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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国川 著

图书标签:

• 共和国
• 访谈录
• 历史
• 人物
• 口述历史
• 新中国
• 时代记忆
• 见证者
• 当代史
• 社会文化

出版社： 华夏出版社

ISBN：9787508053912

版次：1

商品编码：10305063

包装：平装

丛书名： 马国川名家访谈系列之一

开本：16开

出版时间：2009-09-01

用纸：胶版纸

页数：346

字数：271000

正文语种：中文

内容简介

中国是否能够在未来的岁月中续写辉煌，将取决于我们能否根据过去60年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正确应对新一轮的挑战。 最近，青年记者马国川采访了10位出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有深厚学术修养的经济学家，结集为《共和国一代访谈录》一书出版。访谈围绕着这些经济学家的思想成长历程展开。从一代人成长的轨迹史，不但可以看到60年间国家走过的艰难历程，可以看到30年间改革走过的不平凡道路，而且也可以为今后的改革寻找到仍然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在改革处于非常复杂的局面下，这些思想资源是非常可贵的，它们是穿越历史的烛光；可以帮助人们认清未来的道路。好几代中国人为建设一个富裕、民主、文明的中国而努力奋斗过，然而屡屡遭遇挫折，未来的道路也不会平坦。推进改革防止倒退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兴亡和每个人的根本利益，在这样的问题上，容不得有半点犹疑，只有打破阻力，奋力过关，才熊走上坦途。

作者简介

马国川，《经济观察报》高级记者。1971年生，河北威县人，毕业于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已出版《大碰撞：2004-2006中国改革纪事》、《争锋：一个记者眼里的中国问题》、《观察：26位热点人物解读中国话题》、《风雨兼程：中国著名经济学家访谈录》等，其中《大碰撞：2004-2006中国改革纪事》是第一部全景式反映改革第三次大争论的作品，被评为“2006年十大好书”之一。

内页插图

目录

项怀诚 改革是共和国财政六十年的主线 郑新立 亲历改革开放和经济转轨的过程 陈元 做一个真正的银行家 许善达 见证中国财税体制的改革 秦晓 追问中国的现代性方案 宋晓梧 在理论观点上，我从来坚持独立己见 周其仁 一部未完成的产权改革史 樊纲 中国的转轨经济学 郭树清 “中国道路”需要再来一个三十年 范恒山 是需要一点精神的

精彩书摘

项怀诚 改革是共和国财政六十年的主线 从山东大学到财政部 马国川：新中国成立六十年来，一共是十任财政部长，您是第八任部长。 项怀诚：前三任都已经不在了。第一任是薄一波，担任了三年的财政部长，1952年因为“新税制”改革受到毛主席的批评，然后由邓小平同志兼任财政部长。当时邓小平刚从西南军政委员会调到北京担任国务院副总理。他只兼任了一年财政部长，就由李先念同志接任了。 马国川：李先念先后当了二十一年的财政部长，是时间最长的财政部长。 项怀诚：这三位都是国务院副总理兼任财政部长，所以他们都不在财政部办公。邓小平同志的办公室我不知道，李先念同志的办公室是在国务院。第四任部长是张劲夫，第五任是吴波。吴波从1952年起就一直是财政部副部长，后来他长期担任常务副部长，主持财政部日常工作。第六任是王丙乾。我们这茬人都是在劲夫、吴波、丙乾同志的培养下成长起来的。 马国川：您是山东大学毕业的？ 项怀诚：我祖籍江苏，后来跟着父母到上海读书，一直到高中毕业。当时全国统考，1956年我考进了山东大学，学的是中文。我们那一届扩招，就像现在的扩招一样，不过那时是把在职的干部吸收进来，叫做调干生，所以我们那一班里的同学的年龄差距很大，调干生年龄都偏大，最大的35岁，我算最小的，17岁。 马国川：在大学里，您想毕业以后做什么？ 项怀诚：当时的学生毕业以后做什么都不大想的，没有自我设计的问题，也不能自己联系工作，都是组织分配。1960年大学毕业，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来山东大学挑人，我被选中了。 马国川：您是学中文的，为什么会进入计算机研究所呢？ 项怀诚：听起来好像是“乱摸脑袋”，其实不是随便决定的，是有原因的。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有一个研究课题组“俄汉机器翻译研究组”，是当时非常先进的一个前沿性项目，对人员的要求，第一要懂一点外语，第二要懂一点数学，第三要懂得中文，还有就是欢迎年轻人。 马国川：您正好符合这些条件。 项怀诚：我想是吧，没有人跟我说过。我报到后，先送到人民大学去学俄语，一边进修外语，一边开始研究工作。因为当时的技术水平不具备，不可能在短期内突破。1962年国家进行整顿，这个项目就下马了。我们这一批研究人员里，一部分本来就是学数学的（大部分都是北大数学系毕业的），所以就留在了计算所里；一部分是搞语言的，就把他们送回到语言研究所去了。本来，计算所对我的使用就不太合适，根据我的条件，组织部门认为我到大学里去教书可能比较合适，所以就找了很多学校。后来包括云南大学、黑龙江大学、内蒙古大学等都来找我，要叫我去教什么英语、俄语。因为这些学校管事的人看了我的简历，误认为我是学外语的，我说，要我教汉语可能还凑凑合合，但俄语、英语我是教不了的。当时我父母都在北京工作，我爱人正怀孕，走不开，所以我就跟他们说，我在北京找一个工作就行了。 马国川：不服从组织行吗？ 项怀诚：那一年在广州召开的科技工作会议和戏剧创作会议上，陈毅受周恩来的嘱托，向会议代表宣布要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当时知识分子心情还是蛮舒畅的，组织部门对知识分子的分配也是比较慎重的，认为我的要求合情合理。恰好也是在1962年，中共中央在北京中南海西楼开了个会，叫做“西楼会议”。会议要求加强税收监管，决定在财政部税务总局设立一个机构，加强对国有企业的财政监管。 马国川：财政部招人，机会来了。 项怀诚：对，组织部门找我谈话，问我愿意不愿意去，我当时没有任何的要求，只要留在北京就好。这样，1963年初我就到财政部工作了，从那时起，我在财政部工作了整整四十一年，一直到2003年调离财政部。 在财政部成长起来 马国川：从学中文到去计算所搞研究，然后又到财政部，这个弯转得很大。 项怀诚：在计算所搞一段时间，不可避免地要和数字打交道，这样增长了很多知识。我在财政部税务总局新设的“监缴利润处”做办事员，这个处负责监督国有企业利润的缴纳。我这个人还算幸运，大学毕业分到了北京，然后进到了层级比较高的机关单位工作，增长了许多才干。 马国川：假如当时把您分到云南或其他边远地区，中国可能就少了一位财政部长。 项怀诚：我进了北京，进了中央机关，在我这个年龄段的人里面不是万里挑一，而是几千万里挑一。“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财政部许多人都被下放到湖北沙洋的财政部“五七干校”劳动，我是1969年4月份去的，在那里待了三年。 马国川：主要做什么？ 项怀诚：种棉花、种水稻，我干了一年的农活，第二年就开始教书。财政部干部认为当地学校的教学质量不够好，就为自己的子弟开办了一所中学和一所小学，把我调去当老师，所以叫我“老九”。我教的是中学，语文、历史都教过。我们的教学质量确实比当地的要好，因为老师都是正规大学的毕业生，有的还是留苏的副博士。学生后来也都非常有成就。我当了两年老师，1972年4月份又把我调回来，去预算司，当时预算司长点了名要我。“文化大革命”中，李先念还是财政部长，可是基本上“靠边站”了，虽然没有被打倒，但也管不了多少事儿。当时财政部实行军管，一位叫殷承桢的部队同志到财政部做军管会主任，不过，财政部名义上还是李先念领导的。殷承桢这个人非常好，是一位老红军，他对我们都特别好。当时他出差，点了名要我跟着去，他们把我叫做“拐棍”，因为部队的干部不懂财政业务，把我当他们的“拐棍”使。 马国川：从资料上看，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的前一年部队才撤离财政部。 项怀诚：当时周恩来同志还在世，他说给你们财政部派一个精明能干的强将，派的是谁呢？就是张劲夫。张劲夫同志做了四年多的财政部长，到1979年才到国务院当国务委员。 马国川：1978年召开了“三中全会”，国家开始走上正轨了。 项怀诚：我1960年就开始参加工作了，但直到1979年我40岁的时候，也即正是而立之年之时，我才真正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三中全会以后，胡耀邦同志提出来干部要“四化”：年轻化、知识化、革命化、专业化。我这个人很幸运，赶上了三中全会后的好的政治气氛。我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搞纺织的高级工程师，母亲是一位医生。像我们这样的家庭，我在三中全会以前最多当一名教师，但三中全会后我赶上了好时候、好政策。张劲夫当部长的时候我还没有入党，张劲夫就要我参加部里的务虚小组。张劲夫是非常开放的一个人，有真知灼见。 马国川：您如何评价他？ 项怀诚：思想解放，非常开放。在财政部我是属于有争议的人物。大家公认我这个人很能干，所有的领导都喜欢。但是我1962年以前就申请入党，直到1984年才入党。为什么？在“左”的思潮看来，我的家庭出身有问题。我在财政部里一直表现很好。1980年开始提干部时，第一批没有我，我也没有感觉怎么样，年轻嘛！ 张劲夫之后，吴波同志做了一年的部长，因为年龄大了，主动让贤，由王丙乾同志接任财政部长。解放前，吴波是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副部长，王丙乾是华北财政部审计处副科长。解放后，在华北人民政府财政部的基础上建立了新中国财政部，吴波担任了中央财政部办公厅主任一职，王丙乾是财政部审计处科长。所以，吴波和王丙乾是财政部内部成长起来的部长，为人非常亲切也很随和，所以他们在财政部都有特殊的威望。财政部的人们对前三任部长都非常尊重，不过在感情上都不是那么亲近。 马国川：为什么呢？ 项怀诚：因为他们毕竟是国家领导人，地位更高。我在财政部是小字辈，是一个从小就在这里长大的干部，上面领导是看着你长大的，有什么缺点、什么优点他们心里都明白。我在预算司十年，到1982年组建综合计划司，我就调到综合计划司当副处长了，第二年入党，第三年提副司长，过了两年就提了副部长。 马国川：开玩笑话，您这是坐直升飞机上去的。 项怀诚：对，人家说你要么不动，要动你是乱动，开玩笑嘛！反过来讲，我自己就很注意。我在财政部当副部长的时候，我分管司局的领导很多都是老同志，工作上有问题要商量时我从来都是到他们办公室去的，这样关系不就处理好了吗？所以一个人的成长和他的环境是分不开的。 马国川：您赶上了历史机遇，一个是大时代变了，改革成为时代的主题，再一个是您碰上了一群好领导。当然，这和您个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项怀诚：如果没有劲夫、吴波、丙乾等老部长们的培养，我不可能成长起来。我一辈子都碰到了好领导、好政策，这些都让我赶上了。

前言/序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已经60年了。在纪念国庆60周年的时候，我们不妨套用列宁的话说，“庆祝伟大革命的纪念日，最好的办法是把注意力集中在还没有解决的革命任务上”。在过去60年中，现代中国的建设走过一条迂回曲折的道路，期间经历过无数艰辛、动荡、摇摆与反复，既有山重水复之困惑，也有柳暗花明之转机。这是一段中华民族走向复兴之路的历史，研究这段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能为我们指明解决任务的方向。
　　回想60年前，天安门的礼炮声迎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在1949～1953年的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中，曾经灾祸纵横的中国医治好战争的创伤，国民经济的面貌为之一新。这使亿万民众从心底里唱出《歌唱祖国》的歌声：“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然而，胜利也有它的阴暗方面。恢复国民经济的伟大胜利使人们滋长了虚夸冒进和高估自己能力的思想。在匆忙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上建立的苏联式的集中计划体制，非但没有进一步激发人民大众的创造热情，相反形成了毛泽东所说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的缺乏生机与活力的局面，于是改革就提上了日程。
　　在半个多世纪的改革过程中，中国先后采取了不同的办法。如果按主要的改革措施来区分，可以将中国半个多世纪的改革历程划分为三个阶段。

好的，这是一本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知识分子群体命运与思想变迁的非虚构作品的简介，旨在展现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精神风貌与现实困境。 --- 《时代的回声：1978-1992 知识群像与思想分野》 书籍简介 《时代的回声：1978-1992 知识群像与思想分野》并非仅仅是一部简单的口述历史汇编，它是一份深入历史肌理的田野调查，一次对中国知识分子在特定历史断裂期——从拨乱反正到社会转型加速——精神探险的忠实记录与深刻剖析。本书聚焦于1978年中国社会发生巨大转折之后，直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批活跃在思想界、学术界、文学界乃至政策研究领域的知识精英，他们如何面对思想禁锢的松动、意识形态的重塑，以及市场经济浪潮的冲击。 本书的核心关切在于：当“真理标准大讨论”的余波尚未散尽，新的社会思潮如何冲击着根深蒂固的集体记忆？知识分子群体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口号下，试图重建的知识权威，在随后的社会实践中遭遇了哪些结构性的阻碍与内在的矛盾？ 一、思想的复苏与知识的重塑（1978-1983）：从“重估”到“启蒙” 在本书的初期篇章中，我们回溯了“文革”结束后，知识界那场声势浩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不同于简单的政治平反，这场运动的核心在于对历史、人性以及知识本质的重新认识。作者通过对多位哲学、历史学和文学评论家的深入访谈，展现了知识分子群体如何承担起“启蒙者”的角色。他们热衷于翻译和引介西方哲学思潮——从现象学、存在主义到结构主义，试图以更具普适性的知识体系来填补意识形态的真空。 我们清晰地看到，早期的“启蒙”是理想主义色彩浓厚的，它指向的是个体的觉醒、对科学理性的推崇以及对现代文明价值的向往。然而，这种启蒙也伴随着一种集体性的身份焦虑：如何在新的政治环境下，界定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和个人价值？书中详述了围绕着学术规范重建、大学精神回归以及学术共同体构建的艰难努力，这些努力往往在具体政策的反复摇摆中，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二、观念的激荡与社会批判的兴起（1984-1989）：理想与现实的张力 随着改革的深入，经济领域的松动迅速渗透到社会和文化领域，引发了更为复杂和多元的思想碰撞。《时代的回声》的这一部分，着重刻画了知识界在“城市文化热”和“先锋文学”兴起背景下的集体性躁动。 本书详细记录了关于“文化精英主义”与“大众文化”的争论，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痼疾”的深刻反思。在访谈中，我们可以触摸到知识分子对社会弊端进行批判的勇气，无论是对官僚主义的讽刺，还是对社会公平问题的追问，都体现了他们强烈的社会关怀。然而，这种批判性话语的构建过程并非坦途，它夹杂着巨大的理论风险和现实顾虑。书中展现了不同阵营的学者如何围绕“现代化路径选择”、“社会结构转型”等核心议题展开激烈的思想交锋，这些交锋不仅关乎学术观点的差异，更关乎国家未来的走向。 三、转型期的迷茫与个体的抉择（1990-1992）：精神的转向与自我的定位 本书的最后阶段，聚焦于1989年前后发生的重大事件后，知识分子群体所经历的精神洗礼与最终的“退潮”。这是一个极其敏感且充满内在矛盾的时期。许多人经历了理想的幻灭，传统的“为天地立心”的使命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时代的回声》在此阶段的价值在于，它勇敢地记录了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的分化与转向。一部分人选择更深入地进入专业领域，将思想的战场转移至具体的学科研究和技术应用中，以求在专业性中找到避风港；另一些人则经历了深刻的自我反思，开始重新审视“公共知识分子”的定义，思考如何在新的社会契约下继续发挥作用，或是选择暂时隐退。 书中对几位具有代表性的学者的访谈尤为动人，他们坦诚地描述了面对社会转型期带来的价值失序感：当市场逻辑开始渗透到一切领域时，知识的非功利性价值该如何捍卫？当大众对深刻思辨的兴趣减弱时，知识分子该如何与时代进行有效的对话？ 写作特色与价值 《时代的回声》的叙事风格扎实、克制，避免了过度煽情或意识形态化的标签。作者采用了多层次的叙事结构，将个体的命运故事嵌入到宏大的时代背景之中，使得历史的厚重感得以彰显。本书的价值在于，它提供了一个不加过滤的窗口，让我们得以一窥一个特殊时代中，那些知识个体如何努力地平衡理想与生存、公共责任与私人信仰，他们的挣扎、成就与最终的选择，构成了理解当代中国社会思想变迁不可或缺的一块基石。它不仅是对那一代人的纪念，更是对“知识分子精神”在剧烈社会变革中如何存续与变形的深刻探问。

评分☆☆☆☆☆

读《共和国一代访谈录》的过程，与其说是一次阅读，不如说是一场穿越时空的对话。当翻开这本书，我感觉自己如同置身于历史的长河中，与那些曾经影响了共和国命运的老一辈们进行着真诚而深刻的交流。这本书的书名本身就带着一种厚重感，仿佛凝聚了无数个跌宕起伏的年代，以及其中不为人知的艰辛与辉煌。我最开始是被“共和国一代”这几个字吸引，好奇地想了解，究竟是怎样一群人，他们用怎样的智慧和勇气，塑造了我们今天所见的共和国？这本书并没有直接给我答案，而是以一种更加引人入胜的方式，让我自己去探寻。每一篇访谈都是一个独立的故事，又相互关联，共同勾勒出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我尤其被其中一些关于细节的描述所打动，那些在历史教科书中被浓缩或省略的片段，在这里被鲜活地呈现出来，让我看到了历史的真实肌理，也更加理解了那个时代人们的选择与担当。读这本书，需要静下心来，用心去感受，去体会那些字里行间流露出的情感和思想。

评分☆☆☆☆☆

从书中的字里行间，我感受到了一种近乎沉甸甸的责任感，仿佛肩负着传承的使命。这不是一本轻松读物，它需要读者有足够的耐心和思考。一开始，我可能会被某些章节的篇幅所震慑，但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发现那些看似冗长的叙述，恰恰是构建起一个完整而立体的历史画面的基石。作者在访谈中展现出的提问艺术，以及对被访者回答的引导，都显得尤为高明。他并没有直接给出现成的结论，而是通过层层递进的提问，引导被访者深入挖掘内心深处的回忆和思考。这种方式，让我更能体会到历史事件背后的人性复杂以及时代背景下的种种无奈与抉择。我常常在读到某个感人至深的故事时，会停下来，反复咀嚼其中的细节，想象当时的情景，感受人物的心情。这本书让我明白，历史并非只有官方的记录，还有无数个鲜活的个体故事，它们共同汇聚成了共和国的壮丽史诗。

评分☆☆☆☆☆

对我来说，阅读《共和国一代访谈录》是一次涤荡心灵的旅程。这本书让我有机会窥探到共和国历史中那些不常为人知的侧面，感受到那些时代的风云变幻是如何影响每一个普通人的命运。它没有回避历史的复杂性，也没有粉饰艰难的岁月，而是以一种冷静而客观的笔触，呈现了那个时代人们的信仰、奋斗与牺牲。我会被书中某些人物的坚定信念所感染，也会为他们经历的磨难而唏嘘。这种阅读体验，是其他许多历史书籍所无法比拟的。它让我看到了，在共和国的宏大叙事之下，涌动着无数鲜活的生命故事，这些故事充满了力量，也充满了智慧。每一次翻开这本书，都像是与一位老朋友进行一次深入的交流，感受他们的人生智慧，也思考我们当下面临的挑战。这本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记录了历史，更在于它激发了我们对未来的思考。

评分☆☆☆☆☆

这本书的出现，像是在我理解共和国历史的拼图中，填补了许多重要却又模糊的区域。我通常不太喜欢过于宏大的叙事，但这本书却能用一种非常贴近个体的方式，让我感受到历史的脉动。它打破了传统传记的刻板印象，更像是一系列精心编织的“心灵独白”。每一个访谈对象，都像是从历史深处走出来的证人，他们用最朴实、最真诚的语言，讲述着自己的人生轨迹，以及这些轨迹如何与共和国的时代浪潮交织在一起。我特别欣赏书中所展现出的那种“平视”的态度，无论是对于地位显赫的领导者，还是默默无闻的建设者，作者都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和关注。这种平等的视角，让我看到了共和国发展过程中，每一个微小但至关重要的个体贡献。读完之后，我感觉自己对那个时代的人们，尤其是那些为共和国的建立和发展付出巨大努力的前辈们，有了更深的敬意和理解。

评分☆☆☆☆☆

这本书给我带来的感受，就像是品味一杯陈年的佳酿，初入口时或许有些许的陌生，但随着回甘的逐渐蔓延，越发觉得其醇厚与深邃。我喜欢这本书的叙事方式，它并非枯燥的说教，而是通过一个个生动鲜活的个体，将宏大的历史叙事娓娓道来。读着那些访谈，我仿佛能听到采访者温和而富有穿透力的问题，也能感受到被访者在回忆往昔时的种种情绪：有慷慨激昂，有语重心长，也有几分不易察觉的忧伤。这些真挚的情感流露，让书中的人物不再是冰冷的历史符号，而是有血有肉、有情有义的普通人，他们与我们一样，经历过困惑，有过迷茫，也曾为理想燃烧。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不仅仅是记录历史，更是试图还原历史的温度。我从中看到了那个时代特有的精神风貌，看到了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紧密相连，也看到了集体记忆的形成过程。每一次阅读，都像是在一次次的审视与反思，让我对“共和国”这个词有了更深刻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