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每个人都生活在他出生/组建的家庭之中。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的变迁,和每个人的生命历程息息相关。21世纪,经历过和正在经历着经济、社会和制度变迁的中国城市家庭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同居、单身等多种不同于传统的家庭模式的出现意味着什么?中国城市的家庭在从家庭本位转向个人本位吗?个体化的家庭在中国城市中是否已经出现?中国家庭转型的过程中,传统因素和现代因素各自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家庭变迁和经济发展、社会变迁之间存在什么样的关系?是否经济发展水平相同的城市,其家庭变迁也呈现相同的模式?卒读《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研究文库·转型期中国城市家庭变迁:基于五城市的调查》,您将会发现,作者告诉您的,不仅仅是上述问题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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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图目录
表目录
序言
导论
一 基本理论框架
二 国内家庭变迁研究综述
三 中国城市家庭变迁的基本趋势
四 本次调查的主要发现
五 中国家庭变迁:传统与现代的博弈
第一章 家庭现代化理论
一 家庭现代化理论及其缺陷
二 分析范畴:从家庭结构到家庭关系的转变
三 家庭现代化的标准和研究方向
四 国内家庭变迁研究的社会学理论与方法
第二章 研究方法和样本
一 研究方法的选择
二 项目点的选择
三 抽样框和样本抽取过程
四 调查的实施
五 基本数据分析策略
六 样本的基本分布
第三章 多样化的家庭结构
一 什么是家庭
二 家庭规模
三 家庭结构
四 小结
第四章 夫妻关系
一 配偶的选择
二 夫妻平等
三 家庭暴力
四 夫妻情感
五 小结
第五章 亲子关系
一 平等模式还是统治模式
二 亲子间的情感沟通
三 亲子间的经济交往
四 养老模式
五 有关亲子关系的观念
六 小结
第六章 亲属关系
一 与兄弟姐妹的关系
二 与祖辈亲属的关系
三 与父辈亲属的关系
四 与儿女亲家的关系
五 小结
第七章 结语:变迁中的中国城市家庭
一 本次调查的主要发现
二 对家庭社会学研究的推动和启发
三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题目
附录1 家庭结构与家庭关系变迁问卷
附录2 入户抽样页
参考文献
后记
索引
精彩书摘
二 与祖辈亲属的关系
祖辈亲属主要指被访者本人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中国传统家庭一般把亲属分为宗亲和外亲,宗亲是指男系亲或父系亲,即同一祖先的男系血亲,以及嫁入的妇女,包括祖母、母、妻、子媳、孙媳等。外亲,即女系亲,也被称为姻亲,指与女系相联系的亲属,包括嫁到本宗的女子家中的亲属及本宗女子嫁出后其夫家的亲属,前者如母族,即外祖父母、母的兄弟姊妹及其子女等,后者如姑表兄弟姊妹、外孙等。在中国传统的以父系为中心的家庭亲疏、远近和内外的等级排序中,所谓外亲的“外”字,已经定义了这类亲属关系处于次要和疏远的关系地位。姻亲关系被看作是“表”,是外边人,远不如宗亲关系更加近密和具有制度性(有族谱表述和记录)。所以,相对宗亲关系之中的祖父母,作为外亲关系的外祖父母与小家庭联系的密切程度通常要逊色很多。但是,随着家庭的现代化变迁和夫妻平等观念的逐步推广与深入,双系并重的亲属关系得到发展,特别是在城市家庭,宗亲和姻亲关系拥有了平等地位。
从表6-11和表6-12来看,五城市的被访者与外祖父母有“很亲密”和“较亲密”关系的比例超过了祖父母。与祖父母保持上述关系的比例为62.6%,但与外祖父母保持上述关系的比例达到67.4%。表示关系“一般”的,前者占30.9%,后者为24.2%;关系“较疏远”和“很疏远”的比例,前者合计为6.5%,后者合计为8.4%。总体而言,五城市的被访者与作为“外亲”的外祖父母保持了与作为“宗亲”的祖父母大致相同甚至更亲密的关系。据此,我们认为,传统家庭体制中亲属关系的“内”“外”等级差别在当代城市家庭中已式微,双系并重的亲属关系已成为五城市家庭的主要特征。
五城市的被访者在与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关系方面呈现统计上的显著差异(P<.05)。总体而言,广州和杭州两城市被访者与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保持亲密关系的比例远低于五城市的平均值,而其他三个城市则呈现相反的态势,与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密切关系都远高于平均水平。五城市家庭在这一问题上的差异性与它们在兄弟姐妹关系方面的差异有着很大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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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近几十年来,中国社会经历了急剧的社会转型。社会、经济、法律和制度等层面的变迁,使家庭所处的环境不断发生改变。这些变迁,有的即使与家庭变迁没有直接关系,但也对包括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在内的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技术的进步。随着技术的进步,人们可以更加快捷、廉价和迅速地交往和通信,这导致家庭的运作方式发生了改变。比如,家庭成员有可能不住在一起,但是能够通过网络见面和保持密切的联络。
——预期寿命的提高。这意味着三代同堂甚至四代同堂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2008》数据显示,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从1990年的68.55岁上升到2000年的71.4岁(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08)。根据上海市老年人口和老龄事业监测统计信息,上海人2009年的平均预期寿命已经达到81.73岁,其中男性79.42岁,女性84.06岁(上海市民政局等,2010)。
——经济结构的变化。我国经济从传统工业时代进入现代信息产业时代,从依靠出卖劳动力的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第三产业比重增加,服务行业兴起。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中,第三产业从1978年的24.2%上升到1990年的31.8%、2005年的39.9%(国家统计局,2006)。家庭成员的工作性质不同,他们对于家庭的贡献和彼此交往的模式等也会发生相应的改变。
——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与迁移。1987年人口“小普查”中,只有1520万流动人口。到1990年,流动人口(离开户籍所在地6个月以上但户口未变动者)规模增加到3000万。1995年,这个数字已经是5600万。2000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有8000万流动人口。如果包括那些在非户籍所在地不到6个月的人,短期移民数约为1.2亿。在经济最为活跃的几个地区,如广东、福建、上海和北京,20%~30%当地居民的户口在外地(王丰、梅森,2006)。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09年全国流动人口已经达到2.11亿(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司,2010)。大规模的流动人口,导致家庭结构和家庭关系的重构,比如,出现了家庭成员不住在一起的核心家庭。
——法律规章制度的变化。新颁布了一批法律法规,比如《妇女权益保障法》《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关于进一步做好进城务工就业农民子女义务教育工作的意见》《关于幼儿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指导意见》《儿童疾病综合管理实施行动计划(2003~2005年)》《关于进一步做好城乡特殊困难未成年人教育救助工作的通知》等。
此外,还有一些社会变迁和家庭变迁有着直接关系,或者本身就属于家庭变迁的一部分,它们对于家庭生活的各个方面有着更为直接而持续的影响。
——初婚年龄的上升。根据《2008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中有关婚姻态势的分析,从20世纪初到20世纪90年代,北京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从19.17岁提高到25.87岁,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从18.28岁提高到24.17岁。到了2006年,北京男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为28.2岁,女性的平均初婚年龄为26.1岁(张翼,2008)。
——家庭户规模的缩小。根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我国城乡家庭户人均规模为:1964年4.43人,1982年4.41人,1990年3.90人,2000年3.44人(国家统计局,2003),2007年降为3.17人(国家统计局人口和就业统计司,2008)。
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研究文库·转型期中国城市家庭变迁:基于五城市的调查 [Family Change in Urban Areas of China During Social Transformation Based on the Survey in Five Cities] 图书简介 本书聚焦于中国社会转型期城市家庭的深刻变迁,以五大城市的实地调查数据为基石,力图勾勒出这一宏大社会进程中,家庭结构、功能、代际关系、婚姻观念、生育模式以及家庭生活方式等核心维度的动态演进图景。作者并非仅仅停留在现象的描述,而是深入挖掘变迁背后的驱动因素,系统分析了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化进程、城市化加速、人口结构变化、思想观念更新以及政策法规调整等多元力量如何共同塑造了当代中国城市家庭的当下形态和未来走向。 引言:时代洪流中的家庭之变 中国,一个在过去几十年间经历了翻天覆地变化的东方巨龙,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跨越着工业化、城市化和市场化的多重转型。在这样一场波澜壮阔的社会大变革中,家庭,这个最基本、最核心的社会单元,无疑是承受冲击最直接、反应最敏锐的群体。它既是社会变迁的载体,也是社会变迁的反映。本书的研究,正是要穿透纷繁复杂的社会表象,聚焦于城市家庭这一独特的观察窗口,探寻在时代的洪流中,中国城市家庭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改变,这些改变又将预示着怎样的未来。 第一章:理论框架与研究背景 本章首先梳理了国内外关于家庭变迁的经典理论,如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功能主义视角下的家庭演变、冲突理论对家庭内部权力结构变化的解读,以及后现代主义对家庭多元化形态的探讨。在此基础上,作者结合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具体语境,构建了适用于分析中国城市家庭变迁的理论分析框架。研究背景部分则详细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节点,特别是与家庭息息相关的政策调整,如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户籍制度改革、社会保障体系的初步建立、市场经济对就业结构的影响,以及对外开放带来的文化冲击等。这些宏观层面的变化,为理解城市家庭的微观变迁提供了必要的历史和政策语境。 第二章:研究设计与方法论 本书的研究方法论是确保研究严谨性和说服力的关键。作者选择了在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城市化进程中具有代表性的五座城市作为调查样本,涵盖了不同发展阶段和区域特点的城市类型,力求样本的代表性和可比性。研究方法主要采用了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混合研究方法。 定量研究部分:设计并实施了大规模的问卷调查,涵盖了城市家庭在结构、功能、经济活动、代际互动、婚姻生育、家庭消费、家庭福祉等多个维度的问题。调查对象从年轻一代到老年一代,力求覆盖家庭内部的关键成员。通过对回收的有效问卷进行严谨的统计分析,运用SPSS等统计软件,揭示出不同社会经济背景、年龄结构、教育水平的城市居民家庭在上述各维度上存在的核心差异与普遍趋势。分析工具包括描述性统计、推论性统计,如方差分析、回归分析、因子分析等,以量化家庭变迁的程度和影响因素。 定性研究部分:选取了部分具有代表性的家庭,进行了深入的半结构化访谈。访谈内容聚焦于家庭成员的亲身经历、感受和看法,例如他们如何看待婚姻的稳定性、子女的抚养与教育、与父母的经济和情感支持、对未来家庭生活的期望以及在社会变迁中面临的挑战和机遇。这些访谈资料通过内容分析法进行梳理和提炼,用以补充定量研究的不足,深入挖掘家庭变迁背后的情感逻辑、文化内涵和个体经验,为冰冷的数字注入鲜活的生命力。 第三章:城市家庭结构的网络化与小型化 本章深入剖析了中国城市家庭在结构上的显著变化。 小型化趋势:分析数据显示,典型的“大家庭”、“大家庭中的小家庭”等传统模式正在迅速瓦解,核心家庭(父母与未成年子女)成为主流。甚至,在城市化和人口流动的影响下,单人家庭、空巢家庭、丁克家庭等新型家庭模式也呈现出增长态势。这种小型化既是经济压力、居住空间限制的体现,也是个体化思潮和婚姻观念转变的反映。 网络化特征:尽管核心家庭化是趋势,但城市家庭并非孤立存在。作者强调了城市家庭与血缘、姻亲、地缘、业缘等社会网络的紧密联系。这种网络联系在应对经济风险、获取社会资源、提供情感支持等方面仍然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社会保障体系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家庭网络的功能显得尤为突出。分析还揭示了网络联系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从传统的、强制性的血缘纽带,逐渐转向更为灵活、选择性的社会支持网络。 第四章:家庭功能的多重演变与专业化 家庭作为社会的基本单元,其功能也在转型期经历着深刻的重塑。 经济功能的分化:传统家庭的经济生产功能在市场化改革中大幅弱化,但作为消费单位和财富积累的场所,其经济功能依然重要。研究发现,家庭的经济决策更为理性化和市场化,投资理财、子女教育投资成为家庭经济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家庭成员的就业结构变化,如女性就业率的提高,也对家庭内部的经济分工和资源分配产生了影响。 抚养与教育功能的专业化:对子女的抚养和教育功能,在现代城市家庭中变得日益专业化和“任务化”。家庭越来越依赖外部教育资源,如幼儿园、学校、培训机构等。父母在子女教育上的投入也显著增加,教育焦虑成为许多城市家庭的重要特征。这既体现了对子女未来发展的重视,也反映了家庭自身在提供系统性教育支持方面的局限。 情感与支持功能的凸显:随着社会竞争的加剧和人际关系的疏离,家庭的情感支持和心理慰藉功能反而愈加凸显。家庭成为个体应对压力、寻求归属感和认同感的重要港湾。但同时,家庭内部的情感互动模式也面临挑战,如代际沟通障碍、夫妻关系紧张等。 第五章:婚姻观念的多元化与婚姻风险 婚姻是家庭形成和维系的重要基础,转型期中国城市家庭的婚姻观念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多元化变化。 婚姻选择的自主性增强:父母包办、门当户对等传统婚配观念逐渐淡化,自由恋爱、基于情感和个人价值的婚姻选择成为主流。婚姻的稳定性和持久性更多地取决于个体的主观意愿和满意度。 婚姻价值的重塑:婚姻不再仅仅是繁衍后代、维持家庭经济的手段,情感的契合、个性的尊重、共同成长成为衡量婚姻质量的重要标准。然而,这种对婚姻的“高要求”也伴随着更高的婚姻风险,离婚率的上升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现象。 新型婚姻形态的出现:同居、试婚、异地婚姻等非传统婚姻形式在城市地区逐渐增多,这些现象反映了社会对婚姻的接受度和包容度正在提高,同时也暴露了传统婚姻制度在适应现代社会需求方面面临的挑战。 第六章:生育模式的转变与家庭人口结构 生育是家庭生命周期中的关键环节,中国的生育模式在转型期也经历了剧烈变迁。 生育率的下降与家庭规模的缩小:长期的计划生育政策以及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生育成本上升,导致城市家庭的平均生育数量显著下降,“少子化”成为普遍现象。“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受到挑战,更注重“优生优育”。 生育观念的转变:生育不再被视为人生必须完成的任务,而是与个人职业发展、生活方式选择、经济承受能力等因素进行权衡的个人决定。生育的“晚育化”和“缓育化”趋势也日益明显。 家庭代际结构的变化:少子化直接导致了家庭内部的代际结构发生深刻变化,如“421”家庭(夫妻双方及四位老人,只有一个子女)的出现,这给养老、育幼带来了新的挑战。同时,独生子女家庭的成年子女在面临赡养多位老人时,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第七章:代际关系的重塑与挑战 代际关系是中国家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转型期城市家庭的代际关系在变化中寻求新的平衡。 依附关系的变化:随着子女的独立和父母的养老保障体系的初步建立,传统的“养儿防老”模式受到冲击。子女对父母的经济依赖减弱,但情感上的联系和生活上的照顾依然是重要的维系方式。 权力结构的调整:在家庭决策中,长辈的权威性有所下降,子女(特别是成年子女)在经济、生活方式、子女教育等问题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逐渐增强。 代际冲突的根源:不同代际在价值观、消费观、生活方式、科技接纳度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些差异有时会引发代际之间的摩擦和冲突。如何有效沟通、理解和包容,成为和谐代际关系的关键。 第八章:城市家庭生活方式的变迁 家庭生活方式是家庭价值观和经济社会条件的综合体现,转型期城市家庭的生活方式呈现出明显的现代性和多样化特征。 消费模式的升级与分化: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城市家庭的消费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从基本生存型向享受型、发展型转变。旅游、教育、文化娱乐等非必需品消费的比重上升。同时,消费模式也呈现出分化,不同社会经济阶层的家庭在消费选择上存在较大差异。 休闲与娱乐方式的多样化:家庭的休闲方式从传统的家庭内部活动,扩展到户外活动、外出旅游、参与社会文化活动等。数字化、网络化也深刻改变了家庭的娱乐方式,如家庭影院、网络游戏、社交媒体互动等。 健康与福祉的关注:家庭对自身健康和福祉的关注度提高,家庭成员的健康管理、疾病预防、心理健康等问题日益受到重视。 第九章:转型期中国城市家庭变迁的驱动因素与影响 本章将对前几章所呈现的现象进行系统性的归因分析。 经济因素:市场化改革、收入水平提高、就业结构变化、房地产市场发展等,直接影响家庭的经济状况、居住空间和生活质量,进而作用于家庭的结构和功能。 社会因素:城市化进程加速、人口流动加剧、教育普及程度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初步建立等,改变了家庭的规模、构成和外部支持网络。 文化与观念因素:全球化带来的思想观念冲击、个体主义思潮的兴起、对婚姻和家庭的重新定义,深刻影响着个体的家庭选择和行为模式。 政策因素:计划生育政策、户籍制度、婚姻家庭相关法律法规的调整,对家庭的形成、发展和维系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作者还将分析这些驱动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共同塑造了当代中国城市家庭的复杂图景,并探讨这些变迁对个人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可能带来的长远影响。 第十章:结论与展望 本书的最后部分将总结研究的主要发现,并对中国城市家庭的未来变迁趋势进行展望。作者会指出当前城市家庭面临的主要挑战,如老龄化加剧下的养老问题、生育率持续低迷可能带来的劳动力短缺、家庭结构变化对社会保障体系的压力、代际沟通的障碍等。同时,也会强调城市家庭在适应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展现出的韧性和创新能力。 本书的研究不仅为理解中国社会转型期家庭变迁提供了翔实的数据和深刻的分析,也为相关领域的学者、政策制定者以及关心家庭发展的公众,提供了宝贵的参考信息和研究启示。它呼吁在关注宏大社会变革的同时,不忘家庭这一最基本、最温暖的社会细胞,关注其在时代浪潮中的每一次呼吸、每一次脉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