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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程千帆沈祖棻夫妇均为现当代著名文史专家、诗词大家，曾先后担任武汉大学、苏州大学、南京大学等著名高校的教授，为改革开放后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人才的培养和古典文学研究、古籍整理与研究基地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程千帆沈祖棻年谱长编》以程千帆日记、回忆录及程门弟子的记述和史料为基石，钩沉述往，将程、沈二人的生平事迹以其生活的年月为顺序，用年谱的形式详细记述，全面系统地展现了程、沈二人的人生轨迹和学术、工作成就。

内页插图

目录

前言
凡例
年谱目录
年谱
征引文献
人名、字号、别称索引

精彩书摘

　　12月9日，程千帆致函张三夕谈陈寅恪。
　　函日：“许多学者一致认为寅老之文不工（有时还涉及王国维），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应当说，现代文献学或考据学要求文章细密周严，网罗详尽的文献，这就使文章无法简明扼要。加上文献中文言白话古今中外无所不有，都引在一篇文章之内，其风格自然无法统一，按照古人传统的办法，引文可以节要，可以括，也可以改写。这就可以使之与作者的文笔形成一体，从而避免上述之病。前人名作，如汪容甫的《荀卿子通论》、章太炎先生的《五朝学》（不但《太炎文录》、《国故论衡》、《检论》皆然，真是大师）、黄季刚先生的《汉唐玄学论》即是如此。这些文章都条理细密，证据确凿，文风雅健，兼有思辨与艺术之长。王、陈重在考据，所以在资料的引用方面，宁可使文章拖沓，而不愿有所遗漏，即风格不纯，亦所不顾。即宁可失其美，必须求其真。因为王、陈更加接近，或者已经入资本主义学术之流，而距离传统的义理、考据、辞章并重的标准，更远些了（二人之中，陈为尤甚）。你只要看《静庵文集》中的某些文章，以及陈的《王国维挽词序》以及他的《冯友兰哲学史审查报告书》，就可以知道他们并非不能为文，而是在某些文章中，他们所追求的，放在第一位考虑的是另外一种东西，而不仅是文章之美。再譬如陈先生说‘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汪容祖竟然认为这是指他专攻中古史，即魏晋六朝、隋唐五代。这不但与事实不合，也完全不解陈先生的微旨。‘不今不古’这句话是出自《太玄经》，另外有句话同它相配的是‘童牛角马’，意思是自我嘲讽，觉得自己的学问既不完全符合中国的传统，也不是完全跟着现代学术走，而是斟酌古今，自成一家。表面上是自嘲，其实是自负。根据他平生的实践，确实也做到了这一点，即不古不今，亦古亦今，贯通中西，继往开来。你读他的书，不但要接受他的有详密的论证而获得的结论，更要注意论证过程中所显示的方法，这是非常重要的，否则你所得到的终究有限。”（《闲堂书简》329-3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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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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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日：“许多学者一致认为寅老之文不工（有时还涉及王国维），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应当说，现代文献学或考据学要求文章细密周严，网罗详尽的文献，这就使文章无法简明扼要。加上文献中文言白话古今中外无所不有，都引在一篇文章之内，其风格自然无法统一，按照古人传统的办法，引文可以节要，可以括，也可以改写。这就可以使之与作者的文笔形成一体，从而避免上述之病。前人名作，如汪容甫的《荀卿子通论》、章太炎先生的《五朝学》（不但《太炎文录》、《国故论衡》、《检论》皆然，真是大师）、黄季刚先生的《汉唐玄学论》即是如此。这些文章都条理细密，证据确凿，文风雅健，兼有思辨与艺术之长。王、陈重在考据，所以在资料的引用方面，宁可使文章拖沓，而不愿有所遗漏，即风格不纯，亦所不顾。即宁可失其美，必须求其真。因为王、陈更加接近，或者已经入资本主义学术之流，而距离传统的义理、考据、辞章并重的标准，更远些了（二人之中，陈为尤甚）。你只要看《静庵文集》中的某些文章，以及陈的《王国维挽词序》以及他的《冯友兰哲学史审查报告书》，就可以知道他们并非不能为文，而是在某些文章中，他们所追求的，放在第一位考虑的是另外一种东西，而不仅是文章之美。再譬如陈先生说‘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汪容祖竟然认为这是指他专攻中古史，即魏晋六朝、隋唐五代。这不但与事实不合，也完全不解陈先生的微旨。‘不今不古’这句话是出自《太玄经》，另外有句话同它相配的是‘童牛角马’，意思是自我嘲讽，觉得自己的学问既不完全符合中国的传统，也不是完全跟着现代学术走，而是斟酌古今，自成一家。表面上是自嘲，其实是自负。根据他平生的实践，确实也做到了这一点，即不古不今，亦古亦今，贯通中西，继往开来。你读他的书，不但要接受他的有详密的论证而获得的结论，更要注意论证过程中所显示的方法，这是非常重要的，否则你所得到的终究有限。”（《闲堂书简》329-3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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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谱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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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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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变得更加聪明，你就可以勇敢地面对困难和挑战。 让你用自己的方法来解决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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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千帆沈祖棻年谱长编》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程千帆沈祖棻年谱长编》编辑推荐：程千帆沈祖棻夫妇均为现当代著名文史专家、诗词大家，曾先后担任武汉大学、苏州大学、南京大学等著名高校的教授，为改革开放后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人才的培养和古典文学研究、古籍整理与研究基地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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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千帆沈祖棻年谱长编》由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程千帆沈祖棻年谱长编》编辑推荐：程千帆沈祖棻夫妇均为现当代著名文史专家、诗词大家，曾先后担任武汉大学、苏州大学、南京大学等著名高校的教授，为改革开放后古典文学研究领域人才的培养和古典文学研究、古籍整理与研究基地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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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名、字号、别称索引千帆沈祖棻年谱长编》旨在反映程千帆与沈祖棻的生平事迹、文学作品与学术论著。本谱由条目组成，每个条目一般由时间、标题、所据资料，以及所居资料的出处组成。《程千帆沈祖棻年谱长编》以程千帆日记、回忆录及程门弟子的记述和史料为基石，钩沉述往，将程、沈二人的生平事迹以其生活的年月为顺序，用年谱的形式详细记述，全面系统地展现了程、沈二人的人生轨迹和学术、工作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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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寅恪少时在南京家塾就读，在家庭环境的熏陶下，从小就能背诵四书五经，广泛阅读历史、哲学典籍。早年，他留学日本、欧洲、美国等国家长达十三年，精通22种语言，了解西方文化，但从国外带回来的却是东方学；回国后，曾先后任职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大、广西大学、燕京大学、中山大学等学术机构。[1]陈寅恪儿时启蒙于家塾，学习四书五经、算学、地理等知识。1900年（光绪26年 陈寅恪 ）祖父陈宝箴去世后，陈三立举家迁居江苏金陵，在家中开办思益学堂，教授四书五经、数学、英文、体育、音乐、绘画等课程，先后延聘教师有国学大师王伯沆、柳翼谋、周大烈。陈家两代素来倡议新政，“思益学堂”领风气之先采用现代化教育，陈三立与教师相约一不打学生、二不背死书，一派新式作风，深得当时两江总督张之洞赞赏。如此家学渊源下，陈寅恪自小除打好深厚的国学底子，眼界并扩及东西洋，留学日本前便“从学于友人留日者学日文。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陈寅恪随兄衡恪东渡日本，入日本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足疾辍学回国，后就读上海复旦公学。 1910年自费留学，先后到德国柏林大学，瑞士苏黎世大学、法国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就读。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1914年回国。 1918年冬又得到江西官费的资助，再度出国游学，先在美国哈佛大学随篮曼教授学梵文和巴利文。 1921年，又转往德国柏林大学随路德施教授攻读东方古文字学，同时向缪勤学习中亚古文字，向黑尼士学习蒙古语，在留学期间，他勤奋学习、积蓄各方面的知识而且具备了阅读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英、法、德八种语言的能力，尤以梵文和巴利文特精。文字是研究史学的工具，他国学基础深厚，国史精熟，又大量吸取西方文化，故其见解，多为国内外学人所推重。 1925年，陈寅恪回国。这时，清华学校改制为大学，设立研究院国学门，由胡适建议采用导师制。其“基本观念，是想用现代的科学方法整理国故”。聘任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等人为导师，人称清华四大国学大师。当时的研究院主任吴宓很器重他，认为他“最为学博识精”。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力荐为导师；也很尊重他，谦虚地向人介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他们都曾极力向校方举荐他。1926年6月，他只有36岁，就与梁启超、王国维一同应聘为研究院的导师，并称“清华三巨头”。 1928年，陈寅恪在上海结婚，时年37岁，夫人唐筼，是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孙女，也是一位教师，在清华园相识，两人志同道合。 他在1929年所作的王国维纪念碑铭中首先提出以“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为追求的学术精神与价值取向。他当时在国学院指导研究生，并在北京大学兼课，同时对佛教典籍和边疆史进行研究、著述。在清华大学开设语文和历史、佛教研究等课程。他讲课时、或引用多种语言，佐证历史；或引诗举史，从《连昌宫词》到《琵琶行》、《长恨歌》，皆信口道出，而文字出处，又无不准确，伴随而来的阐发更是精当，令人叹服！盛名之下，他朴素厚实，谦和而有自信，真诚而不伪饰，人称学者本色。1930年，清华国学院停办，陈寅恪任清华大学历史、中文、哲学三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理事、历史语言研究所第一组组长，故宫博物院理事等职。 陈寅恪治学主旨“在史中求识”。继承了清代乾嘉学者治史中重证据、重事实的科学精神，又吸取西方的“历史演进法”（即从事物的演化和联系考察历史，探究史料），运用这种中西结合的考证比较方法，对一些资料穷本溯源，核订确切。并在这个基础上，注意对史实的综合分析，从许多事物的联系中考证出关键所在，用以解决一系列问题，求得历史面目的真相。他这种精密考证方法，其成就超过乾隆、嘉庆时期的学者，发展了我国的历史考据学。 陈寅恪对佛经翻译、校勘、解释，以及对音韵学、蒙古源流、李唐氏族渊源、府兵制源流、中印文化交流等课题的研究，均有重要发现。在《中央研究院历史研究所集刊》、《清华学报》等刊物上发表了四、五十篇很有分量的论文，是国内外学术界公认的博学而有见识的史学家。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日军直逼平津。陈寅恪的父亲陈三立义愤绝食，溘然长逝。治丧完毕，寅恪随校南迁，过着颠沛流离的旅途生活。1938年秋，西南联大迁至昆明，他随校到达昆明。 1942年春，有人奉日方之命，专程请他到已被日军侵占的上海授课。他又一次拒命，随即出走香港，取道广州湾至桂林，先后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教授，不久移居燕京大学任教。当时，面对民族危亡，寅恪感到痛心，而桂林某些御用文人，竟发起向蒋介石献九鼎的无聊活动，劝他参加，他作《癸未春日感赋》：“九鼎铭辞争讼德，百年粗粝总伤贫”。以示讽刺。这一时期，在繁忙的教学中，他仍致力于学术研究，先后出版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对隋唐史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为后人研究隋唐史开辟了新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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