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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专业研究人员以及党政干部
　　该卷英文版2013年面世，2015年12月该卷中文版首次在我国推出。该卷主要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到21世纪初66年的权力发展史，分析的背景是全球化。核心的观点：全球化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过程，因为有社会权力四个来源（意识形态、军事、经济、政治）的全球化，每一种来源都有不同的发展节奏。学术意义相当不错，相信出版后会为我社带来非常好的社会效益。书中尤其关注与人类休戚相关的重大问题：经济、金融、公民福利、全球气候变暖等，而这些问题，曼都从社会权力的视角作了分析。

内容简介

　　迈克尔·曼的《社会权力的来源》将权力区分为意识形态、经济、军事和政治四种来源，追溯了它们在整个人类历史上的相互关系。本书（第四卷）分析了从1945年至今的社会权力历史，它聚焦于二战后全球秩序的三大支柱：资本主义、民族—国家体系以及世界仅存的帝国——美帝国。资本主义、民族—国家和帝国在这一时期彼此互动和相互转换。迈克尔?曼的核心观点在于，全球化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而是社会权力所有四种来源的全球化，每一种权力来源都具有不同的发展节奏。本书的主题包括美帝国的兴起与开始衰败、苏联共产主义的剧变与转型、从新凯恩斯主义到新自由主义的转型以及该时期出现的三大危机——核武器、大衰退、气候变化。

作者简介

　　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牛津大学社会学博士，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系教授。主要著作有：《社会权力的来源》（四卷）、《不连贯的帝国》、《法西斯主义者》、《民主的阴暗面》。

目录

中文版序言/1
第一章诸种全球化/1
第二章战后的全球秩序/16
第三章1945—1970年战争和冷战中的美国：阶级冲突/49
第四章美国的公民权利与认同斗争/90
第五章冷战中的美帝国：1945—1980/116
第六章新自由主义的崛起与衰落：1970—2000/167
第七章苏联方案的失败/229
第八章毛泽东主义方案的改革/278
第九章一种关于革命的理论/311
第十章21世纪转折时期的美帝国/337
第十一章全球危机：新自由主义的大衰退/405
第十二章全球危机：气候变化/452
第十三章总结/501
参考文献/542

精彩书摘

　　苏联方案的失败
　　我在第三卷曾经力图解释布尔什维克革命，我这里将考察那次革命中所建立的国家社会主义的失败，以及取代它的各种版本的资本主义和民主。这一失败是一个改变世界的事件。与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改革(下一章将对其进行分析)一起，这一失败标志着冷战的结束、国家社会主义的抛弃，以及资本主义对世界经济的最后一种替代性方案所取得的全球性胜利。解释这一失败具有明显的社会学意义。在长达六十余年的时间里，苏联政权将国家社会主义结合在一起。它一旦崩溃，对世界革命的渴望也几乎在世界各地崩溃了。对一个全新的、更美好社会的马克思主义理想很大程度上落空了，马克思主义也仅仅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悲观分析而仍然有用。
　　这一失败与布尔什维克革命不同。这个失败是自上而下地发生的，即它起源于共产党改革努力的失败及其产生的危机。对此，我们常用的一个术语是自上而下的革命，但是，这真的是一场革命吗？相对而言，这一失败中几乎没有自下而上的动荡，除了中欧国家外也几乎没有大众示威游行，除罗马尼亚和民族之间的暴力外也没有什么暴力冲突。因此，本章将给出一个以精英为中心的解释(elite�瞔entered explanation)，这一解释与前几章的解释截然相反。这一失败有三个组成部分：国家社会主义的终结、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解体、苏维埃海外帝国的终结。接下来的社会转型由两个部分组成：向资本主义的转变和向民主的转变。我将讨论所有这些问题。
　　松懈飘摇：1945—1985我在第三卷描述了苏联在斯大林的领导下所取得的两大成就：良好的经济增长、与之相随的对社会公民权的一定提高；以及粉碎希特勒的强大军事力量。但是这些成就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那里没有民事权利和政治权利，而且专制的政党国家导致成千上万人的死亡。二战胜利中所产生的保守主义影响，虽然增强了制度的合法性，但却破坏了苏联对变化的适应能力。不过，在确保领导地位不受挑战的前提下，斯大林降低了压迫的程度。由于他不相信任何人，斯大林依然确保他的下属生活在恐惧之中。虽然他的同事(如贝里亚和马林科夫)知道对古拉格监狱体制和农业进行改革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他们却不敢发起改革。斯大林确实在经济事务方面给予部长会议更多的自主权，而且具有技术资格的年轻党员也可以施展其专业能力(Gorlizki & Khlevniuk，2004)。这个政权向人民让渡最低限度的住房和卫生权利以保证赢得战争(Zubkova，1998)。总体而言，二战后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人们依然艰苦工作，希望斯大林死后生活会好一些。经济增长确实恢复了，到1950年，被战争破坏的经济已经恢复到1940年的水平，而且此后出现快速增长。
　　重大变化出现在斯大林去世后的1953年。在赫鲁晓夫的统治下，压迫减轻了、恐怖降低了、集中营关闭了、对劳动力流动的限制取消了、对消费品的投资增多了，而且审查也放松了。这个政权坚持进行大型发展工程，如农业开垦荒地工程。这是一个通过开垦边缘地带的干旱草原来缓解农业危机的不成功的工程。更为成功的则是太空工程。这一工程在1957年史普尼克(Sputnik)卫星发射时达到顶峰，这是第一个环绕地球轨道的航天器。其后，尤里·加加林又在1961年进行太空飞行，这又是一项伟大的技术成就。1960年，赫鲁晓夫自信心爆发，宣称苏维埃将要埋葬西方社会，并许诺在1984年完成社会主义。但是，他飘忽不定的个人行为导致他与很多人疏离，而且在古巴导弹危机中所受的羞辱导致他被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所取代，后者出任第一书记直至1982年去世。
　　勃列日涅夫扩大了党管干部制度。在这一制度中，可信赖的党员被任命为高级政府官员。政党机构实际上管理着所有的社会制度——从共青团、工会到福利国家——但国家社会主义不再那么集权了。这个政权对非正式网络——私人关系网络(blats)——熟视无睹。在这个网络中，人们进行互惠交换。官员利用他们的职务从事寻租行为，人们为了些许消费品即被收买。勃列日涅夫时代是一个停滞的时代。精英们祥和平静、与西方的关系不断缓和、城市化进程仍在继续。“布拉格之春”轻而易举地被镇压，而国内的压迫也在减弱。虽然公开的政治异议不被容许，但是高等教育得到推广，知识分子可以阅读更多来自西方的东西，并小心翼翼地试探政府审查的界限。经济发展极其缓慢，其发明创造很大程度上局限于半自动化的军事工业设施上；因为大约六万种商品是集中计划定价的，因此经济被过度的集中计划统死了。哈耶克已经发现计划经济的主要缺陷：与市场经济相比，随着经济规模和复杂性的增加，计划经济的信息和协调成本增长得更快。但是在工厂车间里却出现一些松动。迟到和缺席不再被视为犯罪，产量标准很少提高，支付标准也由计件工资转向固定工资(Ellman & Kontorovich，1998：10—11)。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导致更多的迟到、缺勤和人员流动，以及工厂中更公开的抗议。苏联正变得摇摇欲坠，只不过缺乏动力而已。
　　工人不需要十分努力工作，就可以得到足够稳定的工作、工资和其他福利。只要他们相信社会主义理想，他们就反抗有缺陷的社会主义现实。但是，这些理想“在勃列日涅夫时代被因循守旧、消费主义和个人主义从大众意识中排挤出去了”，反抗因此也就停止了(Kozlov，2002：chaps 12—13；引自pp.313—314)。城市中受过教育的、世袭的工人阶级的形成使得工人具有一种集体认同感和对立感——工人与管理者相对立的“我们——他们”模式——但是任何社会主义替代方案都为政权所垄断，不值得信赖。工厂车间里存在一些仪式化的、和平的集体行为，而且这些罢工也赢得了一些让步(Connor，1991)。
　　对白领和管理层的控制减弱了，对各个企业的五年计划和目标也降低了。管理者具有更少的动机努力工作和进行创新，却拥有更多的机会利用社会网络进行寻租以及利用经济利益换取个人支持。官员可以利用他们的社会网络通过非正式手段来达到其目的。政党不再是主要发展计划的传输带，反而成为党员干部的特权；这些干部居住在与世隔离的社区里，拥有乡间别墅，购买他们自己商店里的奢侈品。罗纳德·孙尼(Ronald Suny)讲述了勃列日涅夫的母亲探访他的故事。其奢华的生活令他母亲十分担忧。“怎么了，母亲？”勃列日涅夫问道。“但是，列昂尼亚”，他母亲问道，“如果布尔什维克再次回来，你该怎么办啊？”(Suny，1998：436)
　　不平等仍然低于西方社会，腐败问题也不严重，但是在一个被称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国家里，两者都很难合法化。所有的人都在抱怨腐败，关于平等问题也存在争论。一些社会学家认为，如果设立更多的激励，并在技能的基础上建立不平等，效率将会提高；但其他人则主张，降低不平等将建立集体的斗志，恢复对社会主义效率的责任感(Grant�睩riedman，2008)。经济增长在当时仍在继续，从1950—1975年间，人均消费的年增长率是3.8%。到1975年，苏联的国内生产总值大概达到美国的40%到60%；苏联也有更高的文化水平、更多的医生和医院床位、更加充分的就业和社会福利，拥有与相似发展中国家相当的社会福利。在这种情况下，老百姓可以相信他们的付出是值得的，控制会放松，生活会变得更美好；精英们也可以相信这个政权会重受欢迎，重新获得建立某种社会主义社会的能力。
　　不幸的是，经济发展速度开始下降了。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还在继续，但是增长率却在持续降低；1928—1970年间是5%—6%，1970—1975年间是3%，1975—1980年间是1.9%，1980—1985年间则只有1.8%(Lane，2009：153—154，162)。劳动生产效率和技术进步速度在衰退。这是一个低效的经济状态，生产出很多没有人想要的产品，浪费了40%的国家财政预算，至少有20%的GDP投向军事发展(而美国则只有5%—7%)。戈尔巴乔夫确认了这些数据的准确性，而且他还说这是中央政治局所预想的两倍，是他首次就职时被告知的两倍(Gorbachev，1995：215)。与美国相比，苏联的军工企业具有更大的自主性，并对经济造成很大的破坏。西方银行在东方阵营提供越来越多的投资，但是它本身的出口水平却从未足以还清这些投资，因此对西方的债务也是稳定的增长(Kotkin，2009)。但是，直到1990年，其经济才由于糟糕的改革而出现负增长。如果不进行改革，通过限制普遍的全球化进程，低经济增长的苏联也许还可以存在得更长一些时间。
　　……

前言/序言

　　《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三、第四卷将我对有关人类社会权力关系的历史考察带向终点。第二卷的时间跨度从1760年到1914年，内容具有很强的欧洲和美国中心主义色彩，因此很大程度上忽视了那一时期的各种帝国。我因此从第三卷开始关注现代帝国，并且不得不在开头部分回溯很长一段时间，详细讨论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亚洲帝国。然后，第三卷所叙述的故事一直持续到1940年代末，以讨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共产主义在中国内战中的胜利作为结束。为写作第三、四卷，我阅读了大量的历史文献，但远未达到全面和彻底的程度，因为有关现代时期的相关资料已达到极其丰富的程度。如果我的叙述引用了什么错误的史料，或者借鉴了不可靠的历史学家的观点，或采纳了一个可能具有高度有争议的观点，这完全是意料中的事情。最有可能出现这些问题的是有关东亚的章节，因为我无法阅读中文和日文的文献。
　　但我的叙述不仅仅是经验性质的，毋宁说是依据社会学理论构建起来的，这些理论模型从我调查的大量经验数据中提炼而来。我的原创性或许主要来自于理论而不是详细的历史分析。与前面两卷一样，我的叙述结构主要依赖于四种相互作用的权力来源，其中每一种来源都形成自身的交互网络。这四种来源表现为意识形态权力、经济权力、军事权力和政治权力。那些能够行使强制性意识形态、控制经济生产方式、使用致命暴力或者控制国家的人可以行使更加普遍的社会权力。很多人认为我的工作是“马克斯·韦伯式的”，因为韦伯有时也使用一种三重分层模型，即阶级、地位和政治权力。这一标签有些道理，并且对我而言也是很大的荣誉，但我与韦伯的不同之处在于，我将军事权力与政治权力分离开来。我不赞同韦伯的是，包括现代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并没有垄断军事权力。封建国家没有垄断军事权力，许多依赖于其他大国提供保护的现代国家没有垄断军事权力，那些国家的军事权力也没有有效地渗透在自己的领土上。更为晚近的例子是当代“软地缘政治”的发展，比如，日本所行使的军事权力比其在世界经济和环境等“软”问题上行使的权力要少得多。中国从某种更低的程度而言也是如此。组织化的致命武力(军事权力)不同于国家的机构和法律(政治权力)。我相信，我是唯一把历史和社会看作是四种权力来源的产物来加以分析的理论家。
　　尽管所有四种来源常常互相绞合在一起，但每一种都有其独特的发展逻辑，所以彼此之间最终是一种“正交”(onthogonal)的关系，即它们之间彼此独立，任何一方都不可以化约为另一方。因此，我尽管在第三、四卷始终强调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重要性，我对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始终持批判的态度，不论这种观点是来自马克思主义还是新古典经济学。同样，我尽管承认意识形态在这些时期的重要性，我坚持拒绝唯心主义，这种思维方式在当前社会科学和史学的所谓“文化转向”中非常普遍。在军事权力方面，我纠正学术界常常忽视这一方面独立性的相反趋势，直到最近20多年，战争和武装力量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性才得到重视。我认为，晚近对于军事权力不断增长的兴趣一定程度上应归功于此对我的影响。对于政治权力，我强调民族国家将治下公民置于其中的不断强化的“牢笼”观点。我在这两卷中表明，由所有四种来源所构成的权力网络在现代时期非常重要，有时甚至处于支配地位。但我同时也强调，重大社会制度是由这四种权力来源所组成的混合物。我提出，有了这一分析模型，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人类社会主要权力制度的发展。
　　这不是一种能够对人类社会进行简洁、普遍解释的“硬”理论，因为人类社会本身并非简单明了，毋宁说它们极为凌乱，但我的确希望提出一种通常所谓的“中层”理论。当然，如果你要完全理解这一点，那就必须阅读这两卷，你会在其中发现帝国主义兴起的理论、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包括大萧条的灾难)的理论、福利国家兴起的理论、法西斯主义的理论、苏联的理论以及20世纪恐怖战争的理论。
　　在这两卷中，我通常聚焦于我所说的“权力的前锋”，即关注每一时期权力最大的那些国家和地区，以及其起源对于后来如何成为强国极为重要的那些国家和地区。这就是为什么我在第二卷集中关注欧洲和美国，而对衰落中的中国只是简单提及的原因。第三卷则很大的不同，它对亚洲进行了实质性关注。我勾勒了日本的崛起以及随后导致其崩溃的战争，讨论了两个处于衰落中的国家——受尽凌辱的中国和沦为殖民地的印度，这两个国家后来都成为了强国。就中国而言，我勾勒了帝制的崩溃和共和国的不完全复兴进程，这一进程为日本在太平洋的猛烈进攻所突然中断。对于日本，我试图揭示自由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之间的激烈争论，以及曾经倡导过的不同类型的帝国主义主张。我想强调的是，日本发展成为高度军国主义的帝国主义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对于中国，我主要聚焦于民国时期民族主义者、地方军阀和共产主义者之间的斗争。在第三卷的前面章节，我把第一次世界大战看作是布尔什维克革命走向成功的主要原因，我这里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看作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实际上包括东亚其他革命——成功的主要原因。有关革命的讨论在第四卷“一种关于革命的理论”一章中将达到高潮。当然，我在第四卷还分析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时期。
　　我很高兴我的许多著作能被翻译成中文，我很享受我在中国的演讲，并且意识到中国社会科学正在走向繁荣。作为西方人，我满怀希望地期待中国为全球社会科学做出实质性贡献，也希望本书可以为这一过程提供绵薄之力。
　　迈克尔·曼2014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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