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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在中外相关研究论著的基础上，论述了从先秦到十九世纪中叶，中国传统史学的发展状况与主要特征，是英文世界第一部比较完整的中国史学史著作。全书着重探讨两方面问题：关注每个时代官方与私家史书的编撰；重视史学思想与历史观念的探讨。既给读者提供了系统的中国史学史知识，又给读者呈现出中外学术界当下的研究信息。兼有中英文史学史著作之长。该书英文版由著名史学大师余英时先生题写中文书名，进入美国2006年有价值人文图书排行榜。

作者简介

伍安祖（On-cho Ng），出生于中国香港，夏威夷大学博士，宾夕法尼亚大学历史学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华帝国晚期的思想史，儒学在明清时期的社会意义等。代表作《清代早期的程朱理学》（Cheng-Zhu Confucianism in the Early Qing: Li Guangdi and Qing Learning）、《世鉴》（Mirroring the Past: The Writing and Use of History in Imperial China）等。

王晴佳（Q. Edward Wang），祖籍苏州，生于上海，曾任华东师范大学，美国新泽西州罗文大学历史系教授。现为国际史学史、史学理论委员会理事兼秘书长，北京大学历史系长江讲座教授，宾夕法尼亚大学客座教授和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访问研究员。主要研究兴趣为中外比较史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和中国思想文化史。

目录

目录


导言1

第一章孔子时代
——史学的起源
一、 史之起源
二、 史学的产生
三、 史书体裁与史学观念


第二章从战国到两汉时期的史学
——史学的形成与成熟
一、 叙述与诠释
二、 历史预知与政治合法性
三、 司马迁与《史记》
四、 班固和断代史的出现
五、 今文经学传统下的历史架构与哲学


第三章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史学
——史学的繁荣与多样化
一、 正统史学
二、 有关汉朝历史的著述
三、 史学变化与多样化


第四章唐代史学
——史馆与史学批评
一、 唐代史馆
二、 正史的撰修
三、 刘知幾与史学批评
四、 通史撰述

第五章宋代史学
——文化繁荣与史学的蓬勃发展
一、 欧阳修与宋代史学的成熟
二、 司马光与宋代史学的顶峰
三、 历史的教化与类比功能：鉴往知来
四、 生机勃勃的南宋史学
五、 朱熹和道学：理学化史学
六、 地方志类著作的涌现


第六章金元史学
——征服王朝的史学与正统观
一、 金朝对官方史学传统的继承
二、 金代士人的历史观与道学观
三、 元代史学与正统之争
四、 私家学者的史学贡献
五、 典章制度史
六、 马端临对私家史书的创新
七、 历史和道学


第七章明代史学
——私家史学的繁荣与创新
一、 明代官方史学与类书的撰修
二、 明王朝掌管的官方史学
三、 明代私家史学


第八章清代史学
——史学与经学
一、 清初私家史学与历史考据学观念的出现
二、 儒教化满人统治下的清代官方史学
三、 考据学方法论与清代史学
四、 历史时期与分期模式


结语
参考文献
关键词索引

精彩书摘

写作此书，并非要解决中国传统史学中的学术问题，亦非呈现一个具体、细致的考证，我们所提供的只是有关中国传统史学适时而可靠的知识陈述。我们相信，对以尊重历史而闻名于世的中华文明来说，这将是对其史学研究成果的精心提炼与真实再建，因为现在这样的综合叙述，十分必要。
中华文明的史书编撰传统，悠久而绵长，举世闻名。自先秦时代开始，史书编撰就成为中国人阐述和形塑文化的典型方式。随着中华统一帝国的形成，历代王朝统治者将史书编撰逐步定为朝廷日常事务。公元7世纪开始，朝廷任命专职史官，朝中常设史馆，成为历朝定制，即为典型表现。实际上，从公元前3世纪开始，编撰前朝史就已成为惯例。新朝编修前朝历史，成为一项责无旁贷的任务。正史是新朝统治正统性的文字表述，而通过帝国诏令重塑过去，成为新朝权威的象征。据有关统计显示，要把编修超过一千多年的各朝正史译为英文，大约需要四千五百万字（德效蹇，1946，23~43页）。这还不包括与正史数量相当的私修史书和其他非官方史书，这些历史著述更能充分证明中国人对通过历史叙述来梳理过去的偏好。
英语世界对中国史学的研究从未真正繁荣过，关注者甚少，持之以恒地研究中国史学的学者更少之又少。据我们所知，1938年嘉德纳出版的美国第一本关于中国史学通史的著作《中国传统史学》，只是一本仅百来页的小册子。随后，韩玉珊在1955年出版了《中国史学纲要》，比斯利和蒲立本于1961年编辑出版了《中日史家》一书。后来，蒲立本撰写了一篇长文《（中国）史学传统》，收入雷蒙·道森的论文集《中国之遗产》，该书出版于1964年。之后从20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三十年中，西方学界对中国史学的研究陷入低谷期。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著作是，唐纳德·莱斯利、科林·马克拉斯、王赓武共同主编的《中国历史资料论文集》，其中论及了中国传统史学的某些层面。此外，并无其他英文专著问世。尽管上述研究有着巨大的学术价值，但这些开创性成果如今早已绝版且略显陈旧。1992年，杜希德出版了《唐代官修史书》，该书是经过长久沉寂后，西方学界所出版的第一本论述中国传统史学的专著。随后，杜润德和格兰特·哈代各自发表了关于汉代伟大史家司马迁的专题论文。但所有这些研究都只局限于某个特定领域和论题，杜希德集中于唐代，杜润德和哈代则只关注司马迁一位史家而已——尽管司马迁也非常重要。这些研究尽管非常有价值，但都只论及中国史学某方面或某个人，难以代替有关中国史学的整体性论述。因此，至今尚缺乏一本独立的、全面系统反映中国传统史学最新成果的英文评述性专著。
对中国传统史学研究的相对贫乏，不仅暴露出西方中国研究领域的学术空白，同时也不利于我们对中华文明全面而深入的理解，因为史学是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部分，史书作为载录道德教训和政治经验的宝库，是中国文人的良师益友，忽视了中国史学传统的研究，就意味着对中国文化观察视野的狭隘化。因此，出版一本反映过去二十年中西学术界对中国传统史学研究状况的综合性著作，切近时需，极为必要。
或许，我们可以认为这种需求并不只局限于中国研究领域。当下后结构主义、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以及人文科学中的诸种后启蒙运动理论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向人们强调了真理可以有多种表述的特性。暂不论这些理论的说服力与解释力有多大，它们已经有效地削弱了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所形成的西方价值观与世界观凌驾其他地区的霸权地位，因为大量历史观念被证实乃思想建构而非文化公理。例如，现在学术界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共识，即打破了许多以欧洲为中心所建构起来的观念，诸如现代性，甚至文化概念本身。随着西方传统史学所公认的普世性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似乎越来越需要史学家和历史编纂者接受非西方的研究视角。在某种程度上，每个民族都有其合理的历史解释。从宏观上说，历史学科需要更深入的发展，或许要从其他文化的史学传统中寻找洞见与灵感。例如，在最近出版的一部由一批西方史学家（伍尔夫等，1998）主编的《全球历史著述百科全书》中，许多条目就是关于非西方传统史学的。因此，尽管这本关于中国传统史学的书是面向中国学者与学生的，它同时也应该赢得世界其他地区学者的关注，哪怕仅仅是出于教学的需要。因为虽然用于欧洲和美国史学教学的著作多种多样，但教师们时常感到难以找到合适的有关中国史学的书籍。许多人不得不采用几十年前出版的史书。因此，我们的工作是，在勾勒出中国传统史学基本轮廓的同时，也提供一本关于这一主题最新的前沿性和专门性综合研究的著作。
为便于介绍中国传统史学，本书以年代为依据、以朝代为顺序加以编排。上起先秦时期，当时原始形态的历史意识开始萌芽；下迄19世纪中叶，乃是中国遭到西方冲击后历史面貌出现大变局的时期。这一分期，与现存许多西方学术文献中有关中国历史的传统分期是一致的。其长处在于，它能引起人们对现存有关中国历史其他方面书籍的共鸣，读者可以很容易地将从本书中所发现的材料，与从他处所发现的其他历史信息相整合。本书各章节将对中国史学传统演变过程中的复杂性与细微变化予以详细阐明，并揭示史学及史学家在中国历史上的角色与地位。就每个时期而言，我们将从两方面来探究中国传统史学的特色：首先，史学是原始材料的汇编及历史叙述的写作，以如实描述过去所发生之事为目的，也就是历史编纂；其次，史学乃是对过去意义与模式的思考与反思，也就是历史哲学。
以宏观形式考察，进行间断性阐述常常陷入“见木不见林”的困境。对各朝史学诸多联系的关键要素进行详述之时，可能会使其首要主题变得模糊不清。它可能掩盖历史的元叙述，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忽略隐藏于历史表象之下的逻辑与假设的深层原因。拘泥于叙述每个朝代的史学事业，强调其彪炳千古的史学成就，最终可能无法阐明中国传统史学的特有本质。沉溺于细节的调查并加以描述，史学故事或许会如同手册、百科全书的情形一样，呈现为一个接一个的糟糕的事实堆砌。那么，全部王朝历史图景构成了怎样的整体面貌呢？超越单个发展阶段能够建立怎样的整体轮廓呢？在新旧时代分明的断裂处又贯穿着怎样的连续性呢？从部分的积累中能够感知到怎样的整体呢？我们的工作旨在回答这些问题，从而阐明中国史学发展的主线与主题。试图阐明作为整体的中国史学，并不是要以固有连贯性的名义，抹杀古往今来中国史学的多样变化。也不像如今许多评论家所说的，中华帝国的历史是千篇一律、毫无变化的。我们在这里所寻求的是一种中国史学的宏观视野，它能够揭示贯穿于不同历史时期史学的连续性。
早期中国的史学意识，萌芽于一种独特的世界观，也就是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在这种世界观中，人类事务及其机构同时也是上天意志与行为的反映与体现。一般公认为《春秋》编纂者的孔子，就有意识地把历史书写作为教育题材。他把《春秋》这样一部枯燥的编年体著作，当做寓道德于史书编撰的有力工具。这样一种“春秋笔法”，用历史书写来传达上天所赐予的道德启示的教化行为，对中国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历史编撰开始沉浸于道德教化中。正是由于这种史学笔法与对往昔人物、事件进行褒贬的实践，历史才获得了它无可争辩的魅力与权威。
汉代两位备受推崇的史学家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前85）和班固（卒于92），在开创史学写作的新方向上扮演了重要角色。从此以后，历史编撰的伟大事业在范围及风格上，开始与孔子所确立的古老的编年模式渐行渐远。尽管他们的创新形成了史书编撰的纪传体新传统，拓展了史学写作的视野，但无论是司马迁试图通过历史书写探究天人关系，还是班固对王朝断代史和过去知识呈现方式的重视，都明显保留着早期史学认识的痕迹。他们两人都宣称人类知识的历史和过去意识本质上是经世致用的，以惩恶劝善的方式得以体现。历史的实用经验教训通过典型人物的书写，能够更充分地传达下来。事实上，自司马迁开始，纪传体就成为中国史家记录史实的主要叙述方式。本质上，历史是记录以往杰出人物道德力量的作用与影响，反过来，这些人物的行为与活动又作用于现实国家与社会福祉。因此，历史是规范的；在惩恶劝善这一主要教化职能指导下，历史展开道德铺陈（浦立本，1961，143~144页; 杨联陞，1961，52页; 倪来恩，1992，1~7页）。历史不仅具有道德教化功能，同时它还被认为能够提供可靠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经验教训。因此，历史成为指导当下人们治国安邦最可靠的指导。中国历史上，人们对历史有这样一种持久信念，所谓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即认为通过对比研究古今的相似事件，将会产生无可估量的实用洞见，而这对国家与社会的改良是极为重要的（郝若贝，1971，694~699页）。这也难怪艾蒂安·白乐日对中国史学的著名论断，即中国史书“由官吏来写，为官吏而作”，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概括中国传统史著本质与意义的不刊之论（白乐日，1964，132、135页）。
这里需要提及一个有趣的问题或潜台词，这个问题已吸引了越来越多致力于文艺复兴时期及近现代欧洲知识分子文化研究学者们的注意，这便是读者层面的问题。我们有理由推测，如果司马迁与班固对历史的教化立场——就此而言，中国后来的史学家及史学亦复如是——反映了他们作为作者的特权和自以为是的立场，那么我们可以设想，也存在着大量按照历史所期待的某种特定方式进行解读的读者。换言之，中国史学家以特定的方式创作历史，因为他们假定历史将会也应该以某种方式进行解读。正如书写历史旨在教育百姓、国家、社会，那么阅读历史也是学习如何达到实用目标的有意行为。例如，在宋朝，御前经筵日讲逐渐制度化，皇帝和官员们借此来习得统治之术。事实上，在科举考试中考查历史知识，即为一典型事例，说明了历史阅读的专门性与目标的导向性（格莱夫顿，2001，13~14页; 嘉鼎和格莱夫顿，1990，30~78页; 郝若贝，1971，696~698、703~709页）。从作者与读者双赢的角度来理解，历史便是规范而进步的，且又极富魅力，千变万化。
除去治国之道与道德教化功用之外，历史还有其论证政治合法性与政治宣传的作用。在中华帝制时代，断代史的编修，乃是为了证明新政权合法性的政治目的。王朝更替被解释为由一个成功实现“大一统”（即“统”）的“正当”统治者（即“正”），按照权力与权威的延续来实现，因此“正统”观念也就是权力的正统和系统性延续的观念。新王朝凭借其德行，其优良品德，其自不待言的政治、军事优势，获取天命和实际权威，以取代日薄西山的前朝。历史之服务于正统，乃是以确认权力转换的正统性来呈现事实（杨联陞，1961，46~48页;陈学霖，1984，19~48页）。
这种不加掩饰地公开将历史视作意识形态、政治正统性及道德教化工具的观念，尽管被视作中国人重视历史的一种明显迹象，但许多西方评论者将此视作中国人记录史实与诠释过去的彻底反历史性的典型力证。西方评论家时常以现代西方史学标准来论断中国传统史学，常常忽视中国传统史家的丰硕成果，其结论往往过于简单化且有失公允。在最近一篇文章里，汪荣祖（2001）对西方某些完全漠视中国史学成就的观点深表不满，他在文章中充分展示了中国的史学成就，并以为任重道远。如以史学的褒贬原则为例，尽管历史说教与类比通常被看做是为道德和政治信念服务的，但它们绝不是不顾历史真相而一味进行道德兜售与意识形态狂热宣传的偏执而古板的形式。褒贬事实上是为了表彰该表彰者，贬斥该贬斥者，乃是为忠实呈现历史而做出的努力。通过真实再现过去，历史有效地扮演着人生良师益友的伟大角色；也正是在如实记录过去的实践中，道德教训才得以彰显，千古铭记。同样，关于权力正统性与合法性，中国不同时代的史学家有不同的认识，并没有一种古今一致的共识。对此，经常发生激烈的论辩，每位史学家都基于其对历史事件的严谨研究与客观理解，从而做出独立论断（汪荣祖，2001，128~131页；杨联陞，1961，32页；许冠三，1983，435~436页）。
事实上，我们应该知道，试图探究过去的真相本身这种认识，西方国家也是相当晚近才出现的。客观追求过去的知识与史学认知而不带任何实用意图，这种史学方法的形成，与欧洲现代性的发轫密切相关。在16和17世纪以前，西方与中国一样，也是专注于把过去作为实用知识而加以研究的（伊格尔斯、王晴佳，2001，21~35页）。实际上，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对于体现重大意义的历史观念，任何尊重历史的文化都在不断地酝酿和维系，如人类行为的典范、宇宙运动的模式以及上天的意志。即便到了今天，对隐藏于历史深处的重要意义的领悟，依旧还能赋予我们理解现实、构想未来的力量。换言之，历史如同一个实用的过去（格拉翰，1997，1~2、201~202页）。从这一跨文化的角度来看，传统中国亦是如此，并非例外。
此外，启蒙运动之后，或者现代社会建立以后，西方早已肯定并视为当然的，就是历史的重建与当下密切相关。兰克的客观现实主义与科学史学主张由历史本身再现历史，即据事直书，剥离现实中文化与个人的负担，只不过是一个神话而已。同样，儒家主张现在只是过去的重演，亦是神话。在我们的史学实践中，我们已经接受了这样一个事实，即史学家的着眼点始终是现实关怀和时事动态，或者更确切地说是现实当下，我们可以称之为现在主义。法国杰出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曾公开主张现在主义是重建过去的特有基石：“过去是对存在于当下人类现实网络中的人与社会的重建。”（德·塞尔托，1988，11页）幸而有诸如爱德华·萨义德这样的文学评论家和海登·怀特这样的史学理论家的许多作品，在此无需赘述，缘此史学家已经变得对史学论说的内在建构主义与表现性质有相当程度的认知。对过去的叙述与解读不可能完全真实地再现过去，它们必然只是“一种再现，或是一种描述”（萨义德，1979，21页）。同时，历史叙述“不仅是一个中性话语形式，可能会或可能不会被用来表示真实事件”，因为它需要了解叙述者的意识形态与政治立场（怀特，1987，9页）。换句话说，历史真相的信念已被撕碎，因为这种所谓的真相是建立在历史事实本身与史学研究的重现和史学叙述的重演二者之一致性的前提之上，而这一前提根本就是不成立的。当然，我们论及当代西方学术的发展与热点，并不是为了表明中国传统史学同样自觉地意识到了描绘或重建过去的本体论与认识论的条件。相反，中国人将历史视作为当下与未来行动服务的知识宝库，这种观念，正是其在发掘历史的努力中作为坚定的现在主义者的例证。
然而，这是否意味着对历史外在力量的信念淹没了对怎样建立真实历史的深切关照？中国史学家仅将过去看做是可应用于当下社会经验教训的宝库吗？历史仅仅是以信念来铭记、以死记硬背来记忆，而非以热情来检视、以想象来重建吗？
此外，评论者经常将传统中国皇权对历史写作的干预与控制，视作如实反映历史的障碍。的确，大多数王朝史都是由任职于官方机构的史官完成的。从3世纪汉帝国的灭亡，到6世纪后期隋王朝的建立，王朝史的编撰逐渐获得了官方认可，并日益成为人所共知的“正史”。随着官方史学地位的巩固，诚如白乐日（1961，78~94页）所言，历史编撰仿佛就是由官吏而编，为官吏而写。在唐代，随着史馆的设立，官方修史制度化了。史馆为史学家研究与撰写史书提供支持与帮助，同时也使他们受到来自皇帝与监修官的指示与命令的制约。随着历史编撰的制度化并成为官僚机器的一部分，不难想见，史学的批判力与创造精神日渐迟滞。例如，比尔·詹纳尔就对中国传统史学尤其是官方史学进行了严厉批判，他将官方史学视作以死板与僵化的语言来措辞的行政经验的层层积累，目的乃在于向官僚集团灌输正确的价值观。由此，得到皇权认可的虚构历史，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牢笼，其显著体现在于专制的史书乃是作为人们价值观与行为的最终裁判者（詹纳尔，1992，5~12页）。十分有趣的是，詹纳尔对中国史学做出了这样的评价，其原意是想探究1989年天安门事件发生的原因和共产党统治的性质。所以，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对中国传统史学的观点也正表明其课题研究乃发端于现在主义，即以今律古。
詹纳尔的描述有何不妥？关键在于，中国历史上对如实直书有着一以贯之的坚持，他却极端漠视这种精神。中国史学家历来受到一种精神的激励，这就是被柳诒徵（1969，19~35页）称为“史权”的理想，这一理想的特有力量与说服力，正是来自于其对过去发生之事的如实记载。孔子本人亦十分重视史料的可用性。他对弟子们说，他能够讨论夏与商朝的礼仪，却不能借助杞与宋的礼仪，因为那里找不到足够的文献、实物和口头资料。（“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孔子的杰出弟子子贡，曾就史书中对商朝亡国之君纣王的一般描述提出了合理质疑，并推断纣王的腐朽与堕落或许被夸大了。孟子（约公元前372—前298）曾警告说，假如完全相信《尚书》上所说的，那还不如不读它（“尽信《书》，则不如无《书》”）。韩非（公元前280—前233）对尧、舜传奇故事始终抱着一种含混的态度，而尧、舜一直被视为儒家的文化英雄与圣人。或许支撑如实直书这一原则，最重要的证据来自于《左传》（为孔子《春秋》所作的注解）。公元前568年，身为史官的齐国三兄弟因为坚持如实记录史实，违背了当权者的意愿，相继被杀。这一故事完整而如实地记录了下来，这清楚地表明，在古代中国就已存在着这样一个广为人所接受的信念，即不惜任何代价，即便是坦然接受死亡，也要坚守历史真相（许冠三，1983，432页）。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自身十分清楚在朝廷的主导与监督下官修史书中所存在的潜在缺陷。由此，历史编撰的制度化同样意味着史官必须具备捍卫历史真相的本领，以防止腐败与妥协。唐代设立史馆之后，出于对皇家干预历史写作的防范与恐惧，朝制规定皇帝不得观看史馆内的实录记载。事实上，为了确保各位史官的独立性，免受外在不良影响与压力的干扰，他们彼此之间并不分享写作内容。官方史家勇敢地为真相而战，不惜冒着被君主所疏远甚至是丢失性命的危险，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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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棒的书，期待已经很久了。对传统史学很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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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军阀政治（1916-1928）》是众多海外中国研究独树一帜的政治史力作。其原创性贡献在于，并未囿于传统的史学描述范式-把“军阀政治”视为由拥兵自重的武夫所组成的军政集团，聚焦于军阀的逸闻趣事，而是在占有丰富史料的前提下，以“权力均势系统”和“角色行为规则”为观照，试图在政治、经济、军事、思想和社会心理等多重历史要素中，勾勒出全方位政治运作的多元图景。研究思路独特，创见迭出，熔历史与理论于一炉。读者既可从中感知军阀个体的特殊行为惯习，又能从中把握政治生态演变背后的北洋式逻辑，堪称一部跨学科研究的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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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1796—1895）》是作者关于近代汉口社会研究的第二部著作。书中深入研究了19世纪汉口的城市结构、社区状况、各阶层的处境和冲突，以及官方和地方精英对城市的控制等等。与前一部著作《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的考察焦点集中于商业精英不同，本书拓展了视野，具体分析了城市劳动阶级的心态及其行为。*为重要的是，本书尝试解释社会冲突的结构与进程，以及汉口作为一个自发的、内聚性的社会单元的城市，是如何维持其自身并不断发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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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东的活动非常给力，家里的书几乎都在京东买的，这套书相当的好，立意新颖，思想独特，逻辑清晰，非常易于普通读者研读，文字简洁不拖泥带水，用词严谨又不失大方，并且出版社用纸精良，排版合理，字体大小适中，实在是各方面都属上乘的一本书，五星好评，支撑京东，希望京东多搞活动多发优惠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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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宏谋是清代中叶著名的官员，其为官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身后留有多种著作，清代治世名书《皇朝经世文编》中收录其文章多篇，可见其人和思想在清代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作者并未将本书写成一部传统的人物传记，而是从为官到做人、从经世到治家诸多方面剖析了陈宏谋的思想与政治生涯。作者认为陈宏谋是清代中期上层官僚的代表，解读他有助于我们全面了解那个时期官员如何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所从事的事业和所面对的社会。本书通过人物史写社会史，是了解18世纪官僚政治思想的重要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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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民国时期的大学为研究对象，主要分析了北京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上海的圣约翰大学、交通大学、上海大学、复旦大学和中国公学等京、沪两地大学不同的办学风格、校园文化，及其与上海经济、民国政治、国民政府教育政策的互动关系，叙述了民国都会学院精英在政治、学术的交互拉力中虽取得国际化，但在国内环境中却无所适从、渐入颓唐的艰难过程，是作者在中国近代教育史和上海都市文化史领域研究多年的一部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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