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认为,书法学习的最高境界是“悟道”,而悟道的基础是对经典样本的反复揣摩与融会贯通。这套米芾尺牍的独到之处在于,它似乎是在引导读者进入米芾的“内心世界”,而非仅仅停留在“技法层面”。九种尺牍的挑选,很巧妙地覆盖了米芾人生中几个重要的阶段和情绪光谱。有的尺牍笔势遒劲,气脉贯通,透露着一种文人士大夫的自信与从容;而有的则显得略微收敛,甚至带有一丝不得志的落寞,笔法也更为内敛精微。这种情绪的起伏,被精准地记录在了笔墨的强弱变化之中。当我逐篇细读时,我仿佛能感受到他写信时的环境和心境。这比单纯学习某几个笔画的写法要深刻得多。学习米芾,重在学他的“意”,而非死记硬背他的“形”。这本选集的设计者显然深谙此道,他们提供的不是一本“教科书”,而是一组“心灵对话的样本”。对于那些厌倦了千篇一律、缺乏个性的现代书法风气的人来说,重温米芾尺牍中那种独一无二的生命力,无疑是一剂强心针。
评分从学习工具的角度来看,这套选本的实用价值是无可替代的。我特别关注了其装订方式。采用的是便于平摊的精装或锁线胶装,这一点至关重要。在临帖时,书本必须能平稳地置于案头,便于对照和摹写,任何翘起的边角都会干扰临习的专注度。这本2013年的版本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到位,它能长时间保持平整,方便反复查阅和临摹。此外,作为研究资料,它对九种尺牍的选取,兼顾了风格的完整性和学习的渐进性,初学者可以从结构相对清晰的入手,逐步过渡到笔势最为奔放的作品。这体现了编辑者对不同水平学习者的关怀。对于资深书法家而言,这套书提供的则是高质量的范本,便于他们进行“反向临摹”——即从成熟的作品中提炼出更高级的笔法结构和气息控制。总而言之,这不仅仅是一套书法教材,它更是一份经过精心策划和高质量呈现的艺术品,对于任何严肃对待米芾书法的学习者来说,都是案头必备的珍藏之作。
评分说实话,市面上以“米芾”为名的出版物浩如烟海,但真正能让人静下心来细细品味的却不多。很多版本为了追求视觉冲击力,往往将字放大或过度修饰,反而失去了尺牍原有的亲切感和尺寸的比例感。这本《中国碑帖经典:米芾尺牍九种》在开本和装帧上,处理得非常得体。它力求还原尺牍作为“书信”的那种亲密感,让人在阅读时,更容易沉浸其中,感受到古人交流时的那份雅致与率真。这种“小中见大”的艺术处理,恰恰是碑帖学习中的精髓。米芾的伟大之处,在于他能将最日常的文书,写出庙堂之上的气象。这套书让我们有机会近距离审视这种“日常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我对编辑在注释方面的处理也十分赞赏,它没有进行过多冗余的解释,而是点到为止,将解释的权力留给了学习者自身的体会与感悟。这种留白,恰恰是对米芾“自然天成”书风的最好尊重。这本书更像是一面镜子,映照出我们自己对书法理解的深度。
评分作为一名痴迷于魏晋风骨的古碑帖爱好者,我总是对那些能最大限度还原原作风貌的影印本抱有极高的期待。这本米芾尺牍的影印质量,可以说达到了近几年出版物中的上乘水准。我特别留意了它对墨色浓淡和纸张肌理的处理。米芾尺牍往往因为是信札,墨迹会有浸润和洇散的效果,这本选集没有过度地“美化”或“锐化”,而是尽可能地保留了那种自然渗透的韵味。这对于研究者而言至关重要,因为墨色的变化直接反映了书写时的速度和情绪。尤其是那些运笔迅疾之处留下的“飞白”,在这套影印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笔锋的顿挫、线条的粗细对比,都清晰可见,丝毫没有模糊不清的“灰”感。这让我能够更深入地体会到米芾那种“不合时宜”的审美趣味——他似乎总是在与时间赛跑,用笔尖的瞬间反应来记录心头的波澜。相比我手头其他一些年代较早、影印技术尚不成熟的版本,这本2013年的版本在清晰度和忠实度上,无疑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这对于我们这些想要从“法度”中解脱出来,追求“自然天成”书境的人来说,是极其宝贵的视觉资料。
评分这本《中国碑帖经典:米芾尺牍九种》(2013年版)的出版,对于书法爱好者来说无疑是一份厚礼。初翻开,那份穿越时空的墨香仿佛扑面而来。我尤其欣赏的是它对米芾行书精髓的挖掘。米芾,这位“刷字”名家,其书风的恣肆洒脱、变化万端,历来都是学习的难点,也是魅力所在。这套选本没有像某些通本那样贪多求全,而是精准地挑选了九种最具代表性的尺牍。这些尺牍不同于刻帖的僵硬,它们是真实的书信往来,充满了即兴和人情味,这恰恰是学习书法“意韵”的关键。从结构上看,装帧设计也颇为考究,纸张的质感和油墨的印刷水平,都达到了一个令人满意的标准,使得那些细微的笔触变化,如飞白、连带、提按,都能被清晰地捕捉。对于长期困于“形似”不得“神似”的习书者来说,揣摩这些尺牍中蕴含的节奏感和气韵生动,是突破瓶颈的绝佳途径。我个人尝试着临摹了几篇,深感作者在选本时对不同时期、不同心境下的米书特点把握得十分到位,体现了编辑者深厚的学养和对米芾书法的独到见解。这种精选的价值,远超大部头汇编的泛泛而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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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关于《刑赏忠厚之至论》中的内容:“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当时考官皆不知其典故,欧阳脩问苏轼出于何典。苏轼回答在《三国志·孔融传》中。欧阳修翻查后仍找不到,苏轼答:“曹操灭袁绍,以绍子袁熙妻甄宓赐子曹丕。孔融云:‘即周武王伐纣以妲己赐周公’。操惊,问出于何典,融答:‘以今度之,想当然耳’。”欧阳修听毕恍然大悟。[37]
评分宋绍圣七年苏轼从惠州贬移儋州,千里跋涉途经雷州,有幸与其贬雷的胞弟苏辙邂逅,悲喜交加。兄弟择日游罗湖泛舟,被罗湖秀丽的风光吸引,恋不思归,游罢到湖滨天宁禅寺憩休,苏城游趣尚浓,“万山第一”四字就是此时此地写就的。
评分集字多广益,片玉偶得之。对山和一曲,临水好洗砚。
评分有一次国家忌日,众大臣到相国寺祷佛,程颐要求食素,苏轼责问说:“正叔(程颐表字),你不是不喜好佛教吗?为什么要吃素食?”程颐说:“礼法:守丧不可饮酒吃肉;忌日,是丧事的延续。”苏轼唱反调:“支持刘家的人露出左臂来罢!”(用史记典故,苏轼自比为汉朝的太尉周勃,把程颐比为吕氏乱党,要求大家支持他。)范淳夫等人吃素食,而秦观、黄庭坚等则吃肉。[39]
评分有一次国家忌日,众大臣到相国寺祷佛,程颐要求食素,苏轼责问说:“正叔(程颐表字),你不是不喜好佛教吗?为什么要吃素食?”程颐说:“礼法:守丧不可饮酒吃肉;忌日,是丧事的延续。”苏轼唱反调:“支持刘家的人露出左臂来罢!”(用史记典故,苏轼自比为汉朝的太尉周勃,把程颐比为吕氏乱党,要求大家支持他。)范淳夫等人吃素食,而秦观、黄庭坚等则吃肉。[39]
评分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去世,大臣们正举行明堂祭拜大典,赶不及奠祭,仪式一完成,大臣们希望赶去吊丧,程颐却拦住大家,说孔子“是日哭则不歌”,参加明堂典礼之后,不该又吊丧家。大家觉得这不近人情,反驳说,“哭则不歌”不代表“歌则不哭”。苏轼嘲笑程颐说:“这是枉死市上的叔孙通制订的礼法。”这是苏轼、程颐两人结怨的开始。[38]
评分印刷真的很差,里面的作品和原帖上在墨色上相差太大了,不适合学习。算是当垃圾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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