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胡文辉是国内知名的青年文史学者,《洛城论学集》是他文史研究的一部合集,谈了近代中国文献东流、近代史上的预言,以及美国汉学学者的逸闻,评点了黄仁宇、李零等学者的研究成绩,内容丰富,可读性强,是一部优秀的文史作品。
目录
序(罗韬)
中国上古多数决原则的痕迹
佛典所见的多数决
中国古代“私宅不受侵犯”的观念与法律
中国旧制度影响美国的几条线索
关于近世中国文献之东流
中国近代史上的几个预言
说清亡之谶
宪政学的新衣
“丧家狗”争论的读后感
《英雄》与《鹿鼎记》(外一题)
考茨基与张居正
作为政治隐喻的施琅
《明永历玉玺题跋》书后
现代学人涉嫌剿袭举例
关于“历史是个任人打扮的女孩子”——伪造证据一例
红色的历史有黑色的记忆
黄仁宇大历史观批判
为业余汉学孤独地喝彩
毛姆笔下的汉学家
——域外汉学札记之一
附录:
翟理斯的“ 对号入座”(高山杉)
清末海关与域外汉学
——域外汉学札记之二
侵华战争与日本汉学
——域外汉学札记之三
“ 征服王朝论” 的重演
——域外汉学札记之四
美国“ 汉学三杰” 印象
史迪威问题与现代中国史的修正
中文世界的阿克顿幽灵
《宽容》二题
后记
精彩书摘
后 记
首先得解释一下书名。
我喜欢“洛城”这个名字,有点歧义,有点暧昧,既可以是“谁家玉笛暗飞声,散入春风满洛城”的古典洛城,又可以是《洛城机密案》的西洋洛城,而实际上呢,则是我家所在的小小洛城——广州番禺区治下的洛溪新城。我曾有诗:“楼盘处处家何在,笑向旁人夸洛城。”用的就是这个“今典”。曾考虑日后出诗集,可名《洛城杂咏》,如今倒是先用作论文集之名了。
我近十余年所写的学术性文字,凡涉及人物者,另编作一个集子,其余的则辑录于此。在题材上,有关古代者较多,但也有一些近代的;有关中国者较多,但也有一些西洋的有关实证者较多,但也有一些思辨的。实在不易概括,遂以“论学”为名。当然,我原也喜欢“论学”这个名目,如吾家适之先生就有《胡适论学近著》,晚近也有《洪业论学集》、《龙坡论学集》、《书佣论学集》,《慕庐论学集》等等。
照一般标准,《洛城论学集》这样的书名,“规格”是很高的,如我这般于学界既处边缘、又属后辈者,本不相宜。后来也想到,可以叫《洛城问学集》或《初学集》,那样就显得低调些。可是又想,风声既已传出去,也就不必改了。又有何不可呢?
我供职于报界,平时往来的朋友以报界居多,应报刊之约作文的时候也相应较多,这也算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随顺世缘”吧。为报刊作文,不能不考虑内容的篇幅和受众的兴趣,
故多择取较为“公共”的题目;而较为“专业”的题目,尤其是文献积累更多者,可以写成正式论文者,则仍多置诸屉中。——这么说,并不表示这些已写出的文章就不重要,事实
上,就思想本位而言,这些文章是更为重要的。其中有若干文字,尤其是刊于《南方周末》上的几篇,窃觉可以自负,王元化先生所谓“有思想的学术”,庶几近之。
至于文章的体裁是否学术,在我看来倒无关紧要。有些题目适宜写作学院式的论文,有些题目则适宜写作评论、札记,甚至随笔,原不必求其一律。说到底,学术与否,并不取决于文体。而这本集子里的文章,也确实体裁不一,有些算不上“论学”,只因主题有所关联,也就一并收录了。文章大体按性质分作几类:第一部分有关古代制度,第二部分有关近代史,第三部分有关历史想像与影射,第四部分有关学术规范与历史观念,第五部分有关域外汉学,第六部分有关自由主义入华。文章以刊发在《南方周末》者最多,其余则是《南方都市报》《东方早报? 上海书评》,还有已停刊的《东方》杂志等,这要分别感谢负责编辑的刘小磊、刘炜茗、刘铮、陆灏、李公明诸位。
所录文章的标题和内容,较之发表时或不无差别,有些是恢复原状,有些则是发表后略有修正。但一般情况,凡有新材料或新想法,都另写“补记”附于后,而不改写正文。采取这种方式,一方面是为了省事,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存真,希望读者不嫌其零碎。
在注释体例方面,原来想规范一些,一律作尾注。但由于很多篇都有“补记”,引证相当密集,而“补记”却不宜另作尾注,故全部改作随文注。
《为业余汉学孤独地喝彩》在发表前后,都承王丁兄提供意见;《毛姆笔下的汉学家》中卫三畏、翟理斯所编辞典的译名,承周振鹤先生指正。此外,《毛姆》一篇经高山杉纠谬,结论本不妥当,但考虑到文章仍有一点独立价值,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作为一则小个案,很可见史实人事考订的复杂性,故仍收录进来,并附以高山杉的回应和我的两则“补记”,以见学术商榷的益处。
罗韬有通识,有最难得的思想均衡感,已为我的《陈寅恪诗笺释》、《现代学林点将录》写过序跋,而我更觉得,这本书尤其非他作序不可。
能出版这部学术性的论集,当然要感谢高峰枫、高山杉兄弟的器重。而能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出版这部论集,则要感谢周运的宽谅。
2012 年夏写于广州洛城
前言/序言
序
罗韬
若说文辉的旧著《陈寅恪诗笺释》是“发覆”之学,那这部论学集,则可概括为“解蔽”之学。(我这里用“解蔽”一词,不是海德格尔那个哲学的抽象层面的解蔽,而是源于荀子
用于学术史的经验层面的解蔽。)发覆主要是发世尘之覆,解蔽则主要是解成见之蔽——揭发被掩蔽的史实,去除既定的历史成见。
成见本来无代无之,但我们今天所置身其中的百年历史剧变,波澜未定,其偏蔽之见另有其特性,可谓积“蔽”尤多,加“蔽”尤固。陈寅恪早在九十年前就说“托身于非驴非马之国”,这个谑评,其实包含了他对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政治形态和思想意识形态的深刻感受和形象描绘。而今,非驴非马、半驴半马的思想意识也烙入我们许多人的观念之中。一百多年来,中国分受欧美思潮与苏俄体制的影响,或堕一偏,或行其极,或受抽象史观的左右,更有史料文本的遮蔽。借用一下佛家的惯用语,就是既患“事障”,更患“理障”,这二障同时积淀为我们的历史成见。而先除“事障”,再除“理障”,大抵就是文辉这部文集的精华所在。
比如,本书收入的《中国上古多数决原则的痕迹》与《佛典所见多数决》,以及《中文世界的阿克顿幽灵》等数篇,是探讨民主原则、自由思想在中国的历史命运的大文章。这几篇文章以扎实的文献考证和基于史实之上的识力,为我们展示了或者说破除了种种事障与理障,环环相扣地呈现出一系列的解蔽过程:他在文章中追寻久湮世尘的中国曾有过的“多数决”的民主原则和思想,去除了认为“中国政治史上从来缺少古典民主制度”的偏见;同时也申说“多数决”只是民主手段,并非“民主政治”本身。他以刘少奇被表决开除党籍、希特勒被选举为德国总理为例,打破对程序性工具性的迷信,从而指出“少数服从多数”是初级民主,而“尊重少数”才是高级民主。文辉还对“尊重少数”的观念与现实之差详作分析,例举了“文革”中关于“尊重少数”、“保护少数”的论述,如何成为红卫兵暴力的护符,并最终演变成为普遍的少数对多数的暴行。凡此都充分展示了历史的吊诡以及民主进程的艰难。此外,他对泛宪政主义,对“红色记忆”,对黄仁宇的“大历史观”,对某种具体语境局限之下的言说之偏,都有一番评析。
从晚清以来,对一些具有所谓普适性的观念或制度,保守派往往喜欢标榜“古已有之”,而忽视对“何以失之”的辨析;而西化说者则无视于“古已有之”,而陷入“无从续之”的窘境。文辉有异于二者,不但实事求其是、证其有,更重视实事察其变。而这察变之法,也使他的考证较传统朴学更上层楼,从“古已有之”,到“何以失之”,再到“何从造之”,成就一种贯通之论。
重在察变,使他更着意抗拒固有概念的遮蔽,保持着一种对抽象理论的警惕。让事物显示其自身;历史有实事而无定理。史学就是对史实的言说,而在言说的过程中,论者难免要借助一些概念、一些原则来表史之义,申己之意,但这仅是时段之理,相对之理,而绝非一定之理。无论这个理多么有魅力,它都只能在事实之下。譬如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韦伯的“中国城市是没有自治的官僚驻地,乡村是没有官僚的自治聚落”、魏特夫的“治水社会论”等等针对“东方”的论断,尽管能启人深思,但也不尽符实。所谓“理定则物易割”,“理”往往只是史料的外衣,且永远是一件小一号的外衣,随着史料的挖掘、角度的改变,那些“理”最终必然捉襟见肘,成为一种“蔽”。当今之学人尤其需要去除的,正是各种话语霸权之下所产生的“理蔽”、“理障”。
对抽象的概念原则的警惕,其实即是对概念原则统治的警惕,是对“以理限事”的思维方式的警惕。而这些警惕,必然落实为对于具体事实的充分尊重。只有通过抽事实之丝,才能剥理论之茧;通过更多地占有材料,才能破除执一理以总万殊的偏见。钱锺书在《管锥编》评说不同流派各有所见又各有所偏时说:“无见于彼正缘有见于此,‘见’乃所以生蔽也。”又说:“歌德称谈艺者之‘见’曰:‘能入,能遍,能透。’遍则不偏,透则无障,入而能出,庶几免乎‘见’之为蔽矣。”文辉在能入、能遍、能透上是下了大功夫的。他的解蔽之学,选题有着鲜明的当代问题意识,而考证则有竭泽而渔式的论据,我相信,至百年而后,仍将是认识我们这个非驴非马年代的思想标本。
不作“神州袖手人”,文辉的文章不是写给抽屉的。他的古学寄寓了对现实的关怀,西学寄寓了对中国的关怀,阐扬先贤之学则寄寓其对自己安身立命的关怀。这一部论学集,不徇世俗之见,不徇主流之见,不徇权威之见,其中自有一种岳岳不就之气。陈寅恪在1955 年致唐长孺信函有这样一句话:“以闭门造车之学,不希强合于当世”,而文辉则可以说是“以出门违辙之说,不避见异于当世”,这是与陈寅恪及其时代微异的地方。然而,其中决不曲学阿世的“独立之精神”,却是前后相通的。“解蔽”之学,已不是一个纯学理的问题,其中实隐含着文化与道义的承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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