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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陈寅恪与康生 陈寅恪与冯友兰
　　首次披露陈寅恪抗战时期大批新史料
　　陈寅恪与中国革命激进思潮之关系
　　寻找陈寅恪信中的“失踪者”

内容简介

　　《陈寅恪研究：新史料与新问题》是继《陈寅恪研究：反思与展望》之后，陈寅恪研究领域又一力作。在新史料方面，披露了陈寅恪1937年至1945年间的照片、聘书、藏书、书信等珍贵史料，这些史料蕴含的历史信息极其丰富，不仅可以管窥陈寅恪的治学路径，也可以观察这位学者平时的生活细节。在新问题方面，既有胡文辉、张求会、李海默等学者对陈寅恪晚年诗的重新解读，又有对围绕在陈寅恪周遭却隐没在历史之中的“失踪者”的深入考察。本书不仅拓宽了陈寅恪研究的新领域，而且拉近了读者与陈寅恪的学术思想、人格风骨之间的距离。

作者简介

　　郭长城，台湾学者，主要研究领域为考古学和敦煌学，发表相关论文有《敦煌写本〈兔国策府〉叙录》、《敦煌写本〈兔国策府〉佚注补》。

　　周言，《知识人》丛书主编，著有《王国维与民国政治》、《革命时代的知识人》、《余英时传》等书，编有《不确定的遗产：哈佛辛亥百年论坛演讲录》、《辛亥百年：回顾与反思》（列入博源文库丛书）《陈寅恪研究：反思与展望》等书，译有裴宜理《挑战天命：中国的社会抗争与国家权力》等，研究方向主要为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国近代思想史。

目录

周 言
导言：新史料与新问题
郭长城
陈寅恪抗日时期文物编年事辑
赵 刚
抵抗道德机会主义：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激进背景下的陈寅恪“光宣全盛论”
胡文辉
《陈寅恪诗笺释》增订本订正举要
章士钊逸诗与陈寅恪《论再生缘》
张求会
关于《闲话陈寅恪》的闲话
《陈寅恪未刊信札整理笺释》之校订
刘经富
治学不甘随人后
陈寅恪先生遗札两通笺释
谢 泳
陈寅恪晚年诗中的冯友兰
陈寅恪与《儿女英雄传》
宗 亮
陈寅恪《论再生缘》究竟何时流出海外
《论再生缘》海外流传补谈
周 言
陈寅恪诗笺释两则
陈寅恪佚函中的“失踪者”
李海默
陈寅恪“梅花亭畔吊朝云”句新解
陈寅恪晚年诗补说
宋希於
曾昭燏与陈寅恪
康生与陈寅恪二题
精彩选摘

精彩书摘

　　抵抗道德机会主义：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激进背景
　　下的陈寅恪“光宣全盛论”
　　赵刚
　　1913年，也即清帝逊位的第二年，陈寅恪先生在伦敦一次展会上看到中国传统的新嫁娘凤冠时，写诗感慨道：“承平旧俗凭谁问？文物当时剩此冠。”a诗中“承平”一语，透露出他对前清的正面感受。到1927年，陈寅恪先生在悼念王国维的名作《王观堂先生挽词》一诗中，直接把清朝同光时期称之为“盛世”：“依稀廿载忆光宣，犹是开元全盛年。海宇承平娱旦暮，京华冠盖萃英贤。”b这种对于晚清全盛的认知，并未因时间流逝、政治风云变幻而淡漠，其1938年所写的《蒙自杂诗》云：
　　定庵当日感蹉跎，青山青史入梦多。
　　犹是北都全盛世，倘逢今日意如何？
　　这种感受到陈寅恪先生的暮年，特别是在席卷中国的“文革”狂潮即将来临的1964年和1965年变得日益强烈。1964年《赠瞿兑之》诗言：
　　开元全盛谁还忆，便忆贞元满泪痕。
　　1965年所作《高唱》一诗言：
　　如何鹤发开元叟，也上巢车望战尘。
　　同年冬所作《乙巳冬日读清史后妃传有感于珍妃事为赋诗一律》云：
　　家国旧情迷纸上，兴亡遗恨照灯前。
　　开元鹤发零落尽，谁补西京外戚篇？
　　众所周知，清朝在同治、光绪两朝五十年间，随着西潮东来，经历了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从衰退走向灭亡。陈氏身丁末世，因祖父和父亲均为晚清政坛之风云人物，得以熟知当日政治内情，据本人回忆，他早在少年时代即感觉到历史巨变的迫在眉睫。在同光乃至辛亥革命前后，无论革命党人和其他新派人士，还是各式旧式学人，很少有人如此明确地认为同光时代是一个盛世，更不会把它和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盛唐相提并论。就此而言，深悉当日政潮时局和中外古今历史的陈寅恪，竟以盛世评说同光时代，不能不属惊世骇俗的反常之论。后来学者常以此作为他立场保守，或认为他仍存旧日士大夫或遗老遗少气息的证据之一。1930年代，陈在学界的遗民遗少的形象，已经广为流行。人们争论的焦点转到他究竟是文化遗民，还是政治遗民。b1980年代以后，陈寅恪的学术文化理念重新为人重视，他因罕有其匹的文史造诣，为世尊为国学大师，他对民国以来各种激进主义思潮的冷眼旁观，又被尊为中国文化本位主义的倡导者。但是，直接讨论陈的“同光全盛论”者仍然很少。倒是一些不满陈寅恪热的学者，重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并回到传统的观点，要求正视陈寅恪所谓封建保守的一面。有学者甚至认为他是儒家纲常礼教的最后倡导者而加以强烈的批评。他们言外之意，是要用他们心目中所谓人所共知的陈寅恪学术思想的缺陷，给1990年代以来的陈寅恪热浇一瓢冷水。但是，如果把他们所列举的证据，放到原文的脉络中细心体会和分析，就不难发现其中的牵强附会之处。在这
　　方面最有代表性也最有趣的是蔡仲德氏的《陈寅恪论》。全文洋洋洒洒数万言，推理却非常简单而武断：三纲五常乃吃人礼教，陈寅恪认为三纲五纪是传统文化的要旨，故陈是吃人礼教的倡导者。c耐人寻味的是，一些对陈寅恪学术倡导不遗余力的学人，在这个问题上多沉默不言，倒不免予人理亏气虚之态。
　　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重新回到陈寅恪的学术著作，从他本人的学术理念探寻陈寅恪“光宣全盛论”的由来。陈寅恪先生本人早在1940年代中，就注意到外界在这个问题上对他的看法，并就此作出澄清。1945年夏，当整个中国沉浸于抗战胜利的喜悦，憧憬民主政治的未来之时，陈借作吴其昌《梁启超传》读后感的方式，就戊戌以来五十年中国历史发展，以及他的怀旧伤古的真实用心，做出既委婉但又清楚的解答。他说：
　　余少喜临川新法之新，而老同涑水迂叟之迂。盖验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荣悴，则知五十年来，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者。是以论学论治，迥异时流，而迫于时势，噤不得发。因读此传，略书数语，付稚女美延藏之。美延当乃知乃父此时悲往事，思来者，其忧伤苦痛，不仅如陆务观所云，以元祐党家话贞元朝士之感已也。
　　陈寅恪从“五十年来”“人心之厚薄，民生之荣悴”“如车轮之逆转，似有合于所谓退化论之说”来解释他“老同涑水迂叟之迂”的由来，实际上是想说明他所自谦的“迂腐”之论来自其对所处时代的观察和检讨。不是他的思想落伍于时代，而是这个时代已经沉沦到了五十年前水准之下。他有意用“甚嚣尘上”描述1945年中国各派政治势力对“民主政治”的呼声，或许不仅是洞察此辈假今日民主之名，行来日专制之恶的欺骗伎俩之后的鄙视之情，更流露出他对以口号、姿态、标语空前激进为特点的20世纪中国激进思潮及其灾难性后果的痛惜愤激之情，含蓄而极其沉痛。他特意强调自己“美延当乃知乃父此时悲往事，思来者”，就明确地说明，他的貌似守旧之论，实际上着眼于中国未来的探索。也许他担心后来的读者仍然误解他的良苦用心，把他的忧伤苦痛，仅仅看作是旧式士大夫怀古伤旧之情绪，因此又特意补充了一笔，强调自己“忧伤苦痛，不仅如陆务观所云，以元祐党家话贞元朝士之感已也”。而他“付美延藏之，美延当乃知”云云，就笔者大胆地推测，其实是希望下一代能对他的政治理想及20世纪前半叶中国激进革命浪潮的批判的孤心苦诣，有真正的理解和认同。在他对同时代人的深深失望之余，希望能在未来找到自己思想的知音。
　　如果从陈氏家族的兴衰和中国19世纪末以来历史命运休戚与共的相互纠葛看，陈以怀古伤今的方式反省20世纪中国激进思潮也就再自然不过了。他的祖父陈宝箴早在1860年代，目睹圆明园“干霄之火”的悲剧，大受刺激，敏锐意识到传统制度的过时。在多数士大夫仍然视郭嵩焘为汉奸卖国贼之时，毅然转向郭氏推崇的西方新法。但是，当甲午战后部分士大夫受失败求和的刺激，血脉偾张，从急从快，试图一举改变中国面貌之时，陈寅恪乃祖和乃父却洞察其弊，鉴于中国改革变法的艰巨性和复杂性，再次发时人所未发，倡导现实稳健的改革路线，成为戊戌变法的历史契机。可惜，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由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倡导的，以“历验世务欲借镜西国以变神州旧法”a的现实温和渐进的改革理路，还未付诸实际，就被扼杀于起始之时，最终让位于激进浪漫的革命狂飙。纵观此后一百年来民族国家之历史，一代代中国人无不是在激进和革命的大路上狂奔和歌哭，很少再有像陈氏祖、父两代那样
　　温和现实的改革倡导者。或许有那样的倡导者，他们的声音，也为革命的喧嚣所吞没，再没有得到像陈氏祖父两代付诸实践的历史舞台。这种从温和到激进的历史嬗变，不仅使得中华民族最终经历了炼狱般的苦难和煎熬，也让陈寅恪本人最后付出生命的代价。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陈寅恪一家三代的历史命运，其实是华夏民族近百年现实温和革新道路命运的缩影。如果陈家在戊戌前夕崛起，则标志着这一变法思路的兴起，而陈家因戊戌变法失败退出政坛，也是这一路线的失败。陈寅恪1950年代被迫退出讲坛和他在“文革”中的悲惨去世，应验了陈氏祖孙三代所忧虑的激进主义发挥到极致之后，使整个国家和陈氏家族所付出的沉重代价。就此而言，陈氏的家痛和20世纪中国的国殇互为一体。上引最后一首诗所说的“家国旧情”“兴亡遗恨”，从这样的历史背景分析，确如陈寅恪所说，绝非一般旧时文人墨客空泛无关痛痒的寻常怀旧伤古之思，而是对激荡百年留给陈寅恪及其家族铭心刻骨的精神创痛的反思。而陈氏在身历近百年来一浪高过一浪的激进和革命的喧嚣中，逆流而上，坚守“光宣盛世”之论，也不是故作惊世骇俗之态，而是他“悲往事，思来者”，面对20世纪中国历史巨变与未来，寻求破解之道的整体思考和检讨的一部分。
　　如果陈的晚清盛世论是他对20世纪中国激进思潮的批判，随之而来的问题是，他是从什么角度展开这种思考？是从清朝遗老遗少的立场，还是立足于文化本位主义的保守立场？他为何把戊戌以来的中国历史看作一个退化过程？五四前后，尽管一些知识分子对当时的激进化思潮有批评，但很少有人像陈寅恪那样，通过“光宣全盛论”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是什么机缘使陈对“光宣全盛”情有独钟？学者常强调陈寅恪的家世，那么，这种家世是如何影响陈的历史思考？笔者仅就这些问题做一初步的讨论，疏略之处，尚祈方家指正。
　　……

前言/序言

　　导言：新史料与新问题
　　周言
　　一
　　2013年是陈寅恪研究的大年，这一年陈怀宇、张求会、刘经富等学者出版了有关陈寅恪的专著，而陆键东、胡文辉则将其旧作增订再版，而这一年《陈寅恪研究：反思与展望》也正式出版，主要以总结为主，收录了余英时、汪荣祖等10余位学者的代表性研究成果。此次出版的《陈寅恪研究：新史料与新问题》，披露了许多关于陈寅恪的新资料，由此也衍生出了许多新问题，预示了陈寅恪研究无限宽广的未来。
　　从新资料而言，首推郭长城先生的《陈寅恪抗日时期文物编年事辑》。郭长城1980年代曾有机缘一睹陈寅恪在1949年寄到台湾的若干物件，当时便拍摄下了许多照片，比如陈寅恪1937年使用的名片、1938年和1939年清华大学给陈寅恪的聘书、1940年中研院史语所给陈寅恪的聘书等等，这些资料弥足珍贵，足以证明时代变幻之际陈寅恪有意来台。
　　而另外陈寅恪的佚信，郭长城的文章也披露了几封，比如1940年陈寅恪致夫人唐筼的信、陈寅恪致萧公权的信等。而专研陈寅恪家族史的刘经富则从公开出版的书籍中钩沉出两封陈寅恪的佚信，一封为陈寅恪致郑天挺，一封为陈寅恪致马世良，而刘经富在《文史》杂志上也披露了陈寅恪致史语所傅斯年、杨樾亭的60封信，这些书信蕴含的历史信息极其丰富，不仅可以管窥陈寅恪的治学路径，也可以观察这位学者平时的生活细节。
　　而另外关于陈寅恪1950年代《论再生缘》所引发的风波，近些年也有若干新史料披露，相关情况余英时先生的《陈寅恪研究的反思与展望》和徐庆全《〈论再生缘〉出版风波》（均刊登于《陈寅格研究：反思与展望》）两文最为详尽，宗亮在此基础之上发表了《陈寅恪〈论再生缘〉究竟何时流出海外》一文，指出之前的众多学者均认为章士钊将《论再生缘》带到香港，才有后来的海外出版风波，但是从胡适和杨联陞的通信中可以看出，在章士钊赴港之前，远在美国的杨联陞便已经读到了《论再生缘》，更何况杨联陞读到的时间，还晚于台湾获得《论再生缘》油印本的时间，至少证实了章士钊并非将《论再生缘》带到香港的“一人”。而胡文辉先生随后发表文章，支持宗亮的观点，认为无论章士钊1956年春季有没有去过香港，他也只在6月29日之后拜访过陈寅恪一次，他将《论再生缘》带去香港，当然也只能在此之后。
　　二
　　有关陈寅恪晚年诗的解读问题，自余英时先生发起肇始，研究者众，胡文辉后来居上，得总其成，撰成《陈寅恪诗笺释》，随后在2013年推出增订本，胡文辉《〈陈寅恪诗笺释〉增订本订正举要》一文中列举了多处增订部分，如1946年北朝“金瓯再缺河南地”句，诗中“河南地”，当系暗用典实，指黄河以南河套地区，为汉朝与匈奴反复相争之地，屡见于《史记》的《匈奴列传》《卫将军骠骑列传》，胡文辉进而指出隋代明余庆诗《从军行》中“会取河南地，持作朔方城”亦用此典，陈诗此处借指中共势力由西北向中原渗透。
　　而在胡文辉推出《陈寅恪诗笺释》增订本前后，谢泳重读陈寅恪晚年诗，在《东方早报》《文汇报》《中华读书报》接连发表文章，对陈寅恪晚年诗重新解读，谢泳解陈诗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将陈诗与当时的政局联系得更加紧密，同时钩沉索引，指出陈诗中“周三”暗指“周恩来”，“梅兰芳”暗指“冯友兰”，而“钜公谩诩飞腾笔”中的“钜公”前人多认为指的是毛泽东，但谢泳从“飞腾”着眼，指出“飞腾”不是偶用习语，而是有意暗指冯友兰诗“乘风无限飞腾意”，而“钜公”前人曾指出典出于李贺杂言古诗《高轩过》，原句是“云是东京才子，文章钜公”，而“东京才子”中“东京”是开封旧称，开封原为河南省会，此处代指河南，李贺是河南人，冯友兰也是河南人，因此“钜公”应该指的是冯友兰。
　　除胡文辉、谢泳解陈诗颇有成就之外，李海默也多有创获，尤其对于陈诗中“梅花亭畔吊朝云”句有独到见解，除此之外李海默曾就胡、谢的文章做出补说，胡文辉指出，陈寅恪在1945年新历七夕“恩怨琼箫镜未亏”诗之“琼箫”为“琼超”，典出《搜神记》，而李海默则注意到，陈寅恪的夫人唐筼的祖上唐景崧的别号“南注生”，也典出《搜神记》中所谓“南斗注生，北斗注死”，为陈寅恪与唐筼的因缘，又添一番佳话。
　　笔者亦曾发表文章解读陈寅恪晚年诗，比如陈寅恪在1954年所写的《答龙榆生》一诗，多年来被看做应酬文字而被笺释者忽略，诗云：“难同夷惠论通介，绝异韩苏感谪迁。珍重盖头茅一把，西天不住住南天。”胡文辉认为此诗的最后一句乃是陈寅恪自谓没有出走欧美而居留南国，姜伯勤对于“西天不住住南天”句的观点和胡文辉一致，更指出陈寅恪此句在于宣誓不去异邦的决心。但胡文辉和姜伯勤都忽视了陈寅恪1954年的三项重要的行动，其一便是拒绝去中国社科院任职，其二为完成《论再生缘》，第三为动笔写《柳如是别传》，而且这三件事都是在1954年初，此诗创作也在同一时期。有了上述的铺陈，“西天不住住南天”一句就很容易解释，此诗句句着眼当下，西天很明显地代指陈寅恪不愿意去的北京，而西天更有阴间和极乐世界双重含义，陈以“极乐世界”之意掩盖了“阴间”之原意，乃是余英时先生所谓“暗码”是也。
　　三
　　而在陈寅恪研究中长期缺席的，是对陈寅恪周遭人物的考察，尤其是一些至今依然声名不显的“小人物”，比如陈寅恪与契丹文学家厉鼎煃之间的关系，虽然有刘凤翥先生专文探讨，但是厉鼎煃其人，依然不为人所知。再如史语所图书馆管理员杨樾亭，虽然和陈寅恪来往密切，但是其人资料也不多，这些围绕在陈寅恪周围却隐没在历史之中的“失踪者”，值得仔细考察。
　　而从以往的研究来看，即便是与陈寅恪曾产生过交集的声名显赫的学者，他们与陈寅恪之间的关系其实也没有得到很好的研究，甚至一些细节没有得到注意，就拿陈垣举例，陈垣的后人陈智超在各类著作中强调陈垣和陈寅恪关系甚笃，但是从目前来看，1949年之后陈垣与陈寅恪没有直接来往，陈智超在著作中也透露，1949年之后陈垣得知陈寅恪的情况，大部分都来自于冼玉清。另外已故学者张晖生前曾经披露了陈寅恪致龙榆生的一些信札，时在1950年代，陈寅恪宁愿和“汉奸”龙榆生往来唱和，却没有写过一封信给陈垣。
　　就此来看，宋希於的一些文章颇为不同，宋专门就陈寅恪与曾昭燏之间的关系加以考察，指出陈寅恪与曾昭燏并非仅仅是“论交三世”的关系，而且陈寅恪是曾昭燏的表哥。同时宋又运用新资料探讨了康生与陈寅恪之间的关系，认为陆键东在《陈寅恪的最后20年》中认为康生用《论再生缘》涉及“征东”这种理由来否决《论再生缘》的出版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观点是靠不住的，宋进而指出，陆键东关于康生否定《论再生缘》两条理由的叙述，基本是来源于黄秋耘的回忆文章《陈寅恪先生的几首旧体诗》，值得仔细考察，而康生在1950年代初期便曾经仔细读过陈寅恪的著作，还曾经和赵万里通信讨论。
　　四
　　当然即便没有新资料的披露，陈寅恪“虚经腐史”般迂曲的表达方式，给后人留下了无数遐想的空间，比如陈寅恪在为冯友兰所著《中国哲学史》所写的两篇著名的审查报告中，提出了许多至今为后世学者所引用讨论的一些概念，其中最著名的两条便是“了解之同情”与“不古不今之学”，近年来围绕着这两个概念，桑兵、罗志田、王震邦等学者皆有论述。当然这两个概念还有陈寅恪这两篇著名的审查报告，都还有讨论的余地。从这两篇审查报告中既可以看出当时陈寅恪对冯友兰及其学问的看法，也可以看出陈寅恪自己的治学理路，同时对于认识陈寅恪之于时代学术潮流的看法不无裨益。
　　陈寅恪之于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看似句句表扬，实则暗含讥讽，陈寅恪在审查报告中提出：“古代哲学家去今数千年，其时代之真相，极难推知。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陈寅恪此语，实为皮里阳秋，因为冯友兰在绪论中提出写哲学史是在“分析史料之后”，“必继之以综合工作，取此片段的史料，运以想象之力，使连为一串”，但是冯友兰随后提出，“然既运用想象，即搀入主观分子，其所叙述，即难尽合于客观的历史”，显然陈寅恪所提出的方法论，是讽刺冯友兰“难尽合于客观的历史”，乃是“以冯解冯”。
　　除此之外，赵刚的长文《抵抗道德机会主义：二十世纪中国革命激进背景下的陈寅恪“光宣全盛论”》也颇值得注意，此文初稿名为《捍卫道德底线》，定稿改为《抵抗道德机会主义》，文中主要探讨了陈寅恪的遗民观点，为此赵刚专门辟了一节讨论陈寅恪与王国维之间的歧异，同时梳理了陈寅恪提出“光宣全盛论”的时代背景以及他和当时同道的一些议论。赵刚尤其强调，陈寅恪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曾以“上狡下愚”概括当时的道德现状，对此颇为忧心，同时在激进的浪潮之下对于道德机会主义浊流，进行了严厉的批判。
　　当然陈寅恪无论是著作还是生平，未来值得挖掘的内容还有很多，汪荣祖在为王震邦的《独立与自由：陈寅恪论学》所写的序言中曾经感慨：“然陈寅恪著作是否皆是‘夫子自道’的借题发挥，或者是自我压抑的宣泄和表白，或陈先生的史论皆有政论，尚有推敲之余地。”这番感慨也为陈寅恪研究的未来，揭示了无限可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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