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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东欧社会主义道路国家,就连老大哥苏联都相继走向失败时,社会主义道路还能走多远?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秘书长金雁教授拨开迷雾重磅推出!
内容简介
当东欧社会主义道路国家,就连老大哥苏联都相继走向失败时,社会主义道路还能走多远?
那些曾经是社会主义,现在是资本主义的东欧国家真的只有在社会主义体制下才能为人民服务,才能为广大人民谋福利,才能和谐吗?
今昔对比,到底在哪种制度下,百姓的生活质量更高,福利更好?而不用为生个孩子都要征得政府的同意所困扰,也不用为孩子上幼儿园犯愁,还不用为昂贵的医疗费、高涨的房价、攀升的墓价耗尽心血以及言论的不自由付出代价。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
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秘书长金雁教授在本书为你一一拨开迷雾。
《从“东欧”到“新欧洲”:20年转轨再回首》分为三个单元:上篇是“新欧洲之旅”后的感想,中篇涉及三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在波兰独立90周年时写的,算是对波兰历史一个长时段的回顾;其二是谈南斯拉夫民族问题;其三是乌克兰问题。下篇是关于东欧知识分子精神追求和思考方面的内容。作为在世界上至今屹立不倒的伟大的拥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当曾经的兄弟们一个个倒下的时候,《从“东欧”到“新欧洲”:20年转轨再回首》的观点更有借鉴意义,更准确地说,应该是警世意义。
作者简介
金雁,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秘书长。
主要著作有:
《十年沧桑--东欧诸国的经济社会与思想变迁》
《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
《新饿乡记程》
《苏俄现代化与改革研究》
《火凤凰与猫头鹰》
目录
上篇 金融危机后回首看东欧
01 前东德波澜不惊二十年
⊙ 前东德:“资本”不愿来的“资本主义”?
⊙ “剧变后进入了共产主义”?
⊙ 怎样“转轨”会更好?
⊙ “马克思大街”上的思考
02 中东欧金融危机与融入欧洲问题
⊙ 他们如何看待金融危机?
⊙ 中欧国家应对金融危机的策略
⊙ 与“西边同志”价值观“错位”的中欧左翼
⊙ 对“融入欧洲”的历史思考
⊙ 积怨甚深的俄、波关系
⊙ 基于现实考虑的匈牙利选择
⊙ 捷克:“非共产主义化”的价值追求
⊙ 来自俄国的军事压力
⊙ 老欧洲的动力和阻力
03 “新欧洲”发展中的新动向
⊙ 政治冷漠化与传统政党危机
⊙ “网络时代”的强势劲头
⊙ “福利国家”的发展及其带来的问题
⊙ 新欧洲国家的“民粹主义”
04 “还有许多墙需要拆掉 ”柏林墙倒塌20周年札记
⊙ “根据东德法律也是犯罪”
⊙ 建墙之前:两种占领政策
⊙ 不同的经济发展模式
⊙ ·17工人暴动与逃亡潮
⊙ “防止里面的人出去”的高墙倒了
⊙ 转型20年众说纷纭
⊙ 牢骚归牢骚,厌恶就是厌恶
05 捷克告别“切卡德”年代
⊙ 纠缠在日耳曼历史中的斯拉夫国家
⊙ 悬而未决的苏台德问题
⊙ 被遗忘的角落:曾经的“切卡德”
⊙ “逆向”信息的由来
06 匈牙利导致政治体制变革的三个“累积层”
⊙ 风云突变的1947年
⊙ 匈牙利1949年的“拉伊科事件”
⊙ 一个思想超前的改革者——纳吉·伊姆雷
⊙ “裴多菲俱乐部”与1956年事件
⊙ “要变革就无法绕开1956年事件和纳吉问题”
07 东欧到底发生了什么?
⊙ 我们需要了解一个真实的东欧
⊙ 中东欧与中国的三大区别
⊙ “分”之罪?不分之罪?关于俄罗斯教训
中篇 波兰独立之路与南斯拉夫民族问题
01 欧洲不死的勇士历经磨难的“波兰独立之路”
⊙ 马克思、恩格斯论波兰:“东欧民主的策源地”
⊙ “贵族民主”: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 《五·三宪法》:抗俄斗争与民主改革的结合
⊙ “全欧洲自由的传播者”:波兰的民族主义与普世主义
⊙ 宽容的十字架:波兰的宗教文化与信仰自由
02 渡尽劫波终见岸波兰从复国到转轨的坎坷历程
⊙ 德苏“第四次瓜分波兰”
⊙ 卡廷森林惨案
⊙ 华沙起义的悲情遗恨
⊙ 哥穆尔卡与“波兰道路”
⊙ 盖莱克时代
⊙ 团结工会的崛起
⊙ 圆桌会议与“半自由”选举
⊙ “工会掌权”的波兰
⊙ 民主“分家”麻烦大
⊙ 走向“新欧洲”
03 米洛舍维奇铁托的背叛者与南斯拉夫的掘墓人
⊙ “忠于南共的米洛舍维奇”?
⊙ “铁托主义”与“切特尼克主义”:南斯拉夫与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问题
⊙ 虎儿得道反咬猫:米洛舍维奇与斯坦鲍利奇
⊙ “米洛舍维奇狂飚”与南联邦的解体
⊙ “铁托第二”,还是“切特尼克第二”?
⊙ 邀宠不获的“反美斗士”
⊙ 余论:告别梦魇的社会党与“铁托分子”和仍在梦中的某些人
04 聚焦黑山论黑山独立与 “南斯拉夫遗产”的最后终结
⊙ 黑山人:“比塞尔维亚人还要塞尔维亚”
⊙ 密切的塞、黑联盟
⊙ 与米洛舍维奇势成水火
⊙ 历史性的“终结”与“开始”
⊙ 坎坷千年路沧桑十三秋
05 乌克兰民族独立之路与04年大选风波
⊙ “乌克兰”,还是“小俄罗斯”
⊙ 昙花一现的初次“独立”
⊙ “面包换自由”的失败:苏联时期的乌克兰
⊙ “渐进式失败”:独立之后的转轨危机
⊙ 府会之争、左右之争与东西之争
⊙ “大选舞弊”风波与国际干预
⊙ 病树前头万木春
下篇 东欧知识分子的精神追求
01 东欧、俄罗斯的“面包时代”?(上)
⊙ 什么是“面包时代”?
⊙ “不为一个银卢布而交换灵魂”
⊙ 一元化下的“集体魔法”
⊙ “面包不是自由的交换物”
⊙ “幸好我们还有萨哈罗夫”
02 东欧、俄罗斯的“面包时代”(下)
⊙ 苏维埃帝国下的另一个欧洲
⊙ “专政与消费社会的历史会合”
⊙ “面包时代”的原因之一:“脑袋撞不破墙壁”
⊙ “面包时代”的原因之二:知识分子群体的集体失语
⊙ “面包时代”的原因之三:“冷漠化”与“常规化”
⊙ “国家是自由人的保护神”
⊙ 我们在历史中的责任
⊙ 是的,我们是一小撮
⊙ “回到哲学中去”
03 “后极权”,还是“后现代”?
⊙ 转型时期东欧俄罗斯思想界的困惑
⊙ “知识分子”:凤凰的火中涅
⊙ “索、萨论战”:转轨前的心路预演
⊙ “传统再造”:白俄文化中的新旧悖论
⊙ “路标”再转:世纪之交的别尔加耶夫现象
⊙ 捷克春秋:哈韦尔与克劳斯之争
04 俄罗斯、 东欧知识分子的两种道德观
⊙ “双头鹰情结”
⊙ “积极的不自由”
⊙ 来自于神的道德
⊙ 以索尔仁尼琴为例
精彩书摘
“面包换自由”的失败:苏联时期的乌克兰
1924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苏俄从此变成了“苏联”,乌克兰成为首批4个加盟共和国之一。 苏联时期的乌克兰和全苏乃至社会主义世界后来的几个联邦制国家一样,实行一种在世界历史上十分独特的“集权一党制下的'自由国家联盟'”制度。一方面,根据列宁的民族自决原则,联盟宪法和共和国宪法均规定了自愿加盟、自由退出的原则,正如前苏联国歌的歌词中唱的“伟大俄罗斯,永久缔联盟,独立共和国,自由结合成”。为此,布尔什维克不但设有包括“外交部”在内的乌克兰加盟共和国“中央”政府,还在国际社会张扬其形式上的“主权”,直至让乌克兰、白俄罗斯与苏联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苏联当时不顾一些国家的反对坚持这样做,当然是为了贪图其“一国占有三席位”的特权。而另一方面,这种“联盟”在全境实行一党制,而且党内高度集权统一,加盟共和国党对联盟党中央而言完全是下级,没有任何自主性可言,并且也不存在反对党。这样,执政党的集中统一便使联盟成员在法律上的自由退出权成为不可能行使的虚假权利。例如在1970年代,乌克兰第一书记谢列斯特只因在其所著的《我们的苏维埃乌克兰》一书中按苏联口径颂扬乌克兰人反德反波的功绩时调子高了点儿,就被打成“民族主义”而被撤职。当时谁要有异心,他在党内立即就会被干掉,根本不可能在政府或议会的层次上提出“退出”。
但这种状况却以党国不分和党内集权为条件,一旦“党国”体制有变,联邦成员本来就合法的自由退出权便由虚转实,使“联盟”的解体变得难以避免。在中东欧转轨过程中,三个这样的“联邦”国家(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与南斯拉夫)都解体了。但没有实行这种“联邦”制的其他几个多民族国家,如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尽管也有民族问题,也实行了民主化变革,却没有损害国家的统一更没有导致国家分裂解体。因此今天看来,民主化绝非导致联邦解体的原因,但那种设置了自由退出权的“联邦”体制,却使这种联邦在“党危机”中难免解体的命运--即便没有民主化,只要党内斗争失控导致党的分裂,哪怕是分裂成几个各自同样集权而丝毫也不“自由化”的党,国家的统一也就完了。
当然理论上讲,如果没有民族矛盾,“自由退出权”在转轨中也未必一定会行使,毕竟统一国家的好处是谁都明白的,尤其是苏联这样一种中央计划体系下全联盟经济高度一体化、专业分工与协作体系非常发达的状况下,联盟解体、协作链条中断与分工体系崩溃对经济的损害要比市场化体制变革中的所谓“休克疗法”打击更大。但是,问题在于民族矛盾在苏联时期的乌克兰一直没有解决。 这一矛盾首先与领土变迁有关。1920年内战结束后乌克兰的西部边境是根据苏俄与波兰的《里加和约》划定的,这一按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说法是“俄波瓜分乌克兰”的条约把西乌克兰(今乌克兰西部的里沃夫等州)划归波兰,而这里正是乌克兰民族性最强烈的地区。1939年,苏联按《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密约》趁纳粹德国闪击波兰之际出兵“东波兰”(如今史称“对波兰的第四次瓜分”),把这一地区并入苏联乌克兰版图,接着又从罗马尼亚手中夺取了乌克兰人居住的比萨拉比亚与北布哥维纳,将后者建为苏联乌克兰的切尔诺夫策州,二战结束时苏联又把原属捷克斯洛伐克的罗塞尼亚地区吞并,划为乌克兰的外喀尔巴阡州。 这样,苏联在二战前后的几年里把乌克兰的边界大大向西扩展,所并入的新领土都是乌克兰民族情绪最强烈的地区,而且有些地区(如罗塞尼亚)此前无论沙俄还是苏俄都从未控制过。在此过程中苏联军队受到当地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所谓班杰拉分子)的猛烈抵抗。班杰拉游击队对德国、波兰与苏俄军队都给予重创,苏军名将、方面军司令员瓦杜京大将与波兰共产党政权首任国防部长西韦尔切夫斯基大将都在班杰拉游击战中死亡,苏军伤亡之惨重可想而知。而苏军对班杰拉分子乃至一般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镇压之酷烈也不难想象。此后苏联借二战胜利之威,在新领土上搞强制集体化,不愿集体化的乌克兰农民都被当作“班杰拉分子”遭到残酷清理,使镇压“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运动严重地扩大化,留下深刻的历史创伤。
而在此之前归属苏联的乌克兰其他地区,斯大林时代的镇压也十分惨烈,尤其是“全盘集体化”后的几年,苏联发生“人祸”性质的骇人听闻的和平时期大饥荒,饿死农民据说达800万以上。乌克兰作为苏联粮食征购的主要地区首当其冲,富饶的平原上饿殍盈野,人口减少十分之一。后来的史家称:“乌克兰农民身负两重灾难:作为农民和作为乌克兰人。”在党内斗争中,“乌克兰民族主义”也常常成为大规模整肃的口实。乌克兰历任的党政一把手,从斯大林时代的埃何、波斯蒂舍夫直到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谢列斯特,常常不得善终。然而也有从这一位置上飞黄腾达的,例如经乌克兰而成为苏联领袖的赫鲁晓夫,但这必须以强硬镇压乌克兰民族主义为条件。 当然,乌克兰在苏联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成就之巨大也是不容置疑的。尽管沙俄时代乌克兰已经是帝国境内的经济先进地区,但它的工业化与农业现代化之完成无疑是苏联时期的成就。除了计划体制在工业化原始积累中的优势外,苏联统一计划经济空间的存在也是乌克兰发展的重要促进因素。而苏联领导层虽然严防“乌克兰民族主义”,但在全苏范围内乌克兰与白俄罗斯和俄罗斯作为“斯拉夫三兄弟”,与其他非斯拉夫民族相比,却也有其特殊地位。正如我国历史上元代的色目人、清代的蒙古人一样,乌克兰人在苏联各民族中作为“老二哥”也还蛮有面子,这也是今天一些乌克兰人怀念的。
而且仅就俄乌关系来讲,苏联时期乌克兰也不是没有便宜可占。原来,苏联类型国家民族政策的特点之一是不尊重你的人权,却比较尊重你的“文化”,它根据不同的政治需要甚至仅仅是根据领导人的喜好,有时固然搞强制同化,有时却也搞人为的“异化”。只要你在政治上听话,别的什么唱歌跳舞、传统民俗、年节礼仪乃至语言文字之类的“民族特色”不仅可以保留,而且往往还很被提倡,乃至被提倡得过分。尤其把一些特别弱小的民族“文化”当成珍稀古董给予大熊猫式的特殊“保护”,甚至人为地阻断自然融合,强化民族差异。例如前南斯拉夫的“穆斯林族”就是在铁托体制下从同种同文同语的“信伊斯兰教的塞尔维亚人”给生生拔高成新“民族”的。苏联的白俄罗斯也有类似的情况,白、俄差异历史上本来比俄、乌差异小得多,过去许多语言学家都把所谓白俄罗斯语视为俄语的一种方言,历史上白俄罗斯也没有发生过乌克兰那样的独立运动。所以有人说,白俄罗斯作为民族是被苏联“惯”出来的。在苏联时期,白俄罗斯被确定为不同于俄罗斯的另一民族,政治上不许有异端,“文化”上却提倡有“特性”,还把白俄罗斯送进联合国占了把交椅。然而人之常情却是:排他的特性认同一旦形
成就难以逆转,而缺乏人权导致的不满却不会因为“文化”的受保护而消失。奴隶并不因可以唱歌跳舞就不想自由,而从唱歌跳舞中成长的排他性认同反而成为争自由的纽带,一旦有机可乘,“文化”上如此受抬举的穆斯林族、白俄罗斯族不但照样反水而去,有时还更加反目成仇--如前南斯拉夫的波黑战争。
乌克兰不同于白俄罗斯,其民族认同并不是苏联“惯”出来的。但是,在东南部俄罗斯人聚居区(克里米亚与顿巴斯等地)划归乌克兰后,乌克兰文化在当地影响的增加却的确是苏联当局鼓励的。乌克兰人并不会因此感谢苏联,俄罗斯人却因此埋怨苏联。这种两边不讨好的做法不但使两边对联盟都增加了疏离感,造成政治高压消失后的联盟更难维系,而且也助长了独立后乌克兰的“东西矛盾”。
这类国家民族政策的又一个特点是“以面包代替自由”,对被统治民族在严防政治异端的同时,有时也给予经济和其他利益上的恩赐,甚至牺牲“统治民族”的利益来实现这一点,而这样做无需征求“统治民族”人民的同意。克里米亚归属乌克兰就是一个典型的事例。 克里米亚半岛在地理上虽与乌克兰有地峡相连,然而在历史上与人文环境上却与乌克兰联系甚少。这里的土著是穆斯林鞑靼人,长期与土耳其结盟对抗俄国。18世纪沙俄征服该地后大量移入俄罗斯人,使这里成为俄罗斯控制黑海与亚速海的咽喉重地,黑海舰队重兵屯驻,雅尔塔等地则布满沙俄皇家与俄罗斯贵族的离宫别苑。全半岛的人口也以俄罗斯族为主。但在1954年,主政苏联的赫鲁晓夫为纪念“俄乌合并300周年”,一高兴便把克里米亚从俄罗斯割出,送给“兄弟的乌克兰”作了礼物。但如此“慷俄罗斯之慨”,却未能买到乌克兰人之好。因为人之常情是:“自由”固然不能当饭吃,但面包也不能代替“自由”,吃得再饱的奴隶照样会有不满。40多年后乌克兰一独立,克里米亚俄罗斯人被割断与俄罗斯本国的联系,从此作为乌克兰境内的亲俄地区不断与乌克兰中央产生摩擦,成为俄乌关系中的一大难题。当年领袖的即兴之举,落得个俄罗斯、乌克兰与克里米亚三方皆苦不堪言的结果。
过去有种说法:俄罗斯族人列宁最反对大俄罗斯主义,而格鲁吉亚人斯大林却比俄罗斯人还要大俄罗斯主义。其实,无论列宁还是斯大林,他们都既非俄罗斯也非格鲁吉亚的民族主义者,而应当说是马克思主义的族际主义者。本来这应当有利于搞好联邦国家中的族际关系。然而在非民主制度下,他们“代民作主”镇压非俄民族的账被算在了俄罗斯人的头上,导致非俄民族怨恨俄罗斯,连带怨恨联盟。但他们“代民作主”慷俄罗斯之慨赐利于非俄民族却不会使后者感谢俄罗斯,反而使俄罗斯人也怨恨联盟,认为联盟使我们吃亏:“土耳其、鞑靼人没有夺去我们的克里米亚,苏联却使我们失去了克里米亚。”在两头不落好的情况下,联盟怎么能稳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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