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慰慈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epub pdf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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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主要选取了张慰慈发表在《新青年》《晨报副刊》《努力周报》《东方杂志》等民国时期重要刊物上的研究论文，及其在民国时期最重要的著作中的核心篇章，内容涵盖张慰慈对民国前期重大历史事件的评论、对西方政治学理论的介绍和对民国政治体制问题的思考。

作者简介

人物简介
张慰慈（1890—1976），活跃在民国时期的北京学界，是民国时期政治学研究的开拓者，自由主义政治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曾参与《新青年》《努力周报》《晨报副刊》等民国自由主义重要刊物的编辑和稿件撰写，与胡适等学人保持着非常好的思想战友关系。

编者简介
李源，2 0 1 4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要研究民国政治思想史。2013年起，担任视频节目《罗辑思维》的创作人。

目录

导言

俄国的新宪法（1919）
俄国的土地法（1919）
俄国的婚姻制度（1919）
俄国遗产制度之废止（1919）
俄国的新银行法（1919）
女子解放与家庭改组（1919）
德国新宪法中的联邦制度（1919）
美国城市自治的约章制度（1920）
美国劳动运动及组织（1920）
最近德国政治变迁（1920）
市政问题（1922）
多元的主权论（1922）
政治改革的目标（1923）
英国选举制度史（节录）（1923）
英国政府纲要（节录）（1924）
中世纪的民治主义和选举制度（1924）
欧美城市和国家的关系（1924）
二十年来美国城市政府改革（1924）
市政制度（节录）（1925）
阿玛那——一个试验共产制度的社会（1925）
论苏俄（1925）
我也来谈谈苏俄（1925）
论妇女的智力（1925）
床的研究（1925）
上海的租界（1925）
中国与国际劳工会议（1925）
市民与市政（1925）
世界人口与粮食问题（1925）
巴尔沙克论婚姻（1926）
俄国革命前后社会阶级状况的变迁（1926）
战后的欧洲农民——绿色国际（1926）
欧战前后的国际政治
——一九一四年至一九二六年间的变更情形（1926）
战后的欧洲劳工阶级（1926）
战后的欧洲中等阶级（1926）
英国的殖民地（1927）
革命以后的德国市政（1927）
萨各与樊才第的案件（1927）
民族主义与帝国主义（1928）
革命（1928）
欧美诸国的市长（1928）
宪法（节录）（1930）
政治制度浅说（节录）（1930）
政治学大纲（节录）（1930）
《现代民治政体》译者序（1931）

张慰慈年谱简编

精彩书摘

导言
张慰慈（1890—1976），字祖训，江苏吴江人，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政治学家、教育家，同时也是治国专家。
张慰慈早年就读于上海澄衷学堂、复旦公学，后于美国艾奥瓦大学获政治学博士学位，曾任北京大学、法政大学、上海东吴大学法律学院、中国公学政治学教授和安徽大学图书馆馆长等职。张慰慈所参与教学的主要内容包含政治思想史、法学等社会科学，为社会科学普及做出非常大的贡献。中国的政治学研究诞生于辛亥革命后，尤其是在1920年代的北京大学，当时北京大学的许多教授都是从欧美留学归来的学者专家，包括陶孟和、王世杰、周鲠生、陈启修等人；还有很多人是接受北洋的新式教育，之后在各个大学政治系任教。
从研究阵地看，20世纪中国政治学的研究阵地在20年代主要是北京大学，30年代主要是清华大学，抗战开始后转移到西南联合大学。张慰慈所主要活动与著述的年代，正是北京大学政治学开创并突飞猛进的时代，张慰慈的主要代表作《政治制度浅说》《政治学大纲》与《宪法》，以及其所翻译的美国政治学家布赖斯的《现代民治政体》，不仅是重要的教学范本，同时也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涵，值得我们今天重新整理与阅读。
张慰慈最主要的著作完成于1919—1931年这13年间，多是其在北京大学任教期间编写的著作与教材，其中包括《市政制度》《宪法》《政治学大纲》等开创性研究著作。20世纪20年代的民国政治学大约可以分成几个流派，以胡适及其学术—朋友圈为代表的政治学家群体是自由主义政治学的代表，深受英美政治学传统影响，强调权力分立制衡、契约主权、政党、议会、宪政与国家—社会分立等学说。作为北大政治学界的代表人物，张慰慈的论著堪称20世纪20年代中国自由主义政治学研究的高峰。
张慰慈是胡适的学人圈子中与胡适关系最为紧密的一位。十四五岁的时候，张慰慈和胡适就是上海澄衷学堂的同学。张慰慈与胡适始终保持良好的关系，后胡适每次到上海，时常住在上海绍兴路96弄的张慰慈家里。
1915年《青年杂志》创刊（1916年改名为《新青年》），张慰慈就曾与胡适共同参与，并连载文章。张慰慈曾参与胡适在北京组织的多数重大学术活动，并曾协助胡适创办过大量杂志、刊物。张慰慈性格温和，不爱争强，与胡适的关系始终很融洽。
目前能够搜集到张慰慈最早的一篇理论文章发表在《每周评论》上。《每周评论》由陈独秀、刘半农和张申府合办，作为“不谈政治”的《新青年》关于政论的补充。1920年胡适接替陈独秀担任过一段时间主笔，这期间张慰慈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介绍俄国革命，宣扬妇女解放。张慰慈用满怀热情的笔调，介绍俄国革命，同时强调俄国革命对于当时中国社会进行民主实验的重要作用。
后来胡适又创办了《努力周报》，在《努力周报》的主编人员中，除了核心成员胡适、丁文江之外，张慰慈也是重要参与者。《努力周报》是胡适和几位朋友自筹经费所办，不发稿费，写稿、投稿也都是出于友谊，发行部的人也没薪水。在这样的情况下，张慰慈与高一涵也曾在胡适不在京期间担任过一年多的主笔。在此期间张慰慈还积极参与了胡适组织的20人茶话会，参与制定了《我们的政治主张》。1923年胡适南下养病，张慰慈与高一涵成为刊物的主笔，这段时间，胡适与张慰慈、高一涵互通了许多书信，讨论《努力周报》的经费问题。
1923—1925年间，张慰慈完成了他的几部重要著作：《英国选举制度史》（1923）、《英国政府纲要》（1924）、《市政制度》（1925）。后胡适滞留上海不归，张慰慈与徐志摩等人合办《晨报副刊》，发表了大量关于妇女、婚姻、家庭及批判苏联的文章。张慰慈所发表的关于妇女的文章，引发了热烈讨论。尤其是其所翻译的叔本华的《妇女论》。叔本华对于女权的批判，在欧美学界独树一帜，他对女性存在很多歧视性看法，一直是女权主义者攻击的对象，颇受争议。但其观点尚未引起国内关注。张慰慈译介此篇文章后，引发了大量讨论，也包括谴责，鲁迅先生也曾参与讨论。
张慰慈的《英国选举制度史》与《英国政府纲要》是中国较早系统地介绍英国政府与选举制度的专著。《英国选举制度史》用大量篇幅描述英国选举制度的细节，并分析了英国选举制度的由来与问题，对于今天的英国选举制度研究仍有重要参考价值。《英国政府纲要》更为全面地分析了英国政体的特点，并有大量篇幅描述英国选举制度对于民国政体的借鉴意义。完成这两部经验研究著作，对于张慰慈之后对自由主义政体的判断产生了影响。
《市政制度》是张慰慈的代表作之一。市政研究是民国时期的重要研究领域，当代学界对此已有部分研究，但仍有更多挖掘价值。20世纪20年代，北洋政府与广东国民政府对于城市改造问题非常重视，因而也使得市政专家能有很多施展才华的空间。相对于30年代的重要市政专家董修甲等人，张慰慈的《市政制度》完成最早，而且其所建立的分析框架，一直为之后的学者沿用。张慰慈不仅强调民治必须从城市市民的自治运动开始，与当时大批主张农村自治的学者形成鲜明对比，而且他提出的城市自治的许多具体实践方式，也是同时期研究者根本没有企及的地方。历史经验表明，城镇化是工业化的必要步骤，甚至伴随工业化的进行，实现城镇化是必然结果也是必要条件。张慰慈是中国最早发出城市化先于农村治理呼声的专家学者之一。《市政制度》对于今天我们理解城市化、市政管理，仍有重要意义。
1929—1931年是张慰慈学术的成熟期与总结期，他不仅翻译了布赖斯的《现代民治政体》，也完成了其系统阐释政治思想最重要的三部代表性专著，分别是《宪法》（1930）、《政治制度浅说》（1930）和《政治学大纲》（1930）。这三部著作系统地总结了20年代张慰慈政治思想的精华，是理解张慰慈政治思想最重要的文本。
《宪法》的初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收在“小百科系列丛书”之中，共分6章。《政治制度浅说》初版于1930年3月，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共25章。《政治学大纲》的初版也是完成于1930年，共18章，在《政治制度浅说》基础上，扩增了大量内容，补充进“政治学的性质”“研究政治学的方法”等内容。1930年4月，张慰慈合并后两本著作，出版精华本，名为《政治学》，共10章，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张慰慈集中出版三部专著，是因为1930年，安徽大学聘任杨亮功为校长。杨亮功上任后，立即在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延聘各领域专家学者任职，提高教学质量，提升安徽大学影响力，其中就包括王陆一、张慰慈、丁绪贤等人，此外还延聘了知名学者，包括陆侃如等任各系主任。张慰慈后还当过该校图书馆馆长，直到1932年改任国民政府铁道部参事。《政治制度浅说》的初稿，张慰慈在北京大学授课期间应该已经基本完成，作为张慰慈在北大授课时所用的教本，借此机遇出版，用于在安徽大学法学院授课。
《政治学大纲》一书是在《政治制度浅说》基础上增订而成，增加了很多对时政问题的讨论。如第11章论宪法，补充第2节“中华民国成文宪法运动史”作结。第15章论政党，补充第2节“中国国民党及其组织”作结。第16章论选举权与罢免权，最后以“选举费用与选举舞弊法律”作结。第18章论“政府职务及其分配”，专门讨论了国民政府的五权宪法。
从《政治学大纲》一书的章节设计与结构中，可以看出张慰慈在这一阶段大量出书，不乏资政之意。1928年6月3日，胡汉民在国民政府结束二次北伐、形式上统一中国前夕，抛出了《训政大纲》，口不离党，明确表示蒋介石应该放下军权，由党来领导军队，同时全国人民接受国民党“训政”。在他看来，国民政府的政权应该完全由国民党把控。胡汉民之所以如此强调党权，是为了与控制军权的蒋介石争夺最高统治权。8月8日，胡汉民将提纲提交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同时到处宣讲，希望国民党代表接受提案。虽然10月3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训政纲领》与《国民政府组织法》，形式上标志“训政阶段”的开始，但是党权与政权谁高谁低的问题，依旧没有解决。胡汉民所构想出的党统治国家，引领“训政”，主要是希望党的决策通过立法院实现，因而他牢牢握着立法院，希望将立法院凌驾于国民政府之上。而蒋介石和政学系则针锋相对，强调约法高于党权。蒋胡双方明里讨论意识形态，背地里却搞权力斗争，为此引发了学界和政界关于“如何训政”问题的大讨论。
张慰慈出版《政治学大纲》《政治制度浅说》与《宪法》等总结性著作，对于讨论“如何训政”这一问题的意图也十分明显。尤其是在增删《政治制度浅说》基础上完成的《政治学大纲》，有明显的资政之意。他在书中不仅重新梳理了孙中山的“训政”理论，而且试图在蒋胡之争的讨论之外，找到一个新的维度，分析中国到底应该是要“约法之治”还是“党统治国家”的问题。同时，张慰慈这三部著作，也是他在20年代各处发表的文章与论著的总结之作，从三部著作入手，也更有助于理解张慰慈思想的整体脉络。
张慰慈还是民国时期重要的治国专家。在北洋政府时期，他就曾参与过许多重要的政治事件。1925年，张慰慈曾作为代表参加过欧洲的国际劳工会议，并针对当时重要的谈判与胡适进行过书信沟通，同时也与教育总长汤尔和、财政总长罗钧任等保持密切联系，还与蔡元培、王宠惠等人联合发表过《争自由的宣言》《我们的政治主张》等自由派学人的重要宣言文章。
从1930年开始，一大批自由派学人，尤其是政治学家纷纷加入蒋介石政府，充当治国专家，利用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治理国家。1932年之后，张慰慈弃学从政，先是南下加入国民政府铁道部，后加入翁文灏的资源委员会，这期间也与胡适在上海有多次会晤。此后张慰慈再未发表过专论或文章，只是与胡适有书信往来。1932年张慰慈还参与创办了中国政治学会，成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重要幕僚。该会是由杭立武、高一涵等人主张，一批政治学家在国民政府之下组织的学术与政治参与并举的机构，也是民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学社团。政治学会创始人共有45人，张慰慈名列其中。关于中国政治学会的研究，具体细节见魏镛：《中国政治学会之成立及其初期学术活动》，载《政治学报》（台北），1992（20）；孙宏云：《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展开：清华政治学系的早期发展》，286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张慰慈连任前几届干事和理事，为政治学会的历届年会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1933年12月开始，张慰慈进入铁道部担任参事，其间到处奔走，疏通铁路事宜。抗战之后，在翁文灏的邀请下，张慰慈加入资源委员会，继续为国民政府做事，奔走于上海、香港、重庆之间，甚至还出行越南和菲律宾。胡适对张慰慈参政非常赞同，多有书信往来。新中国成立后，张慰慈一直从事出版文化工作，为新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做出过巨大贡献。
在民国政治学家群体中，张慰慈的政治学研究起步相对较早，且成果极为丰富，在自由主义政治学的谱系中一度扮演了领军人物的角色。由于张慰慈的政治学研究专攻比较政治制度研究，相较于同时期自由派思想家的思想体系，别具特色，在讨论具体问题时常提出很不同的见解。张慰慈更兼有治国专家的经验，深入理解其政治学研究中的政治思想价值，有助于我们在传统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研究领域获得新的视角，发现新的问题。
除了著作之外，张慰慈发表的大量文章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张慰慈的文章所涉及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内容：市政研究、政体研究与时政评论。
张慰慈的市政研究文章多发表在《新青年》《东方杂志》《努力周报》等当时颇有影响力的杂志上，有很大一部分收录在《市政制度》一书之中。北洋政府统治下的北京市政府，十分重视城市规划，其中大量成果与当时的市政专家群体建言献策有很大关系。张慰慈在美国期间参阅了大量关于欧美尤其是美国城市化的文章，他的研究多建立在扎实的经验研究之上。张慰慈较为欣赏美国城市化的进程，尤其对于市民自治情有独钟。在其看来，美国公民之所以能有强大的自治习惯与能力，和他们较早城市化有关；而美国城市发展能够如此迅速、高效，也与城市自治传统有密切关系。美国市民有能力自发组织抵制、罢工等社会运动，这在他看来，是中国时下所缺少的。
张慰慈身在北京，对于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十分恐惧，认为革命将会造成流血牺牲与“革命恐怖”。在其看来，缺少具有自治能力的中间阶层，是中国与俄国这些专制国家在危急关头时常发生革命的重要原因。俄国由于贵族阶层和资产阶级较为软弱，才会引发革命。而早已结束了皇权的中国，时下也缺少一个具备自治能力的中间阶层，因而不足以抵抗“赤化”。这种观点在当时北京的知识分子中间也颇有响应。胡适也曾因此与他在书信中有热烈讨论。
张慰慈的市政研究同时也涉及大量的细节与案例。在张慰慈看来，城市自治过程中最重要的有三点：第一，有智识的市民；第二，适用的市公约；第三，有统系的行政组织。针对每一项，他都有专门文章讨论。尤其是关于欧美自治城市约章的研究，在民国学界当中并不多见，研究价值很高。城市自治是欧洲自中世纪以来就有的传统，对此当时的学术界研究者并不多。张慰慈曾系统地梳理欧洲城市自治运动与美国城市约章的历史，对于今天的中国也有参考价值。胡适也十分重视张慰慈的市政研究，亲自为《市政制度》作序。
张慰慈关于政体的研究涉及他对中国政治体制的理解，也包含他对于时局的理解。在1927年之前，张慰慈的政体研究多涉及东欧和俄国。在其看来，革命政体是一次重要的政治实验，中国缺少这样的政治实验，因而也需要敢于实验。
张慰慈与胡适接触最多，因深受胡适实验主义的影响，张慰慈的宪法观念里就有浓厚的实验主义倾向。他认为，人类的宪法史，就是宪法进化的历史，就是根据实际情况逐渐适应的历史。在他看来，宪法更需要生长，不能把制度规定得一成不变。他所主张的好宪法，就是那种可以“不断进化”的宪法，而不是经常因为革命而变来变去的宪法。张慰慈还提出了良好宪法的三种标准：“（一）意义广阔，（二）文字简单，（三）界限明确。”提出“简单而不含糊”的标准，目的就是让宪法可以适应时代变化，之所以写得简单，正是为了适应环境，可以不断地修补，使之进化。在制定宪法过程中，也要留出足够的余地，保证宪法可以逐渐适应时代进步，完成“进化”。
由于张慰慈所主张的思维方式是欧美自由主义，所以在不久之后，张慰慈转而猛烈批判革命。1925年之后，张慰慈在《东方杂志》等刊物发表文章批判苏维埃制度，开始思考在民治与党治之间寻求中间道路。他一方面全面地批判苏联制度，另一方面也对民治政府的缺陷进行理论与经验分析，从而寻找适合中国的政体形式。尽管其中不乏偏激之处，对于今天的读者，仍是理解北伐期间北京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思考问题的角度之一。反对割裂传统的政治实验，但这不等于拒绝一切创新进步，而是主张有步骤有选择，结合国情借鉴外国的传统。
张慰慈在著作与文章中，对比了大量的政体与政府结构，从历史经验与具体国家的国情出发，鲜明地刻着英美经验主义分析方法的烙印。张慰慈在《政治学大纲》里面曾专门总结过自己的治学方法：“我以为应用的政治学，应该把人看作国家的主体，把一切政治看作人类心理作用的表征，用历史的研究法，把政治现象变迁进步的因果探求出来，抽出进化的原因，找到进化的路线，更把各国各时各种制度各种学说，用比较的方法研究其长短优劣，拿来做我们现在的人研究现在政治现象的政治制度的工具，做指导现在的人应付现在环境的方针。”张慰慈在书中共列举了五种政治学的研究方法，包括生物学的方法、比较的方法、实验的方法、历史的方法与心理学的方法。他对于孔德、斯宾塞等社会学家的将人类社会比附作生物体的做法并不欣赏；对于比较政治学研究方法也不欣赏，因为其不分析具体的政治环境，只是单纯比较，“把特别环境看得太轻，把现有制度看作根之果，确是一桩很危险的事。”
在1920年前后，张慰慈在《新青年》上发表《最近德国政治变迁》等文章，介绍魏玛共和国的制度创新。就在同时期，张君劢也在上海的研究系刊物《解放与改造》上发表文章，介绍魏玛宪法，最著名的是1920年7月14日发表的《中国之前途：德国乎？俄国乎？》，其所讨论的问题与张慰慈十分相近，在比较俄国与德国政治变革的过程中，反思中国的未来，二人成为当时介绍德国政体的最重要的两位学者。学界过去一般更强调张君劢的学术意义，往往忽视了张慰慈对于介绍魏玛宪法和魏玛制度创新的重要贡献，这是不够的。
张慰慈非常关注德国革命以来社会阶层的变化，尤其是德国制度建设中的新现象。在分析德国政体的时候，张慰慈非常推崇职业代议制和经济议会制度。德国的经济议会是一种职业代表组成的机关，全国经济议会由资本家代表和工会代表联合组成，但凡经济上的提案，政府必须交给该经济会议讨论，其等于是重要的附属于立法机关的参议机关。张慰慈主张借鉴德国采用的各式经济议会，包括工人的议会等，尤其是其中最重要的全国经济议会。
实际上，经济议会在魏玛德国的政体中并没有太大的意义，只有参政权，没有决策权。张慰慈之所以对其如此推崇，和他的专家治国情结有很大关系。在张慰慈看来，议会结构中，最需要配备专家组成的议会，因为他们对于时政有更专业的经验和治国能力。相对于官僚政治和政客议会政治，专家政治是解决诸多问题的关键。
张慰慈的政体观念主要来自布赖斯的《现代民治政体》，他的许多关于民治与专家治国的观点深受其影响。张慰慈最早引用布赖斯的观点，是在1920年《新青年》上发表的《美国委员式和经理式的城市政府》一文，谈到“美国城市是民治主义的大失败”。张慰慈在《宪法》一书中，也曾引用布赖斯的《现代民治政体》。后在1931年张慰慈将《现代民治政体》翻译出版。张慰慈对此书十分钟情，在给该书所写的译者序中，认为“关于民治政府的主义和实际情形，这一部书要算是最重要的、最完备的”，甚至认为布赖斯是“美国政治学者的领袖”。《现代民治政体》出版于1920年，此前布赖斯曾完成过《美国平民政治》《神圣罗马帝国史》等政治学专著，《现代民治政体》不仅结合了作者大量的实地考察经验，而且也在比较政治体研究中得出了许多重要的结论。胡适也受到布赖斯的影响，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一文中，曾引述布赖斯的《美国平民政治》，将其译作《美洲民主国》。参见胡适：《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载《新月》，1929年第2卷第4号。
张慰慈认为好的行政机关不一定就是民选的，多数政治应该由专家来治理。利用专门人员立法，制定具体政策，是张慰慈政治主张中有鲜明特色的部分。在张慰慈看来，一个好的民治国家，必须能选出优秀的人才来治理国家。张慰慈在介绍英国政体的文章中，也充分肯定了英国文官制度中让政务官与事务官分开的制度。英国的事务官就是一般的文官，是脱离党派的常务公务员，他们对一个方面的问题很为熟悉。实际上也是基于专家治国的理念，张慰慈认为这样的制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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