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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让历史说话，让文物说话。
　　传承祖先成就和光荣
　　增强民族自尊和自信

内容简介

　　《河南博物院镇馆之宝》书中介绍了河南博物院17件国宝级文物精品，展示了河南古代历史最为辉煌的文化艺术及科技成就，再现了中原地区的文明进程与文化成果，从不同角度展现了绚丽多彩的中原文化。
　　《河南博物院镇馆之宝》每件藏品都有自己的性格气质，或豪迈奔放，或温婉恬静，或锋芒毕露，或内敛守拙，这些特质每件藏品自身尘封的一段段鲜为人知的历史记忆密切相关。几千年的华夏文明史也正是通过一件件文物串联在一起，并更加鲜活生动。

作者简介

　　武玮，河南博物院研究部副主任、副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战国秦汉考古。

内页插图

目录

1.九千年的绝响——贾湖骨笛
2 镇国神器——杜岭二号方鼎
3 战神的酒器——妇好鸮尊
4 西周第一角——父乙角
5 西周邦交礼节的见证——“匍”雁铜盉
6.组佩仪制显君威—— 七璜联珠组玉佩
7 黄国美玉远古风——青玉人首蛇（龙）身饰
8 命运曲折的灵动之作——莲鹤方壶
9 承载千年谜团的春秋水器——夔凤纹鉴
10 中国最美的青铜重器——云纹铜禁
11 华贵神秘的楚铜器——青铜神兽
12 承载千年之谜的食具——铸镶红铜龙纹方豆
13 唯一的汉代诸侯王墓壁画——四神云气壁画
14 汉代中原的高楼建筑——汉七层彩绘连阁陶楼
15 汉代篆书的典型代表——汉袁安碑
16.一代女皇的投龙金简——武则天金简
17. 瓷器皇冠上的明珠——汝窑天蓝釉刻花鹅颈瓶

精彩书摘

　　命运曲折的灵动之作——莲鹤方壶
　　制造年代：春秋（前770?前476）
　　外形参数：通高117厘米，口长30.5厘米，口宽24.9厘米
　　出土时间：1923年河南省新郑李家菜园郑公大墓出土
　　河南博物院与北京故宫博物院，分别藏有一件莲鹤方壶。这两件莲鹤方壶原本是一对，它们硕大的器形、优雅的曲线、纯熟的工艺、精美的纹饰，尤其是顶端盛开的莲瓣之中挺立着的展翅欲飞的仙鹤，清新隽永，令世人叹为观止。
　　两器造型纹饰相同，唯尺寸少有差别。皆分盖、身两部分。
　　莲鹤方壶盖整体似一方形花冠，子口，折边周围装饰10组双层的镂空莲瓣，莲瓣围簇的中央是可独立分开的盖顶；盖顶为长方形素面的铜板，正中央站立一只仙鹤。仙鹤亭亭玉立，双翅高展，引颈欲鸣，颇有清新自由、轻松活泼的感觉，形神俱佳，栩栩如生；莲瓣下盖宽边四周装饰8个粗壮的蟠夔纹图案。
　　壶身整体呈椭方形，母口。口部素面宽带；长束颈和垂腹满饰交错盘绕微微突起的蟠螭纹，蟠螭身体用阴线勾勒出代表各部位的纹饰；颈部左右两侧各有一大冠回首、耸肩弯腰、翘臀卷尾、前立后蹲的龙形耳。龙身满布不规则的镂孔，龙前腿内套接一可活动的扁圆环。颈部前后两面的中间部位各装饰酷似龙形的扉棱，垂腹四隅各立一小兽。小兽双角弯曲外撇，角顶像盛开的四瓣小花。兽首侧扭，耸肩弯腰，翘臀卷尾，四肢弯曲，双翅与脊羽上扬，欲飘似飞，十分灵动。壶底近平，椭方形圈足，圈足四面各装饰两个对首的小兽，小兽的形象和垂腹四隅的小兽神态相似。圈足外撇并下折出宽边，宽边满饰细密的蟠虺纹。圈足下接承载壶身的两龙，龙首高昂，侧颈仰视，龙角曲折外撇，双耳后张，双唇外卷，长舌上勾，龙体耸肩翘臀，弯腰卷尾，四肢蹲卧，似在倾其全力承托重器。
　　莲鹤方壶被专家视为春秋时范铸青铜技术中分铸法的典型代表。龙形双耳、四隅小兽和两龙形扉棱皆是壶体铸成后再利用榫卯原理套接而成，而盖上莲瓣和器下双龙则是分别铸成后通过焊接技术达到连为一体的目的。
　　莲鹤方壶造型宏伟、形象生动、铸造精湛，特别是以写实的手法，将植物与动物装饰于壶体，使立鹤走兽静中有动，突破了商周时期青铜器以神秘、静态的威严怪兽做装饰的严肃、静止的格调，给人以清新俊逸的印象。盖上的莲鹤装饰更为以往所未见，充分反映了春秋时期金属工艺的新风貌。同时，也反映了社会变革时期的革新精神。此壶被确定为春秋时期郑国宗庙祭器。
　　莲鹤方壶称得上是当之无愧驰名中外的国之瑰宝。
　　然而，这对令人叹为观止的莲鹤方壶，它们的发现、收藏和流传，却有着曲折传奇的经历……
　　石破天惊，国宝重现
　　早在23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位于河南省会郑州市南郊的新郑还是郑国的国都。公元前375年，韩国军队把新郑团团包围，新郑城下，旌旗招展，号角齐鸣，在韩国大军的强大攻势下，郑国很快就灭亡了。之后，过了140多年，到了公元前230年，韩国又被强大的秦国消灭，新郑这个都城被废弃了，昔日繁华的郑韩故城逐渐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随着时光的流逝，朝代的变迁，曾经发生在郑国的往事渐渐被人们遗忘了。
　　1923年，石破天惊，世人的目光被偶然发生的事件吸引到了新郑市李家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一年8月，乡绅李锐家的菜园由于干旱，蔬菜已经打蔫，李锐决定在菜园里打一口井。
　　李锐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家菜园的下面就是当年郑国的大墓，大墓里安睡的是郑国国君。李锐挖井竟挖出了不少青铜器，大致一看有数十件之多。看着眼前琳琅满目的宝物，李悦按捺不住内心的狂喜，防止他人获知消息的戒备之心早就抛到九霄云外。他随便挑选了其中一件大型的铜鼎和两件中型的铜鼎卖给了许昌富人张延麟，获得八百余金。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李锐挖井获宝，出售得了很多钱的消息不胫而走，很快就传到了新郑县知事姚延锦的耳中。姚延锦来到李家查看情况，并阻止李锐继续挖井寻宝的行为，李锐不听，反而挖得更起劲了。说来也巧，恰逢此时，北洋陆军第十四师师长靳云鹗来新郑巡访，听说了李锐挖宝的消息，他马上出面阻止，同时对挖出的国宝进行收缴，他还命令副官陈宝昌和参谋王灿章共同监督剩余的发掘工作。
　　9月5日，井内又陆续出土铜鼎6件、铜洗1件、铜镈钟3件、铜甬钟17件、铜方壶4件（莲鹤方壶和龙耳方壶各2件）、铜浴缶1件、铜罍1件、铜圆壶2件、铜簋4件、铜簠4件、铜舟2件、铜匜1件、铜方盘1件（王子婴次炉）、铜圆盘1件、碎铜片540块。
　　9月7日，出土铜鬲3件。
　　9月9日，挖出铜兽形尊1件、铜匜
　　2件、铜舟2件、铜圆盘1件、小铜鼎1件、铜壶盖1件、铜镇墓兽1件、铜立鹤2件（莲鹤方壶盖顶）、碎铜片44块。
　　挖掘工作继续进行，但面积扩展至10余丈，向下挖掘到3丈多后到达生土层，四周探寻，又得铜盘、兽首铜匜、夔耳铜舟、铜敦、铜甬钟、铜殳首、铜镦、铜车、扁铜铃、铜饰件、铜矛各1件，铜戈2件，铜环4件，碎铜片35块，陶壶1件，陶豆4件，贝货317枚，贝片7块，蚌锯1件，兽牙23颗，碎骨3块，玉玦5件，环纹玉器2件，玉片2片。
　　对于如何处理这批珍贵文物，靳云鹗的态度十分明确：
　　钟鼎重器，尊彝宝物，应该归于公家。
　　靳云鹗的义举博得了一片赞扬声，当时的河南省议会致函靳云鹗：
　　公道主张，至深钦感，肃此鸣谢。
　　经再三确认已无文物遗留后，挖掘工作遂告结束。随后又以李锐卖鼎时的原价收回了许昌张延麟手中的3件铜鼎。至此已获得铜器89件，碎铜片635块。靳云鹗派人把挖出的文物统统装上车，武装押运到省城开封，送到河南古物保存所，由所长何日章妥善保管。
　　文物运抵开封时，城里城外张灯结彩，男女老少沿途欢迎，气氛异常热烈。河南古物保存所郑重其事地接收了文物。河南古物保存所就是现在河南博物院的前身，包括莲鹤方壶在内的郑公大墓出土文物，也成为河南博物院的首批收藏。
　　事后不久，靳云鹗在出土大量古器物的地点立“河南新郑古器出土纪念之碑”一通，纪念此事。此碑现保存于河南省新郑市博物馆中。
　　然而，碑文中记述李家菜园出土器物全部归公并不与事实相符合，李锐当初并没有把所有古物全部交给靳云鹗，而是藏匿并出售了一部分。后来古物保存所所长何日章又探访过园主李锐，并寻得下颌骨1块、兽牙1颗和颅骨数块。到了1925年2月，河南督办胡景翼在开封城隍庙后街的王氏宅院又搜查到李家菜园出土的铜鼎4件，王家另藏匿了1件甬钟。直到1927年，王家因为此器诉诸公堂后，被河南省司法厅没收。何日章获知后，经过和司法厅极力交涉，最终将王家藏匿的甬钟收归古物所保管。此后，再未有李家菜园出土的古物收归。但我们并不能说这就是李家菜园出土器物的全部，因为从已知的春秋时期墓葬随葬器物组合特点来看，新郑李家菜园出土的古物仍存在失落民间的可能。
　　辗转流离，双壶分飞
　　郑公大墓出土文物运到开封后，著名金石学家罗振玉推荐山东的两位技师将破碎的大部分铜器进行了修复。以当时的河南博物馆馆长关百益先生为代表的一批专家学者，对这批文物进行了初步的研究和著录，出版了4部有关的专著和图录，一时名声大振，时人称之为“新郑彝器”。
　　1937年7月，日本发动“卢沟桥事变”，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为了保护国宝，防止日后日寇劫掠，经过当时河南省政府同意，河南博物馆选取馆藏珍贵文物5678件，拓片1162张、图书1472册装载68箱，其中包括莲鹤方壶在内的新郑、辉县以及安阳出土的青铜器就达34箱。于11月24日由河南省政府委员凌孝芬、河南博物馆保管部主任赵惜时和雷荫堂带领保安队10余人从开封押运文物西行入郑，然后南下辗转3日抵达武汉，将文物暂存法租界内的福煦大将军街3号（今武汉沿江大道的蔡锷路）。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文物随后运入四川。河南博物馆和河南省政府几经商议，认为保存在武汉的文物还是运送到重庆更为安全。1938年9月，河南省政府委派胡石青、郭豫才、曲兴云等赶赴重庆寻找文物储存地点。在此国难关头之际，承蒙多方援助与协调，终于在11月7日，中央大学同意租借磁器口的校区作为储存河南文物的场所。11月28日，已经从汉口乘客轮出发52天的河南文物到达重庆。两日后运至磁器口中央大学校区保存，河南博物馆留张克明、裴明相留守看管。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随后不久就爆发了内战。保存在重庆的河南博物馆文物一直没有机会被运回河南。内战结束之时，国民政府在仓促撤离台湾之时仍不忘保存在重庆的中华国宝，包括部分新郑铜器在内的河南存渝文物38箱，共计文物5119件、图书1450册被运抵台湾。剩余文物则在1949年重庆解放后由重庆军事管理委员会封存。
　　1950年，河南省人民政府指令河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派赵全嘏同中央文化部代表唐兰、卢少忱前往重庆，接收保存在重庆的文物。其间文化部的代表挑选了河南存渝文物中的新郑、辉县两地出土的青铜器51件调往北京，其中的一件莲鹤方壶就包括在内。调往北京的文物分别收藏于今北京故宫博物院和中国国家博物馆。剩余包括另一件莲鹤方壶在内的文物则顺利运回河南省博物馆。40多年后，为了支持深圳的文化建设，河南省博物馆将已经面世80载的两件新郑李家菜园出土的铜器调往深圳博物馆。至此，1923年出土的新郑文物被分散保管于两岸四地的5个博物馆中。莲鹤方壶运回河南省博物馆后就被奉为镇馆之宝。
　　1977年1月，河南省博物馆鉴定组安金槐、郝本性等鉴定其为一级品。
　　1984年，河南省博物馆制作了莲鹤方壶纪念章。
　　1987年，为纪念河南省博物馆建馆60周年，发行用莲鹤方壶图案制作的纪念币。
　　1992年10月，经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朱家溍、杜松、郝本性、孙会元等10余名专家鉴定，将其定为国宝级文物（一级甲）。
　　1993年8月至11月，作为《东方文明瑰宝展》展品，赴丹麦王国展出。此后，莲鹤方壶再未走出河南博物院的大门，成为国家严禁外出展览的国宝文物之一。
　　2006年，在河南博物院与故宫博物院的多次协商努力之下，“国之重宝——莲鹤方壶特别展”得以实现。4月28日，分离半个多世纪的这对姊妹终于并肩站在了家乡河南博物院的专设展厅之中，接受世人的凝视。然而，几个月后，这对姊妹不得不再次面对分散两地的命运安排。
　　巧夺天工，时代绝唱
　　壶是商周时期的青铜酒器，也是重要的青铜礼器，自商代早期就已有之，一直沿用至汉代或更晚，主要盛行于春秋战国时期。《诗经》中曾有“清酒百壶”的记载，所指的便是这类器物。其造型多种多样，有方壶、扁壶、圆壶、瓠形壶等，莲鹤方壶就是东周时期的代表器物。
　　莲鹤方壶主体部分为西周后期以来流行的方壶样式，造型宏伟气派，装饰典雅华美。壶颈两侧用回首之龙形怪兽为耳，腹部四角各攀附一立体飞龙，圈足下有两个侧首吐舌的卷尾兽，似乎在倾其全力承托重器。构思新颖，设计巧妙。方壶通体满饰蟠螭纹，这些蟠螭纹相互缠绕，不分主次，上下穿插，四面延展，似乎努力追求一种总体上的动态平衡。
　　壶上物像众多，杂而不乱。神龙怪虎，神态各具。当然，方壶装饰最为精彩的乃是盖顶仰起盛开的双层莲瓣，以及伫立莲瓣中央的一只立鹤。仙鹤亭亭玉立，双翼舒展，引颈欲鸣，表现出清新自由、轻松活泼的感觉，形神俱佳，栩栩如生，曾使无数观赏者为之倾倒。
　　莲鹤方壶构图极为复杂，造型设计非常奇妙，铸作技艺卓越精湛，堪称春秋时期青铜艺术的典范之作。
　　莲鹤方壶遍饰于器身上下的各种附加装饰，不仅造成异常瑰丽的装饰效果，而且反映了青铜器艺术在春秋时期审美观念的重要变化。
　　郭沫若指出：莲鹤方壶的艺术风格已迥然有别于殷商、西周，在盖顶莲瓣中心立一张翅之鹤，全然超出了西周以前神秘凝重的氛围，显露出清新的气息。郭沫若以极富文采的语言，称道：
　　此鹤突破上古时代之鸿蒙，正踌踌满志，睥视一切，践踏传统于其脚下，而欲作更高更远的飞翔。
　　可以看出，郭沫若所描述的，既是指莲上之鹤，又是对春秋时代青铜礼器总的风格与趋向的归纳。当此之时，旧的礼制迅速崩溃，新的观念正在形成。表现在青铜艺术上，则正在开创一代新风，所以郭沫若先生说莲鹤方壶“乃时代精神之象征”，标志着中国艺术风格的一个新开端。
　　扑朔迷离，墓主成谜
　　根据现有器物和前人著录的记载，新郑大墓出土的器物中包含有青铜容器、乐器、车马器、兵器、杂器以及玉石器等，因其规模之大、等级之高，无疑应为某一代郑公之墓。
　　那么这座大墓的年代是什么时间？墓主人又是哪一位郑国国君呢？
　　虽然李家菜园的郑公大墓出土了大量的文物，但由于当时大墓的挖掘还谈不上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考古发掘，加上墓中出土器物上几乎没什么文字材料，青铜礼器几乎没有刻铸铭文，因此要确定大墓的年代和主人，有相当大的困难，因而墓中唯一有铭的王子婴次炉便成为考释墓主与年代的最为重要的参照。
　　青铜炉上铸有7个字的铭文，据考证为“王子婴次之燎炉”。这些铭文为考证大墓的年代提供了唯一的文字资料。然而，这7个字的铭文却引来持续几十年的争论，至今尚未停息。
　　争论之一：器物究竟为何用？
　　此炉为何用，关键在于铭文第六字的释读，目前多数专家认为此字为“燎”，燎炉即今之火盆，是燎炭取暖的用具；但也有专家认为此字也很可能为“炒”，炒炉是用以煎熬之炉，则为炊具。
　　争论之二：器主与墓主身份？
　　早在1924年，著名学者王国维先生就指出：铭文中的“婴次”应是文献记载中的“婴齐”，也就是楚庄王之弟、楚国的令尹子重，《春秋》等文献称之“公子婴齐”，而楚人自称为“王子婴齐”。那么楚国令尹子重的器物何以会出在新郑呢？王国维认为，这是由于晋楚鄢陵之战时，楚军战败逃遁，所以才会将此器遗留在郑地。如果照此推测，那么新郑大墓就应当是葬于鲁成公十六年，也就是公元前575年鄢陵战役之后。当时郑国的国君是郑成公，所以新郑大墓的墓主有可能是郑成公或者是郑成公以后的某一代郑公。
　　针对王国维的观点，郭沫若先生于1932年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郭沫若主张“王子婴齐”应是郑公子婴次，新郑之墓当成于鲁庄公十四年也就是公元前680年后的三五年间。墓中殉葬器物至迟亦当做于公元前675年。
　　此外还有人提出新郑大墓的年代应晚至战国时期。1965年郭宝钧先生根据有关考古资料，提出李家楼大墓的年代不可能早到春秋早期，认为还是王国维的说法较为正确。后来其他考古发现进一步证实了这一点。
　　“王子婴次”应是楚令尹子重，新郑大墓最可能为卒于公元前571年的郑成公或卒于公元前566年的郑僖公，即在春秋中晚期之际。
　　不过，最近又有研究者指出，郑成公在位期间，郑国之国势能否与新郑器群之宏大规模相称。郑成公在位的14年间，郑国内忧外患频繁。在这样极度混乱、国力极为衰弱的背景下，郑成公是否有实力以如此规模的青铜器入葬，实在可疑。而郑成公之后，郑僖公在位只有5年，而且是一个弱君，为子驷所杀，所以也不能与新郑器群之规模相称。
　　郑僖公之后，郑简公（前565?前530）即位，名相子产辅佐执政，郑国对外两亲晋楚，对内休养生息，积蓄力量和财富，国力增强。从国势的角度来看，只有郑简公在位之时的郑国国力，才能与新郑器群的规模相匹配。如果这样的推测成立，则新郑大墓的墓主当为郑简公，其年代下限当为公元前530年。
　　目前比较接近正确的结论应该是：墓主有郑成公和郑简公两种可能，其年代的上限不早于公元前571年，下限不晚于公元前5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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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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