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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朱子语录》是以宋刻《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及明刻《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合编而成，《朱子语录》保存了朱熹讲学时的语言原貌，《朱子语录》是了解和研究朱子思想和古白话的重要文献。

内容简介

　　朱熹弟子多有记录师说笔记者，晦庵生前已互相传阅，朱子亦有手定。朱熹殁后，门人弟子和私淑后学搜集传写，于是朱子讲学笔记逐渐流传。嘉定八年，李道传持节池阳，将其所收集的廖明德、辅广等多家笔记委托朱子及门弟子整理刊误，编为《朱子语录》四十三卷，简称“池录”。之后，黄士毅又以《池录》为底本，将各家所记朱熹语录按照理气、鬼神等分为二十六类，编为《朱子语类》一百三十七卷。可见《池录》是研究朱子学的一部承上启下的重要文献。

作者简介

　　徐时仪，男，1953年生，博士。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古典文献学和汉语史，《汉语大词典》主要编纂人，《古文字诂林》编委。著有《慧琳音义研究》、《古白话词汇研究论稿》、《玄应众经音义研究》、《汉语白话发展史》和《佛经音义研究通论》等，校注有《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
　　潘牧天，上海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

目录

整理说明
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卷二
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卷五
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卷六
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卷十二
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卷十三
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卷二十七
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卷二十八
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卷二十九
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卷三十
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卷三十一
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卷三十二
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卷三十三
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卷三十七
晦庵先生朱文公语录卷三十八

前言/序言

　　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朱熹以博学多闻的才识，结合宋代社会的实际情况，融儒、释、道于一体，潜心探索道德性命之理，提倡明义理、经世务，论学着述皆以圣贤之道为宗，修己治人为要，形成了独特而严密的理学思想体系，把居中国文化主导地位的儒家文化发展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朱熹的理学思想体系宏阔，统治我国思想界达七百多年，不仅对中国文化结构、政治生活、伦理思想、价值取向、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理想人格等方面都产生了十分重大的影响，而且还跨越民族和地域的界线，远播海外，在十五世纪影响朝鲜，十六世纪影响日本，对日本、韩国以及越南等东、南亚各国的思想文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且在朝鲜和日本曾被视为国学。十七世纪又随东学西渐传至欧洲，一七一四年在欧洲翻译出版了朱子全书，渐发展成为东方文化主流的朱子学。朱子讲学语録的内容博大精深，关乎朱子着述的诠释和朱子的经学、文学、史学、自然学、书院文化以及朱子后学的研究等，既是朱子学研究的重要文献，也是哲学、文献学、语言学、辞书学等学科研究的重要文献。
　　一、语録体与朱熹讲学语録
　　传统哲学着述的特点是多为语録体，起源于讲学时师生的问答对话。讲学必然运用大量的口语，一般语句简短，多用问答形式，随事记録，不避俚俗，而随事问答与辩难则没有充裕的时间去斟酌措辞，修饰文藻。这就如同考试时笔试与口试的不同，前者须于解答辨析中见出文辞之美及行文布局之功，后者则重在应对之便捷与精神意藴之领会。语録体常常采取点悟式的话语表达方式，点到即止，不作长篇大论的引申发挥，具有一种精炼简约、片言百意的表达效果，往往寥寥数语就能刻画出人物的精神风貌，阐明事理的是非曲直，带有浓厚的时代气息。
　　春秋时，由孔门后学记録整理的孔子讲学语録论语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语録体着作。论语可以说是孔子与其弟子门徒问学论道探讨社会人生的真实而传神的实録，虽然经过整理，但大致与当时口语不会相差太远。沿至宋代，在疑古思潮的影响下，宋儒不再墨守前人陈说，而敢于标新立异，提出异议，讲学之风大盛。宋儒多在书院解说儒家经典，遂有其讲学或谈话的记録，即宋儒语録。如朱熹辑程氏遗书二十五篇皆程子门人所记程颢和程颐讲学答问之词。又如近思録是南宋朱熹、吕祖谦二人精选北宋理学大家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的语録而成的一部理学入门书，又是学习四书的阶梯。
　　儒家承孔子用白话口语讲学论道，至朱子语録可谓集大成。朱熹的讲学语録内容广博，自天地万物之源，至一草一木之微，从自然界到人类本身，无所不及，且皆为师生间往复诘难、相互研讨学问时的随问随答，气氛比较自由，不像着书立说那样严肃郑重，态度比较真切，往往更注重实情。其中不乏思想火花的即兴迸发，评述时事的真情流露，往往挥洒自如，生动活泼，一颦一蹙，纤悉详现，在朱子之学中犹如画龙点睛，读之有破壁飞腾之感。值得指出的是朱熹不同时期不同场合的讲学内容由来自不同地域的一百多位门生记録，同一内容的表述用词不尽相同，门人弟子所记又各有侧重，或详或略，有同有异，而同一门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记録同一内容，不同的门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场合记録同一内容，不同的门人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记録同一内容，同一门人前后所记或有不同，来自同一地域的不同门人所记也或有不同，来自不同地域的门人更难免有同有异，而朱子语録中往往注明各家所记语録的异同，据其所注内容及各本异文可探具体讲学时间，还原出朱子讲学内容原貌，知人论世，从中可见朱子的人格人品和门人的人格人品及学习态度，考探其时同门听讲的弟子有哪些和彼此间的交往及朱熹对这些门人的评价，‘听’到朱子的经国之谋，济民之政，出处之义，交际之道，‘看’到当时师生问答的鲜活场景，尤其是庆元党禁时的人情世态和朱子的心态，可以说更为真实地反映了一代理学大师朱熹的思想演变脉络和南宋当时的社会生活及语言使用状况。
　　二、文白转型与朱熹讲学语録
　　汉语的文白转型深刻广泛地影响了我们整个民族的思维和演说方式，在某种程度上正体现了不同文化和不同阶层的人们使用同一种语言的必然发展趋向，即精英文化与平民文化以及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雅俗相融互补、既求雅又从俗的价值取向。据我们近年来的研究，汉语的文白演变不仅是一种语言现象，也是一种文化现象，涉及到社会的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价值观念的更新等诸多方面。一般而言，书面语多崇尚典雅，往往排斥口语，而朱子的讲学语録直记当时言语则使一大批昔日难登书面语大雅之堂的口语进入书面语中，保存了大量的方俗口语材料，可以说最能反映当时的语言实録。今传各本朱子语録行文简洁而不避俚俗，句式灵活而用语多变，根据表达的需要变换文雅语体和白话语体，既有讲学时引经注的雅言旧词与朱熹解说所用白话口语的历时层次差异和历代记録修订的差异，也包含有不同地域、不同阶层门生弟子各自惯用方俗词语的差异，充满了各种性质和各种层次的言语成分，文白相间，雅俗共存，新旧质素交融，旧义的延续和新义的诞生共存于同一平面，形成了絶对动态演变、相对静态聚集，多源而一统、同处而异彩的语言渊薮，相当于一个立体的网路，叠置着从历史上各个时期传承下来的不同历史层次的词语和宋代产生的新词新义，从整体上看是一种既非纯粹口语又非一般文言的文人口语体，介于便俗语体和典雅语体间，具有文白并用和雅俗交融的多元语言特色，［一］可以说是书面形式的口语，客观上如实反映了当时宋以前汉语原有单音词和唐宋以来新产生的复音词并存的语言事实和上古汉语和近代汉语新旧质素交融的演变概貌，有裨于探讨朱熹和门人弟子在课堂讨论中所用文言雅词与通俗白话相融合的价值取向，阐析一些理学词汇的义理内涵，考察言语与语言间意义生成、制约的互动机制，研究汉语文白新旧质素的兴替和演变过程，考索汉语文白演变和典雅的精英文化与通俗的平民文化以及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融合的发展趋势，揭示精英文化和平民文化在社会交际中趋雅趋俗相融互补、由古典形态走向现代形态的新旧交替规律。
　　三、现代文明与朱熹讲学语録
　　伟大的哲学家或思想家是以他思考问题的分量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来定位的，而这问题必然具有历史的规律与超历史的意义之双重性，同时又牵连着当下时代的弊病与难题，关乎人类命运的希望与福祉。在我国历史上，宋代是儒家学者们觉醒的时期，当时絶大多数的儒学家们都在努力于振兴儒学，要使儒家学派的地位重新居于佛道两家之上，改变长期以来佛道两家的声势都凌驾于儒家之上的状态。学者们由不信汉唐注疏，进而大胆怀疑古代儒家经典，并且从当时的社会政治需要出发，或明或暗地吸收和汲引释道两家的心性义理之学，重新解释经书，提出新的见解。理学大师朱熹则以其博学多闻的才识，融儒释道于一体，在讲学中表达了其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评估和意义理解，提出了他对当时文化的建构蓝图，深刻地介入了时代的文化继承和再创造。
　　任何民族都有维系社会秩序的精神支柱，即伦理道德。在中国儒学史上，朱熹融合儒、释、道而集理学之大成，建立起一个贯穿天、地、人的理学思想体系，涵括了人生、社会、自然等领域，折射着那个时代的人们对民族主体精神的追求和人类文化价值走向的关切，尤其是强调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自觉性，充分体现了张载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絶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理想境界。这一理想境界贯穿着儒家的人文精神和理性传统，适应了近世中国社会的文化需要，确立了那一时期伦理道德的价值规范，而弘扬朱子学伦理价值体系中的精华，扬弃过时的糟粕，凝聚成中华文明‘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认同，将个人情感和利益等融入群体共同理想和价值，在全社会、全人类培壅出新型的社会良知与生存范式，由此转变为巨大的群体动力，导向人文化成的和谐境界，这不仅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迈向现代化的客观需要，而且对维护社会的安定有序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更有不可忽视和不容低估的巨大作用，在根治现今道德意识渐趋淡漠的价值取向危机和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方面无疑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朱子认为诚信是人立身处世的根本，诚信也是立国之本和为政之方。我们不可能奢求人人都成为彬彬有礼的仁人、义士和智者，但我们却不能不要求所有社会成员都应具备诚实守信这一为人处世的最基本的品德。近年来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的复兴，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经济的高速发展成为世界奇迹，而如果要有可持续的良性发展，那么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必须高度重视文化的传承和复兴。我们应该有与时俱进的哲学、社会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新论点新贡献，我们应该有更高端、更富有文化含量和学术含量的出版物，而不是一大堆鄙陋的八卦与破碎的段子。只有物质的富裕，是没有办法给人们带来真正幸福的。我们的国民不仅仅能买得起LV箱包等高级奢侈品，而且更应有诚信的品质、良好的举止、文明的修养，更应有足以与中国文化相匹配的气质。在某种意义上，文化决定着人们生活的品质与民族的命运。只想着搞笑搞乐，只想着恶搞解构，只想着利润的最大化，只能无奈地以调侃聊以度日，消磨宝贵的时光，这样的文化，弄不好是文化的萎靡甚至堕落，也是民族的悲哀。
　　据现代生命科学，人类基因有99%与动物灵长类相同，那么人类与动物差别何在？即孟子所说‘人之异于禽兽者几希’，可贵的不同只是1%或再略多一点点，这1%或再略多一点点就在于人类有伦理道德意识，也就是荀子所说‘人之异于禽兽者’。朱熹的伦理思想与道德理论建立在以理制欲和以义导利的基础上，重视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注重修养上的自律和内省，提高人的素质，完善人的品格。朱子学的人文精神表现在：提倡‘心统性情’，强调身体、心知、灵性与情感的融会贯通，用心、性、气的相互作用来解读四德五常的社会功能；重视格物致知的功夫，建立道德理性，提出道心与人心、天道与人道、自然与人类的和谐统一；力主重民、贵民、安民、爱民、恤民；敬重古道热肠，敬祖积善，崇文尚礼，忠厚仁义，中庸和谐，勤俭重农，乐生进取，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主张把个人价值融入社会价值之中，通过存天理去私欲，达到个人与社会的良性互动。英谚云：宁可失去英伦三岛，不可失去莎士比亚。原因在于，莎士比亚代表的英国文化是英国的人心、英国的品性与风格、英国人的骄傲与向心力，而朱子学的这些人文价值可以说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所在，也是世界多元文明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已为东亚及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今天电脑的迅速发展已将人类引入了一个全新的信息化社会，宇航技术的发展又使人类的空间视野拓伸至浩淼的星际世界。尤其令人欣喜的是随着基因的破译，人类对生命奥秘的研究也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新世纪伊始，人类已拉开了克隆和纳米时代的序幕。然而，高科技的发展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也迫切地呼唤着精神文明的建设。现代科技带来的巨大变革不仅给人们提供了新的时空观和对自然界的新表述，还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冲击着人文领域中的一些传统学科。人们在欢呼‘生物学世纪’到来之时也不无忧心忡忡地看到科学技术的双刃作用，寻求着物我合一回归自然的化境。随着人类诸多幻想的美梦成真，生态环境的保护、贫富两极的分化、转基因生物的利弊等正引起有识之士极大的关注。众所周知，和平与发展是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旋律，也是当今人类社会的共同要求。人类面临着一系列全球性的共同问题，诸如地球生态破坏、环境污染、人口膨胀、战争威胁、家庭伦理破坏等。一九九九年十月，国际联合教科文组织（UNESCO）发表了二十一世纪伦理的共同架构一文，其内容包括（一）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二）自由施行个人的权利与义务以达成个人的自我实现；（三）个人与共同体之间的相成相补；（四）通过正义，维持和平。朱熹一生都在从事学术的研讨、传授和着述，讲学在朱熹的生涯中占有重要地位。从朱子语録中的记载可以看到朱熹思想中的精华与国际联合教科文组织提出的二十一世纪伦理的共同架构也有相通之处，对根治现今社会的种种弊病也具有现实意义。朱熹的讲学是以修身与穷理并重，主旨在于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在家庭生活中父慈子孝，在社会交往中仁义诚信，在公干私谊中履责守义。因而对朱子学及其影响进行现代审视和分析评价，探讨朱子学对现代社会的影响及其与现代社会发展的关系，阐析朱子学的东方文化意义，有裨于发掘继承其超越时代的精粹合理成分，回应时代的挑战，以其深厚的人文传统来治理现代文明所带来的一些弊病，为新时代提供健康文明的启示。
　　历史启示我们，任何文明的传承都建立在经典文献的传承基础之上，任何文明的光大也离不开经典文献的启迪，而任何经典文献都需要在一代一代人们的不断解释中弘扬其生命价值，从而介入当时的文化传承和再造，推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朱子讲学语録的内容涉及自然现象、生产劳动、物质文明、社会关系、日常生活、意识形态、礼仪习俗等各个方面，不仅从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反映了中华文明所倡人际和谐与天人和谐的价值取向，而且对时下抵御外物诱惑而重振道德良知仍能起到砥柱中流的作用。当今社会物质相对丰裕，而信仰迷茫也伴之而来，道德约束力下降导致诚信危机。因而以朱子语録为中心探讨朱子集理学之大成的思想演变线索以及朱子学的承传与创新，夯实朱熹讲学语録的坚实文献和语言基础，由朱子语録的研究拓展至朱子学研究的方方面面，以文本可靠的语料和确诂的词义从哲理层面来探索朱子出佛入儒的思想发展历程，阐发朱子语録所藴含朱子学伦理价值体系的丰厚思想文化内涵，鉴古以知今，弘扬朱子学的精华，阐发朱子学中与时俱进且具有永恒生命力的人文精神，从而使今天的读者能更加深刻地了解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凝聚成中华文明‘人皆可以为尧舜’的认同，提高全民族文化素质，在全社会、全人类培壅出新型的社会良知与生存范式，导向人文化成的和谐境界，形成世界上多元文明多向度雅俗交融的发展趋势和价值取向，这不仅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迈向现代化和进一步完善精神文明建设的客观需要，而且对维护社会的安定有序和不同文明的共存互补、平等发展也有不可忽视和不容低估的巨大作用。
　　四、宋本晦庵先生朱文公语録
　　朱熹门人弟子从师受学多有记録师说的笔记，朱熹生前已互相传閲，朱熹且亲手改定辅广所録，并编定与蔡元定（字季通）论学之语为翁季録。［二］朱熹逝世后，门人弟子和私淑后学搜集传写，朱子讲学笔记渐渐流传到社会上，但因党禁而未能刊印。嘉泰二年弛党禁，各家语録遂刊行，种类之多也是前所未有。考魏了翁眉州刊朱子语类序云：‘开禧中，予始识辅汉卿于都城。汉卿从朱文公最久，尽得公平生语言文字，每过予，相与熟复诵味，辄移晷弗去。予既补外，汉卿悉举以相畀。嘉定元年（1208），予留成都，度周卿请刻本以幸后学。’‘后数年，竟从予乞本，刊诸青衣。彼不过余所藏十之二三耳。’‘其后，李贯之刊于江东，则已十之六七。’据魏了翁所说，他与辅广（字汉卿）最早整理朱熹讲学语録，度正（字周卿）则于嘉定初（1211～1214）率先编刊了朱熹语録。李道传（字贯之）于嘉定八年（1215）持节池阳，又将其收集到的廖德明、辅广等三十三位朱熹门人所记笔记委托给朱熹的及门弟子潘时举和叶贺孙加以整理，削其重复，正其讹误，编为朱子语録四十三卷，简称池録。［三］池録刊行后，流传甚广。嘉定十二年（1219）黄士毅以池録为底本，又收集了三十八位朱熹弟子记録的笔记，将各家所记的朱熹语録按讲学内容分为理气、鬼神、性理、学等二十六类，编为朱子语类一百三十七卷，嘉定十三年（1220）刊于眉州，简称蜀类。蜀类刊行后，嘉熙二年（1238）李性传在其兄道传所编池録基础上又于饶州刊印朱子语续録，收録何镐、程端蒙、周谟、潘柄、魏椿、吴必大、杨若海等人所记録的受学笔记，共分四十六卷，简称饶録。［四］淳佑九年（1249），蔡杭也于饶州刊印朱子语后録，［五］收録包扬、杨方、刘炎、刘子寰、邵浩、刘砥、李辉、陈芝、黄灏、黄卓、汪德辅等人所记録的笔记，共分二十六卷，简称饶后録。嘉熙、淳佑年间，王佖在徽州刊印有婺録。淳佑九年（1249）至十二年（1252）洪君勋、张文虎和魏克愚又翻刻蜀类，增补饶録九家为徽类一百三十八卷。淳佑十二年（1252），王佖又在婺録的基础上增加新获部分，按黄士毅语类门目于徽州刊印朱子语续类，收録黄士毅等人所记笔记，共分四十卷，简称徽续类。景定四年（1263），黎靖德根据黄士毅所订的类目，糅合诸家刊印的朱熹语録，编为朱子语类大全。咸淳元年（1265），吴坚在建安刊印朱子语别録二十卷，简称建别録。诸家汇编朱熹门人笔记的刊本大致分为‘语録’和‘语类’两个系统，语録是按所记録的人编排，语类是按讲学内容的类编排，而在每条之下注明记録者的姓名。咸淳六年（1270），黎靖德又据建别録修订其所编的朱子语类大全，综合了朱熹弟子记録的笔记，削其重复，总诸家刊本之大成，编为现在的通行本朱子语类一百四十卷。［六］卷首的朱子语録姓氏列举朱熹门人弟子的姓名，每人名下又注明记録的年代及其在诸家原刊本中的卷数。
　　一般而言，传世的文献语料有同时资料和后时资料之分，现传存的语料大部分是后时资料，后时资料很有可能经过后人的改动，因而研究朱子语録的首要工作就是文献语料的鉴别和选择。文献语料如果不可靠，研究也就失去了基础。就朱熹门人所记朱熹讲学内容而言，从最初各家所记‘语録’到汇编为‘语类’，其中各本异文错综复杂，后世刊印的传本也多有不同，既有同一版本不同门人记録的异文，又有不同版本同一门人记録的异文，还有不同版本不同门人记録的异文，更有汇编者或后世传抄刊刻者改动形成的异文。其中有书写形式的多样、辗转传抄刻写导致的讹误、不理解文意而妄改的异文，也有一些有目的有依据的改动、受上下文或行文习惯影响而形成的异文。学界以往研究多依据通行的明成化年间刊刻的黎靖德编朱子语类或清人张伯行所辑八卷本朱子语类辑略，而朱子语録的早期传本尚存有李道传编晦庵先生朱文公语録、叶士龙编晦庵先生语録类要、杨与立编朱子语略和黄士毅编朱子语类校正本等数种，尤其是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宋刻晦庵先生朱文公语録七卷和明抄宋刻晦庵先生朱文公语録十一卷，国家图书馆藏宋刻本晦庵先生语録大纲领十卷，日本九州大学藏朝鲜古写宝佑二年再校徽州本朱子语类皆为孤本，其中有不少内容不见于今通行本，且与朱熹的论着也有异同，从中可见未经删削改易的大量原始记録，保存了朱熹门人所记讲学语録的原貌，而宋至明清各本在编排和内容上的异同又形成互补和参证，可供考察池録和蜀类的编纂体例，探讨黄士毅和黎靖德分类汇编所成朱子语类的通例和取舍异同，还原池録和蜀类的原貌，寻究各家所记语録的承传渊源，考斠黎靖德编朱子语类今传各本编排的异同，考探朱子语録的流传线索和朱子学在东亚的传播。
　　池録收録廖德明、辅广等三十三人所记语録，［七］共四十三卷，各弟子下以记録时间为序编排。今存宋刻本晦庵先生朱文公语録有卷二十七至三十一、卷三十七、三十八共七卷，分别为黄义刚、渊、袭盖卿、廖谦、孙自修、曾祖道、沈僩所记语録。六册一函，左右双边，每半叶十行，每行二十字。页心为白口双鱼尾。上象鼻有大小不一的数字，下象鼻有不同刻工的名字，依稀可识别的刻工有蔡浩、王辰等人。书中卷首标题下等处钤有‘金菊子’藏印。每卷卷首有卷数，如‘晦庵先生朱文公语録卷二十七’；次行空三格题记録者，如‘黄义刚録’；卷数和记録者之下或有记録的时间，如‘甲寅所闻’、‘丁巳所闻’、‘戊午所闻’；有的还记有地点如‘临安’。该书版框高18。8公分，宽13。9公分。［八］避讳止于光宗，‘玄’、‘畜’、‘殷’、‘恒’、‘贞’、‘慎’、‘徵’、‘匡’都有缺笔或改字。凡正文提及‘高宗’、‘神宗’、‘太宗’、‘孝宗’、‘真宗’、‘本朝’、‘今天子’等字眼，均空两到四个字的位置以表敬，而不避宁宗以后的宋讳。［九］宋刻本池録兼具历史文物性、学术资料性、艺术代表性，校勘极精，几未见错讹。惜仅存七卷，且卷二十七残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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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书新辨：先秦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对照研究》绪论，通过重新探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来表明自己的研究方法、学问观，并为了作为“科学”的历史学者共同追求、探讨真实而写作了《我们应该如何运用出土文献？——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不可证伪性》一文。《古书新辨：先秦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对照研究》一编是运用郭店楚简、上博楚简《缁衣》重新探讨《礼记》四篇（《中庸》、《表记》、《坊记》、《缁衣》）与《子思子》的关系。第二编是出土文献《周易》的文字、语言研究的部分成果。第三编是对出土文献《老子》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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