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张秀山(1911—1996),陕西神木人。《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2015年修订版)》是他的个人回忆录。作者追述85个春秋,67年革命生涯。
从神木到陕甘边,出生入死,浴血奋战,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和西北军,与刘志丹等经历了1935年陕北“左”倾肃反的迫害。
从延安到东北,建立东北根据地,开展剿匪斗争和土改运动,组织数百万军民支援辽沈战役;参与领导东北解放战争和经济建设,抗美援朝三赴朝,解决后勤保障。
从坦途到困境,1954年,东北高干会议,因在全国组工会上的发言,被定为“高饶”反党集团成员和 “五虎上将”之首,从东北局副书记骤然跌入低谷,下放基层24年。
屡遇坎坷,但不屈不挠,对革命忠心耿耿。一个人的经历折射出中国革命崎岖沧桑的历程。
目录
序
第一章 青少年学生时代(1911.7-1930.2)
一、神木家事
我的父亲
我的母亲
二、求学革命
高家堡小学
檎椿卑学
加入共产党
遭反动当局通缉
第二章 军阀部队中的兵运工作(1930.3-1932.10)
一、打入军阀部队
二、组织学兵队
三、利用矛盾保存自己
四、初识刘志丹
五、早胜镇事变
六、谢子长到平凉
七、斗争策略
八、平凉受挫
九、靖远兵变
十、教训与启示
十一、上海中央局受训
第三章 陕甘红军和陕甘边根据地(1932.11-1935.11)
一、陕甘红军游击队
陕甘游击队成立
寻找游击队
二、红26军红2团
红2团成立
攻打庙湾镇
在山里养伤
兽医为我治伤
渭北游击队
二台子会议
红2团南下失败
三、陈家坡会议
红4团成立
陈家坡会议
四、薛家寨失守
五、包家寨会议
六、鏖战南梁
王泰吉牺牲
连续巧歼敌
西华池战斗
七、陕甘边特委
八、阎家洼子会议
九、在庆北苏区
十、成立西北工委和军委
十一、陕北“左”倾教条主义
十二、陕北“左”倾肃反
永坪联席会议
“左”倾肃反
十三、党中央挽救陕北
第四章 建立神府抗日赧据地(1935.12-1939.3)
一、恢复神府苏区
神府苏区
周恩来同志与我谈话
贯彻党中央指示
刘志丹到神府
政权建设
发展武装
二、神府红军独立师
组建独立师
反对抓“AB团”
第四次反“围剿”
第五次反“围剿”
三、抗日统一战线
四、再回神府
第五章 绶德警备区(1939.4-1942.9)
第六章 延安整风(1942.3-1945.8)
第七章 建立巩固的东北赧据地(1945.9-1949.3)
第八章 解放后的东北局工作(1949.4-1954.11)
第九章 七届四中全会前后
第十章 基层二十四年(1954.12-1978.1)
第十一章 调北京工作(1978.2-1996.8)
附录一 新华社电文
附录二 讲话
附录三 纪念文章
后记
再版后记
精彩书摘
《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2015年修订版)》:
我的家原本贫穷。父亲张如德,12岁时就给富人家揽工、放羊。那时,童工放羊,东家只管一顿中午饭,不给工钱。虽然自己家连糠窝窝也不够吃,常常是糠菜糊口,但为了挣几个工钱补贴家里,他不吃雇主家的饭。父亲常对我说:“我放羊时带着雇主家的狗,从雇主家带一个给狗吃的窝窝,从自己家带几块小山芋蛋(土豆)。到了中午就把小山芋和窝窝分成两份,与狗分着吃。”父亲八九岁时曾念了两年的冬学,时间很短,一期冬学也就三个月。但因他好学,加上人也聪明,以后又自学,所以粗通文字,能记账、打算盘、写信,在村里也算得上一个有“文化”的人。
我的祖父兄弟两人,祖父是老二。大爷爷没有儿子,一年夏季,他赶着毛驴从几十里外的高家堡往家里驮煤,途中遇到大雨,山洪暴发,连人带驴都被洪水冲走,连尸首都未找到。大爷爷死后,我伯父过继给他家当儿子,两家就把土地合到一起种了。由于父亲和伯父都是强劳力,又吃苦能干,庄稼种得好,家境逐渐好了起来。他们在桃柳沟的村西头,选择了一块有泉水的向阳避风的坡地,自己挖土运石,建起了一排三孔石窑,但是日子过得还是很艰难。
光绪末年,陕北遭大旱,饿死了许多人,乡下很多人卖地外出逃荒。在离桃柳沟村五里远的杨家崖,有一姓杨的农户,家里人少地多种不过来,又遇旱灾,无人租买。清朝末年,每块地春天要交银子,秋天要纳粮,官府田赋重。在靠桃柳沟村边,杨家有一块河滩地,因交不起田赋,地又荒着,提出谁能承担这块地的田赋,就把这块地转让给谁。我的祖父和杨家订立了承担田赋转让土地的契约。
这块地,山上是沙荒地,河沟是乱石滩,父亲和伯父哥俩在山上种苜蓿,把石滩地改成水浇地,硬是把这块地经营好了。到了民国初年,陕西省政府放种鸦片,谁家不种,还要交“白地捐”。张家就在这块地上种了鸦片,卖了不少钱,从此家境逐渐地富裕起来,开始买地典地。
有了钱后,家里在原来的三孔石窑旁边又建起了三孔石窑。张家一字排开的六孔石窑,在这个小山村里显得格外气派。接着,他们在窑洞东西两面用土石围成墙院,南面筑起大门和棚圈,门外还依靠山体用方石和黄泥垂直砌起石壁墙体,在墙体里填土平地,门前出现了一块宽敞的场院。
民国初年,陕西省政府放种鸦片时,每亩地要收二三十元钱的地亩税(烟税)。土豪劣绅勾结贪官污吏趁机敲诈勒索,在还没有收割鸦片时,豪绅就去丈量土地,只要花点钱贿赂,就能少量几分地,不给钱的就会多记几分地。
父亲是一个性情很耿直的人。豪绅丈量到我家土地时,父亲没给他们钱。豪绅借故不量地,还向官府告我父亲,说他不交地亩税。葭县县长柯国藩派亲信石温山来收税款,听了当地劣绅牛起永的诬告,把我父亲抓到县里又打又罚款,几乎倾家荡产。父亲不服,请来高家堡远房亲戚张振铭一起去榆林,向榆林镇守使井岳秀告葭县县长,呈文是“为违法苛法暴虐黎民事”。井岳秀派人核查案情,当得知他任用的收税官下乡收税,背着他竟敢克扣税款,还从农民那里捞取那么多好处费,大为恼火,一怒之下撤了葭县县长柯国藩。父亲侥幸打赢了这场官司,真是很不容易,几乎破产。在旧社会,一个农民告倒一个县长,在那一带算是有了名气。
1926年冬,父亲和大伯分了家,土地财产分成两份。大伯家有四个儿子和媳妇都能劳动,土地全由自家耕种。父亲分得几百亩地(当时值几百块钱),就他一个劳力,地种不过来,只好雇工。家里雇了一两个长工,夏天锄地时还雇短工,以后又出租了一部分土地,这样就成了小地主。父亲有了钱就买地,那时买地,一亩好地也就一块银圆,不好的地只值几毛钱。
父亲持家非常节俭,省吃俭用,用积累的钱买地或放债吃利息。他常常对我说:“千两容易百两难。
”意思是说积累一点是不容易的。父亲去高家堡卖粮,总是从家里带上窝窝头,离城约五里路时,边走边吃,在水井边喝口凉水,就算午饭了。卖完粮赶快买上煤炭返回家,回到家已经是半夜了,他在城里连用一个铜板买个烧饼都舍不得。那时,农民到城里卖粮很遭罪,零卖一斗、二斗,还要给人家送到家,如果遇到当兵的或小官吏还被抓去当差。
父亲又是一位淳朴、忠厚,深明大义的人。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许多革命知识分子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父亲对我说:民国十六年杀了那么多的学生,你可不敢参加革命。那时我还是一个具有民主革命思想的学生,我向父亲讲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将来 “平均地权”的道理。父亲小时的贫困生活和以后艰苦经营的经历,使他的思想很矛盾。他既不满贫富不均,又有封建的发家致富思想。他既对社会不满,又害怕儿子闹革命被杀。父亲对我说:“你只管念书,世上的事铁刮子也刮不平。闹革命是孙中山他们干的事,咱们不图大事。”我加入共产党后,当然没有告诉他,只是向他讲一些苏联革命后工人、农民不受压迫的情况,和南方朱、毛红军的事。他知道了一些革命的事情,逐渐产生了同情革命的思想。
1930年初,我因参加革命受反动当局通缉和逮捕,父亲冒死相救。我离开家后,家乡开展游击战争,他拥护支援红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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