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確定的未來：如何將改革進行下去 epub pdf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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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海報：

　　

內容簡介

　　改革的成敗，不止取決於改革的決心，更在於改革如何跨越障礙，如何落實具體決議和措施，將改革的熱點變成中國躍升的拐點。
　　在《不確定的未來：如何將改革進行下去》中，作者探討瞭諸多改革麵臨的關鍵問題：既得利益群體對新一輪改革的阻礙如何剋服，什麼樣的利益邏輯纔會生效？改革的新一輪動力應從何處尋找？製度創新能夠帶來什麼樣的紅利，為什麼又睏難重重？麵對美國和亞洲其他國傢的威脅，中國在政治、經濟和外交上，又該如何決策？……
　　著名中國問題專傢鄭永年教授，在新作《不確定的未來：如何將改革進行下去》中，以其一貫客觀立場、犀利觀點、尖銳錶述，針對中國改革中存在的每一個具體問題，給齣瞭細緻詳盡的客觀分析和各種可行的解決之道。
　　目前中國最大的風險不是來自改革，而是不改革。由改革所産生的風險，是可以理性地加以控製和解決，而對於不改革所産生的風險，任何人也控製不瞭。“不改革，就被改革。”
　　很顯然，隻要各級官員還是每天把GDP掛在嘴上，而不是踏踏實實地去做體製改革，通過改革去追求發展，中國社會必然繼續遭到破壞。
　　社會改革也是下一波經濟增長的最主要來源。如果沒有社會改革，中國很難建立起一個有效的消費社會，內部需求的動力就會不足。
　　很多討論過分強調通過二次分配來實現社會公平。二次分配當然很重要。但必須意識到，在實現基本社會公平方麵，二次分配隻是一個補充，而一次分配是結構性的，更為重要。
　　當中國自身還沒有確立一種非常吸引人的核心價值體係與一種能和其他國傢共享的價值體係的文化，營銷再怎樣努力，都是不給力的。

作者簡介

　　鄭永年，中國問題專傢，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曾執教北大，現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中國華南理工大學公共政策研究院學術委員會主席，《國際中國研究雜誌》（國際社會科學核心期刊）和《東亞政策》主編，羅特裏奇齣版社《中國政策叢書》主編和世界科技書局《當代中國研究叢書》共同主編。曆任北京大學政治與行政管理係助教、講師，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資深研究員，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政策研究所教授和研究主任。先後獲得美國社會科學研究會/麥剋阿瑟基金會（1995~1997）和美國麥剋阿瑟基金會（2003~2005）研究基金的資助。
　　主要從事中國內部轉型及其外部關係研究。近年來，先後齣版專著20多部。其中，英文著作7部、中文著作22部，包括《技術賦權：中國的互聯網、國傢與社會》《中國的“行為聯邦製”：中央-地方關係的變革與動力》《中國模式》《保衛社會》《通往大國之路》《改革及其敵人》等。先後在國際學術刊物上發錶學術論文數十篇，如在《比較政治研究》《政治科學季刊》《第三世界季刊》等期刊上。

目錄

自序 不改革仍然是中國最大的風險／Ⅶ
第一部分 時論中國
三中全會迴答瞭什麼樣的經濟問題？
中國市場化的經濟改革需要製度突破
三中全會迴答瞭什麼樣的政治問題？
三中全會迴答瞭什麼樣的社會問題？

第二部分 改革動力來自何方
十八大與中國改革道路的選擇
以開放促改革：中國的特區
中國的經濟特區解決瞭什麼問題？
以開放促改革的國際經驗
中國如何贏得新一波開放政策的成功？
為什麼中國的改革動力來自地方？

第三部分 製度創新的紅利
中國體製改革為何睏難？
為何體製創新更具紅利？
中國體製創新經驗的現實啓示
地方政府、企業和中國的製度創新
賦權社會與中國的製度創新
中國金融改革為何必須結構先行

第四部分 逃不開的城市化
全球化與中國的城市化
中國的城市改革和城鄉統籌
中國的城市化和城市治理問題
中國城市化要避免怎樣的陷阱？
城市體製改革是中國城市化的製度前提

第五部分 如何推進經濟進一步增長
資本主義危機還是國傢權力危機？
十八大之後中國經濟怎麼辦？
中國的高經濟增長階段已經過去？
經濟體製改革與中國的中等經濟增長
全麵小康就是中産社會

第六部分 走齣改革睏局
GDP主義是“中國夢”的最大敵人
如何改善中國的法治與人權
中國崛起進程中最艱難的選擇
“中國夢”需要超越中國意識危機
改革中國的特權製度
利益邏輯與中國改革的睏局
中國的“貴族”現狀及其未來

第七部分 社會改革是為瞭挽救經濟
中國社會管理的未來
中國“保護社會”就是為瞭挽救市場經濟
中國如何建設一種安靜文化？
中國政治的頂頂層設計問題
中國社會如何纔能變得更加公平一些？
中國何以可改革成為一個清廉的國傢？
中國怎樣反腐敗纔會有效？
網絡時代的中國政治變革
中國如何纔能真正縮減政府規模？
中國機構改革為什麼要嚮社會分權？

第八部分 中國與世界
中國如何定位與世界秩序的關係？
中美關係和世界秩序
中國需要追求聯盟政策嗎？
中國與東北亞的未來
當代中國外交的文化地緣環境
地緣政治大轉移和中國外交
美國“重返亞洲”與亞洲秩序的巨變
中國需要對中美關係做哲學思考
中國外交的外部戰略選擇

附錄
新加坡模式的經驗及啓示
社會改革比政治改革更重要
社會改革是下一階段改革的重點
新政府需要找到改革突破口
中國轉型社會立法要先行

精彩書摘

　　三中全會迴答瞭什麼樣的經濟問題？中共曆次的三中全會都是要鑒彆中國社會所麵臨的主要問題，並在迴答這些問題、尋求解決這些問題的過程中，把改革往前推進。曆次三中全會要迴答什麼樣的問題？簡單地說，問題有兩類，一類是目前或者今後一段時間裏必須加以麵對和解決的，一類是中長期往哪個方嚮發展的問題。同樣，答案也是兩類，一類是麵對和解決目前問題的行動綱領，一類是如何實現既定中長期目標的路徑。麵對一個特定的問題，人們可以找到不同的解決方法，但使用不同的解決方法，就決定瞭未來發展的方嚮。從這個意義上說，三中全會不僅要辨彆和鑒定所要解決的主要問題，也要決定解決這些問題的方法。隻有把問題和解決問題的方法結閤起來考量，纔能實現改革和發展的有序穩定。不顧方嚮，頭痛醫頭，腳痛醫腳，反而經常會惡化問題，最後造成巨大的危機。改革是要解決現實問題，避免現實問題繼續惡化而演變成危機，但改革者同時也必須避免因為不當的改革而造成新的危機。
　　這次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全麵深化改革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以下簡稱《決定》），類似於1978年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和1993年的十四屆三中全會，需要解決的是兩個問題，即改革的方嚮問題和改革的行動綱領問題。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執政黨結束“階級鬥爭”，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經濟建設”；十四屆三中全會則是實施十四大提齣的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行動綱領。這次三中全會除瞭繼續強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大方嚮之外，更多的是在這個方嚮的構架內追求深化改革的行動綱領。
　　無論是堅持既定的方嚮，還是追求實現目標的行動綱領，都不能隻停留在話語層麵，最終必須體現在製度層麵。這次三中全會內容涉及兩個大的方麵。一個是現存體製的改善和改進問題，包括經濟方麵的基本經濟體製、稅收財政、金融、土地製度、城鄉統籌等；政治方麵的基本政治體製、法製、行政體製等；社會方麵的基本社會製度、社會保障、教育、社會治理等。另一個大方麵是體製創新問題，最顯著的就是決定設置兩個新的機構，即國傢安全委員會和全麵深化改革領導小組。其中，體製的改善和改進是為瞭打造升級版的體製，而體製的創新則是為瞭應對新的挑戰和解決新的問題。再者，無論是體製改進還是體製創新，都是要解決好中國所麵臨的一些重大關係問題。
　　誠然，在強調體製改革和體製創新的同時，也不能忽視體製的廢除。在一定的時候，體製的廢除甚至遠比改革和創新來得重要。任何體製都是時代的産物，時代變化瞭，體製必須發生變化，這就是改革和改善。不過，也有很多體製完全不適應時代的變化，就要即刻廢除。如果不廢除，就會變成“負體製”，就是該體製不是幫助解決問題，而是製造問題。這次全會決定廢除的長達半個世紀的“勞動教養製度”就是典型。實際上，清理舊體製，廢除那些已經阻礙社會進步的體製，也應當成為中國下一步改革和創新的要務。
　　盡管《決定》涵蓋瞭很多方麵，但重點還是經濟、政治和社會三個方麵，或者說其他的方方麵麵都可以歸入這三大方麵。三大方麵被給予的重視是不一樣的，經濟方麵可以說是三中全會的重中之重，占瞭分論中14條的6條，而政治方麵占3條，社會方麵占2條。（其他，文化方麵占1條，生態方麵占1條，國防和軍隊方麵占1條。）這種分布很明顯錶明瞭中共下一階段的工作重點。同時，這種安排也反映瞭執政黨的思維方式，即經濟是基礎，政治是上層建築。在所有的改革中，經濟改革要先行；在體製改善和提升方麵，經濟體製也要先行。
　　中國特色的基本經濟製度
　　這次三中全會要迴答哪些經濟領域的問題呢？在經濟領域，中國麵臨的首要任務是如何實現可持續的經濟發展。中國已經進入中等收入社會，即人均國內生産總值6000美元的水平。現在麵臨的任務就是要打造升級版的經濟體，把自己從中等收入社會提升為高收入社會，但升級版的經濟體需要升級版的經濟體製來支持。如何打造升級版的經濟體和升級版的經濟體製？市場經濟為導嚮的改革是唯一的選擇。
　　這裏涉及一個更為重要的問題：中國需要確立什麼樣的基本經濟製度？在計劃經濟之後，中國把“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作為基本經濟製度。“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概念的提齣，錶明中國的基本經濟製度既不同於傳統計劃經濟，也不同於西方傳統意義上的自由市場經濟製度。很顯然，這一基本經濟製度的核心，就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係。
　　實際上，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係是所有經濟製度的核心問題。西方也麵臨這個問題。盡管西方各國也有不同的經濟製度，但總體上說，西方經濟製度的核心是市場，市場的範疇大於政府的範疇。雖然政府也要監管市場，但政府本身也必須符閤市場原則。我們可以把此稱之為“（市）場內政府”，即政府被市場所包含。在“場內政府”的情況下，如果市場占據完全的主導地位，而政府沒有能力規製和監管市場時，西方經濟製度的運作就會齣現問題，甚至齣現經濟危機。中國的情況剛好相反。中國經濟製度的核心往往是政府，政府的範疇大於市場的範疇。盡管市場也存在著，並且起著越來越大的作用，但是市場很難掙脫政府給予的空間。我們可以把此稱之為“（政）府內市場”，即市場被政府所包含。在“府內市場”的情況下，如果政府占據完全的主導地位，而市場沒有足夠的空間來發揮自己的功能時，經濟體製的運作就會齣現問題，甚至齣現經濟危機。
　　“場內政府”和“府內市場”這兩種體製都是曆史的産物，並不是單純的人為選擇。“場內政府”體製可以把市場體製的優勢發揮到極緻，從而最大程度上創造財富，但在這一體製下，市場經濟掙脫政府的製約而導緻經濟危機，導緻財富的巨大損失。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後，西方各國所麵臨的一個挑戰，就是政府如何建設有效的市場監管機製。在調節經濟方麵，西方政府現在所能用的就是貨幣金融和財政體製。不過，各種因素例如利率趨於零和政府債務過大等，也經常會使得這些手段無效化。
　　“府內市場”體製可以把政府的優勢發揮到極緻，政府可以動用包括市場和行政力量在內的因素來追求財富，但在這一體製下，政府往往對市場構成過多的有效製約，甚至扼殺市場，從而導緻經濟危機，導緻財富的浪費。較之“場內政府”，“府內市場”體製具有更多的經濟手段來乾預市場。例如，除瞭貨幣金融和財政體製，中國還具有一個龐大的國有企業部門。這個部門往往被政府用來調節經濟的有效工具。
　　正如《決定》所強調的，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一種錶現為“公有製為主體，多種所有製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製度”。這一製度推動不同産權的企業發展，並且“公有製經濟財産權不可侵犯，非公有製經濟財産權同樣不可侵犯”。不過，就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來說，“府內市場”體製仍然麵臨巨大的挑戰。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邊界不清，並且政府可以隨意取代市場。這在過去的20多年裏，錶現得非常充分。
　　市場經濟作為中國經濟改革的目標，在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已經確立。在20世紀80年代，市場經濟這一概念還是中國社會的“禁區”，當時人們使用的是傳統馬剋思的概念，即“商品經濟”。十四大提齣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新概念，並把建設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立為執政黨的基本路綫。中國的經濟體製改革由此找到瞭突破口，也引齣瞭此後20多年的高速經濟發展。人們今天所看到的中國經濟就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産物。十四大之後，中國開始瞭大規模的國有企業改革。改革之後，到90年代後期，基本上實現瞭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之間的平衡，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的平衡，同時微型企業大量湧現。這種平衡，加上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為經濟發展帶來瞭巨大的動力，也産生瞭巨大的改革紅利。
　　但是自從2008年全球經濟危機發生以來，中國的經濟結構不斷惡化。盡管當時中國本身並沒有經濟危機，但為瞭防止經濟危機衝擊中國經濟，政府果斷推齣瞭一個4萬億元的拯救方案。這個方案本身並沒有錯，但方案的實施齣現瞭巨大的差錯。4萬億元全部進入國有企業，導緻瞭國企的大擴張，迅速進入瞭原來屬於民營企業的空間。根據20世紀90年代的“抓大”戰略的設計，除瞭自然壟斷領域，國傢要在具有戰略意義的領域發展國企，以增加企業的國際競爭力。但2008年之後，國企擴展到所有可以盈利的領域，大大擠占瞭民營企業空間。結果，破壞瞭原先相對平衡的經濟結構，即國有部門和非國有部門、大型企業和中小型企業之間的結構平衡。同時，政府在經濟活動中的作用越來越大，而市場的作用則受到巨大的製約，導緻瞭市場和政府作用的失衡。一個客觀的局麵是，中國離“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目標越來越遠。
　　正因為這樣，這些年來，中國社會一直在爭論如何改革國有企業的問題。爭論不可避免，但爭論越來越政治化和意識形態化，無益於國企的改革。自由派大力提倡國企的“私有化”；左派則相反，把國有企業和中國的社會主義製度掛鈎，相信國有企業是社會主義製度的核心。不過，在爭論的背後是不同的利益之分。從長遠看，很難迴避國有企業的改革。曆史上看，在中國的經濟模式中，一旦國有部門占據絕對的主導地位，導緻市場失效，經濟危機必然發生。
　　這次三中全會重新強調市場的主導地位，強調十四大以來市場化導嚮的改革。《決定》強調，經濟體製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之間的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之前，執政黨及其政府對市場的定位，就是在資源配置中起“基礎性作用”。這次使用“決定性”作用，就是要避免齣現政府隨意進入市場領域，取代市場。
　　同時，這一錶述也明確瞭經濟改革的方嚮是市場化，而非私有化。這裏，既要超越傳統左派以“國有化”為核心的經濟思維，也要超越西方新自由主義以“私有化”為核心的經濟思維。用市場化改革來解決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之間的關係，無論是哪一類型的企業，都需要引入市場機製，都必須通過競爭來獲得生存和發展。從很多國傢的經驗來看，就企業來說，所有權並不是根本，競爭更為重要。
　　但鑒於政府有天然的傾嚮支持國有企業，除瞭市場化，還必須用法律的形式規定國有企業的空間範疇，要對國有企業做齣科學的分類。一些領域例如自然壟斷領域、公共服務領域、社會性很強的領域及其對國傢具有重大戰略的領域，可以由國有企業來主導。不過，國企主導並不意味著政府主導，主導國企運作的仍然必須是市場；國企主導也不是排除民營企業積極參與到這些領域來。除瞭這些領域，其他領域都要開放給民營企業。要用法律的形式把國有企業關在“籠子”裏麵。國有企業邊界的法製化可以避免再次齣現類似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國企到處擴張，從而破壞國企與民企之間結構失衡的情況，有利於國民經濟的平穩可持續發展。三中全會迴答瞭什麼樣的政治問題？政治領域並非是三中全會的重點，但這次全會也迴答瞭一些重大的政治和政治改革問題。首先是在基本政治製度方麵，《決定》重申瞭傳統的觀點，即從人大代錶製度、政治協商和基層民主等層麵來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重點是在政治體製改革的方嚮上，解決瞭前段時間中國社會的“憲政之爭”，間接錶示瞭中國既不走左派“不搞憲政”的道路，也不走右派的“西方憲政”道路，而是堅持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傢”，走依法治國的道路。
　　其實，以往的公報中往往都是提“社會主義法製國傢”，盡管法治、法製一字之差，也體現齣執政者理念的不同。“法治”的概念實際上在中共十五大的時候已經提齣來，並以此作為國傢政治發展的目標。但此後，對法治一直強調得不夠。這些年來，建設法治國傢的目標變得模糊起來。2013年年初以來，更是齣現瞭左右派之間的激烈爭論，左派簡單地把“憲政”和西方政治製度等同起來，反對“憲政”，認為中國不能搞憲政；右派則認為中國應當搞西方式憲政。這次三中全會給齣瞭答案，既否定瞭左派，也否定瞭右派，中國要搞中國式憲政，就是法製與法治。《決定》使用瞭一連串“法治”，即“法治國傢”、“法治政府”和“法治社會”，並強調要“維護憲法和法律的權威，深化行政執法體製改革，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機製，完善人權司法保障製度”。
　　中國的憲政到底是怎樣的？這的確需要人們花大力氣去探索。在神權和王權時代終結之後，憲政已經成為唯一的選擇。除瞭少數幾個國傢，大多數國傢，不管其製度形式如何，都會強調憲政建設。中國近代以來的政治精英，從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是要搞憲政的，有沒有實現這個目標則另當彆論。毛澤東主導下的1954年憲法，和鄧小平主導下的1982年憲法，都是執政黨憲政道路的探索。不過，應當意識到，西方式憲政並不是唯一的憲政形式。除瞭西方世界，西方式憲政在其他地區包括非洲、亞洲和拉丁美洲並沒有非常成功的例子。在這些地區，盡管有瞭西方憲政形式，包括憲法、三權分立、多黨製等等，但大都是失敗的案例。這說明瞭，各國要根據自己的文化傳統和政治現實，來設計自己特色的憲政。從理論上說，憲政的本質就是法治，就是依法治國，就是“把權力關在籠子裏”。三中全會對憲法和法律的強調，可以為前段時間的爭論理清一些重大問題，並且開始中國式憲政的探索，強調司法程序的獨立性，不失為一個有效的起點。
　　對“社會”主體強調不夠
　　在政治領域，第二個重大問題是國傢與社會的關係問題，及一個與之相關的問題，即執政黨主導改革與社會參與改革的關係問題。三中全會強調“國傢治理體係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強調“社會治理”。對“治理”概念的強調是有原因的。“社會治理”概念的提法，顯示齣執政黨更重視處理國傢與社會、政府與人民之間的關係，而非簡單地以國傢為主體的管理思維方式。從前，無論是“維穩”還是“社會管理”，主體都是政府，都往往被理解成為國傢對社會的管理，官員對人民的管理。這種話語的變化也是一個進步的錶現，因為在“治理”的話語裏，無論是“國傢治理”還是“社會治理”，都會涉及國傢和社會之間的關係問題，主體不僅僅是政府，而且也是社會。如何在製度層麵實現“社會的參與”？這次全會強調的是“要推動人民代錶大會製度與時俱進，推進協商民主廣泛多層製度化發展，發展基層民主”。
　　這些錶述和“治理”體製的建設還有很大的距離，主要是對“社會”這一主體強調得不夠。全會沒有強調社會組織的作用，社會組織的扶植和培養。因為經濟發展不平衡，中國的社會力量在各地的發展也不平衡。這些年來，在沿海經濟發達的地區，社會力量也獲得瞭很快的發展。如何建設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社會體製，已經被提到一些地方政府的議事日程，並且在實踐層麵取得瞭很多有益的經驗。地方政府在培養和扶持社會力量的同時，建設社會監管機製，把社會力量視為自己的夥伴，在政府和社會之間形成互相支持的良性互動。
　　全會如果把這部分地方社會製度創新，也納入全國性製度體係，對國傢的治理製度建設必然會産生巨大而積極的影響。很可惜的是，一些官員仍然把社會視為政府的對立麵，甚至荒唐地把“公民社會”看成是政府的敵人。這種意識形態上的認知，使得這些官員把自己和社會隔離開來，形成瞭政府和人民之間的“城堡政治”，即政府把自己關在城堡之內，把人民排除在城堡之外。這種局麵不改變，政府最終必然會成為社會的對立麵。
　　政治領域的另外一個重要問題是內外關係的協調。中國可持續的經濟發展和現代化，仍然取決於內部的社會穩定及外部和平的國際環境。這方麵，三中全會決定成立一個新的機構，即國傢安全委員會。很多年來，中國的內外環境都齣現很多新問題和新挑戰。
　　在內部，社會不穩定因素在增加，無論是群體性事件還是個體化的暴力事件，都在上升。同時，因為各種復雜因素，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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