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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廖平先生深通六经，洞彻天人，能阐孔孟遗言，承周汉绝学。时值国社危于累卵，举国莫不思变图强，群以六艺为用之学，震眩于先生多变之论，鲜能得其旨要，甚者更以怪诞视之。而先生独能度越群伦，以“推倒一时，开拓万古；光被四表，周流六虚”自许，首揭“素王改制”为经学微言大义之核心；以《王制》为主脑，遍说群经，择善取同，新义创制，冀以保国、保种、保教，救亡而图存；且能顺应时代之变易，发展其改制理论之内涵；晚年更萌生突破六经藩篱之微意，自改制而进谈说革命，一扫魏晋以来近两千年传统经学之迂腐积习，开创一途辙新颖、立论高远独特之新经学。编者本此意选录先生讲论以为此卷，天学之论亦略备之，医经、刑法则概不与。

作者简介

人物简介
廖平（1852—1932），四川省井研县人，初名登廷，字旭陔，又作勖斋，后改名平，字季平。1874年中秀才，1876年补廪饩，调尊经书院肄业，至1886年始主讲井研来凤书院，居尊经前后十年，为研究经学之重要时期。1879年，得陪贡第一名，同年应乡试中举。1887年分教尊经，次年任尊经襄校。1889年中进士，依例当用知县，先生以亲老请改教职，部铨龙安府教授，并先后任嘉定九峰书院、资州艺风书院、安岳凤山书院山长，并任射洪县训导、安岳县教谕、四川国学专门学校校长。1906年停科举办学校后，先生为成都各学堂讲经学三年。民国二年（1913年）出席北京读音统一会，八月出席曲阜孔教会第一次全国大会。1919年在国专校长任内，忽患风痹，自是以后，言语蹇涩，右手右脚均拘挛，行动眠食非人不举。1922年辞校长职。1924年返井研。1932年逝世。

编者简介
蒙默，1926年生，四川省盐亭县人。1951年毕业于四川大学，20世纪50年代曾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60年代初调至四川大学，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1992年退休，受聘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曾应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之邀赴港访问并做学术演讲。先后发表论文六十余篇，撰写专著五种（三种系合作），四次获得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退休后专志于研究、整理蒙文通先生遗稿，出版《蒙文通文集》六卷及《经学抉原》、《中国史学史》等专集八种。
蒙怀敬，1987年毕业于重庆师范大学，现任中学教师。

目录

导言


今古学考
古学考
知圣篇
知圣续篇
经学六变记
四益馆经学四变记
五变记笺述
经学六变记
经学初程
经话
《经话》甲编卷一
《经话》甲编卷二
《经话》乙编
群经凡例
《穀梁》三种
起起穀梁废疾
释范
《穀梁春秋经传古义疏》凡例

何氏《公羊解诂》三十论
公羊春秋经传验推补证（选录）
群经总义讲义
改文从质说
尊孔篇
大同学说
天人论
《伦理约编》李序及附录
哲学思想论
上南皮师相论学书
与宋芸子论学书
答江叔海论《今古学考》书并序


廖平年谱简编
后记

精彩书摘

导言

廖先生名平，字季平，四川井研人，清咸丰二年（1852年）生，家贫。
1872年，年甫二十一，即设帐授徒。1874年，中秀才。次年，尊经书院立，
择府县高材生肄业其中。又次年，先生应科试，以优等补廪饩，调读
尊经书院。1889年成进士。历任蜀龙安、绥定府教授，尊经书院襄校，
嘉定九峰书院、资州艺风书院、安岳凤山书院山长。入民国，任四川国学
专门学校校长。1919年，病风痹，虽愈而偏瘫。1922年，辞国专校长职，
两年后，返井研，1932年卒，享年八十一岁。终生从事教育治学，著述达
百余种，以讲今文学著称。范文澜先生《中国经学史的演变》中说：“
始终专心讲论，堪称今文学大师的要算井研廖平”，是也。
（一）
先生逝世已八十余年，先生终生从事之经学研究，亦多年人道及，而在上
世纪80年代开始，忽渐有人研究先生，杂志上有文章论及先生，出版社有
先生文集和评传出版，是先生尚未为学林淡忘，亦云幸矣。
各种作品对先生之学术评价颇不同，学术乃天下公器，见仁见智，各有自由。
然有一说法颇令人难解。“廖平的经学六变，标志着经学到此终结。”
（《廖平学术思想研究》）“四变以后……往往荒诞可笑，正说明经学到了
终点，这条路行不通了。”（《四川思想家·廖平》）“廖平的经学理论有着
自己的意蕴，这就是情地宣告了经学的终结。”（《廖平评传》）此种异口同声
将先生与经学终结联系在一起之说，实为令人难于理解。先生之学多变，后期愈变
愈奇，幼眇难知，此先生之个人学术风格与思想方法，究与经学这门学科的终结
有何内在联系？当时尚有被称为最后一位古文学大师的章太炎先生，名气比廖先生更大，
又廖先生之多变与幼眇，为何竟不能挽回“经学终结”（如果经学真的终结的话）？
任何学术之产生、发展、变化皆受时代之制约，个人对学术之影响虽皆存在，但任何
个人皆不可能影响某种学术使之“终结”，对廖先生给予此种评价，实毫意义。
廖先生之学确为多变，后期尤为奇纵难知，遂致学人常因此而法把握先生学术之
核心。然先生多变之中有不变者在？学者率多能以先生之言：“某毕生学说，
专以尊经尊孔为主”作答。然此尊经尊孔之具体内核为何？则多茫然。其实，先生对
此亦自有回答，先生《廖氏经学丛书百种解题·序》言：

……或曰：学已三变，安知后来更异同？曰：至变之中有不易者存。故十年以内学已再易，而三传原编尚仍旧贯。唯大统各
经以宗旨未明，不敢编定。名曰三变，但见其求深，初未尝削札。（《光绪井研志·艺文》）

先生于此明确指出：“至变之中有不易者存”。学虽三变而三传则其未变者。三传为三部大书，
内容至为复杂，此“不易者存”之所“存”为何？《经话》甲编卷二言：

改制为《春秋》大门，自来先师多不得其意。
凡《春秋》所讥“非礼”皆周制。《春秋》斟酌
四代以定一尊，故即事见讥，以起改制之意。……

很清楚，《春秋》主旨即为改制。而《春秋》三传尤以《公羊》所言最多。《〈公羊补证〉凡例》言：
今于卷首刊《改制宗旨三十问题》以明旨趣……
此《改制宗旨三十问题》，《家学树坊》作《素王改制本旨三十题》，而在《公羊补证》刻本中
则又改作《素王制作宗旨四十问题》，于此可知，“改制”与“制作”实为同义词。先生于
《〈穀梁古义疏〉凡例》又言：
《春秋》改时制，所谓因监损益、择善而
从。托之六艺，于时事关。人多不明此
意，流弊甚多，今于各条间辑周制遗文佚
事，以见《春秋》改制之迹。
《春秋》虽以改制为主，然改制之事并不限于《春秋》。故先生又言：
经学以素王为主，受命改制乃群经大纲，
非《公羊》一家之言，惟《公羊》盛行于
汉，故其说独详耳。今以此为微言。（《群经凡例·〈公羊补证〉凡例》）
此处指出，此贯穿群经之“改制”，同时又被称为“微言”。吾人皆知，“微言大义”为今文经学
之特点，然“微言”者何？或释为：“精微之言”，或释为“隐微之言”，皆可。然“微言”之具体内涵
为何？先生《王制学凡例》言：
孔子以匹夫制作，行事具于《春秋》，复
推其意于五经。孔子已殁，弟子纪其制度以为《王制》。《论语谶》：子夏六十四人撰
仲尼微言以事素王，即《王制》也。此篇
皆改制事，不敢讼言；所谓微言,王即素王也。（《群经凡例》）
此处“制作”亦即“改制”之同义词（同前），“讼言”即“明言”、“公言”之意。此不能明言、公
言之内容亦即改制。此处并言，改制亦不仅具于《春秋》，同时亦“推其意于五经”。故先生又言：“孔子修述六艺，其道则一，六艺皆孔子新订之制，迥非四代旧典。”（《群经凡例·〈四代古制佚存〉凡例》）
《素王制作宗旨四十问题》又说：“改制为圣人微言，自明心迹”，“译改之制，全在六经。空言立说，非干预时政”。是“空言”亦即“改制”之言。《今古学考》言：“《论语》因革、损益，唯在制度”。是“因革”、
“损益”亦皆“改制”之同义词。
在先生书中，“改制”或称“孔子改制”，或称“素王改制”，又或称“孔子素王改制”，其义皆同。先生又以孔子倡言改制乃受命于天，故又多作“受命改制”，或“受命制作”。《知圣篇》言：
孔子受命制作，为生知，为素王，此经学
微言传授大义。帝王见诸事实，孔子徒托
空言，六艺即其典章制度，与今六部则例
相同。素王一义为六经之根株纲领，此义
一立，则群经皆有统宗……
先生此文将“受命改制”在经学中之核心地位及其统领作用言之极明，苟能把握此旨以读先生之书，
则欲通晓先生之学固非大难矣。
（二）
改制为廖先生经学思想核心之义既明，则将进而考察廖学六变与改制学说之关系。
先生言经初变之学为“平分今古”。盖经学以汉代最盛，自武帝立五经博士、罢黜百家，
而经学独居学术统治地位。至西京之末，刘歆倚王莽之势于平帝时增立《古文尚书》、《毛诗》、
《周官》、《左氏春秋》四博士。然莽末丧乱，诸家博士皆不存。至东汉中兴复立学官，歆学四
博士未得复立，虽数次争立，皆未如愿。然其学大行民间，世称古学。而立于学官之今学十四博士
则日益衰微，魏晋而后，两京博士之学殆成绝响，唯《公》、《穀》二家偶见孑遗。由行世而立于
学官者皆为古学。嗣经学中历衰落者千数百年，学者竟渐不复知有“今、古”之事，“微言大义”之
旨亦不复明。故先生以分今古为两千年不传之绝学。至于清代，经学再盛，然亦不知今古之别，
乾嘉汉学鼎盛，常州有庄存与者，喜好《公羊》，著《公羊正辞》，专求微言大义，不事训诂名物，
与当时戴段显学大异。然尚不明家法，同时犹治《毛诗》、《周官》。其从子述祖始略知今古之说，
传学其甥刘逢禄，逢禄尝言：“后从舅氏庄先生治经，始知两汉今古文流别。”所著有
《春秋公羊经传何氏释例》、《左氏春秋考证》，颇为学者所重。庄氏另甥宋翔凤亦从庄氏学，著《汉学今文古文考》、《拟汉博士答刘歆书》等，以反对古文经学，于是今文之帜乃张。庄、刘、宋皆
常州人，而常州学派之名遂扬于远近。刘弟子龚自珍、宋弟子戴望并善说《公羊》，其后魏源著
诗、书《古微》，《公羊春秋论》，皆以讥刺时政、经世致用为归依。而是时国事日非，今文之学乃日
昌，尤以南方各省为盛。此清世今文学兴起、发展之事，近世学者类皆能详。廖先生为晚清今学之殿，
然于常州之学与，对其影响最大者为张之洞，然张非学人，导其治学之启蒙而已。后湘潭王闿运来
长尊经书院，“闿运以治《公羊》闻于时，故文人耳，经学所造甚浅；其所著《公羊笺》，尚不逮
孔广森”（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王初来，先生从王治《公羊》，乃知今古事，殊不久即与
王不合，次年转治《穀梁》，时在1880年，当年即纂《穀梁先师遗说考》四卷。次年，为《穀梁注》，
成书八卷，1884年改为《穀梁春秋经传古义疏》十一卷，嗣编定《穀梁春秋内外编目录》三十七种，
都五十卷。先生治《穀梁》专明大义、求古说，分别三传异同，于是乃见家法之事，遂能度越前贤成
一家之学。先生以治《穀梁》读《王制》，见《王制》与《穀梁》所载礼制有不合，乃悟《王制》
于治经之重，嗣治《王制》，时引《穀梁》以相印证，偶参《五经异义》，见其多载今古制度异同之
事，乃作《〈异义〉今古学异同表》，“初以为十四博士必相参杂，乃古与古同，今与今同，虽小有不合，
非其巨纲，然后恍然悟博士同为一家，古学又别为一家也。遍考诸书，历历不爽，始定今古异同之论”。
于是乃著为《今古学考》。前此之言今古者，虽论争数十年，皆未知其立异之根本所在。
学者或以文字为说，于是有“今文”“古文”之名，实则今古家之五经文本并出古文，所异者个别文字耳，
故以文字论，则或今与今不同，古与古不同，此显不足以别古今之为异派。学者又或以是否立学官为判，
而不别义例，则更不足训。先生据许、郑《五经异义》，所载几尽礼制，故先生言：“今古之分以礼制为主”，
“不在异文”。“今古礼制，以《王制》、《周礼》有明文者为正宗。”《学考》刊出三年，先生过苏州，
谒当时古文大师俞樾，樾亟称“不刊之书”。入民国，古学大师章太炎亦言：“井研廖平说经，善于分别今古，
盖惠（栋）、戴（震）、凌（曙）、刘（逢禄）所不能上。”“廖平之学，与余绝相反，然其分别今古，确
然不易。”（《程师》）刘师培先生亦古文大师，“方其作《王制集证》，犹不信有今古之分，及既接廖氏，晚成
《周官古注集疏》、《礼经旧说考略》，遂专以礼为宗”（《经学抉原》）。而先
君子又言：“先生依许、郑《五经异义》以明今古之辨在礼制，而归纳于《王制》、《周官》……平分江河，
若示诸掌，千载之惑，一旦冰解。”后之学者“胥循此轨以造说，虽宗今宗古之见有殊，而今古之分在礼，则
皆决于先生说也”（《廖季平先生传》）。近世以来之论清代经学者，莫不述及道咸以后之今文学，虽其评价有
殊，其今古并论，则莫之能易也。然学者中亦似有持异议者，钱宾四先生在其《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自序》
中言：“本书所收四文……皆为两汉今古文问题，其实此问题仅起于道咸以下，而百年来掩胁学术界，几乎
不主杨、则主墨，各持门户，互争是非，渺不得定论所见，而夷求之两汉经学之实况，则并如此所云云也。”
“盖今古文之分，本出晚清学者之偏见。”先生此语，含义模糊，把握为难。或据先生此言，谓：“可见，
钱先生认为两汉经学本今古文两派之争的事实。”余以为，如此理解未必符合钱先生之本意，盖先生于
《自序》中使用“门户之见”及“门户之偏见”二词，二词含义显不同，不可混淆。首言“门户”，古言“门户”
犹今言“学派”、“派别”。此为古今事实之不可避免者。学派、派别之不同，则其对某事物之认识、理解亦
必不同（或不全同），认识、理解不同，其见解亦不同，此可谓“门户之见”，此亦不可避免者。然由于
门户不同、见解不同，而又掺和“标新立异为自表襮之资”，杂以门户意气之私，此等见解则为“门户之偏见”，
此则处于可避免、不可避免之间。而余则认为：门户之偏见不可有，门户之见不能。不可因门户之见而滋生门户之偏见，亦不可因门户之偏见而否定门户之见。余读先生《自序》，揣其本意，当谓：晚清经师，论主张今文经师
之所说，抑主张古文经师之所说，皆不可信。盖其今古文之分，本出于今（古）文学者门户之偏见。其间杂有
“标新立异为自表襮之资，而又杂有门户意气之私”，所说都不符合“两汉经学之实况”，故“同样不可信”
而非“两汉经学本今古文两派之争的事实”。苟谓余不信，请共读钱先生《两汉博士家法考》一文。
世俗所称两汉经学中之“今文学”、“古文学”皆为误以其起源于文本之为“今文”、“古文”，此种误解早已
为学者辨明（龚自珍、吴汝纶皆有文），实当弃置毋论，然此名沿用已久，学人皆心知肚明其实指当为“今学”、
“古学”，可毋庸置辨。钱先生对此亦知之甚悉，于文中亦言之至明。先生文中明确指出：文字之古今，“本不
为当时所重，当时辨学术分野，则必曰‘古学’、‘今学’，不称‘古文’，‘今文’”。又言：“‘今学’、
‘古学’之辨，此东汉经学一大分野，亦不可不知也。”二学分野既大，且今学虽立学官，而古学则朝野并盛，
则二学之争势所难免，故钱先生文中亦特立有“白虎观议奏与今古学争议”一节，专论其事。其他数次争论，文中
亦皆略有道及。由此不难见出，钱先生必不会在《自序》中提出与经过修订而汇刊之论文中相反之论断。对钱
《序》作“两汉经学本今古文两派之争的事实”之理解，显为误解。此误解之产生，可能因钱《序》措辞有欠准确明白之故。
廖先生分今古之学，盖上承汉末两千年不传之绝学，竭二十年之力扶而复之，使儒经微言大义之宗旨复明于天下，故学者
多赞之，以之比于顾亭林之发明古音、阎百诗之攻《伪古文尚书》，“专精《王制》，恢复今古旧学，虽原本汉人，
然其直探根本，分晰条流，规画乃在伏贾之间，西汉以来此识力。以之比于顾、阎二君，未审何似”
（《何氏〈公羊解诂〉三十论》萧藩跋）此言是也。先生之分今古确为经学历史之一大贡献，然仅就“平分今古”以尊先生，
远不足以尽先生，盖平分今古只为经学之一学派问题，乃其表层意义，而分今古之深处，则更有经学思想之精微者存焉。
先生之分今古盖基于礼制，而今古之礼制则显然大异，廖先生言：古礼为周制，今礼为新制，“周制到晚末、积弊最多，
孔子以继周当改，故寓其事于《王制》”。而改制之说创焉。《今古学考》为专言分今古之作，卷上为二十表，专以
示今古之异同盛衰，卷下为经话，其一一条，所以演今古异同之关系，其中言及改制者竟达三十处之多，明确指出：
孔子之时弑君灭国者接踵，礼坏乐崩者相继，孔子感到实有不得不改之苦衷，欲改周文以相救，书之《王制》，寓之
《春秋》，并数言：“改制之文全在《王制》”。“为孔子手订之书，乃改周救文大法”。“《王制》
所言皆素王新制，改周从质，见于《春秋》”。故先生之学，特重《王制》、《春秋》二书。《王制》虽为《礼记》之一篇，
而其内容则囊括治国全局，先生概括为：“以后来书志推之：其言爵禄，则职官志也；其言封建九州，则地理志也；
其言命官、兴学，则选举志也；其言巡狩、吉凶、军宾，则礼乐志也；其言国用，则食货志也；其言司马所掌，则兵
志也；其言司寇，则刑法志也；其言四夷，则外夷诸传也。大约宏纲巨领，皆已具此，宜其为一王大法欤！”故先生又言：“
孔子所改皆大纲，如爵禄、选举、建国、职官、食货、礼乐之类”，“至于仪礼节目与一切琐细威仪，皆仍而不改。
以其事文郁足法，非利弊所关，全用周制”。
先生经学一变之时，自今古礼制之异，乃悟孔子见周制积久弊多，继周当改，创立改制理论，订《王制》为改制标本。
（三）
《今古学考》刊行后，次年又写《续今古学考》，多变旧说。1888年分写为《知圣》、《辟刘》二篇，皆未即刊。1889年，先生应张之洞召去广州，住广雅书局，康有为（字长素）曾来相访。《经话》甲编尝记其事：
广州康长素，奇才博识，精力绝人，平生专以制度说经。戊己
间从沈君子丰处得《学考》，谬引为知己。
及还羊城，同黄季度过广雅书局相访。余以《知
圣篇》示之，驰书相戒，近万余言，斥为
好名骛外，轻变前说，急当焚毁。当时答
以面谈再决行止。后访之城南安徽会馆，
黄季度病未至，两心相协，谈论移晷。明年，
闻江叔海得俞荫老书，而《新学伪经考》
成矣。（《新学伪经考》刊于1891年，《孔子改制考》刊于1898年——笔者注）
《辟刘篇》、《知圣篇》为先生经学二变之代表作，《辟刘篇》后改为《古学考》，
1897年付梓；《知圣篇》于1902年成续篇，同年一并付梓。先生自谓：《辟刘篇》
所言为辟古，《知圣篇》所言为尊今。世人喜用“尊今抑古”以概括先生二变之旨，
然先生所著《孔经哲学发微》引己酉本则作“尊今伪古”，明斥古学为伪，实即不承认其
经学地位，此意实早已萌芽于《今古学考》，其《今、古学宗旨不同表》已明言：“今为经学派，
古为史学派”。书中虽言“从周”为孔子少壮之说，燕赵弟子未修《春秋》以前辞而先返，唯闻孔子从周之言，
是为古学起源，故“专用《周礼》”，而“古经多学古者润色史册”。是皆以史学派视之，不以其为经学派也。
而《古学考》中则更谓“弟子亦闻古学先归之事”，且言“古学始于刘氏”，是所谓“古学不祖孔子”也。
又谓“刘歆取《佚礼·官职篇》删补羼改，以成《周礼》”，“以为新宝法”，此所谓“新学伪经”也。又言
“刘氏弟子乃推其书以说《诗》、《书》、《孝经》、《论语》，此皆东汉事。马融以后，古乃成家”。且更进
而否定“古学亦皆有经”之说，谓“凡经皆今学，即《孝经》、《论语》、《左传》、《国语》亦然，则固古经矣”。
又言“今、古学之分，师说、训诂亦其大端。今学有授受，故师说详明。古学出于臆造，故师说。……古学师承，
专以难字见长，其书难读，不得不多用训诂；本师说，不得不以说字见长。师说多得本源实义，训诂则望文生训，
铢称寸量，多乖实义”。苟古学真如此说，其为“伪学”尚何足疑。
兹再论《知圣篇》之所以“尊今”。《古学考》首句即言：“旧著《知圣篇》专明改制之事”。钱宾四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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