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晚明 epub pdf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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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著名明史专家、中国明史学会会长商传教授近二十年研究晚明社会历史的最新成果，以史解史，讲述一段曾经被误读的历史，带您换个角度看晚明社会变迁。

内容简介

　　晚明时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曾经发生了社会转型的萌动，这是中国社会从传统向近代的一次从社会经济到思想政治文化的全面变化，传统的专制政治统治松动，社会生活空前繁荣，社会风气也随之而变，出现诸多近代社会现象。但是由于传统政治体制无法从根本上突破，官僚集团的贪腐导致国家权力异化，加之小农经济在商品经济冲击下形成的社会竞奢纵欲思潮与人文精神的缺失，不良社会风气盛行，使中国失去了一次历史机遇，并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作者以宽广的研究视野和辩证的分析方法，引用多种史料，以史解史，揭示了晚明社会转型变化的实质，将一幅生动、清晰的晚明社会和政治图景呈现在我们眼前，让我们对晚明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有了全新的认识。

作者简介

　　商传，1945年生，河北安平县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明史学会会长。1968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首都师范大学）历史系，1978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历史系，师从谢国桢教授。1981年毕业，获硕士学位，同年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从事明史、社会史文化研究。1993年获国务院政府津贴。主要著作有《永乐皇帝》、《明代文化史》，参与并主持《中国历史大辞典》（明史卷），《中国通史》（明史卷）等工作，发表论文多篇。

目录

自序

导言 走进晚明

第一章 “王大臣”案

一、“王大臣”

二、高、张交恶

三、从内廷到外廷

第二章 “妖书”与国本

一、《忧危竑议》

二、《续忧危竑议》

三、梃击

四、妖言飞语

第三章 从朋党到党社

一、朋党缘起

二、居正殁,党争兴

三、居正最后的日子

四、从东林到复社

第四章 从“口喃耳语”到“抵掌剧谈”

一、奏疏留中

二、贪财好货

三、政治价值观

四、私议朝政

五、人文主义

第五章 晚明民变

一、社会群体事件

二、利益冲突

三、从经济向政治与社会起因转变

四、国家权力异化

第六章 商品化的文化

一、明文化

二、“藏富于民”

三、文化商品

四、第一个平民化的文坛领袖:谢榛

五、竟陵派与晚明社会

第七章 竞奢时代

一、社会财富

二、风气之变

三、未富先奢

四、《禁奢辩》

五、急功近利与人文精神的缺失

第八章 士农工商

一、农工互动

二、士

三、社会等级

四、职业与社会意识

五、商人与商业文化

第九章 走进晚明人家

一、城镇生活

二、官绅富室

三、乡间规矩

四、庶民生活

第十章 从晚明的秦淮河说开去

一、秦淮名妓

二、秦淮旧院与晚明的文化中心

三、秦淮河与晚明政治

第十一章 告别晚明

一、繁华乱世

二、没落官场

三、启、祯之际

四、畸形帝国

五、最后的时日:从“阉党”才子杨文骢说起

结语 试论晚明的历史地位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精彩书摘

　　一个冬日的傍晚,刚主师带着我们登上了从苏州驶往杭州的夜船。这是江南漕河中的一段特殊的行程,自明朝至今,已经有了几百年的历史。那是一条老式的木船,人走在船上,船板会发出吱吱响声,这条船大约能够乘坐几十人,船上有可以睡觉的卧舱,也有座位。睡舱都十分狭小,就像是一个木柜,高度也仅比今天的书桌略高一点。
　　夜色渐深,刚主师蜷卧在低矮的木舱里,我们席坐在先生身边的舱板上,听他娓娓讲述到晚明时代这段夜航船上的故事,讲到张宗子和他的名著《晚航船》。那是张宗子的时代吧?那时木船中的人们也同样伴随着汩汩的水声,也可见到舷舱外面那时而闪去的如豆的孤灯吧?我突然间觉得我好像是走进了晚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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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我们向前追溯五百年,也就是回到公元1479年,那是明朝的宪宗成化十五年,在这条漕河上,熙熙攘攘的人群,穿梭往来的船只,人们是否会在这些船只上感悟到一段历史的航程呢?
　　这是成化或者弘治间一天的清晨,一个隐居于苏州郊外名叫王錡的布衣之士起身乘船前往苏州城内。他已经有三、四年未曾进城去了,因此格外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变化。他亲见苏州城从国初的萧条到日渐繁荣,他于是在当日笔记中写道:
　　吴中素号繁华,自张氏(张士诚)之据,天兵所临,虽不被屠戮,人民迁徙实三都、戍远方者相继,至营籍亦隶教坊。邑里潇然,生计鲜薄,过者增感。正统、天顺间,余尝入城,咸谓稍复其旧,然犹未盛也。迨成化间,余恒三、四年一入,则见其迥若异境,以至于今,愈益繁盛,闾檐辐辏,万瓦甃鳞,城隅濠股,亭馆布列,略无隙地。舆马从盖,壶觞罍盒,交驰于通衢。水巷中,光彩耀目,游山之舫,载妓之舟,鱼贯于绿波朱阁之间,丝竹讴舞与市声相杂。凡上供锦绮、文具、花果、珍羞奇异之物,岁有所增,若刻丝累漆之属,自浙宋以来,其艺久废,今皆精妙,人性益巧而物产益多。至于人材辈出,尤为冠绝。作者专尚古文,书必篆隶,駸駸两汉之域,下逮唐、宋未之或先。此固气运使然,实由朝廷休养生息之恩也。人生见此,亦可幸哉。
　　王錡经历了从正统到弘治的时代,每三、四年一入城所见的苏州的变化乃是历史发展变化的渐进过程,我们若要去找寻确定某年即为此转变之时,实际并不存在。但作为史学研究,对于历史进程之解释,又必须设定一相对合理的历史坐标。
　　有明一代的变化,早在成(化)、弘(治)的时代就已经开始了,这算得上是明朝社会变迁的第一次萌动。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时候,多数学者认为,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大约产生于明嘉靖至万历年间。今天我们已经不用“资本主义萌芽”这个概念了,取而代之的是“社会变迁”或者“社会转型”。使用“社会变迁”或者“社会转型”定性这个历史时期,其意就是在说,此时的中国社会发生了带有社会性质变迁与转型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不仅限于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性质(生产关系)的比较,也带有与中国自身历史发展的比较。这个时代便是我们常说的晚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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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自序
　　如何评价晚明的这一段历史,一直是困扰我们的一个问题。
　　上个世纪80—90年代,我们跟随白寿彝师编写《中国通史》(明史卷),白先生在谈到如何写好这一卷的时候,便曾经提出这样的问题:若能将晚明时代的政治腐败与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之繁荣写明白,便是一部好书。我们按照白先生的要求写成了这部通史的“明代卷”,也写出了当时政治的腐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也曾经谈到晚明的社会转型,但是似乎并没有写得很明白,我们还有许多困惑不解之事。先师谢国桢刚主教授是以研治晚明史而著称于学界的,但是我跟随先师读书时日尚短,当年兴趣又不在晚明,对于晚明的历史实在是不能甚懂,寿彝师的问题,也只能放在心里,一时不能回答。
　　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印象中,晚明实在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先师祖孟心师《明史讲义》专述《万历之荒怠》:“明之衰,衰于正、嘉以后,至万历朝则加甚焉。明亡之征兆,至万历而定。”明亡于万历、天启,而非亡于崇祯。这是一句为人所熟知的评论。一个亡国的时代,无论如何是不会有什么好的评价的。
　　八十多年前,先师著成《晚明史籍考》,他在自序中说:
　　吾国近古政事之棼,无逾明季。自万历、天启之时,客魏乱政,政权旁弛,于是有流寇之乱、门户之争,外寇莫防,卒至清兵长驱入关,北京不守。
　　先师在序言中还描述晚明之政局说:
　　当明之季世也,不曰东林,则曰魏党。当时又有楚、浙、昆党之分。《明史》卷二百三十一《顾宪成传》论党争之祸云:凡救三才者、争辛亥京察者、卫国本者、发韩敬科场弊者、请行勘熊廷弼者、抗论张差梃击者、最后争移宫红丸者、忤忠贤者,率指目为东林,抨击无虚日,借魏忠贤毒焰,一网尽去之,杀戮禁锢,善类为之一空。崇祯立,始渐收用,而朋党势已成,小人卒大炽,祸中于国,迄明亡而后已。
　　这大约可以代表对于晚明历史最传统之认识。其核心之论,亦为明亡于万历、天启之谓也。
　　但是先师似乎亦非将万历朝事视为一塌糊涂。比如他在《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就曾经说:“在万历年间,东林和三党之争,他们所争的有宗旨,有目标。到了魏阉专权以后,他们好像闹家务,目标和宗旨都完全失去。因此我们可以断定,万历间是东林与三党相争的时期,天启间是魏党专横的时期,崇祯至永历是两党相轧的时期,康熙初年是党争的末路。”
　　我认为,先师此论,其实涉及了对于万历、天启及崇祯三朝政治的评价。按照传统观点,这三朝的政治,皆无是处,是有明一代让人不堪回首的时段。万历朝虽有东林的奋争,却不能改变明朝的颓势。
　　不过这只是先辈学者对于晚明政治研究的结论。近年来,对于晚明历史之研究,已不限于当时的政治,更多学者关注于晚明的社会经济与思想文化的变化,对于晚明这段历史的认识也有所变化。
　　我曾经与师友论及于此,从理论上感到,晚明政治之腐败,乃是旧体制之崩溃,而只有旧日体制之崩溃,才可能有新生事物出现之可能,晚明之经济,乃是商品经济,晚明之文化,则是近代文化之开端,我们经常说到的晚明社会生活,其实亦是商品生产条件下之城镇生活。其后再读到台湾徐泓教授关于晚明奢靡风气的研究,也便更深深感到晚明的历史,反映出一个时代的变迁。
　　那时候,我们的近代史,指的还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虽然海外学界,包括台湾的学者们,已经将明代的历史纳入近代的历史范畴,我们却仍然守着当年历史分期的底线,而不能有丝毫逾越。
　　上个世纪80年代,傅衣凌先生在厦门大学开了关于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的课程,几年后出版,即先生名著《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傅先生是中国较早将社会经济史作为研究方向的前辈学者,他一生致力于中国历史社会经济的变化研究,傅先生最早关注到了晚明历史的发展变化,先生曾经说:
　　我记得龚定庵先生有几句很中肯的话,颇不为人所注意,他说:“有明中叶嘉靖及万历之世,朝政不纲,而江左承平,斗米七钱,士大夫多暇日,以科名归养者,风气渊雅。……俗士耳食,徒见明中叶气运不振,以为衰世无足留意。其实尔时优伶之见闻,商贾之气习,有后世士大夫所必攀跻者,不贤识其小者,明史氏之旁支也夫?”龚氏的卓见,在于如实地指出明末社会的变化,不是衰世,而是新时代的开端。
　　这是我们最早听到关于晚明时代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的论述。但是傅先生当时的研究目的是要解开中国历史没有发展到工业社会的原因,所以后来傅先生没有再强调他的这一观点,而是在中国社会经济历史发展的“早熟”与“不成熟”的性质中去找寻历史发展的特殊性了。所以先生认为中国历史发展缓慢,并在总结原因时说:“长期以来,死的拖住活的,使明清时代的社会经济,包括资本主义萌芽、城市经济、阶级关系等方面都受到这些规律的支配。”他说的“活的”,就是变化的社会经济,他说的“死的”,就是不变的专制政体。
　　90年代,我与曹大为、王和、赵世瑜诸兄友合作编辑的《中国大通史》正在写作过程中,我们在写作大纲中涉及最多的一个问题,也是晚明的问题,它究竟是中国近代的开端,还是中国走向近代的起步。这是两个相近却又不大相同的概念,一个是说它已经属于中国近代历史范畴,另一说是其仍处于近代历史的前夜。不管晚明是中国近代的开端,还是前近代时段,这两个概念也都同时说明了这样一个问题:晚明是中国历史上最关键的社会转型时期。虽然在学界始终存在中国传统社会停滞论与变迁论的不同观点,但是近年以来,主张中国传统社会在晚明时代开始发生社会变迁,或者说社会转型的观点已渐渐为多数学者所公认。
　　近年来,晚明史研究逐渐为史学界所关注的一个热点,除去研究论文之外,也先后有一些专著问世,比如樊树志先生的《晚明史》、万明先生主编的《晚明社会转型研究》和张显清先生主编的《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等。这些著作,或是对于晚明史进行了深入解析,重点论述了那个时代的城镇化与商品生产的情况,或是将那个时代定义为社会转型时期,使我们对于晚明时代的历史有了一个更为深入的认识。
　　张显清先生在他主编的《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研究》一书的导论中说:“我们反对中国历史不变论,吸收中国历史发展论的一切有益学术成果,在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见解,形成明代后期社会转型的观点。”万明先生将这一转型定义为社会变迁,在她主编的《晚明社会变迁:问题与研究》一书中说:“晚明,中国社会发生了令人瞩目的变化,对这一色彩斑斓,时人称为天崩地坼的社会实态进行研究,形成了晚明社会变迁这一课题。”赵轶峰教授在谈到晚明的这种变迁时说:“看到明末财政危机的新质因素,就可以看到,16、17世纪中国的变迁,远远不是‘个别地区的个别行业中发生了一些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这种断语所能概括的。这个社会的国家、经济、社会组织方式都在发生变化,它是一种整体的结构性震荡。力图在这一过程中追寻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社会前景只会使人们忽略这些变化的深刻历史进化意义,并且会最终导致‘停滞’论。进化的内涵,并非只是走向资本主义。”樊树
　　志教授提出,以“全球化”视野来看晚明时期的中国:“从全球化的视野来看晚明时期的中国,或许会与以往传统史著中的晚明史角度大异其趣,或许会给今天中国人带来更多新的启示。”与前面几位学者不同,樊教授更注重外来因素的影响,而且他认为“这种影响并没有改变中华帝国的统治者对世界的看法,或者说外部的良好环境并没有引起统治者的足够重视与珍惜,一切仍然是以不变应万变,政治体制与权力运作仍然是中华帝国的老传统,听任政治的腐朽性极大地消耗它的国力,使它在经济全球化
　　中的优势逐渐丧失。”但是樊树志教授还是认为晚明的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他在叙述了晚明时代在全球化影响下的变化后说:“以上简单勾勒了晚明中国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在经济、科学、文化等领域融入世界的过程,以及在中国内部所引发的巨大变化,这种变化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它意味着中国历史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尽管几位学者对于晚明变化的性质与原因看法并不尽同,但是他们同样都认为晚明时代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开启了一段不同于传统的新的时代。这与前辈们对于晚明时代的认识有了很大程度的不同,他们较前辈学者对于晚明有了更全方位的认识,因此,我们感到,我们的前辈们与我们过去可能都曾经误读了这段历史。
　　对于晚明历史研究的进展,使我们对于晚明时代有了一个新的认识,在改变将晚明看作一无是处的同时,我们对晚明时代的历史评价发生了变化,如果晚明时代是一个中国自身近代化的起点,它的历史地位当然也不能低估。无论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奢靡,官场的乱相,民变的发生,乃至于矿税的征收,都迥然不同于传统时代,对于晚明的评价,由低而高,由贬而褒。
　　我们在研究这一段历史的过程中,看到晚明时代人们在商品生产发展的条件下社会生活的变化,看到经济发展对于思想文化的影响,看到新的思想与文化的产生。这一切都使我们感受到了晚明时代社会变迁带来的新生事物的发生与发展。原来晚明并不像我们以往认识的那样,是一个行将灭亡的时代,而是在旧体制的衰败中不断产生新生事物的社会转型期。
　　带着这个问题,我对晚明的政治生活情况进行了研究,写了《从“口喃耳语”到“抵掌剧谈”———晚明专制政治的松动与早期人文主义》一文,我认为,在晚明时代,不仅在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方面表现出了繁荣发展与社会转型的特点,在政治上也发生了较大变化,传统的专制政体受到了经济基础的冲击,也悄然发生了变化。
　　但是我们对于晚明这种变化的认识却碰到了一个难解的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明朝会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的大好形势下,却逐步走向了灭亡,并且几乎无人有回天之力呢?我们过去传统地将此归结为晚明的党争,党争误国,或者说党争亡国,是许多学术著作中经常看到的观点。但是倘若研究一下晚明的党争,就会发现,在官员士大夫们结党相争的时候,他们结成的党,虽然还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政党,却已从旧日单纯的朋党进步而成为了党社。问题在于这种政治的进步,丝毫没有改变晚明政治的颓败,甚至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瓦解国家政权的反作用。其实,党争的价值在于它与专制皇权的对立,是对于传统皇权专制的破坏,所以到了清朝,为巩固皇权专制的政体,就必然对朝廷中官员们结党相争采取严厉
　　打击的措施。
　　明朝是否会因党争而亡,因为尚未发生这种情况,我们无从知之。但是明朝毕竟是亡于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这已是不争的史实。所以以往传统的历史观,强调了晚明时代的阶级斗争,而且以往我们在谈到晚明阶级斗争的时候,将北方的农民起义与江南城市民变作为阶级斗争的两个突出表现形式。其实这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事件。农民起义以摆脱国家政权控制以及推翻官府和朝廷为目的,城市民变,则是以群体行动的方法要求国家改变现行政策,是新利益群体的利益诉求。一般来说,农民起义的成分是以农民或者地方社会底层为主体;城镇民变的参加与支持者则成分复杂,不仅以城镇手工业者、小商贩为主体,也包括了富商、士人甚至地方官员,而这些人基本不会去参与或者支持农民起义。
　　台湾学者巫仁恕教授在他的专著《激变良民:传统中国城市群众集体行动之分析》中,借用西方社会学者的理论,将晚明民变定位为“城市群众集体行动”,这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群体事件”是一致的,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社会转型期,新的利益诉求下的一种难免发生的事件,是社会矛盾激化的结果,但并不是阶级斗争激化的表现。
　　近年来学界对于晚明的研究,确实让我们看到了更多的新的有积极意义的东西,但正因为有这种新的认识,也使我们改变了对晚明的评价。我们将过去对晚明的批评看作是一种误读,由于晚明时代有许多代表社会发展进步的现象,于是我们也渐将晚明作为中国历史上一段难能可贵的时代。但是,我们仍然有一个无法解释的问题,那便是这个时代的种种进步,却未能挽救明朝的社会危机,明朝最终毕竟是在这样的社会变迁中,被农民起义推翻,并最终为崛起于关外的清朝所取代。
　　我们尝试着解释这一问题时,感到晚明时代政治的主要特点,是在传统专制政体稍有松动的情况下,政治体制并没有发生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城镇民众的群体事件频发,正是这种矛盾的必然结果。而晚明国家政治的更突出的特点,则是国家权力的异化。本应作为社会各种利益群体之间调节角色的国家公权力,成为了一部分既得利益群体的代表,而与全社会民众,主要是代表新生事物的社会群体之间矛盾激化,这才是晚明时代新的社会特征。
　　晚明虽然发生了如此巨大的社会变迁,它依然没有能够逃脱历史周期的命运,这也正是我们过去对于晚明认识的基点。
　　从理论上讲,旧体制与社会变迁的矛盾未能得到解决,应该是造成这种后果的根本原因,但是我们却无法证明明朝灭亡的后果是因为社会变迁造成的,从表象上看,明朝灭亡的过程与中国历史上的历朝历代的灭亡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最终为农民起义所推翻。
　　虽然结局相同,但是晚明与历朝历代毕竟有不同之处,明朝是在江南地区与北京等地经济、文化与社会生活的繁荣中灭亡的,是在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打击下,又经历了清军入关的第二次打击而灭亡的,所以更给时人一种“天崩地坼”的感觉。
　　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晚明与历朝有所不同。恩格斯在谈到国家政权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时将其归纳为三种情况:“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它现在在每个大民族中经过一定的时期就要遭到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碍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推动它沿着另一种方向走,这第三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能给经济发展造成巨大的损害,并能引起大量的人力和物力的浪费。”
　　显然晚明时代国家权力没有沿着经济发展方向起作用,并因此产生了更多且更为复杂的社会矛盾,最终导致了明朝的灭亡。我将其总结为国家权力异化。
　　从万历到崇祯的一百年时间里,明朝政府始终未能改变其国家角色异化的问题,待到明朝灭亡的前夕,此种异化的程度有增无减。奇怪的是,明代国家权力异化的过程,恰恰与社会转型的变化相始终。我在《晚明国家权力异化的历史思考》一文中,谈到两个异化标志:一个是权力沦为少数利益集团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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