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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读人群 ：法律、历史、思想研究学者及爱好者，法学专业学生、

　　1.中国近代立宪史扛鼎之作，中纪委2014年度推荐图书/凤凰网2014年度十大好书《法的中国性》的姊妹篇。

　　2.1840—1919的政法变革是一个不可替代而又极富历史和实践意义的理论标本，为什么“富强焦灼感”替代“立宪主义”的本体论价值成为中国近代立宪的规定性情绪？我们应该如何认识此间面相复杂、歧义丛生的政制思想谱系?于今日而言, 其能够开放出来的实践意义又有哪些?

内容简介

　　1840—1919的政法变革是一个不可替代而又极富历史和实践意义的理论标本，《新民说：中国的近代性（1840-1919）》以其为对象，着重考察了鸦片战争、戊戌变法、清廷预备立宪、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事件，阐述了近代中国对西方由守旧到开放、由局部到整体，以及由模仿到吸收的“近代性”过程，主要回答了为什么“富强焦灼感”替代“立宪主义”的本体论价值成为中国近代立宪的规定性情绪，我们应该如何认识此间面相复杂、歧义丛生的政制思想谱系，以及于今日而言， 其能够开放出来的实践意义又有哪些等问题，并在此基础上认为，中国人在此过程中并非完全被动响应，而是有着主动、积极的自我选择。
　　毫无疑问，近代性是西方扩张的一个结果。西方大踏步地前进，中国则节节败退。中国正是在这“前进—后退”的二元结构里，展开了自己的立宪史及近代性——不断革命成了我们的近代性自身。
　　日本的近代性带有二重性：无论是“脱亚入欧”还是“兴亚抗欧”，中国这个因素一直是绕不过去的。要“入欧”首先是要“脱亚”， “脱亚”之“亚”的真实意思是中国，“脱亚”首先得“脱华”，不脱去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就不可能“入欧”。
　　而中国的“抵抗”则主要表现为在西方面前的极端落后性。这种落后性可以用反动势力的强大进行解释，也可以用中国国家自身的性质来说明。这倒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中国的所有西方意义上的进步之路全都被堵死了。当上层官僚的异议都成为禁忌，中国革命只能越来越向下层民众推移，“下层革命”就成了中国抵抗的方式。而抵抗，则凸显了中国近代性的特质。无论我们有多少不情愿、不甘心，也无论我们对历史做过多少次假设，我们无法、也无能接纳西方的“进步”则成了一种*严酷的事实。而不断革命成了我们的近代性自身。

作者简介

　　王人博，著名法学家，代表性著作有：《法治论》《权利论》《法的中国性》《宪政文化与近代中国》等，另著有随笔集《桃李江湖》《孤独的敏感者》。其中，1989年与程燎原合作《法治论》，是90年代国内外极具影响的学术著作，国内系统研究法治理论的开山之作，被评为“1978-2014影响中国十大法治图书”；《法的中国性》荣获中纪委2014年度推荐图书、凤凰网2014年度十大好书、法制日报2014年度十大法治图书等。

目录

代序 中国的近代性

受损的传统世界
一 一个因应变故的新方略
二 西学对中学的冲击
三 “君民共主”思想的确立
四 遗产与资源

西方的诱惑
一 制度的重要性
二 传统与西化
三 在中西之间
四 以自由为体

求生之道
一 预备立宪
二 宪法性文件
三 宪制的“预备”

革命
一 论战
二 革命中的隐患
三 用心很苦的“临时约法”
四 探求新方案

“五四”思想
一 告别传统
二 惟民主义
三 自由主义

结语 历史的意义
一 文化的实用主义
二 中国目标
三 政治的激进主义

精彩书摘

　　《新民说：中国的近代性（1840-1919）》：
　　（三）议院与民权
　　“救亡”是萦绕于戊戌维新的主旋律，也像一根红线，贯穿于宪制思潮的始终。这条红线可以说明，为什么维新人士主要对西方的“议会”和“民权”感兴趣，为什么二者能成为他们观察、接受西方宪制的核心范畴。就文化资源而言，中国儒家传统中的民本主义，既是他们认同西方议会、民权的“亲和力”，也是他们深入探究西方宪制真义的障碍。从思想渊源来讲，王韬、郑观应等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君民共主观”直接或间接地成为他们的阶梯，是这一理路的延伸和发展。与上一代知识分子相比，他们虽然对西方文化有了
　　更多的了解，对议会的看法前后也有变化，而且提出了上一代知识分子没能提出的“民权”这一全新概念，但他们对议会、民权的价值认同模式并不是新的。这里为了叙事的方便，暂且把议会和民权分开来谈，虽然维新人士通常是把二者结合在一起的。在维新人士中，对西方议会把握较为准确的是严复。他能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西之教平等，故以公治众而尚自由。……法令始于下院，是民各奉其所主之约，而非率上之制也。”这种用平等、自由和自主的材料构造的“议院”，自然不同于那种
　　“通下情”之具的议院。这个观点也得到后来的梁启超的认同。这是一个新的起点和标志：在此之前，任何改良思想，包括七八十年代的王韬、郑观应等知识分子的君民共主思想，都是以假定传统政体具有合法性为前提的，但现在它的合法性受到了怀疑，须参用一种新的道德要求取而代之。“议会”——这个中国文化的异质因子——则成了中国自救富强的新希望。中国近代的宪制思潮就这样随着甲午战争的隆隆炮声烟去之后而舶来中国。从此之后，宪制被视作中国富强的必经之路，被一代又一代的先进人士高扬着、咏唱着，而一次又一次的腥风血雨则使他们心痛、悲怆，然后又有人从这悲怆中站出来、走下去，至死不渝。
　　议会与民权是宪制的两面。民权存在于议会，议会则是民权的表征。维新人士对民权的体认要比对议会的体认更具有中国文化的意味。中国传统的民本主义是他们藉以观察民权的第一个窗口。以“在中国实首倡言公理，首倡民权”自诩的康有为在他所写的《实理公法全书》中就提出了“人有自主之权”，“权归于众”，君主只是民众所确立的“保卫者”和所选择的“中保人”这一民权思想。梁启超的思路与他老师差不多，他甚至断言：“《春秋》大同之学，无不言民权者。”如此立论的还有谭嗣同，他说过与梁相类似的话。当他们高扬三代之治，释发传统的民本思想时，或许并不知道：儒家的民本思想与西方的民权概念并不是一个东西，过多地强调传统，这本身就在损坏民权概念的价值。明明是在受西方的诱惑，却非要说儒家传统更有魅力，这是文化上的自信，还是自卑？
　　……

前言/序言

　　近代性这个概念具有暧昧性。它自身无法回答“谁的近代性”以及“如何近代性”。毫无疑问，近代性是西方扩张的一个结果。这样说，并不是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否定西方，而是描述一个事实；“扩张”在这里是个中性词。也就是说，西方从自己的过去，那个离自己很近的“中世纪”走出来，通过与自己的过去对峙的方式认识自己。与过去相比，现在的自己无疑是个“新我”，而如何确证这个新我的主体身份，光有“中世纪”这一面镜子是不够的。历史反射出来的只是一个镜像，它还需要一面实体性的镜子。

　　这便是“东方”。作为东方中国的近代性，便是西方入侵/扩张的一个结果。西方大踏步地前进，中国则节节败退。在这凯歌高奏的前进队伍里，既有到处寻找买主的资本意志，也有探险家冒险的激情，还有为了建立普遍神圣王国的传教士的宗教献身，当然也有手握兵刃的军事征服。正是在这进与退的关系中，西方在东方以及中国的身上验证了自己的理性、科学、解放、实证主义的威力，并进一步确认了自己的近代性。相反，在败北的中国这里，自己因为失败与被征服而无法确认自己。与前进的西方相比，败北的中国则是非理性、愚昧、奴役、空虚、颓废的代词，而这个代词的发明也是西方的。就是说，理性是西方的，非理性也是西方的。中国在这滴着血的近代性中丢掉的不仅是自己的领土和主权，而且还丧失了命名自己的权利。欧洲是欧洲的，亚洲也是欧洲的。我的意思是说，这里的“亚洲”，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地理学概念，它或多或少也带有某种意识形态的色彩。人类居住地是西方根据自己的理性、科学丈量和测算而划分命名的。亚洲既在欧洲之东，也在欧洲之后。

　　作为东方国家，中国和日本正是在这“前进—后退”的二元结构里，展开了自己的近代性。日本的近代性更多表现的是“顺从”，而中国因为落后显现的则是“抵抗”。日本的近代性带有二重性：无论是“脱亚入欧”还是“兴亚抗欧”，中国这个因素一直是绕不过去的。要“入欧”首先是要“脱亚”，为什么不说“脱日入欧”呢？因为日本要“脱日”那就不是日本了，而成了虚无；“脱亚”之“亚”的真实意思是中国，“脱亚”首先得“脱华”，不脱去中国文化的影响，日本就不可能“入欧”。“脱华”就须极端地强调中日之间的差异性，“脱华”即是去华，“支那学”便提供了“去除”意义的“学术”基础。进步主义在日本始终是一种悖论式存在：它既能解释欧洲“入侵”日本的根据，“超克论”就是为了反抗这个根据；但又须依赖它来解释日本侵略中国的正当性。所谓“兴亚抗欧”也是以中日极端差异化为前提的，因为正是这种差异才可以解释日本为什么会是“兴亚抗欧”的主角。竹内好把日本的这种近代性称作“优等生文化”。“优等生文化”便是“兴亚抗欧”的根据。

　　中国的“抵抗”则主要表现为在西方面前的极端落后性。这种落后性可以用反动势力的强大进行解释，也可以用中国国家自身的性质来说明。这倒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中国的所有西方意义上的进步之路全都被堵死了。当上层官僚的异议都成为禁忌，中国革命只能越来越向下层民众推移，“下层革命”就成了中国抵抗的方式。而抵抗，则凸显了中国近代性的特质。无论我们有多少不情愿、不甘心，也无论我们对历史做过多少次假设，我们无法、也无能接纳西方的“进步”则成了一种最严酷的事实。而不断革命成了我们的近代性自身。

　　这种因极端落后而产生的抵抗也沉积了中国的民族性格，而这种性格在我们个体身上渗出来的便是鲁迅。

　　竹内好说，“当所有通向进步的道路都被封闭了，所有新的希望都被粉碎了的时候，才能积淀起鲁迅那样的人格吧。不是旧的东西变成新的，而是旧的东西就以它旧的面貌而承担新的使命——只有在这样一种极限条件下才能产生这样的人格”。

　　鲁迅自己也说过，“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他还说，“倘说为别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为连我自己还不明白应当怎么走。……我只很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就是：坟。然而这是大家都知道的，无须谁指引。问题是在从此到那的道路。那当然不只一条，我可正不知那一条好，虽然至今有时也还在寻求”。

　　鲁迅的本质是绝望的，是因为绝望而生发出了希望，希望始终存在于绝望中。也可以这样说，正是因为无路可走所以必须前行。“前行”就存在于绝望与希望的拉扯中，无路上的行者便是鲁迅的身影。在鲁迅的人格中，始终存在一种“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绝望感，而他偏偏要做一个“无路上行走”的行者。

　　为什么明明知道前方是“坟”还要苦苦前赶？他对此的解释是：“虽然明知前路是坟而偏要走，就是反抗绝望，因为我以为绝望而反抗者难，比因希望而战斗者更勇猛，更悲壮。”因绝望而反抗绝望，又因绝望而为希望悄然留下了一道细细的缝隙，“因为无望所以抱着希望”（本雅明）。实有存在于虚无之中，虚无也成就了反抗绝望的力量。这便是鲁迅那种“向死而存”“向死而行”的悖论式存在。

　　这是否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近代性存在方式呢？

　　这是以前的一本小册子。“以前”的意思是说，如果现在来写或许会有些不同，当然，也只是“或许”。这小个册子在历史学家的眼里可能一文不值，而在思想家眼中肯定又“不够思想”，它自身可能就是一种无用的存在。无用之用便是有用——出版家之所以要重新再版，原因大致在此。

　　印度学者査特吉说过，（对印度来讲）落后就是进步的障碍，同时也是我们自己的自身。

　　这或许也是中国近代性的宿命?!

　　王人博

　　2015年4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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