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简介
《公共行政学百年争论》旨在以学术争论为主线来组织对西方公共行政学百余年发展历程的探讨。所选篇目,大都出自《美国政治科学评论》(APSR)、《公共行政评论》(PAR)等西方政治学和公共行政学的旗舰期刊。篇目作者阵容豪华、群星璀璨,既有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伯特·西蒙,又有美国公共行政领域的领袖德怀特·沃尔多;既有美国政治学大师罗伯特·达尔,又有美国管…理学大师彼得·德鲁克……《公共行政学百年争论》希望有助于中国读者聆听西方学者关于公共行政的思想对话,提升我们对西方公共行政学的理论基础和研究路径的理解,从而有助于推动我国公共管理的创新和社会的进步。
内页插图
目录
争论一 芬纳与弗雷德里克之争
公共政策与行政责任的本质
民主政府的行政责任
争论二 达尔与西蒙之争
公共行政科学:三个问题
对《公共行政科学》的评论
争论三 西蒙、德鲁克与沃尔多之争
民主行政理论的发展
民主行政理论的发展:回应与评论
争论四 西蒙与阿吉里斯之争
组织人:理性的还是自我实现的?
组织人:理性的和自我实现的
争论五 哈默尔与古德塞尔之争
为公务员辩护
对演绎病理学的反驳,
争论六 特里与弗兰特之争
行政领导、新管理主义与公共管理运动
危险,前方有妖:对特里的评论
从古希腊神话到新公共管理和民主治理的真实世界(特里的回应)
争论七 达布利克与公共行政网络社群之争
魔鬼、精神与大象
对话:知识与研究
为行政罪恶辩护:一个批评
一个新的概念
《揭开行政的罪恶》:书与书评
《揭开行政的罪恶》:作者的回应
精彩书摘
争论一 芬纳与弗雷德里克之争
二
在我们所参阅的载于《公共政策》的那篇文章中,弗雷德里克教授采取了一个与我自己迄今所表明的观点完全不同的立场,尽管我们所引用的事实基本上是相同的。在对他的论文展开详尽批评之前,有必要从总体上阐明他的立场。他主张:(a)官员的责任,这在我们今天看来是非常重要的,不是政治责任而是道德责任;(b)行政和政策制定的质量,几乎完全依赖于(并且合法地依赖于)官员对其职业标准的责任感及其对公众的职责感,以及他们对其特殊工作或所工作部门的技术基础的坚守;(c)公众和议会并不足以很好地理解政策议题,从而不能就政策上给官员以某种有利于社会的命令;(d)事实上,对于行政官员的政策制定,立法机关和公众已经被迫允许或主动地给出了越来越大的空间;(e)对于指导官员和通过选民与立法机关来获得公共舆论现状的信息这些办法来说,有一些令人满意的替代方法,像行政运作下的公民投票、公关活动等形式;因此,(f)政治责任,即官员对立法机关和公众的责任,就被看成并应当被看成只是民主政府机制中的一个次要方面,不仅如此,事实上,官员还可以恰当地向公众陈述和主张某些政策,以抵制民选的立法机关的成员们所倡导的政策。
让我们从弗雷德里克教授对古德诺的《政治与行政》所做的一段评论开始批判性的讨论。作为对十分陌生的领地的一个开创性探索,古德诺教授1900年的著作对政治与行政做了如下区分:“在所有的政府体系中,都存在着两种基本的或主要的政府功能,即国家意志的表达和国家意志的执行。在所有的国家中也存在着分立的组织,每一个分立的组织都主要是忙于履行这两种功能中的一种。”弗雷德里克教授将这种功能差异上的“近乎绝对的区分”归罪于古德诺。事实上,古德诺说的是“主要是忙于履行这两种功能中的一种”,就广义的区分来说,古德诺的这种说法是值得相信的。
前言/序言
虽然这是一个共识瓦解的世界,对于什么是最好的研究,我们越来越难以达成共识,但是,有一点应该是不可否认的——我们的研究必须有助于促进知识的增长,有助于我们理解和反思这个越来越复杂的处于不断变化中的世界。而无论是哪一个领域的研究,欲实现知识的增长,都必须充分了解该领域的研究现状。因为绝大多数情况下,知识的增长是继承性的。我们都是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完善某一领域的研究,从而不断推进知识的增长。此外,欲判断我们的研究是否真的推动了知识的增长,还需对研究现状有非常全面而准确的了解。否则,我们可能在重复研究而不自知。
自20世纪80年代恢复公共行政学以来,中国的公共行政学似乎越来越繁荣。然而,在繁荣的背后,却存在着很大的隐忧。其中,尤以研究质量方面的问题最为让人不安。最近的一些评估发现,数量越来越多的公共行政学研究,存在着大量的重复,甚至是低水平的重复。许多研究根本没有文献评估,或文献评估不全面,从而导致毫无意义的重复研究,这样的研究根本无法推动公共行政学知识的增长。一些研究虽然有文献评估,但是,仅仅评估国内文献,而忽略了国外高质量的基本相关文献。这一方面导致了重复的恶果,另一方面导致中国的公共行政学无法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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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凡一个国家,快速进入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社会结构必然剧烈调整,新的社会阶层产生,原来的精英阶层衰落,或趋于边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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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版的好书内容还行吧质量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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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民众对这种时代的感觉,就是狄更斯所谓的“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那些自觉处于“最好的时代”的人,不会刻意发出表示满意的声音;那些自觉处于“最坏的时代”的人,却会尽量大声抗议,于是强烈的愤怒感就成为时代的主要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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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社会的愤怒情绪似乎遍地燎原,却无法以此准确衡量民众的政治意愿,也不会转换为实际的行动。因为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民众的实际经济、社会地位在迅速变动,但其对于社会秩序、道德的认知,是自幼形成的,且很难改变。尽管这些观念并不和目前经济、社会状况相适应,却依旧主导着人们的价值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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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场化的转型中,安全感的下降也刺激了社会的愤怒感。市场经济促进了物质水平的改善,在经济上的匮乏得到缓解后,民众开始怀念起计划经济时代的安全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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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没读,应该不错,貌似印刷质量有待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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愤怒感是转型的孪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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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会结构的调整中,一定会涉及大量的利益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利益和成本的分配在各个阶层之间并不均匀,在分配中处于有利地位的阶层,就上升成为精英阶层;处于不利地位的阶层,还有被迫承担巨大成本的阶层,就急剧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