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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不该被遗忘的国学大师,历任北大、北师大、中大、浙大、西南联大教授,西南联大校歌歌词作者,《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的书写者。
七十年来《习坎庸言》就像传说中的《葵花宝典》,而今首度公开面世。
内容简介
《习坎庸言 鸭池十讲》是由“习坎庸言”和“鸭池十讲”两部分组成。《习坎庸言》是罗庸先生在西南联大习坎斋(取《易》之“君子以常德行,习教事”之意)自己寓所作的学术讲座讲稿,主题包孕广博,分为勉学、识仁、六艺、诸史、九流、理学、经世、文章、种族、文化、质文、礼乐、乡党、学校、儒侠、风俗等内外学术16篇,由学生李觐高根据笔记整理。《鸭池十讲》是罗庸先生在昆明期间另一系统的演讲。收其讲演稿十篇。因昆明的滇池在元代名鸭池,“以记地故,因题此名”。十篇文章内容丰富,论述精辟。谈儒,论诗,谈士,娓娓道来,足见其学识之博,见解之深,更可窥其于国忧家难之即,对民族精神之阐释。
作者简介
罗庸(1900—1950),字庸中,号习坎,蒙古族,生于北京。著名国学家。原籍江苏江都,清初扬州八怪之一“两峰山人”罗聘的后人。1917年进入北京大学文科国文门,毕业后在教育部任职,与鲁迅同事,同时兼任北大讲师,女师大、北师大教授。1926年参与创办华北大学。1927年应邀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讲学;同年秋,应鲁迅之邀,任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31年任浙江大学教授,1932年起在北京大学、西南联大任教,讲授《诗经》《楚辞》《论语》《孟子》等课程,后兼任中文系主任。1950年病逝于重庆北碚。生前出版的著作极少,只有《鸭池十讲》和《唐陈子昂先生伯玉年谱》等。
精彩书评
★众所周知,先生的道德文章属于儒家正宗,其中还融有释老之学,如果生当唐世,近乎谓“三教论衡”。
——吴晓铃
★在一般人眼中,罗庸只有薄薄一册《鸭池十讲》,作为名教授,未免有点寒碜。但这与罗庸的文学教育观念有关:“文学本来是极活泼的东西,其所寄托在文字,而本身却散在生活的各方面。假如上堂就有国文,下堂就没国文,那就失去了国文的目的。”罗庸因此而提倡“打成一片的国文教学法”,即将国文教学与人格陶冶合而为一。如此将全副精力集中在教学中的教授,即便著述无多,依旧值得敬重。
——陈平原
★先生的人品和学识可并顾炎武和黄宗羲。
——齐燕铭
★罗先生这本书非常好读,我以为可以和朱自清的《经典常谈》并列,是那种常读常新的书,是一本有生命力的书。罗庸对于中国文化深入了解,也是非常亲近的感情,这一点他很像钱穆,他的这些文章可以说篇篇动人,虽然半个世纪前的演讲,但今天读来还让人心有所动。——著名学者孟繁华
★罗庸先生的《鸭池十讲》,讲到为士之道。在罗先生眼中,士大夫“实在是中国文化的轴心”。在“礼崩乐坏”的东周时期,所谓王官失守,学在私门,有心的士大夫们以在野之身,积极做文化运动,孔夫子便是一例。战国时,士大夫学商人模样,“挟策求售,曳裾王门”,读书人商业化的结果,造成了游士之风。最好的时期是两汉四百年,特别是东汉,“读书人以居乡教授作处士为荣,东汉的气节,在士的历史上造成了空前的好榜样”。随后,董卓入卫,奸雄当道几百年,“处士一变而为党锢,再变而为文学侍从,三变而为世族的门客。读书人的生活,从居乡教授到运筹决策,再到做劝进表,加九锡文,最后到应诏咏妓,南朝士人的身份降到无可再降”。直至两宋,理学家们于讲学之余,尚能注意到乡村建设,如朱子家礼、吕氏公约之类。而到了明清两代,士子们与胥吏政治相因缘,“出则黩货弄权,处则鱼肉乡里”,士大夫的意义,似甚少有人顾及。
——南方周末
目录
习坎庸言
缘起/
规约/
内篇一勉学/
内篇二识仁/
内篇三六艺/
内篇四诸史/
内篇五九流/
内篇六理学/
内篇七经世/
内篇八文章/
外篇一种族/
外篇二文化/
外篇三质文/
外篇四礼乐/
外篇五乡党/
外篇六学校/
外篇七儒侠/
外篇八风俗/
后记/
鸭池十讲
前记/
一我与《论语》/
二儒家的根本精神/
三论为己之学/
四感与思/
五国文教学与人格陶冶/
六诗人/
七思无邪/
八诗的境界/
九少陵诗论/
十欣遇/
精彩书摘
习坎庸言
内篇三六艺
昔人治经,往往拘于门户,致有今古之争、汉宋之争。五四而后,复有对经学发生怀疑,倡为废经之论。而亦有视经为史料,以纯科学态度研究之者,遂与今古之争、汉宋之争并立,成为经学中之四派焉。今就所知稍加论列如次。
先论六经定名。六经或称六艺(刘歆《七略》有六艺略),孔子时无此称也,《论语》中亦无以六经教弟子之记载,然细按之,则夫子固尝以礼乐教弟子矣。颜回曰: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是孔子以礼教也。曰:由之瑟奚为于丘之门。子击罄于卫,是孔子以乐教也。《论语》论诗之处尤多,而书则少,论及尧日一篇,是否孔子所说,疑未能定。孔子作春秋之事,《论语》无明文,称易之处则有:假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其下文曰。不占而已矣。未能剧指此曰孔子尝以易教也。《论语》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又曰: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子路;文学:子由、子夏。孔子之教弟子者,如此而已。
《庄子·天道篇》:孔子……翻十二经以说。或曰十二经即六经六纬,实则庄子之所谓十二经者,未易知其果何指也。(十二或为六字之讹)礼记经解,絜静精微易教也,恭敬庄俭礼教也,温柔敦厚诗教也,广博良易乐教也,疏迩知远书教也,展辞比事春秋教也。此易、诗、书、礼、乐、春秋次第即为汉志所本,后之《隋书·经籍志》,逮清《四库全书》,莫不放此。《周礼·地官·保民》:养国子以道,乃教之以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又大司徒之职,以师三物教万民……一曰六艺,六艺次第同此)。自汉人以易诗书礼乐春秋为孔门艺,因别称礼乐射御书数为古之六艺焉。《周礼》本为晚出之书,然亦保有不少古代原料,此六艺或即古之六艺(《论语》论射御处甚多,书数为小学之事,故未论及),易、诗、书、礼、乐、春秋六经之名当起于战国,此证以《论语》而可见者。《论语》凡孔子弟子所记多称子曰,多单句;凡称孔子曰者,则多再传弟子所记,文多成格套(如尊五美,屏四恶,君子有三畏等),《礼记》经解篇已有整齐之六艺理论,是知六经之说或已定于春秋战国之际也。
至汉而有今古文之分。今文靠口传,重大义;古文靠简册,重训诂(清人尤重训诂)。至宋而又有汉宋之争,汉学重考据,宋学重义理,因之各经显晦亦随时代而不同。
古之六艺与孔门六艺不同者,六经无射御书数,古六艺无易诗书春秋,一古射御或当有经,由礼大射可以推知)。而礼乐居六艺之首,则其所同者也。吾人在古代文化方面着眼,从孔门教学态度着眼,则六经次第礼应居第一,乐第二,诗第三。诗为乐词(乐言其音调,诗指其篇章);书太史所掌,是书已包之于礼之中;春秋亦太史所掌;易,太卜纀所掌,均应包括于礼;诗亦应为国史所掌,《大雅·生民》《小雅·六月》即是史诗。史诗乃诗的正宗,诗人即史家。卫宏诗序:国史明乎得失之故,云云可证。此章实齐所以有六经皆史之说也。由是论之,诗应居书前,春秋应列书后,易为卜筮之书,实如禅宗之教外别传。以此意排六经次第,则当为礼、乐、诗、书、春秋、易。然经解何以置易于六经之首?盖战国之末,秦汉之初,六经逐渐成系统化、哲学化,故置易于首,其余五经遂与易成为一种有系统的理论,此盖儒家与阴阳家合流之结果也。有一旁证焉,即由荀孟之别亦可得窥六经之次第。孟子通五经,尤长于诗书(此语不见于孟荀列传,见赵岐《孟子题辞》,观附注),是以法先王,盖长于诗书,未必长于礼乐也。荀子隆礼乐而杀诗书,故法后王。《劝学篇》“礼乐法而不说,诗书故而不切,春秋约而不速”云云,故继之曰:“学莫便乎近其人”。荀子视礼乐在前,以六经为经世致用之学;孟子以诗书在前,视六经为义理训诂之学。盖荀子深得孔门立教之意,为儒家正宗;孟子实为儒家别派。(汉时荀孟并称,隋唐之后,贬荀尊孟,至宋而极。是以读六经者,只见其训诂名物而不知经世致用也。然由荀子至于韩非李斯,儒家一变而为法家,孔门以六艺设教之意,经数度变迁,原始精神盖不可复观矣。
今依新次分论之:
一、礼。《说文》:礼,复也,所以事神致福也。古者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礼,国之大事也。今所见者三礼:仪礼、周礼、礼记。仪礼为礼经,今存十七篇,汉人称之为士礼(所谓推士礼以至于天下),实属记录节文之书。如《聘礼》《燕礼》所记,盖一礼节单子而已。就今所见之十七篇而论,知仪礼来源甚古。仪礼形式多仿自周人,至春秋仍通行,然士丧祀,祝有夏祝、商祝、周祝,夏祝商祝即夏商仪礼之残留,可知其源甚古也(惟夏祝商祝于丧礼中执事殊少)。《士昏礼》《士丧礼》篇后皆有义,此即礼记,约为老儒解短经,弟子笔记,本与礼经有别也。
今之社会学家读仪礼,目亲迎礼之为掠夺婚姻;新史学家读仪礼,目之为变性的遗留者。细按仪礼概非无故,《士昏礼》后之《昏义》,若与《礼记·昏义》相比,则知礼记曲解处多,然则墨守经传欺,抑从社会学者与新史学者之说欺,此孔门教学态度所宜先知,否则必生无所适从之苦。欲识孔门教学态度,必先识仁,仁者大用流行之谓(宋人曰天理流行),完全看重自己的生命,亦即全人类生命之谓,把人生看成活的,动的,向前进的,以人为主,以物为偿,不仅不随物转,且不容身外之物停留不进,因如此则有累有遗。此为孔门讲学主旨所在,足以对于历史上的遗产,可用者用之,其不可用者革之,可以存在者因之,其不应存在者去之,一切外物均须顺我的条理,我不能就它的范围(如茶杯本用以饮茶,若以饮酒即可目为酒杯),孔子于此认识极为透彻。故礼已由野蛮入与文明,孔子乃利用之使之更文明,且追而使人忘其野蛮之一面。人的地位高,一切皆我的注脚,一切皆为我所用也。仪礼原由野蛮而来,然至孔子面目已为之一新,盖孔子学有根源,故能贯之以道。不明乎此,扬甲抑乙,要为不通之论耳。(《五礼通考》为读礼必读之书)
戴记,仅有少数篇目真为礼记(如冠义、昏义皆有仪礼为经),其他各篇凡七十子后学所记均收入,实为儒家一大业书,由汉晋至唐,学者多注意昏义丧义,甚少理会乐记、学记、仲尼燕居各篇,犹存古意。宋人反是。此为讲学态度之转变。今欲分析礼记内容,则殊不易,韩非显学所称之八儒恐皆包有之。《王制》《月令投壶》《深衣》所记皆为礼学专篇,既非释经之传,亦不得称为儒学。大戴记多曾子语,若合二戴记以分析儒之派别,则讲《论语》可无笼统浮泛之病,然则此非本篇所论者矣(清人除朱彬《礼记训纂》,孙衣言《礼记集解》外,尚无佳疏,仍待重作)。
《周礼》本周官经(以别于《尚书》之周官)。冬官亡佚,汉人补入《考工记》。古文家尊《周礼》,今文家则斥为刘歆伪造。《周礼》中盖有丛杂不全的古史料甚多,曾经刘歆整理,然亦不可一概斥之为汉人伪造也(如周礼论诗六义之次第,曰风赋比兴雅颂,甚有根据,盖得古之遗意)。《考工记》为晚出之书甚易见(由地理考之似为晋人之书),记中以燕秦胡并举,是则战国时之说也。后人以《周礼》配《仪礼》《礼记》,称曰三礼,所包至广。盖儒者以礼为本,荀子隆礼,其意深远。欲治六经必先自治礼始,此大本大原也。(礼之用《礼乐篇》再详论之)
二、乐:乐无经,诗三百篇即《乐经》(《乐记》二十一篇,戴记合为一篇)。汉文得乐人宝公善说乐,然亦只记其铿锵鼓舞而已。是以《汉书·艺文志》曰:“周衰俱坏,乐尤微眇,以音律为节,又为郑卫所乱,故无遗法”,云云。大约古乐无谱,仅赖口耳相传而已。《尔雅》:“大版谓之业。”《左传》:“臣属肄业及亡。”后人乃误以案属乐谱,盖不然也。《汉志·诗赋略》著录河南周歌声曲折七篇,周谣歌诗声曲折七十五篇,称之曰曲曰折,推想汉乐谱盖宇旁尽有曲折也(汉人乐谱已不可见,唐乐谱宇旁有曲折,《大藏经》《点山集》及道藏中有之,约略可以推见汉乐谱之大概,至歌态舞容,征之故记亦尚零星可见。然晋唐而后,学者聚讼,唯在吹律旋宫,乐学日益湮毁矣。(乐之用《礼乐篇》详之)
三、诗:诗即乐章。今人所聚讼者为诗系孔子手订抑系民谣问题。余意论诗有必须注意者二:读诗不能忘记音乐,一切解释均不能离开音乐,根据音乐解释,则可知二南何以编排在前,周颂何以在后。旧说以诗经按照年代编排,由音乐见地论之,此说甚谬。诗之内容代表周代文化面目,不必多牵涉孔子与先王之泽,而比较各地风诗之异同,则甚重要。就篇章字句而言,以音乐为之纲领;就诗的内容而言,以周文化作为纲领,由此读诗距诗意必不太远。《论语》:“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可以兴,可以理,可以群,可以怨,为读诗最重要见解,名物训诂抑其次也。
讲诗不必从毛,亦不必从三家,将古书中讲话之处连缀来讲,则必多所通解,如此则汉儒拘泥可以打破。盖三家与毛不同,宜汇通不宜墨守也。朱子从白文观诗之大义,其方法甚为可取,惟拘于三体三用之说,其极必言美剌,是朱说大病。近之说诗者,悉能打破旧说,惟多忘记诗乃代表周文化的面目,以是多浮浅不切之病。诗教不如是之卑也。(此节未尽之意《文章篇》详之)
四、书:今古之手可置勿论,仅就二十八篇言之,则书之面目已非固有,其中必多改动之处,如盘庚用语与用字是否为商代的即颇有问题也。书之内容颇为丛杂,如牧誓、大诰、酒诰仅为命令,顾命则多陈丧礼,与尚书之体不合。吕刑为中国最古法律条文,禹贡与礼王制性质为近,如此顾命并入仪礼,禹贡并入礼记,始与《尚书》记言之体相合。《洪范》一篇所托,或为阴阳家言,或为礼官之语,盖为后人连缀而成。而于行文之前加武王胜殷,杀纣,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的帽子而已。设将书中各篇归类整理之,则知《尚书》材料极不整齐,盖残缺亡佚者多矣。
……
前言/序言
出版前言
民国是一个战乱频仍的时期,也是一个学者辈出的时代。特别是八年抗战中最为艰苦的西南联合大学,更是聚集了一批学贯中西的学者大师。一些学者或因其倜傥风流,或因其著作等身,或因其特殊的符号意义,至今仍为人所乐道;也有一些学者,虽然同样学富五车,却因英年早逝或惜墨如金,而几至无闻。罗庸先生即是后者之一员。
罗庸先生(1900—1950)是著名的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和国学家。字膺中,号习坎,笔名有耘人、佗陵、修梅等,是清初扬州八怪之一“两峰山人”罗聘的后人。出生于北京。17岁进入北大文科国文门学习。后又进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进修研究生。毕业后在教育部任职,与鲁迅是同事。又先后任教于北大、女师大、北师大、中山大学和浙江大学。1932年回到北京大学,任国文系教授。抗战全面爆发后,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南迁,于1938年在昆明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罗庸先生即在此任教授、文科研究所导师、中文系主任,讲授《中国文学史》《诗经》《楚辞》等课程。
时值抗战,物价飞涨,教授们大都生活困顿,教学之余,不得不各展所长,补贴家用。王力先生开始写小品文换稿费;闻一多会刻图章,每天忙个不休;潘光旦教务长曾张夹设笼捕鼠,由夫人做成菜。罗庸擅长诗词骈文,据说著名的西南联大校歌即出于他手;罗庸书法也佳,由冯友兰先生拟稿、罗庸书丹的《西南联大纪念碑文》堪称双璧。但罗庸却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而“不改其乐”者。1942年春,一场大火把他的家当烧个精光,他不以为意,还把联大中文系的几位教师和研究生召集到一起,“共约讲习之会”,“旨在温故知新,克己复礼,以免独学无友”。讲课历时四个月,主题包孕广博,分为勉学、识仁、六艺、诸史、九流、理学、经世、文章、种族、文化、质文、礼乐、乡党、学校、儒侠、风俗等内外学术16篇,由学生李觐高根据笔记整理,是为《习坎庸言》。
罗庸先生在昆明期间另一系统的演讲后来也被整理成书,这就是《鸭池十讲》。收其讲演稿十篇。因昆明的滇池在元代名鸭池,“以记地故,因题此名”。十篇文章内容丰富,论述精辟。谈儒,论诗,谈士,娓娓道来,足见其学识之博,见解之深,更可窥其于国忧家难之即,对民族精神之阐释。
抗战胜利后,西南联大结束,三校北归时,罗先生却决定留在昆明组建师范学院,任昆明师范学院国文系教授兼系主任。1949年赴重庆,在梁漱溟创办的勉仁文学院任教。1950年病逝于重庆北碚。
汪曾祺在《西南联大的中文系》中回忆说:当年在西南联大,“还有一堂叫座的课是罗庸讲杜诗。罗先生上课,不带片纸。不但杜诗能背写在黑板上,连仇注都背出来。”罗庸讲课声音洪亮,引人入胜,又富于风趣,自身陶醉其中,学生更为之神往。有一次讲《楚辞》中的《九歌》,海报一出,连住在昆明城东的联大工学院的同学也跑到城西来听讲。一间可容百人的教室,坐满了听众,窗外还站着人。罗先生一气讲了两三个小时,夜深才结束。一位听过罗庸讲课的学生回忆,罗先生讲杜诗,“自己仿佛就是杜甫,把诗人在长安慈恩寺塔上所见所闻所感深沉地一一传达出来;用声音,用眼神,用手势,把在高塔向东南西北四方外望所见的远近景物仔细重新描绘出来。他先站在讲台上讲,忽然走下来靠近木格子的窗口,用右手遮着眉毛作外眺状,凝神,一会儿说:‘你们看,那远处就是长安,就是终南山……’”
《习坎庸言》记录者李觐高先生弥留之时,“神游抗战艰苦时期西南联大讲师时代,断断续续,长达数日”,醒后言及《习坎庸言》已为孤本,嘱其子“必予刊印,以续绝学”。李安国先生遵父嘱,“即予研读,先求断句,再究连贯”,终于成书。本社此次重新出版,对原书仍取“不加一字取舍”的原则,但广泛参阅古籍,对引文重新查证标点,以期更符合罗庸先生原意。罗先生一生超然物外,志趣高雅,潜心学问,温文儒雅,佛学、儒学造诣精深,至今已难觅能出其右者,却英年早逝,只有《习坎庸言》和《鸭池十讲》两本薄薄的专著。今将两书合为一书,以飨读者,可更全面地了解罗庸先生对文化学术之深悟,缅怀当年西南联大名师之风采,更希望于此对读者了解和领悟中国之文化及民族之精神有所裨益。
本书编者
2015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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