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訪問延安：1944年的通訊和傢書 epub pdf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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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二戰之中，西方人通過他瞭解中國戰場
　　無論正麵戰場還是敵後戰場，愛潑斯坦均親身深入采訪
　　采訪曆時三個月，對象從軍政高層到普通民眾，揭開延安神秘麵紗軍事、政治、經濟、文化、科技全麵展示
　　突破重重封鎖訪問延安，為世界重新發現中國抗日的另一種力量
　　入選中宣部、新聞齣版廣電總局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重點齣版物目錄

內容簡介

　　《我訪問延安：1944年的通訊和傢書》是愛潑斯坦早期作品。1944年，他作為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的一員，以美國《紐約時報》和《時代》雜誌記者的身份，赴敵後根據地采訪，寫瞭大量生動翔實的通訊報道，並被國際媒體廣泛轉載傳播，打破瞭國民黨的輿論封鎖，産生瞭廣泛而積極的影響。此次采訪報道，也因此成為中國抗戰新聞傳播史上不可磨滅的一頁。

作者簡介

　　伊斯雷爾·愛潑斯坦（Israel Epstein），國際知名記者、作傢。1915年齣生在波蘭華沙，1917年跟隨父母移居中國。長年為美國閤眾社、《紐約時報》等報道中國。抗日戰爭期間，對正麵戰場和敵後戰場均有深入報道。既奔赴南京、廣州、武漢及山東颱兒莊前綫戰場采訪，也曾突破重重封鎖訪問延安。此外，他還應宋慶齡之邀，在香港參加“保衛中國同盟”，積極宣傳中國的抗日鬥爭並爭取國際援助。新中國成立之後，愛潑斯坦應宋慶齡的邀請返迴中國，後來加入中國國籍，並多次擔任全國政協委員、常委。
　　愛潑斯坦親身經曆瞭中國從半殖民地到民族獨立、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的曆史巨變。他說：“中國實際上成為我寫作的唯一主題。”他的七部主要作品包括：
　　以抗戰為主題的“戰爭四部麯”：《人民之戰》《我訪問延安：1944年的通訊和傢書》《中國未完成的革命》和《從鴉片戰爭到解放》。
　　《西藏的變遷》：這是作者1955—1976年間每隔十年赴藏采訪，在采訪近韆人、筆記約百萬字基礎上寫成的一部反映西藏今昔變化的巨著。
　　《宋慶齡：20世紀的偉大女性》：宋慶齡唯一一部授權傳記，作者受宋慶齡生前所托曆經十載艱辛撰成。
　　《見證中國：愛潑斯坦迴憶錄》：愛潑斯坦自傳，見證中國世紀巨變的傳奇一生。

精彩書評

　　★一個采訪過從中國高層領導到普通百姓的國際記者，一個目睹瞭中國20世紀巨變的見證者，一個將自己的命運融入中華民族沉浮之中的參與者，一個為宋慶齡撰寫傳記的作傢。
　　——《人民日報》
　　
　　★為瞭嚮外界介紹中國人民堅持抗戰的真相，宋慶齡在創辦《新聞通訊》時邀請瞭兩個支持中國正義事業又有經驗的外國記者——貝特蘭和愛潑斯坦。
　　——《人物》

目錄

序
序幕
在重慶的一次新聞發布會之戰
赴延安途中
反共堡壘西安
潼關——去西北的大門.
在陝南的一場背後操縱的拙劣錶演
閻锡山將軍的奇妙山頭——剋難坡
延安通訊
對人民中國雛形的最初印象
采訪毛澤東
聯閤國日：延安嚮蔣介石提供援助
日本反法西斯人士對太平洋戰爭的看法
從延安看國共談判
共産黨公布口號
美國飛行員會晤中國共産黨人和日本反法西斯戰士
新民主主義的人民民主
硃總司令采訪記
岡野進（即野阪參三）對小磯內閣的看法
戳穿“中國共産黨種鴉片”的謊言
八路軍在膠東一次戰役中解放七萬人
中國共産黨是些什麼樣的人？
美軍觀察組到達延安
在山東敵後
共産黨評論閻锡山的兩麵手法
共産黨與國民黨談判的立場
綏德的統一戰綫
來自敵後前綫的通訊
在山西最北端的黃河岸邊，一個美國飛行員獲救
為解放提供給養
楊虎城將軍之子
軍民如何抗敵
在敵後
華北之行
給妻子愛爾茜·邱茉莉的信件
發自西安的信
看到和聽到的事情——國民黨控製的陝西
閻锡山的“香格裏拉”和他的理論
延安地區：強烈的第一印象
延安和重慶：兩個形成強烈對照的城市
團內的事，記者團分道揚鑣，新聞檢查和新聞封鎖
兩個世界，兩種心境——但未來是光明的
重慶和延安——縱橫交錯的對照
在延安生活的感覺
為瞭事實，反對歪麯破壞
到前綫去
世界在前進，一個新的國傢正在齣現
美妙的、令人開心的鬥爭
迴望延安
這就是中共領導人毛澤東
我所看到的陝甘寜邊區
陝甘寜邊區的科研和教育
作者收集的延安版畫
譯者後記

精彩書摘

　　邊區政府是怎樣開會的？
　　1944年7月13日於延安
　　今天，外國記者們應邀列席共産黨領導下的陝甘寜邊區政府和邊區參議會常委會的聯席會議，有機會看到這一地區性抗日統一戰綫政權的樣闆是怎樣運作的，像這樣的政權在敵後15個解放區都已建立起來。
　　政府和常委會都是由本地區最高權力機構人民代錶會議選舉産生的，聯席會議的好處是可以使委員們瞭解情況，迴到他們居住的地方——最遠要騎馬走上十天——去傳達。在27名委員中，今天齣席的有22名，開會的地點是一個很大的、類似榖倉的大屋子，牆上掛的畫像有孫中山、蔣介石、共産黨領袖毛澤東和總司令硃德，還有羅斯福、丘吉爾和斯大林。另外二十多幅畫像都是工農“勞動英雄”，因為工作齣色而獲這項榮譽，成為本地區的精英。委員們圍坐在一張長桌四邊。麻雀從門窗的縫隙中飛進飛齣，同室外的一片農村氣氛倒是很協調的。
　　作為中國的行政官員，這些與會人士顯得很特彆。不論年齡大小，他們的臉都被太陽曬成紫銅色，布滿皺紋，其中有人還是騎馬來的。他們的成分證實瞭中國共産黨所宣布的主張：在抗日、改革和建設的旗幟下，團結本地區一切群體和階級。按照“三三製”的原則（在任何抗日根據地的各級政權機構中，共産黨所占席位不超過1/3），這些委員中隻有八名是共産黨，其他人中，一名是國民黨、一名是救國會（中國各地都有的一個團體，主張抗日民族大團結，是重慶“民主政團同盟”的成員），兩名是“無黨派人士”（其中一人曾任縣長，另一人曾任本省國民黨民團司令）。
　　從職業上分，與會的政府和常委委員中有兩名地主、六名較小的士紳（來自共産黨宣布統一戰綫政策後纔開闢的抗日根據地，那裏不實行沒收和分配土地的政策）、幾名知識分子和教師、一名醫生、一名士兵、一位留著長須的毛拉（伊斯蘭學者），還有店員、佃農和貧農。他們的年齡最小35歲，最大82歲。他們之中除五人外都是本地人。
　　邊區主席林祖涵（共産黨人）正在重慶參加談判，所以會議是由64歲的副主席李鼎銘主持的。這位開明士紳曾為發展地方教育而努力瞭三十年，又有精湛的中醫醫術，因此在陝北很有名望。他說，這次會議要討論的兩大問題，一是對付日本進攻西北的威脅、準備反攻，二是增加生産。他的政府工作報告內容很多，從國際形勢、戰局到教育和植樹造林，這最後一項在本地區是一件生死攸關的事情，因為這裏經常受到洪水和水土流失的威脅。與會者的發言都圍繞著這份報告來談，這些發言的共同特點是講求實際、生動有力，有時甚至言談粗魯。這個地區的人民生活艱難，靠自己奮鬥求生，所以他們不喜歡好高騖遠的空話；中國共産黨七年來幾乎是赤手空拳地對日作戰，所以他們也很討厭“黨八股”——就是隻會引用馬剋思、列寜和毛澤東的話而脫離實際。
　　我進會場的時候，政府委員（非共産黨）、62歲的老農民劉培芝（譯音）正在對政府實施造林的方法提意見。
　　他說：“政府發瞭一些關於種樹的命令，這很好，但沒有說明怎樣去做。擔負這項工作的官員都隻會做花架子，沒有實際經驗，老百姓不相信他們。結果是樹種瞭不少，但大多死瞭。有些人因為無知或者馬虎，甚至於把毛驢拴在小樹上，讓它們把樹葉都吃掉。
　　“如果政府真要種樹，那就必須做到下麵四件事情：（一）對人們詳細解釋為什麼必須種樹；（二）把這事交給村裏有豐富經驗的老人來管，而不是讓學生娃來管；（三）印發一些小冊子，說明有效的種樹方法；（四）由懂行的人每半年進行一次檢查。”
　　老人重重地哼瞭一下鼻子坐下瞭，接著站起來發言的是綏德縣長何祝三（譯音）（國民黨員）。他說，據他看來，邊區各項政策都必須是為瞭使各階級團結對敵。他雖然是個地主，但他認為政府的減租減息政策是正確的，因為農民如果還像過去那樣交瞭租什麼也剩不下（碰上壞年成還不夠交租），他們就沒有心思好好種地，他們光顧自己活命，也不會關心打仗或任何彆的事情。政府也規定，實行減租之後，農民仍應按章交租。這同樣應該貫徹執行，以取得地主們的支持，他們也是能為抗戰齣力的。有些乾部對這些政策的理解太“左”，由此又偏嚮另外一麵，結果造成混亂。政府應該使工作人員都瞭解，這兩個方麵同樣重要，必須統籌兼顧。
　　大鬍子、大個子的穆斯林毛拉馬聖福（譯音）的發言提綱是用阿拉伯文字母拼寫在一個小本子上的。他說，自從邊區在1940年頒布瞭新民主主義的施政綱領之後，許多過去外逃的穆斯林已經迴來瞭。所有穆斯林社區都自行選齣官員。但他們仍然希望政府多幫助各處的伊斯蘭小學，多派醫務人員去疫區消滅傳染病，多派獸醫去醫治牲口，還要把造林和護林的工作組織好。他們也希望在重慶參加談判的林祖涵提齣停止邊境糾紛的問題，因為國民黨的入侵經常使穆斯林濛受損失。他還問道，日寇已迫近潼關，封鎖邊區的國民黨軍為什麼不調往前綫？
　　教育部副部長（救國會成員）說，部裏根據大傢的批評檢討瞭工作。事實是，雖然經過八年的工作，邊區的文盲所占人口比例仍然很高。邊區的小學數已增加瞭十倍，達到2000所，但沒得到人們足夠的支持。由於耕作增多、人力缺乏，強製入學遇到瞭睏難。“現在學校除瞭放寒暑假，還放農忙假。同時，隨著人民生活的改善，對教育的要求也會提高。一些像勞動英雄這樣的人被選擔任負責工作後，對他們自己沒有文化的苦處，感到非常痛切。補救的辦法就是發展教育。政府已決定把所有小學都交給村民委員會自辦，自行聘用教師，這樣可使學校教育更適閤人民的需要。政府隻是在它們提齣要求時纔給以幫助和指導。試辦的幾處民辦學校已取得很大成功，人民錶示支持，對學校裏教的實用性課程很感興趣。”
　　前國民黨民團首領、現在經商的高嵩山（譯音）說，他不懂政治，但他清楚地看到邊區是在實行三民主義，因為它集中力量於國防、民主組織、用發展生産來改善農民生活、減租減息、開發水利、改進醫療衛生和獸醫工作。
　　他說，當然還有許多缺點，但方嚮無疑是正確的。（國民黨的）封鎖和邊境摩擦損害瞭人民的利益。他舉瞭幾起事件為例，包括最近發生的5月17日對戶縣的襲擊。
　　“蔣委員長曾說過，中國人民不能安居樂業，他自己就感到如坐針氈。我們在邊區也有同感。我們在這裏所做的是為蔣介石添光彩，如果全中國都像我們這樣做，他就更光彩瞭。在這裏，有韆韆萬萬的人願意幫助委員長真正成為世界上的偉大領袖人物之一。這犯法嗎？隻有實行新民主主義的政策，考慮人民的需要，發憤圖強，中國纔能趕上更先進的國傢。難道他喜歡他的信徒們是一群遊手好閑的人而不是把人民動員起來為國齣力的人嗎？那麼，他為什麼要打我們而不是感謝我們？我們真希望林主席能在重慶把事情說清楚，停止摩擦，團結一緻。”
　　休會的鈴聲響瞭，與會者——他們都穿著中國農民的衣服或棉布製服，我在邊區還沒見到穿西裝或長袍馬褂的——鬆開上衣領子，分散到屋後的方桌旁邊，有的喝茶，有的嗑瓜子，還有一撥人拿齣一副本地製作的撲剋牌來，開始聚精會神地玩一種很像“蘭米”的牌戲。
　　這就是中共建立的新民主地區內不那麼正規的基層政權為人民辦事的方式和語言。
　　這裏産生瞭一種彆處見不到的全新的中國人——正直、不怕當權者、隨時準備接受批評和新思想、不顧講客氣和“麵子”的老規矩、為瞭對自己和公眾有利的事不能容忍一切阻礙。
　　陝北從19世紀60年代以來經曆瞭幾乎長達一個世紀的壓迫和戰亂，損失瞭大量人口、牲畜和耕地。在1941年，陝北人民因為得不到外界的供應而陷入深重的危機。他們的領袖毛澤東嚮他們提齣，現在隻有三條路：餓死、繳械投降、用自己的雙手來發展生産。陝北人民選擇瞭最後這條路，政治和軍事領導人同技術人員一起想辦法。他們缺乏勞動力，但他們用一種稱為“變工”的農業閤作方式來解決這個睏難，在農忙時節把人力和畜力集中使用，這是個體生産無法做到的好辦法之一。
　　……

前言/序言

　　序
　　為瞭喚起人們永遠牢記來之不易的抗戰勝利的偉大意義，謹以我在1944年至1945年所寫的簡短通訊及傢書閤編成一本集子，作為我的一點貢獻。這些通訊、傢書都是從中國共産黨領導的陝北延安抗日根據地和敵後根據地發齣的，是一個年輕的外國記者懷著對中國抗戰事業和國際反法西斯事業的強烈感情，根據其所見所聞而寫的印象和評述。在年紀稍長一些的讀者中，這些文字記載會重新喚起他們的迴憶或給他們的記憶中增加一些東西。假如今天年輕的讀者能從這本小集子裏汲取一些在那個艱苦復雜但充滿朝氣的年代中我所見所聞的一些事物和思想感情，並對小集子中的敘述有一種新鮮感，我將無比欣慰。它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序幕，對這個序幕不甚瞭瞭，是不可能瞭解這個時代的。
　　總的來講，這本書收入瞭1944年5月到9月發往《紐約時報》的25篇通訊。當時我是作為“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的一員，從重慶到延安和八路軍根據地去的。書中還包括我當時寫的其他一些文章和傢信。參觀團包括六名國際通訊社的記者和為數更多的中國報人及工作人員。此行非同一般。從某種意義講，它確實具有曆史意義。因為對世界輿論來講，這是一次發現，一次重新發現，即中國共産黨在反法西斯主義的共同鬥爭中具有的政治、軍事潛力，這種力量長期以來一直被國民黨的謊言和新聞封鎖所掩蓋。即使就在那個時候，我們之中的幾個人已經深刻感覺到，這種力量纔真正是世界大勢中齣現的至關重要的預兆，那就是即將齣現的未來的新中國。這種處於萌芽狀態下的力量，從埃德加·斯諾的首創篇《紅星照耀中國》在世界範圍裏大放異彩以來，已經發展瞭幾十倍。繼斯諾之後，在1937年至1939年間，又齣現瞭其他外國記者及訪問者所寫的水平上乘的目擊者報道。自此以後的五年間，新聞記者及其他人對這些地區身臨其境的接觸被國民黨重新頒布的交通封鎖禁令所阻隔，一直到我們衝破封鎖再次進入這些地區為止。
　　我們終於能夠成行的部分原因是當年在重慶的外國記者不懈鬥爭的結果。但遠不止那一個方麵，因為當時有著一種廣泛得多的國內和國際氛圍存在。對今天的讀者來講，簡短迴顧一下諸多其他因素是有裨益的。
　　在重慶，許多處於戰火中國傢的記者齣於盡早打垮日軍的願望，進行瞭持續不懈的努力，想去親眼看一看並告訴他們的韆百萬讀者，中國共産黨的軍隊作為同盟軍的一員是如何有效地進行戰鬥的。一直否認這支部隊在進行戰鬥的國民黨當局則一再拒絕記者們的申請。延安卻恰好相反，重慶八路軍辦事處的董必武同誌明確錶示，記者們不僅會受到歡迎，而且可以去任何他們想去的地方，包括敵後的前綫，以便對他們的問題取得第一手答案材料。這個答案不僅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中國戰場重要，而且對整個亞洲戰場同樣是重要的。當時，在歐洲，戰勝納粹德國已指日可待；而在中國，日本正經過廣西、湖南嚮貴州作最後的強有力的進攻，直逼重慶，而國民黨軍隊在這一攻勢下已潰不成軍。這是不是意味著日本藉此就要攫取全中國，在德國戰敗後，還會把戰爭持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呢？作為已經把日本人從以前稱之為“占領區”的地方趕瞭齣去的共産黨人，他們宣稱，他們領導的抗日力量已強大到不隻保證中國能夠堅持抗戰，並且在盟國軍隊把軍事力量從歐洲戰場轉移到亞洲來徹底打敗日軍時，他們能夠在與盟軍進行有效閤作中起到關鍵作用。這種說法是否正確呢？
　　答案對盟國政府和盟軍具有同樣的重要性。因此，駐重慶的外國通訊社記者在一次次的新聞發布會上同國民黨發言人毫無成效的辯論之後，開始在某種程度上求助於駐重慶的外國的軍事和外交代錶們。
　　在所有這些壓力麵前，蔣介石政府纔決定允許記者團齣訪，但作為控製手段，它又提齣許多先決條件。其一是，記者團作為一個集體，應由一個國民黨官員任團長，並包括一定數量的政府各宣傳媒體的記者。第二個條件荒謬至極，即每篇通訊必須經過新聞檢查，來自共産黨的每一論點必須包含國民黨的批駁之詞。更有甚者，因為長時間不準記者訪問共産黨控製的地區，國民黨堅持此次齣訪至少要三個月。可以想象，外國通訊社老闆不會願意讓他們極少的寶貝記者如此長時間地去采訪一個選題。從另一方麵講，時間拖長，肯定會給作為接待一方的共産黨在物質供應和其他方麵帶來不便，從而會引發摩擦，而國民黨的“團長”正巴不得利用這一機會極盡挑撥之能事。事實上，國民黨果真這麼乾瞭。最後，由於規定瞭最少三個月時限的原因，大部分重慶的記者，特彆是美國部隊的特派記者，因正忙於采訪滇緬前綫的中美聯閤軍事行動，與此發生矛盾，結果除幾個人之外，都不能成行，因而也阻礙瞭報紙給予他們太多的篇幅。
　　盡管國民黨精心安排瞭種種限製，但記者團的齣訪確是一次突破。它使全世界充分瞭解到中國當時的形勢。國民黨試圖在記者團抵達目的地之前，以其反共宣傳的洪流湮沒訪問者們的設想，結果漏洞百齣，由於做得太過頭和手法拙劣，反而更引起瞭人們對他們的懷疑。而最為關鍵的是，記者們在延安及其周圍地區發現瞭人們那種充沛的精力、堅定的信念和朝氣蓬勃的局麵。相比之下，重慶則完全不同，是另外一個樣子：一切停滯不前，腐敗不堪，消沉黑暗。結果，國民黨歪麯共産黨形象的全部圖謀徹底失敗，解放區獲得瞭巨大勝利；同時也預示瞭這些地區對外部世界開放的前景。
　　隨後，美國軍事觀察團抵達延安。他們也深受感動，大多數人呼籲在抗日戰爭中與共産黨領導的軍隊進行閤作，提供援助。這一行動也受到瞭美國駐中國戰區司令史迪威將軍的贊同。這一局麵由於後來史迪威將軍被召迴國而遭到破壞。這也是美國最高領導層決定自此隻與國民黨閤作而采取的第一步。最後導緻瞭美國全麵支持蔣介石政府進行內戰，直至新中國成立後美中關係中斷達二十多年之久。
　　現在讓我迴顧一下1944年6月間赴延安訪問的外國記者團的其他方麵。像國民黨估計的那樣，他們是少數，隻有六個人。在這六個人中間，還有精心挑選的兩個他們所信任的、站在反共立場唱反調的人。在最後一刻，他們不顧所有在重慶的記者們的一緻聯名抗議，擅自取消瞭另外一個記者、我的妻子愛爾茜·邱茉莉作為記者團一員的權利，她當時是受加拿大和英國報紙的委派，準備和我們同行的。提齣的貌似公允的藉口是，此行對一個婦女來講，太艱苦瞭！其實是他們認為她傾嚮於共産黨。
　　但是，盡管去的記者為數有限，他們卻直接代錶瞭總數兩倍於他們人數的主要西方通訊社（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及蘇聯的塔斯社。其中有人身兼二職甚至三職。事實上，其中有三個人，哈裏森·福爾曼（代錶倫敦《泰晤士報》等）、我自己（代錶美國《紐約時報》、《時代》雜誌等）和毛裏斯·武道（代錶美國《巴爾的摩太陽報》），不僅去瞭延安，還到瞭抗敵前綫。他們不僅寫瞭幾十篇新聞報道和文章在全世界報刊上發錶，而且在此後的一段時間裏，還齣版瞭幾本書。
　　談到此行對我個人的影響，國民黨“代錶團團長”謝保樵，一個專挑毛病的人，怒氣衝衝但卻真實地匯報說：“艾培（愛潑斯坦的簡稱和愛稱）一到延安，簡直就像迴到傢裏一樣！”（這一“指責”在國民黨高級官員董顯光所寫的書《中國和世界新聞界》裏不知重復過多少次。從整體上看，這種“指責”也是一個無可奈何的承認，即他的政府在宣傳陣地上已經徹底敗給瞭共産黨）而通過此行使我確信無疑的是，正如我在給妻子的信中所寫：“這個邊區遭到包圍封鎖，但並不是一個可憐的地區，而是一個小型的國傢，是許多地區的後方，把這些地區都加在一起，那就大瞭許多倍，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傢……這裏的人民充分相信，他們就是中國，他們就是中國的未來。”其他的來訪者也持有相同的結論，盡管他們的觀點各不相同。
　　收在這本書裏的通訊，在用語和日期上一如我當年發稿時一樣。因為身在中國，我沒法從報刊上看到這些通訊是如何發錶的。標題卻不同於報刊上刊用的，當這些通訊在印度被編輯齣版為小集子時，我根據底稿重新寫瞭標題。
　　在這本通訊集中還增加瞭我為其他報刊寫的文章，也是以當年發錶時的原貌齣現。
　　最後，從給我當年蟄居重慶的愛妻愛爾茜·邱茉莉的信件中，我引用瞭不少材料，我相信這些信件可以補充和間接說明通訊中的一些情節。因通訊要經過新聞檢查，為避免齣麻煩，在用語方麵有時比較迂迴。信件則更自然一些，其用語也未變動，除去有些純私人交談和無關的話語略有刪節外，為瞭語句的銜接，在措辭上略有改動。
　　這些書信也是我們記者工作的一部分，讓我簡短介紹一下當時的背景吧。雖然愛爾茜·邱茉莉曾由幾傢報紙聘任與我們同行，而她卻被重慶當局突然取消瞭資格。因此，在我們的通信中，我盡量把我對延安和八路軍戰場的印象以最直截瞭當的方式傳遞給她，告知她我們團裏的情況，保持她的情緒，以幫助鼓勵她盡量多地從國民黨設置的各種障礙下得到我的通訊——那是她全心全意進行得很成功的一場戰鬥。雖然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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