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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中国是否能够在未来的岁月中续写辉煌，将取决于我们能否根据过去60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正确应对新一轮的挑战。 最近，青年记者马国川采访了10位出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有深厚学术修养的经济学家，结集为《共和国一代访谈录》一书出版。访谈围绕着这些经济学家的思想成长历程展开。从一代人成长的轨迹史，不但可以看到60年间国家走过的艰难历程，可以看到30年间改革走过的不平凡道路，而且也可以为今后的改革寻找到仍然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在改革处于非常复杂的局面下，这些思想资源是非常可贵的，它们是穿越历史的烛光；可以帮助人们认清未来的道路。好几代中国人为建设一个富裕、民主、文明的中国而努力奋斗过，然而屡屡遭遇挫折，未来的道路也不会平坦。推进改革防止倒退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亡和每个人的根本利益，在这样的问题上，容不得有半点犹疑，只有打破阻力，奋力过关，才熊走上坦途。

作者简介

马国川，《经济观察报》高级记者。1971年生，河北威县人，毕业于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已出版《大碰撞：2004-2006中国改革纪事》、《争锋：一个记者眼里的中国问题》、《观察：26位热点人物解读中国话题》、《风雨兼程：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等，其中《大碰撞：2004-2006中国改革纪事》是第一部全景式反映改革第三次大争论的作品，被评为“2006年十大好书”之一。

内页插图

目录

项怀诚 改革是共和国财政六十年的主线 郑新立 亲历改革开放和经济转轨的过程 陈元 做一个真正的银行家 许善达 见证中国财税体制的改革 秦晓 追问中国的现代性方案 宋晓梧 在理论观点上，我从来坚持独立己见 周其仁 一部未完成的产权改革史 樊纲 中国的转轨经济学 郭树清 “中国道路”需要再来一个三十年 范恒山 是需要一点精神的

精彩书摘

项怀诚 改革是共和国财政六十年的主线 从山东大学到财政部 马国川：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一共是十任财政部长，您是第八任部长。 项怀诚：前三任都已经不在了。第一任是薄一波，担任了三年的财政部长，1952年因为“新税制”改革受到毛主席的批评，然后由邓小平同志兼任财政部长。当时邓小平刚从西南军政委员会调到北京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他只兼任了一年财政部长，就由李先念同志接任了。 马国川：李先念先后当了二十一年的财政部长，是时间最长的财政部长。 项怀诚：这三位都是国务院副总理兼任财政部长，所以他们都不在财政部办公。邓小平同志的办公室我不知道，李先念同志的办公室是在国务院。第四任部长是张劲夫，第五任是吴波。吴波从1952年起就一直是财政部副部长，后来他长期担任常务副部长，主持财政部日常工作。第六任是王丙乾。我们这茬人都是在劲夫、吴波、丙乾同志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 马国川：您是山东大学毕业的？ 项怀诚：我祖籍江苏，后来跟着父母到上海读书，一直到高中毕业。当时全国统考，1956年我考进了山东大学，学的是中文。我们那一届扩招，就像现在的扩招一样，不过那时是把在职的干部吸收进来，叫做调干生，所以我们那一班里的同学的年龄差距很大，调干生年龄都偏大，最大的35岁，我算最小的，17岁。 马国川：在大学里，您想毕业以后做什么？ 项怀诚：当时的学生毕业以后做什么都不大想的，没有自我设计的问题，也不能自己联系工作，都是组织分配。1960年大学毕业，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来山东大学挑人，我被选中了。 马国川：您是学中文的，为什么会进入计算机研究所呢？ 项怀诚：听起来好像是“乱摸脑袋”，其实不是随便决定的，是有原因的。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有一个研究课题组“俄汉机器翻译研究组”，是当时非常先进的一个前沿性项目，对人员的要求，第一要懂一点外语，第二要懂一点数学，第三要懂得中文，还有就是欢迎年轻人。 马国川：您正好符合这些条件。 项怀诚：我想是吧，没有人跟我说过。我报到后，先送到人民大学去学俄语，一边进修外语，一边开始研究工作。因为当时的技术水平不具备，不可能在短期内突破。1962年国家进行整顿，这个项目就下马了。我们这一批研究人员里，一部分本来就是学数学的（大部分都是北大数学系毕业的），所以就留在了计算所里；一部分是搞语言的，就把他们送回到语言研究所去了。本来，计算所对我的使用就不太合适，根据我的条件，组织部门认为我到大学里去教书可能比较合适，所以就找了很多学校。后来包括云南大学、黑龙江大学、内蒙古大学等都来找我，要叫我去教什么英语、俄语。因为这些学校管事的人看了我的简历，误认为我是学外语的，我说，要我教汉语可能还凑凑合合，但俄语、英语我是教不了的。当时我父母都在北京工作，我爱人正怀孕，走不开，所以我就跟他们说，我在北京找一个工作就行了。 马国川：不服从组织行吗？ 项怀诚：那一年在广州召开的科技工作会议和戏剧创作会议上，陈毅受周恩来的嘱托，向会议代表宣布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当时知识分子心情还是蛮舒畅的，组织部门对知识分子的分配也是比较慎重的，认为我的要求合情合理。恰好也是在1962年，中共中央在北京中南海西楼开了个会，叫做“西楼会议”。会议要求加强税收监管，决定在财政部税务总局设立一个机构，加强对国有企业的财政监管。 马国川：财政部招人，机会来了。 项怀诚：对，组织部门找我谈话，问我愿意不愿意去，我当时没有任何的要求，只要留在北京就好。这样，1963年初我就到财政部工作了，从那时起，我在财政部工作了整整四十一年，一直到2003年调离财政部。 在财政部成长起来 马国川：从学中文到去计算所搞研究，然后又到财政部，这个弯转得很大。 项怀诚：在计算所搞一段时间，不可避免地要和数字打交道，这样增长了很多知识。我在财政部税务总局新设的“监缴利润处”做办事员，这个处负责监督国有企业利润的缴纳。我这个人还算幸运，大学毕业分到了北京，然后进到了层级比较高的机关单位工作，增长了许多才干。 马国川：假如当时把您分到云南或其他边远地区，中国可能就少了一位财政部长。 项怀诚：我进了北京，进了中央机关，在我这个年龄段的人里面不是万里挑一，而是几千万里挑一。“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财政部许多人都被下放到湖北沙洋的财政部“五七干校”劳动，我是1969年4月份去的，在那里待了三年。 马国川：主要做什么？ 项怀诚：种棉花、种水稻，我干了一年的农活，第二年就开始教书。财政部干部认为当地学校的教学质量不够好，就为自己的子弟开办了一所中学和一所小学，把我调去当老师，所以叫我“老九”。我教的是中学，语文、历史都教过。我们的教学质量确实比当地的要好，因为老师都是正规大学的毕业生，有的还是留苏的副博士。学生后来也都非常有成就。我当了两年老师，1972年4月份又把我调回来，去预算司，当时预算司长点了名要我。“文化大革命”中，李先念还是财政部长，可是基本上“靠边站”了，虽然没有被打倒，但也管不了多少事儿。当时财政部实行军管，一位叫殷承桢的部队同志到财政部做军管会主任，不过，财政部名义上还是李先念领导的。殷承桢这个人非常好，是一位老红军，他对我们都特别好。当时他出差，点了名要我跟着去，他们把我叫做“拐棍”，因为部队的干部不懂财政业务，把我当他们的“拐棍”使。 马国川：从资料上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前一年部队才撤离财政部。 项怀诚：当时周恩来同志还在世，他说给你们财政部派一个精明能干的强将，派的是谁呢？就是张劲夫。张劲夫同志做了四年多的财政部长，到1979年才到国务院当国务委员。 马国川：1978年召开了“三中全会”，国家开始走上正轨了。 项怀诚：我1960年就开始参加工作了，但直到1979年我40岁的时候，也即正是而立之年之时，我才真正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三中全会以后，胡耀邦同志提出来干部要“四化”：年轻化、知识化、革命化、专业化。我这个人很幸运，赶上了三中全会后的好的政治气氛。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搞纺织的高级工程师，母亲是一位医生。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我在三中全会以前最多当一名教师，但三中全会后我赶上了好时候、好政策。张劲夫当部长的时候我还没有入党，张劲夫就要我参加部里的务虚小组。张劲夫是非常开放的一个人，有真知灼见。 马国川：您如何评价他？ 项怀诚：思想解放，非常开放。在财政部我是属于有争议的人物。大家公认我这个人很能干，所有的领导都喜欢。但是我1962年以前就申请入党，直到1984年才入党。为什么？在“左”的思潮看来，我的家庭出身有问题。我在财政部里一直表现很好。1980年开始提干部时，第一批没有我，我也没有感觉怎么样，年轻嘛！ 张劲夫之后，吴波同志做了一年的部长，因为年龄大了，主动让贤，由王丙乾同志接任财政部长。解放前，吴波是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副部长，王丙乾是华北财政部审计处副科长。解放后，在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的基础上建立了新中国财政部，吴波担任了中央财政部办公厅主任一职，王丙乾是财政部审计处科长。所以，吴波和王丙乾是财政部内部成长起来的部长，为人非常亲切也很随和，所以他们在财政部都有特殊的威望。财政部的人们对前三任部长都非常尊重，不过在感情上都不是那么亲近。 马国川：为什么呢？ 项怀诚：因为他们毕竟是国家领导人，地位更高。我在财政部是小字辈，是一个从小就在这里长大的干部，上面领导是看着你长大的，有什么缺点、什么优点他们心里都明白。我在预算司十年，到1982年组建综合计划司，我就调到综合计划司当副处长了，第二年入党，第三年提副司长，过了两年就提了副部长。 马国川：开玩笑话，您这是坐直升飞机上去的。 项怀诚：对，人家说你要么不动，要动你是乱动，开玩笑嘛！反过来讲，我自己就很注意。我在财政部当副部长的时候，我分管司局的领导很多都是老同志，工作上有问题要商量时我从来都是到他们办公室去的，这样关系不就处理好了吗？所以一个人的成长和他的环境是分不开的。 马国川：您赶上了历史机遇，一个是大时代变了，改革成为时代的主题，再一个是您碰上了一群好领导。当然，这和您个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项怀诚：如果没有劲夫、吴波、丙乾等老部长们的培养，我不可能成长起来。我一辈子都碰到了好领导、好政策，这些都让我赶上了。

前言/序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60年了。在纪念国庆60周年的时候，我们不妨套用列宁的话说，“庆祝伟大革命的纪念日，最好的办法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还没有解决的革命任务上”。在过去60年中，现代中国的建设走过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期间经历过无数艰辛、动荡、摇摆与反复，既有山重水复之困惑，也有柳暗花明之转机。这是一段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之路的历史，研究这段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能为我们指明解决任务的方向。
　　回想60年前，天安门的礼炮声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1949～1953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曾经灾祸纵横的中国医治好战争的创伤，国民经济的面貌为之一新。这使亿万民众从心底里唱出《歌唱祖国》的歌声：“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然而，胜利也有它的阴暗方面。恢复国民经济的伟大胜利使人们滋长了虚夸冒进和高估自己能力的思想。在匆忙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建立的苏联式的集中计划体制，非但没有进一步激发人民大众的创造热情，相反形成了毛泽东所说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缺乏生机与活力的局面，于是改革就提上了日程。
　　在半个多世纪的改革过程中，中国先后采取了不同的办法。如果按主要的改革措施来区分，可以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改革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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