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天下”系列 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 epub pdf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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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 荣获 “《金融时报》2015年年度图书”和“《卫报》2015年年度**假日图书”。

　　★ 全球著名政治学者首次探讨中西方政治模式的集大成之作。

　　★ 该书获得弗兰西斯·福山、郑永年、约瑟夫·奈、余永定、潘维、阎学通、张维为等数十位中外专家联名推荐。

　　★ 英文原版出版后随即得到广泛关注和推荐，是将有可能为中西方政府官员选拔制度提供参考的知名之作。

内容简介

　　选举民主制是判断中国政治进步的标准吗？

　　一人一票的选举民主为何很难遴选出优秀的领导者？

　　中国的尚贤制能够给西方社会带来哪些启示？

　　政治尚贤制怎样与民主制有机地结合起来？

　　这是一部系统阐释政治尚贤制这一中国政治模式的开山之作，同时也是一部深入探索西方民主制之外的政治治理模式的著作。

　　在《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中，全球著名政治学者贝淡宁认为，中国选贤任能的政治尚贤制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影响了过去几十年的社会变革，也比较适合面临复杂政治、社会和经济问题的大国。民意调查也表明，政治尚贤制获得了充分的民众支持。因此，政治尚贤制在中国是选举民主制的一种替代选择。

　　长久以来，学界、政界和舆论界一直以民主制的视角研判中国的政治治理制度，认为只有以一人一票为基础的选举制度是好的，其他一切政治体制都是专制统治。然而在当前诸多实行选举制的国家中，财富和资本集团的利益都掌控着不成比例的权力，美国的大选甚至被称为“一美元一票”，而非一人一票。贝淡宁认为，中国的政治尚贤制不仅能选拔出能力超群的领导者，而且如此选拔出的领导者更具长远眼光和全局意识，能够做出更加具有说服力的政治决断。政治尚贤制比西方的民主制更适合像中国这样的大国，它能够有效规避民主选举制的主要缺陷。

　　贝淡宁还试图用政治尚贤制的理想来比照中国的现实，认为中国要真正实现在道德上可取、政治上稳定的尚贤制度，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本书最后谏言，只有真正做到“上层尚贤，中间实验和基层民主”，中国模式的贤能政治才能成为21世纪备受全球瞩目的政治发展模式。

作者简介

　　贝淡宁(Daniel A. Bell)，清华大学哲学系与苏世民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拥有牛津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任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以及希伯来大学的研究员。其著作包括《城市的精神》《中国新儒家》《超yue自由民主》《东方遭遇西方》《社群主义及其批评者》等。此外，贝淡宁还长期在国内外主流媒体上刊登文章，《纽约时报》《金融时报》《卫报》《环球时报》以及新华网、人民网等都就“贤能政治”这一研究主题对其进行了专访与报道。2017年1月起，贝淡宁将出任山东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

内页插图

精彩书评

　　中国是否创立了真正新颖的治理模式？这个模式运行效果如何？这些都是关键的问题。贝淡宁对中国模式的评估在许多读者看来是积极的、乐观的，评价之高令人吃惊。不过，论证过程谨慎扎实，值得任何一位研究当今中国的读者认真阅读和思考。

　　--詹姆斯·法洛斯（James Fallows） 《中国空降兵》的作者

　　对许多西方读者来说，贝淡宁的书很难让人消化，因为它质疑“根本真理”。对中国读者来说，贝淡宁的书使其相信至少有些西方人理解他们。多个世纪以来，中国人看重的就是其考试制度，因为它既能选拔贤能又比较客观。这种对个人成就的关注总是与为共同体服务的道德义务结合起来。《贤能政治》解释了这种双重性如何在当代中国继续运行。

　　--杨荣文 新加坡前任外交部部长

　　在西方国家，连对一人一票原则的质疑都可能招来诅咒，但贝淡宁恰恰这样做了。他根据儒家的精神，强烈支持贤能政治，认为民主选举不能解决我们紧迫的问题。我们可以从这本极具挑衅性的书中学到很多东西。

　　--马蒂亚斯·里斯（Mattias Risse） 哈佛大学教授

　　很少有像这本书这样分析如此透彻、话题如此及时、思考与当今现实如此相关的著作。贝淡宁将其在西方接受的学术智慧训练和在中国的教学和研究经验结合起来，解释了中国独特的政治尚贤制的发展。任何一位对中国感兴趣和关心西方民主发展的人都应该阅读一下这本让人大开眼界的著作。

　　--郑永年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

　　《贤能政治》一书非常及时，独创性强而且十分重要。基于作者对当今政治理论的精炼把握和对中国不断变化的政治制度的多种特征的深刻认识，这本书将成为学习政治的学生、汉学家和所有对中国崛起感兴趣的人争相阅读的畅销书。

　　--尤锐 （Yuri Pines） 《永远的帝国》的作者

　　贝淡宁用通俗流畅的文笔提出了一个挑战传统思想的问题-民主还是尚贤。他利用其在当代中国的教学和生活经验带领读者回顾和思考政治哲学中一些根本的问题。我发现贝淡宁提出的问题发人深省，引人入胜。

　　--吉迪恩·拉赫曼（Gideon Rachman） 《金融时报》

　　贝淡宁写了一本引人入胜的著作。思想开放的读者会发现这本书对中国政治有充满智慧的了解，同样宝贵的是它会迫使读者反思自己对民主的忠诚。《贤能政治》不仅仅是为了那些想要更好地了解中国的人写的。它让我重新思考西方治理体系有哪些优势和劣势。这是一本可读性很强的书，让人获益良多。

　　--克莱夫·克鲁克（Clive Crook） 彭博新闻社

　　贝淡宁以令人信服的论据非常有意义地论述了，为什么外部世界应该更加深刻地思考中国在治理国家方面的实践。这本书的文笔清晰、流畅、可读性强。

　　--克里·布朗（Kerry Brown） 《亚洲书评》

目录

前言

第一章 民主是最不坏的政治制吗？

多数派暴政

少数派暴政

选民共同体暴政

竞争性个人主义者暴政

第二章 政治尚贤制如何挑选优秀领导人

不同情境下的领导力

智慧能力的必要性

社交技能的必要性

美德的必要性

第三章 政治尚贤制的问题何在？

腐败问题

僵化问题

合法性问题

第四章 民主尚贤制的三大模式

投票选择智慧且品德高尚的人

水平模式：上层民主和尚贤

垂直模式：底层民主，上层尚贤

第五章结论性思考：中国模式的实现

政治改革的现实

政治改革的理想

中国之外

致谢

译后记

附录（一）以“和谐”来衡量社会进步

附录（二）共产主义者与儒家学者的对话

参考文献

注释

精彩书摘

　　第一章 民主是最不坏的政治制度吗？

　　现代西方社会是多元社会，这已是老生常谈了。我们对任何事物都要争论一番，但却似乎没有在任何事情上达成统一意见。然而，我们在一件事上的确拥有共识：应该通过一人一票的方式选择政治领袖。1 选举民主在现代西方社会已经获得了近乎神圣的地位。我们可以质疑对上帝的信仰，而不会被指控为丧失了道德指南。但是，对质疑一人一票制度神圣性的人，这种宽容消失殆尽。这些人会被认为是为专制的“恶政”辩护的坏家伙，与那些独裁者是一丘之貉。

　　而且，我们同意选举民主是普适的政治理想。它不仅对我们有好处，而且对世界其他地方也有好处。因此，当专制“恶政”垮台时，它们应该被通过一人一票方式选出的政府取而代之。很少有人思考其他选择。从规范性的角度看，民主可能被视为最好的政权形式。更准确地说，它是最好的政权可能出现的必要条件。用自由和公平的选举来选拔政治领袖需要通过其他政治公共商品来补充—有关这些公共商品究竟是什么（公民社会、社会正义、职场民主、协商论坛、监督权力的额外方式，等等2）的争论没完没了—但是我们都同意这些公共商品（无论是什么）应该建立在选举民主的基础之上。

　　虽然如此，政治“现实主义者”警告我们，民主不能轻易地在贫穷和发展中国家建立起来。在1968 年出版的著作《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Political Order in Changing Societies） 中3， 塞缪尔· 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提出了一个引起争议的观点，即政治秩序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政治参与的过早介入—包括早期的选举，可能会破坏发展中国家原本就脆弱的政治体制的稳定性。因此，现代化的专制政权或许是必要的，因为它提供了政治秩序、法治和成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条件。虽然如此，亨廷顿没有打算为作为永久性安排的专政辩护。一旦民主所需的砌砖到位，建立民主大厦的时机也就成熟了，从道德角度看，此时再将选举民主往后推迟就没有合理性了。

　　换句话说，“理想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之间的不同主要在于有关时机的争论，任何一方都没有质疑选举民主理想的正确性。民族冲突、严重的贫困、泛滥的腐败和教育的缺乏或许是民主成功确立和发展的障碍，也是不幸的（希望是暂时的）苦难。这些苦难推迟了弗朗西斯· 福山（亨廷顿的学生）所说的“历史终结”的到来。到了那时，民主最终将战胜所有对手。人们普遍认为民主是所有理性的个人都渴望拥有的东西，如果他们能够得到的话。

　　或许，令人吃惊的是，选举民主可能是最好的政治制度这一观点在中国也被接受（虽远非被全体认同）。无论我们听到的中国和西方之间存在怎样的“文明差异”，许多中国政治思想家都赞同民主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政治制度。在中国组织推行多党竞争的民主选举是行不通的，但是中国政治思想家能够也的确在学术期刊著作中表示选举民主是一种理想。经常能在中国知识分子中听到的论点是，现在不应该实行民主，因为中国农民的素质普遍偏低，随着中国人的受教育程度和中国城市化水平不断提高，民主将变得更加可行。4 政治改革理论家俞可平曾经写过一篇很有名的文章《民主是个好东西》（Democracy Is a Good Thing），呼吁在不同政府层面实行更多的选举竞争。5 虞崇胜认为，民主的基本构件是有多个候选人参与的竞争性选举—无论是在地方层面还是中央政府—讨论无此基础的其他形式的民主（如党内民主、民主协商或者基层民主）都是没有意义的。6 马岭则更谨慎一些，他认为中国的紧迫任务是实施“民主监督”，但他说下一步就应该是民主选举。7 在此，争论的焦点与其说是对选举民主的渴望程度，倒不如说是采用选举民主的时机问题。8

　　从表面上看，很难理解为什么选举民主能获得如此广泛的吸引力。至少有一点，通过自由和公正的竞争性选举选拔国家领导人的历史比较短（在大多数国家还不到100 年，而科举制在中国实行了1 300 年之久）。9像其他任何政治体制一样，它有优点也有缺点，如果断言它是一直以来的最佳制度，未免言之过早。更根本的问题是，赞同一种不要求领导经验（和专长）的制度而几乎完全不怀疑它，似乎有些怪异。权力的实施有很多形式—在车间、学校、医院、监狱等地方，自然的假设是高层领导人需要具备过往经验才会被赋权。任何一家公司或者大学都不可能选择一个没有任何实质性领导经验，尤其是缺乏在本领域内的经验的人担任高层领导。10但是，政治权力是个例外：选择一个没有任何政治经验的人担任领袖并没有问题，只要他（或她）是按照一人一票的方式挑选出来的。

　　那么，我们为什么会相信选举民主是道德上可取的政治制度的必要基础呢？很少有人有时间和动力去阅读政治学期刊上的辩论11，所以关键的解释不可能是反思和认可学术文献中辩论的结果。12 同等投票权之所以有价值，或许是政治共同体中从前处于边缘位置的群体—如女性和少数族裔—长期进行政治斗争的结果。13 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20 世纪民族身份认同越来越重要：有更多的人认为他们的首要身份认同是与国家捆绑在一起的，他们逐渐看重平等参与国民政治的权利，将其视为获得尊严的关键。还有一个原因是，“二战”后，尤其是苏联解体后，美国在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霸权地位。美国推动选举民主，将其视作“民主自由的唯一标准”，其他国家都必须正襟危坐，仔细倾听。套用卡尔· 马克思的话来说，占统治地位的国家的观点就是占统治地位的观点。或许“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已变为“政府面前人人政治平等”。14 而我们要求在政治上平等的观点转变为大众心中普遍存在的错误观念，即实现政治平等必须采取一人一票的形式。15 投票行为能够赋予人们产生心理满足的体验：我逐渐觉得在选择统治者方面，自己有发言权（即使我的投票并不能产生多大影响），因此我逐渐珍视投票权，而这种赋权意识或许还会延伸到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16 任何要修改或者废除一人一票模式的尝试都将引起强烈的争议，因为那些被剥夺了平等投票权的人将会感受到，他们是“失败者”，或者在做出知情政治判断的能力方面被正式贴上低人一等的标签。17 通过竞争性选举挑选领导人的观点很容易被理解和实施。投票或许是一种共同体的仪式，强化参与者的团结意识：投票时，我们感受到自己是共同体的成员。而最大的可能是，在不同背景下这些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了不同的组合性影响。18

　　无论支持投票的历史和心理机制是什么，值得提出的问题都是论证选举民主的观点在道德上是否具有可取性。哲学家们往往区分有关民主的两种论证。有些哲学家认为投票权和竞选政治职务对个人来说具有内在价值，无论它们对集体来说是否可取：平等投票权和少数服从多数等民主程序具有内在价值，如平等、公平、尊严、自主性、参与性、团结、互信等。这些价值本身具有道德威力，无须考虑其是否会产生好的结果。19 但是这种论证一直遭到强有力的反驳20，英美著名的哲学家，从约翰· 斯图尔特· 穆勒到约翰· 罗尔斯和罗纳德· 德沃金（Ronald Dworkin），都倾向于从功利的角度来为一人一票制进行辩护。21 如果目标是在中国推动选举民主，那么从投票的内在价值这一角度探讨民主的好处可能并不会很有效，因为政治民意调查显示，东亚社会公民所理解的民主往往是实质民主而非程序民主。22 也就是说，他们看重民主是因为其产生的积极后果而非民主程序本身。

　　那么，相关问题就是民主选举能否产生良好的结果。从后果角度支持民主或许体现在温斯顿· 丘吉尔的那句话之中：“除了那些被一次次尝试过的政府形式之外，民主是最坏的政府形式。”这句话被反复用来为民主辩护，而且往往被用来“封杀”任何针对民主优缺点的辩论。23 无论民主有什么缺陷，其他选择都更糟糕，所以就让我们更加努力地增强对民主的信心吧。甚至西方世界中最尖刻地批判投票权的当代哲学家也承认（虽然没有任何实证性的证据支持），“与其他竞争者（如寡头政治）相比，民主的表现更好些，即便选民参与程度不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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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前言

　　2013 年10 月，一组出处神秘的漫画视频迅速在网上传播开来，短短两个星期内，观看人次超过千万。1 这个视频在美国联邦政府关门的时刻发布，突出显示了不同国家选拔领导人的不同方式。视频刻画了在数十亿美元选举经费的支持下，巴拉克· 奥巴马闪电般地当选总统，其胜利是以一人一票的全国公民选举形式取得的。这个过程被贴上“民主”的标签。该视频也描述了中国领导人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终于登上权力顶峰的过程。从基层工作人员提拔为乡镇干部，再到县委书记、地委书记、省部级干部、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其中每个台阶都意味着在政治领导能力接受严格考核的同时面临着极其激烈的竞争。这个过程被贴上“贤能”的标签。该视频的隐含意义是，中国式的贤能政治具有道德上的合法性，它选拔政治领袖的方式甚至比民主选举制更好。

　　该视频可能是由中国政府的某个部门制作和传播的，但是，如果贤能政治这么有优势，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不大方地承认制作了这个视频呢？更笼统地说，中国共产党为什么不公开拥抱政治上的尚贤制，理直气壮地为其选贤任能的体制感到骄傲呢？主要原因在于，中国式的政治尚贤制在实践中并不完美。但是，这引出了一个问题：渴望选贤任能的政权在评价政治进步（或退步）时采用的道德标准是什么？我们的脑海中还会出现更多的问题。视频显示，政治尚贤制和民主选举制是水火不容的两种政治体制。不过，有没有可能将贤能政治和民主政治中最优秀的部分结合起来呢？如果可能的话，又该如何结合？该视频完全没有涉及严厉打击政治对手的做法。如果这种体制真的很好，为什么还需要镇压政治上的反对派？改造贤能政治，使其在民众眼里具有合法性的同时又能避免陷入独裁和滥权，是否真的有可能？本书尝试对于这些问题给出回答。

　　贤能政治或许是被关注得最多，但在理论层面被研究得最少的话题。政治体制的目的应该是选拔能力超群、品德高尚的人作为领袖，这个观点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的政治理论和实践中都是核心内容。原因显而易见：我们要求训练有素的合格者担任科学、法律和公司的领导职务，那么在最重要的机构中，我们为什么不也这样要求呢？正如杰出的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 贝尔（Daniel Bell）（1919—2011）所说：“人们渴望政治领袖能够将社会治理好。任何社会的生活质量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领袖的素质决定的。一个社会，如果不能把最优秀的人才放在领导岗位上，无论从社会学还是从道德角度来说，都是荒谬的。”2 因此，从孔子、柏拉图、朱熹到约翰· 斯图尔特· 穆勒、孙中山和沃尔特· 李普曼等政治思想家，都竭力想要鉴别出选拔能够在众多问题上做出智慧的、基于道德考量的政治判断的优秀领导人。

　　但是，这种辩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基本上就停止了。在中国，辩论之所以停止是因为毛泽东思想更多地强调工人、农民和解放军战士而不是知识分子和教育者的政治贡献。无论从上到下的政治现实如何，革命领袖宣称，他们要从基层开始建设一种参与社会主义民主的新形式。在中国大陆根本看不到为政治精英主义辩护的人（至少没有人在公开场合听到过类似言论）。而在西方，停止辩论则主要是因为选举民主在思想上的霸主地位。3 一个民主社会只要求民众选择领袖，由选民来判断候选人是否贤能。如果选民理性，善于选择领袖，就没有必要过于担忧优秀政治领袖应该具有什么品质，以及何种机制才能选拔出最优秀的领袖。因此，政治理论家将兴趣转移到如何在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深化民主改革，以及如何在国家甚至在世界范围内推动更加公平的财富分配机制。

　　有关政治尚贤制的辩论是在微型城市国家新加坡复兴起来的。从20 世纪60 年代起，该国的领袖极力倡导将以贤能标准选拔领袖的方式制度化，虽然这么做意味着在民主程序上施加某些限制。他们认为，政治领袖应该持有长远眼光而不是迎合短期选举利益，政治体制的结构化能够而且也应该防止追求短期利益的“民粹派”政治领袖滥用权力。但是，新加坡的贤能政治话语并没有获得国外的充分关注，这主要是因为贤能政治并没有被当作普适理想呈现出来。相反，新加坡领袖强调的是，选择和提拔最能干和最讲诚信之人担任领袖对微型城市国家的特殊紧迫性，因为它人口稀少、资源匮乏、周边强国虎视眈眈。因此，为什么要讨论将一个很特别的城市国家的理想推广到其他地方的可能性呢？

　　但是，两个最新的发展趋势使得关于贤能政治的辩论重新回到全球版图上。一方面，西方民主国家的治理危机已经动摇了人们对选举民主的盲目信心，开辟了探讨其他政治选择的空间。问题不仅仅在于民主理论家逐渐认识到了在西方世界之外推行民主实践的困难；更深层次的问题是，西方世界现有的民主制已经无法再成为其他国家学习的榜样。比如，在经济困难时期，选民常常选择那些民粹派的政府官员，这些人鼓吹的政策危及国家长远利益，更不要提对世界其他地方的危害了。因此，有创新思想的政治思想家认为，西方民主国家的治理可以通过吸纳更多贤能政治机构和实践得以改善。4

　　同样重要的是，政治尚贤制理论因为中国的崛起而焕发出新的活力。自20 世纪90 年代初期以来，中国已经逐步形成了庞杂的政治人才选拔制度。似乎正是这个制度支撑了中国惊人的经济成功。就像皇权时代中国的早期做法一样，该政治体制旨在通过考试和考察在基层政府工作中的表现来挑选和提拔公务员。虽然中国式的尚贤制存在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很少有人会否认，如果和国家规模以及经济发展程度类似的民主国家相比，这个制度的表现相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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