誊写。没有对编辑小组的积极支持，全部任务不可能轻易完成。

阿雷达·阿斯曼
1993年3月24日于海德堡

前言/序言

中译本说明
刘小枫
陶伯斯(Jacob Taubes， 1923-1987)在西方政治哲学界名气不小，但他一生仅写过一本小书，即1947年他在瑞士苏黎世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欧洲终末论》(Abendländische Eschatologie)。这本24岁的年轻人完成的论文(仅62页)当然不会给陶伯斯带来什么学界声誉，直到他去世过后，人们才意识到这本书的确有点名堂(1991年重印时编者增加了一个附录，2007年第三版增加了编者后记，有意文[1997]、法文[2009]、英文[2009]、西班牙文[2010]译本)。博士毕业后，陶伯斯再没写过专著。他去世后由学生辑录的文集《从敬拜到文化：历史理性批判的砖石》(VomKultzur Kultur. Bausteinezueiner Kritik der historischen Vernunft. Gesammelte Aufsätzezur Religions — und Geistesgeschichte， München 1996)，篇幅也不大。《保罗政治神学》并非是陶伯斯写的一本书，而是他临逝前几个星期在海德堡的福音学会研究坊的四次学术报告(1987年2月23-27日)——作报告时，陶伯斯手上连讲稿都没有……
《保罗政治神学》这个书名让人以为陶伯斯是在全面阐释保罗书信，其实，这个讲题阐释的仅仅是一个与施米特的“政治神学”概念相关的问题：“终末”或“弥赛亚”观念与政治神学的关系。陶伯斯在“引言”中说，他解读保罗的《罗马书》与新约神学研究无关，而是与施米特相关，他所讲的内容源于他自己与施米特一起阅读《罗马书》9至13章——当时他刚50岁出头，施米特则已经90高龄。因此，这本书的书名严格来讲应该是“施米特的政治神学与保罗”。陶伯斯承认，自己的一生如果“真学到了什么东西，那都是从施米特那儿学到的。”倘若如此，他学到的东西是什么呢？
陶伯斯还强调，他是作为犹太人而非作为哲学教授阅读《罗马书》——保罗既是犹太人又是基督徒，这与陶伯斯的生存位置颇为相似。陶伯斯出生在维也纳，他父亲是有学养的拉比，犹太教社群的高级祭司。13岁那年(1936)，陶伯斯随父亲迁居苏黎世，在拉比中学毕业后，陶伯斯就读巴塞尔大学哲学系(辅修史学)，却喜欢与住在巴塞尔的两位20世纪的神学泰斗——新教的巴特和天主教的巴尔塔萨——接触。他的博士论题“欧洲终末论”属于哲学系思想史专业，而非神学系的教义史专业。在苏黎世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陶伯斯远渡重洋来到美国(1949)，在纽约的犹太神学院(Jewish Theological Seminary)任宗教哲学助教，同时也听施特劳斯、蒂利希、阿伦特等流亡美国的犹太裔学者讲课。两年后，在以色列耶路撒冷大学任教的著名犹太教思想史家索勒姆(Gershom Scholem)给陶伯斯提供了一个宗教哲学讲师的教职，但陶伯斯在耶路撒冷仅待了两年，因与索勒姆在学问上谈不拢，他又申请洛克菲勒奖学金回到美国，在哈佛大学做了三年访问学者(1953-1956)，然后受聘为哥伦比亚大学宗教史与宗教哲学教授。陶伯斯早年在苏黎世念博士时就自称“激进左派”，在美国时，他与同样是犹太裔的“法兰克福学派”成员(比如马尔库塞、阿多尔诺)混得很熟——十年后(1966)，陶伯斯受聘为柏林自由大学的犹太学和解释学教授——同时兼任巴黎的“人文之家”(Maison des Sciences de l’Homme)的教授，直到去世。
陶伯斯生前在政治哲学界的名气其实与施米特相关——早在1955年，30岁刚出头的陶伯斯因编书的机缘给施米特写了一封信，随后，他收到施米特寄来的题赠的所有著述。主动与同纳粹政权有过牵连的施米特联系，这件事情难免会招惹非议，何况陶伯斯还是一个犹太人。然而，从陶伯斯的忆述中我们看到，当时他所在的哈佛悄悄读施米特的年轻人其实不少——包括年轻的基辛格……陶伯斯在19岁时第一次读到施米特的《政治的神学》，佩服得不行。不过，尽管施米特给陶伯斯寄了书，陶伯斯没敢继续与施米特保持联系，甚至没有回信。直到20年后，已经在柏林任教的陶伯斯才开始与施米特有个人接触——施米特去世时，《法兰克福汇报》用了一整版篇幅刊登了三篇悼念文章，陶伯斯就是其中一篇文章的作者。可见，他与施米特的交往在当时的学界早已众所周知。
20世纪70年代，作为柏林自由大学的教授，陶伯斯组织了一个小型研究坊，专门研究施米特提出的“政治神学”问题，成果是以“宗教理论与政治神学”(Religionstheorie und Politische Theologie)为题的三卷本文集：卷一，《此世的王侯：施米特及其追随者》(Der Fürstdieser Welt. Carl Schmitt und die Folgen, 1983)，卷二，《灵知与政治》(Gnosis und Politik, 1984)，卷三《神权政制》(Theokratie, 1987)——这是陶伯斯的教授生涯留下的唯一学术成果。
“终末”或“弥赛亚”是犹太教—基督教的根本观念，在陶伯斯看来，这个观念给欧洲文明打上了决定性的品格印记。换言之，欧洲文明是地道的犹太—基督教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早就被犹太—基督教文明作为“异教”割除掉了。即便欧洲历史上著名的反基督教者——从罗马帝国时期的克尔苏斯到19世纪末的尼采，看似坚定地拒斥基督教，要回到古希腊的世界观，也仍然与犹太—基督教的根本观念脱不了干系。从而，要理解欧洲文明及其问题，必须深入理解犹太—基督教的决定性观念：“终末”或“弥赛亚”。陶伯斯的博士论文已经把“终末”观念与整个欧洲思想史联系起来，从他的临终学术报告《保罗政治神学》来看，他仍然关切的是“终末”或“弥赛亚”观念与欧洲思想史的关系——尤其是与20世纪思想的关系。如果陶伯斯一生想的都是这个问题，那么，当他承认自己的一生所学到的东西“都是从施米特那儿学到的”又是什么意思呢？从陶伯斯的谈话中可以看到，他已经把意思讲得非常清楚：施米特让他懂得，“终末”观念支配了欧洲文明的政治生存感觉。换言之，年轻时的陶伯斯还仅仅是从哲学观念上来看待“终末”观念，施米特却让他恍悟到，“终末”观念塑造的是欧洲人的政治生存方式。如今我们可以看到，新锐的阿甘本不过是在尽力扩展这个论题——如今可以称之为施米特—陶伯斯论题。
陶伯斯属于那种读书多、问题想得深但笔耕不勤的学者，这类学者在学界并不少见。要从这类学者那里学到东西，就得听他讲课或谈话——《保罗政治神学》就是证明。
附录中的“陶伯斯谈施米特”和“陶伯斯与施米特书信往来”是我们增补的，原书中没有这两个附录。除“施米特：反革命的末日预言家”是刊于《法兰克福汇报》的悼文外，其余都是陶伯斯生前未公开刊布的谈话和书信——感谢徐戬博士提供相关文献。需要提到的是，这里迻译的“陶伯斯与施米特书信往来”并非两人之间的全部书信，晚近出版的《施米特与陶伯斯书信往来》(Briefwechsel Carl Schmitt — Jacob Taubes， Thorsten Palzhoff/Martin Treml编， München 2012)才堪称完备。此外，《布鲁门伯格与陶伯斯书信往来》(Hans Blumenberg — Jacob Taubes. Briefwechsel 1961-1981，Herbert Kopp-Oberstebrink/Martin Treml编，Berlin 2013)想必也是一笔思想史财富。

2015年8月
于古典文明研究工作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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