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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知识分子与中国社会》汇聚当代中国十多位极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周国平、杜维明、许纪霖、杨奎松、谢泳、雷颐、西川、周濂等，共同探讨，中国知识分子从群星灿烂，到集体失语，再到众声鼎沸的乱象。当下学界，大师罕见而公知名污，知识分子何以上难达天庭、下难抵民意？作为最有话语影响力的这个群体，我们需要了解他们在想什么。

内容简介

从两千多年前的屈原开始，知识分子在中国就一直处在国之栋梁和酸腐书生的两极摇摆中。民国至今的百年间，知识分子群体经历了从群星灿烂到集体失语，再到众声喧哗的巨变。当下中国，大师罕见而公知名污，知识分子处在上难达高层、下难抵民意的尴尬语境。
周国平、杜维明、许纪霖、杨奎松、谢泳、马勇、雷颐、西川、周濂……10多位当代极具影响力的知识分子，直抒胸臆，对于从屈原开始的知识分子定位，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及其内在的精神追求，士族的没落和传统继承问题，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感和对社会各种力量的影响，当下的发声环境、话语权，新媒体、自媒体的冲击，以及公众对“公知”的妖魔化等各种大众关注的问题，一一提出了自己的回答和反思。作为最有话语影响力的这个群体，他们的思考和声音值得被重视。

作者简介

腾讯文化，依托全球最大的中文门户网站——腾讯网，专注报道文化资讯、解读文化现象。关注文学、艺术、历史、电影。下设腾讯书院、文人白话、文化观察等多个品牌栏目，前后邀请白先勇、周国平、海岩、杨牧、杜维明、梁文道、叶锦添、陈平原、龚鹏程、贾平凹、林怀民等通过举办高端文化沙龙、名人访谈，打造思想策源地，成为精英聚集地。

目录

序
前言
寻路斯文年代 
01 杜维明／“知识人”曾是民族主人翁 
02 雷 颐／知识分子的发声环境还是很不错的 
03 西 川／屈原的悲剧在于逃不掉自己的贵族身份
04 谢 泳／体制曾让知识分子无路可逃
05 杨奎松／知识分子的桃花源早已灰飞烟灭 
06 张 柠／沙聚之帮转为人国的启蒙理想尚未实现 
07 周国平／知识分子未必要摇旗呐喊做风云人物 
08 周 濂／知识分子在当下并未集体失声

陆沉时代的抉择 
09 许纪霖／废科举造成社会断裂 
10 马 勇／国家强大的时候往往不讲爱国主义 
11 走刀口／传统士大夫向新型知识分子转型历程 
12 何旭瑞／民国初年知识分子边缘化历程 
13 何旭瑞／清末边缘知识分子为何闹革命 
14 有毛僧／改良知识分子为何输给革命

前言

序
知识分子何为？
癸巳年端午，以纪念屈原为契机，围绕中国知识分子话题，腾讯文化采访了十余位学者和作家，各抒己见，结集成本书。
近现代以来，屈原身上有两个标签，一是爱国主义志士，二是浪漫主义诗人。对于这两个标签，论者见仁见智。屈原实际的作为，有两点是清楚的。第一，他是楚国贵族和高官，人品高洁，遭谗流放，秦灭楚后忧愤自尽；第二，其作品极具楚人特色，想象瑰丽，情思飘逸，文字恣肆汪洋。屈原与两位大哲是同时代人，孟子和庄子比他年纪大，在世年份有重合，这三人都不曾谈及彼此，但足以引人遐思。我们或许可以说，在屈原身上，既有邹人孟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道德担当，又有同为楚人的庄子“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的逍遥情怀。在思想派别上，屈原与儒道不相干，然而在不太严格的意义上，我们仍可把他视为儒道互补传统的一个开端，从而用作讨论中国知识分子话题的切入点。
儒道互补是中国士阶层的长久传统。在好的意义上，士阶层中的优秀分子秉持了儒家忧天下、哀民生的社会责任心，也涵养了道家亲自然、轻功利的超脱情怀。在坏的意义上，士阶层中的平庸之辈以儒家为做官的敲门砖，以道家为归隐的安慰剂。不论是何种情形，中国士人的内心都是纠结的。在皇权至上的专制体制下，即使是优秀分子，其社会责任心也被限制在忠君意识的范围内，其超脱情怀也往往成为仕途失意的自我安慰。因此，直到清灭亡，具有独立地位和品格的严格意义上的知识分子群体在中国并未形成。
应该说，中国独立知识分子阶层是在进入近代以后逐渐形成的，是推翻帝制和西风东渐两大因素作用下的产物。其最早的成员，基本上由士阶层中的优秀分子脱胎而来。他们的社会责任心摆脱了忠君意识的束缚，并由民族救亡向文明立国的方向提升，他们的超脱情怀也减弱了自我安慰的色彩，增添了超越性追求的意味。可惜这个过程在1949年中断了，在持续近三十年的被改造中，中国知识分子作为一个独立群体事实上不复存在。
所以，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实际上面临一个接续民国传统、重塑独立品格的任务。三十多年来，在新时期的社会舞台上，我们已经看到新一代知识分子活跃的身影，这些活跃的知识分子被称作公共知识分子。在采访中，讨论就集中在对公共知识分子角色的定位上，问题的核心是知识分子在关注公共事务时如何坚持独立的立场，真正发挥知识分子之为知识分子的作用。
作为社会最敏感的成员，乃至作为社会的良知，知识分子关注社会是题中应有之义。当然，关注的方式是可以不同的，对公共事务发声仅是方式之一，是一种直接的方式。在事关国家前途、民族命运、民众苦难的重大问题上，在涉及人权、尊严、公平、正义等价值的原则问题上，知识分子理应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个声音应该是理性的，清醒的，有充分说服力的，可以声情并茂，但不可以情绪化。这是与新媒体上众声喧哗的区别之所在。
事实上，知识分子面向公众发声，包括公共写作、公开演讲、媒体访谈等，是一个极严肃而有难度的工作。要做好这个工作，既要对公共领域的问题有切实的了解和深入的思考，也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有相当的底蕴，并且善于把专业知识转换成深入浅出的语言。唯有如此，才成其为一个学有专攻的知识分子的既内行又能让外行听懂的发声。否则的话，你就可能只是老生常谈。同时，因为你活跃在公共舞台上，公众就理所当然地要听其言观其行，你必须言行一致，在道德上自律。所以，做一个公共知识分子，意味着社会对你、你也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除了直接的方式，关注社会还可以是间接的方式。无论如何，在知识分子群体中，公共知识分子只占一小部分，多数人不是公共舞台上的活跃人物。不管是因为志向还是性格，有的人宁愿在某个领域里默默耕耘，我们应该尊重他们的选择。当然，对于社会大问题、大趋势仍须有自己的立场，但这个立场未必用公开发声的方式来表达。一个人在所从事的理论研究或文学创作中，必定会体现出自己的精神境界和价值取向。一个潜心于基础理论或重大理论问题研究的学者，他在理论上的建树也许会比公开发声对社会发生更加深远的影响。即使一个醉心于内心体验之奇妙和文字之美的诗人，也是在为人类精神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做出贡献。
真正说到底，知识分子何为？他是要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让这个社会变得更美好，而他的基本方式是让人变得更美好，他改变的是人的思想和心灵。无论公开发声，还是用著作和作品说话，他要做的都是这件事。质言之，知识分子的职责是守护人类的基本精神价值，努力使社会朝健康的方向发展。
让我们回到屈原。如果我们把屈原用作剖析中国知识分子基因的标本，要反省的也许是儒道传统的缺点。无论儒家以忠君为内核的爱国主义，还是道家靠逍遥求解脱的浪漫主义，都是知识分子独立品格的反面。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既要有人类文明的眼光，又要有现实人生的关切，从而在转型时期真正发挥独立的作用。
周国平
2013年10月29日
前言
2012年，我们开始策划一系列关于中国知识分子变迁、当代生存状况的专题，涉及从古至今尤其是近现代史上的精神脉络、新媒体的发展对知识分子的影响等诸多话题。我们先后采访了十几位国内一流的学者、作家，虽是旧瓶装新酒，但瓶子在不同的灯光下面，还是会投射出不同的色彩。
谈及中国知识分子的形象，必然绕不开屈原。而屈原身上长期以来纠缠着流亡知识分子与爱国主义诗人的两个标签，随着时代的演进越来越成为一个解不开的愁疙瘩。谈到屈原这个流亡知识分子的符号意义，厦门大学的谢泳教授认为屈原就是消极反抗的代表。他那样的精神不可在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上出现了，而今日之知识分子，能够做到“不吃嗟来之食，不主动投怀送抱，这已经相当难得了”。
诗人西川认为，20世纪中国的变种浪漫主义知识分子们将屈原认作了浪漫主义者，从文字里将其招致浪漫主义麾下。而“文革”又让他们在屈原身上第二次发现了自己的影子，屈原成了一个“意淫”的对象。儒学家杜维明认为端午所体现的屈原所代表的知识分子是个悲剧，但这个悲剧使我们能够加强对知识分子的良知理性以及重要的社会角色的理解，但他相信屈原的悲剧是个例外，一般讲中国古代知识人在历史维度中的地位和状态应该是当家做主。历史学家马勇的观点发人深省，他认为后人附加给屈原的爱国主义，一般都是弱者的表现，不是强者的。“汉唐时期没有爱国放，汉唐强盛的时候不必讲爱国主义，人民对这个国家的向心力、凝聚力是一种自然的存在。”
而在周国平的视野中，知识分子最重要的使命不是直接干预政治，而是你所做的工作是为现在的问题政治更深层地分析内在原因，提高人民的觉悟。知识分子发声未必要摇旗呐喊都做风云人物，知识分子这个形象本身是不存在的。谈到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继承问题时，杜维明认为在理想化的知识分子当家做主的状态下，他们能够促使政治力量乃至社会各方面力量的协调。“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匹夫有责是知识分子提出来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个大的传统一直到今天都没有断。中国传统文化最重要的特性之一，就是知识分子有良知理性，有抗议的精神，他所考虑的问题不是个人的，不仅是知识层面所带来的经验及方法，而是给予所有人福祉。
对于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及其内在的精神追求，批评家张柠将目光投向了民国宽松的舆论环境和流动机制，“我们缅怀那个时期，缅怀鲁迅发言的犀利，他在北京被通缉，跑到厦门、跑到广州，就没事了，然后又回到上海当自由撰稿人，那时候确实比较宽松”。谢泳将最理想的人格再次赋予陈寅恪，“他的优良品质，今天中国知识分子还没有体会出来。他是自觉用自己的知识和品格守护文化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不主动迎合，不主动批判别人，不在外力压迫下改变自己的知识态度”。历史学家杨奎松认为古今中外不少知识分子都有过桃花源式的幻想。但是当中国迈入现代化以后，这种田园式的生活环境早已不复存在了。诗人西川却对50年代搞“大跃进”写诗歌，70年代“文革”时发展到全民写诗的情况心怀忌惮，任何一个东西只要变成全民性质的时候，都需要保持警惕。学者雷颐认为作为知识分子要减少环境变化带来的落差感，尽自己的努力，以自己的知识、自己的思考，发自己的声音。
在当下，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知识分子遭遇了新媒体，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的“公知”这个名词再度火爆。在如何评价新媒体和公知被污名化的问题上，马勇的看法比较宽容，自媒体系统作为一个沟通领域的统领者实际上给中国的当代知识人提供了一个空间。我们也不能太过于恶意地猜测这个统领者。学者周濂从人性角度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网络的自由交流只是一个表象，我们很快就发现我们只跟我们想要交流的人交流，那些我们不想跟他们交流的人，我们就可以拉黑他、屏蔽他，再大的圈子也会成为一个小范围的集合。张柠将目前的这些情况归因于中国目前的言论空间和舆论生态背景，众口难调，发声者是实名制地去应对一群庞大的匿名受众，还面临着“水军”这种高科技制造的幻象，所以出现污名化的事情也在所难免。对于他们该不该被污名化的问题，马勇认为作为关注公共事务的知识分子，应该从专业立场轻轻一点就够了，不能够用那种非知识分子化的语言。说白了就是“人家妖魔化公知，是因为公知本身有被妖魔化的可能性”。借用周濂的话，就是“所谓的污名化就是有人在恶意贬损你。那我觉得这背后其实是所谓的意识形态之争的问题”。
通过采访我们得出直观的印象，虽然环境越来越容不得深刻的思考，但是仍然有人在坚持思考，坚持发声。未来社会，知识分子的相关话题可能还是一团乱麻，但是只要我们努力了，再老的话题也会带来最新的认知。

精彩书摘

体制曾让人无处可逃
腾讯文化：我看到您之前接受其他媒体采访的时候曾否认自己是“体制外的学者”，也看到您说1949年以后，知识分子的意志受到了很多制度限制，很想请您谈一谈，新中国成立以来，知识分子与体制的关系有哪些变化？不少脱离体制的学者，比如说被媒体报道为“中国第一个学术个体户”的邓正来老师，也有很大的成就，您如何评价这个现象？
谢泳：“体制内外”，在中国是一个模糊的概念。严格说在目前中国体制下，没有内外区别，这是集权社会的普遍特征。所谓“体制内”，在目前流行的观念中，主要指个人是否有公职，而在中国，公职即有具体领取薪水的地方，而这个地方是公家单位，否则有再好的收入，也是没有公职。按汉娜?阿伦特的观点，中国是依靠意识形态管理的国家，意识形态提供全部社会生活的价值和目标。所以在中国谈体制内外，通常只具有职业意义，而不具备其他社会学和政治学的意义。中国所有与意识形态相关的事业，完全由国家垄断，在这方面私人（包括法人）基本没有活动空间，凡从事与此相关事业的人，无不可以被视为体制内，无论你是什么身份。
我过去在山西省作家协会工作，这是一个正厅级单位，此类机关的上级行政机关应该是山西省文化厅。我在这个机关当了20多年编辑，当然不能说是体制外的人了，我是国家正式公职人员。有些人把我视为体制外的人，可能是感觉我的有些学术观点不是很主流。1949年以后，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最要命的事是与他们专业和理想相关的职业出路，全部都被堵死了。比如知识分子天然有结社的偏好，中国古代诗人即有结社的习惯，但这个习惯在1949年后，事实上是不允许了，或者参加这样的活动有极大的风险。20世纪50年代，上海有一个著名的“乐天诗社”，得到当时文化部的认可，有相当多参加者是当时在政府任职的旧诗爱好者，但后来它还是被解散了。因为其中一个成员借纪念他父亲的名义，联络了全中国相当多文朋诗友题词作文，有关方面感到这样的文人联系不合适，所以以后此类社团就慢慢消失了。文人团体尚且如此，其他就更不论了。
还有就是教育，完全被国家垄断，私人不能插手，这样知识分子生存的空间就相当狭窄。就好比你一生都在努力学习打铁，但当你完成这个职业训练以后，国家不允许有铁匠这个行业了，所以你只能改行。1952年，高等院校院系调整以后，作为学科，法学和社会学被取消了。那你说过去这个专业里的人去哪里吃饭？都说没有吃饭的去处，可人都得活，所以就改行，比如可以教英语。因为早期中国社会学和法学学者，以留学欧美的为多。但很快中国和美国交恶，英语也不能教了，学校里只能教俄文。所以中国知识分子在1949年后的基本生存空间非常有限，这就是体制的厉害之处，你无路可逃。冯友兰当时受到很大压力，他还想过离开大学，从事自由职业。这其中都是自己以往生活经验的直观反映，那时中国基本没有自由职业，要饭还需要大队批准，哪里有什么自由职业。只有公家没有私家，只有国家没有社会，这是当时最简单的社会体制。人无处可逃。邓正来先生一度没有正式职业，其实这个说法也不准确，我们所谓的正式职业，还是刚才我提到的公家，很长时间内，中国人还没有建立起现代的职业观念，还是认为只有给公家干活的人有职业，你给民营或私营企业工作，不叫有职业。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公务员如此受人青睐的内在原因。它的特点是可靠，有保障。邓先生始终在做他的学术工作，比如他与高校、出版单位、报界的合作，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但他没有单位，也就是没有公职，也就是在体制外。他后来到了复旦大学，也就是有了公职。我们必须清楚，邓先生的经历在中国是特例，不是常例。中国民间有邓先生能力和境界的人也不是没有，但他们没有邓先生幸运，所以做事的难度就极大。中国现在虽然有了一些空间，不是铁板一块了，但你必须承认，还是公家这个平台最好做事。邓先生的经历我们只能钦佩，不能模仿。他那样的经历是可遇不可求的。
制度保障犹如空气、阳光和水
腾讯文化：有种说法是，孔子是中国史上最先出现的知识分子，因为春秋时期礼崩乐坏，被他斥为“天下无道”，所以那个时候“道”的担子就落到了知晓礼义的士阶层身上。而近现代的知识分子产生在鸦片战争以后，也就是在中国被强行注入西方文明的影响下出现的，像梁启超、严复等。有趣的是，知识分子群体活跃的年代都恰是时代风起云涌的变迁阶段，像春秋战国、民国时期，包括西方近现代资本主义革命时期等。在您看来，知识分子在改朝换代的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环境中，应该把自己摆在什么样的位置？为什么在那样的环境里出了很多大家，其人格与学术高度是我们今天的学术界难以企及的？难道知识分子界的繁荣与社会状况的稳定是相斥的？
谢泳：凡适于知识分子生活的时代总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私有社会，经济独立，个人财产有保障；二是自由结社，个人的团体活动有保障；三是职业技能自由对应行业管制，比如学新闻的，可以自由办报办刊办出版社等，学教育的，可以自己办小学、中学、大学等等。你提到的那些知识分子生活的时代，可能有很多缺点，但我说的这几条都是有保障的。为什么今天中国知识分子中很少产生那种让人肃然起敬的人物？因为时代变了。没有保障知识分子自由发挥专长的制度的时代，不可能普遍产生有独立人格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界的繁荣与社会状况的稳定不是相斥的，但必须要有基本的制度保障，前面我说的那些条件，对知识分子来说，犹如空气、阳光和水，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好在网络时代适时到来，让知识分子说话的空间没有完全消失，但知识分子在整个社会中的作用，必须以获取最基本的制度保障为归宿，不然他们的努力很难产生远大的社会影响。
管制不变，良知还可以在
腾讯文化：知识社会学的创始人曼海姆曾这样描述知识分子：他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自由飘游、无所依附。从这点看知识分子本身既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阶级或阶层，也不与其他社会阶级或阶层充分融合，而是一个社会中相对自由飘游的集团。如果说在1949年以前的社会中，因为言论出版的相对自由、私立大学的存在、允许私人办报刊等这些条件使得当时的知识分子受到比较少的制度制约，独立的空间比较大，那在当下的环境中，在一些不可避免的制度下，知识分子又如何做到不触碰底线，又能保持自己的风骨？也就是说，知识分子应秉承怎样的伦理原则，应该怎样平衡社会上不同的力量关系？
谢泳：我基本同意你的看法。我们从一般知识的角度观察，中国是完全依靠意识形态管理的国家，这没有错。但不等于在这样的控制下个人和私人空间没有一点缝隙，尤其是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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