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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是将个人的回忆和档案材料结合起来进行研究的产物，被誉为"在我国党内是一个重大的创举"。

内容简介

　　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薄一波的回忆并带有研究性质的有关中国当代史的专著。分上、下两卷。分别论述了1949年到1956年间党和国家有关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些重大决策的形成过程，以及一些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

目录

前言
一 接管平、津
（一）革命高潮的到来和先期赴北平的任务
（二）毛主席的谈话和中央关于接管城市的指导方针
（三）平、津的做法和经验
（四）进城以后乡村仍然是党必须关注的关键环节
二 新中国的建立
（一）七届二中全会绘制的新中国建设蓝图
（二）关于《共同纲领》
（三）“一边倒”的外交格局
三 刘少奇同志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构想
（一）进城前的思索
（二）天津讲话及引起的风波
（三）春耦斋讲话
（四）几点评说
四 平抑物价，统一财经
（一）组建新中国经济工作的领导机构中财委
（二）金融物价的初步治理
（三）统一财政经济
（四）初战胜利的经验
五 调整工商业
（一）紧缩银根后私营工商业遇到的困难
（二）中央关于调整工商业的决策
（三）调整工商业的措施和成效
六 新区土改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
（一）党对富农政策的历史演变
（二）民主决策的一个范例
（三）实施情况和效果
七 贯彻防腐蚀方针，开展“三反”斗争
（一）在增产节约运动中察觉反腐蚀斗争的重要性
（二）发动群众，雷厉风行地进行“三反”斗争
（三）处决刘青山、张子善
（四）不能忘记的历史启示
八 发动“五反”，打退不法资本家的猖狂进攻
（一）“五反”的发动
（二）关系全局的上海“五反”斗争
（三）要让资本家重新靠拢我们
（四）在新的基础上调整工商业
九 围绕山西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问题的争论
（一）争论经过
（二）1950年争论的继续
（三）今天的反思
十 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酝酿和制定
（一）1952年秋后的酝酿
（二）总路线的提出和最后确定
（三）回顾中的思索
十一 1953年夏季的全国财经工作会议
（一）财经会议的起因：修正税制
（二）财经会议的召开和会上对我的批评
（三）周总理的结论和毛主席的讲话

（四）“误会”的解除
十二 统购统销的实行
（一）严峻的粮食购销形势
（二）两种“炸药”中的选择
（三）统购统销政策的基本内容
（四）统购统销制度的发展
（五）改革中的评说
十三 “一五”计划奠定了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一）“一五”计划的任务和编制过程
（二）确立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指导方针
（三）展开以“156项工程”为中心的工业布局
（四）从实践中摸索的可贵经验
十四 关于高、饶问题
（一）高、饶政治野心的膨胀
（二）高岗向党发难
（三）饶漱石紧密配合
（四）高、饶问题的揭露和处理
（五）应该记取的教训
十五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加速进行的转折点
（一）关于浙江整顿和巩固合作社问题
（二）农业合作化发展速度之争
（三）失误在哪里
（四）对“五月变化”的一种分析
十六 《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的出版
（一）为什么编这部书
（二）建国后的“第一次调查”
（三）是非评析
（四）社会效果
（五）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估价
十七 资本主义工商业全行业公私合营
（一）出乎预料的速度
（二）大势之所趋
（三）全行业公私合营形式的选择
（四）成就和问题
（五）1956年底毛主席同工商界人士的一次谈话
十八 加快手工业改造的得失
（一）我国手工业的特征及其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
（二）建国头六年手工业改造的进程
（三）加快改造带来的曲折
（四）用发展的观点看得失
（五）对三大改造高潮的几点看法
十九 《论十大关系》形成前后的调查和探索
（一）调查和探索的目的
（二）汇报中提出的主要问题
（三）从听汇报到论十大关系
（四）探索带来的新风
二十 向科学进军的两项重大部署
（一）大规模经济建设展开后面临的新问题
（二）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
（三）制定12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

（四）对知识分子问题的思考
二十一 反冒进和八大的正确决策
（一）冒进倾向的产生
（二）为组织好1956年生产建设反冒进
（三）为拿出一个实事求是的“二五”建议反冒进
（四）在探索中形成八大的正确决策
（五）为编好1957年计划继续反冒进
上卷结语

精彩书摘

　　一 接管平、津
　　我们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沿着毛主席提出的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的道路，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到1949年终于获得了胜利。与此相适应，党的工作重心也由乡村移到城市。这是中国革命的又一次伟大的转变。在党的历史上，我们曾经经历过一次由城市到乡村的转变。那一次转变，开辟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道路，但是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这一次转变，从一开始，就是在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有秩序地进行的。接管平、津，是胜利实现这次转变的一个重要标志，并为新中国的建立举行了奠基礼。我对建国以后党的若干重大决策与重要事件的回顾，就从这里开始。
　　（一）革命高潮的到来和先期赴北平的任务
　　进入1948年，革命形势发展很快，蒋介石的反革命统治已经注定走向灭亡。在这种情况下，党中央和毛主席在指挥作战的同时，开始了筹划迎接革命在全国胜利的各项准备工作。中央决定成立华北局，是准备工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同年2月16日，在西柏坡主持中央工委工作的刘少奇同志（1947年春国民党军队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时候，中央决定：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同志继续留陕北指挥全国解放战争；刘少奇、朱德和董必武同志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前往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向中央提议，将晋察冀解放区和晋冀鲁豫解放区合并，两区中央局合并组成华北中央局。他在征求彭真、聂荣臻同志和我的意见并报中央的电报里说：“这两大解放区完全合并与统一后，即成为关内的基本解放区，发动五千万人民统一的力量，去支援西北、中原与华东，是不可限量的。”毛主席接电后，于2月20日复电少奇同志，要他召集彭真、聂荣臻、陈毅、邓子恢、康生、饶漱石和我，就两区合并组建华北局机构，以及创立大党校、大军校、大党报诸问题，做些具体讨论。当时的形势是：人民解放军已经转入全国规模的反攻，人民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华北原来分割的各个解放区已经或将要连成一片。不失时机地将华北统一起来，对支援全国的解放战争是极为有利的。这是大的战略考虑。少奇同志主持讨论这件事的时候，原拟把山东和陕北都包括进来，因为饶漱石不同意，只把两大区合并在一起。在考虑华北局机构时，最初曾酝酿要我做书记。我当时在晋冀鲁豫中央局协助邓小平同志工作，小平同志到了大别山，中央局的事委托我主持。我考虑两区合并后的华北中央局由我主持，领导力量比较单薄，故建议少奇同志兼任书记。少奇同志说，兼任可以，工作还是你来做。
　　1948年3月23日，毛主席一行东渡黄河，经晋绥解放区，于4月中旬到达晋察冀中央局所在地的河北阜平，同刘少奇、朱德同志会合。同年4月30日到5月7日，中央书记处在城南庄举行会议，陈毅、粟裕、李先念、聂荣臻、张际春同志和我也参加了。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建立并加强华北、中原解放区的党政军机构。会后，中央于5月9日正式发出文件，将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战略区合并为华北解放区；华北中央局由刘少奇同志兼任第一书记，我任第二书记，聂荣臻同志任第三书记；华北军区由聂荣臻同志任司令员，徐向前同志任第一副司令员，我任政治委员；在华北人民代表会议召开前，先成立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由董必武同志任主席。中央还委托华北局创办大党校、大军校、大党报及华北大学，并任命了主要负责人。
　　5月20日，华北局举行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少奇同志到会讲了话。他说，“毛主席提出把战争引向蒋管区，建立华北局同这个部署有关系。今后华北的方针是建设，它的工作带有全国意义。除非世界形势大变，美国进来，石家庄被占（这是不可能的），华北要长期建设，要搞计划，逐步走向正规化”。
　　6月8日，华北局开会讨论办大党报问题，决定将《晋察冀日报》和晋冀鲁豫的《人民日报》合并，定名《人民日报》。在它作为华北局机关报期间，我常看大样。到北平后，毛主席曾向党内高级干部提起过这件事，要求党的负责同志亲自抓报纸。
　　华北局成立后，加强了建政工作。经过几个月的筹备，1948年8月召开了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决定将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改为华北人民政府，董必武同志当选为主席，我和蓝公武、杨秀峰同志当选为副主席。中央还任命我为政府党组书记。后来的中央人民政府工作机构，就是在华北人民政府工作机构的基础上组建起来的。华北局机关报《人民日报》也改为党中央的机关报。这张报纸，几经变动。1946年我去延安时，它还是晋冀鲁豫中央局的机关报，我请毛主席题写了《人民日报》的报头。以后，它成为华北局的机关报，我又请毛主席重新写过。它成为党中央的机关报后，又重写过一次。一直沿用到现在的《人民日报》的报头，是毛主席第三次写的。
　　1948年，党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民主人士纷纷响应。同年9月，中央计划在战争的第四年即1949年下半年成立中央政府。不久，东北战场辽西大捷，毛主席开始部署第四野战军的部队南下夺取平、津。这一年的11月8日，党中央和毛主席决定把接管平、津的任务交给华北局。同时还决定：在北平解放后，由我先行赴平，为党中央机关进驻北平打前站。毛主席指示进北平要依靠工人阶级。他说：“蒋介石的国都在南京，他的基础是江浙资本家。我们要把国都建在北平，我们也要在北平找到我们的基础，这就是工人阶级和广大的劳动群众。”党中央、毛主席决定后，我马上着手进行赴平的各项安排。
　　（二）毛主席的谈话和中央关于接管城市的指导方针
　　平、津接管工作，中央决定由彭真、叶剑英和黄克诚、黄敬同志分别主持。彭真同志任北平市委书记，叶剑英同志任军管会主任兼市长；黄克诚同志任天津市委书记兼军管会主任，黄敬同志任市长。由于两市接管工作归口华北局负责，我又负有先遣任务，行前我专门到中央请示。毛主席同我进行了一次很重要的谈话，他首先特别嘱咐：城市接收工作主要是接收官僚资本；对民族工商业要好好保护，接收工作要“原封原样，原封不动”，让他们开工，恢复生产，以后再慢慢来。做好城市工作要依靠工人阶级，还要团结好民族资产阶级，跟他们保持长期的统一战线；现在是人民民主专政，不是搞无产阶级专政。接着，毛主席又谈到了郭沫若写的《甲申三百年祭》。他说，我们不能像李白成进北京，一进城就变了。这个时期，毛主席和中央其他几位领导同志多次谈到这个问题。有一次，毛主席当着中央和大区的一些同志的面说，新中国快要成立了，我们这些人将来都是要上历史的，不能像李白成进北京那样，要约法几章。这次毛主席又重提这一点，足见面对全国胜利的形势，怎样预防党执政后重蹈李自成式的因胜利而骄傲而腐化的覆辙，已成为他反复思考的大事。他还向我谈了党内，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一定要做到“几不”，即不做寿、不祝酒、不以人名作地名、活人不上舞台等。毛主席的这些话，不久得到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认可，形成为全党必须遵守的规定。
　　在少奇同志那里，谈得较多的是关于对待民族工商业的政策问题。毛主席1948年提出要十分重视政策问题后，少奇同志很注意研究城市接管工作中的政策。后来中央陆续发出的几个有关城市接管工作的文件，例如中共中央关于接管官僚资本企业的指示，关于接管江南城市给华东局的指示等，都是他动手起草的。少奇同志同我谈的重点，是怎样利用私营工商业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以迅速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
　　聆听毛主席和少奇同志的谈话，更加深了我对由乡村到城市这一历史转变的认识。我感到虽然在这之前对华北地区城市工作的经验教训作过总结，但毕竟还是些中小城市，现在要进入大城市，显然是不够了。我们党诞生在城市，但后来长时期生活、战斗在乡村，许多同志不熟悉城市工作，还有些同志难免用一种小生产者的观点去看待城市。华北最初接管城市，走过一些弯路，这是重要的原因。如收复井陉、阳泉等工业区，曾经发生乱抓物资、乱抢机器的现象，使工业受到了很大破坏。收复张家口的时候，不少干部随便往城里跑，乱抓乱买东西，有的甚至贪污腐化，领导机关也放松了乡村工作，引起部队战士和农村基层干部的不满。1947年11月攻克石家庄，接管工作虽有所改进，但仍有不少士兵拿取东西，他们还鼓励城市贫民去拿。开始是搬取公物，后来就抢私人财物，以至于不得不实行戒严，甚至枪决了几个人来制止乱抢现象。进城后，外地机关纷纷派人前去抢购物资，四乡农民也准备乘势拥进来。邯郸、焦作、运城等几个城市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在城市的管理上，自觉不自觉地搬用农村的经验，混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限，损害了工商业的发展。1948年4月19日，我曾把这些情况写成专题报告送给毛主席。毛主席在这份报告上作了一条重要批注，指出：在城市或乡镇破坏工商业，“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其性质是反动的、落后的、倒退的，必须坚决反对”。华北以至全党都曾经按照这一精神，在广大干部中进行教育，区分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和农业社会主义思想的界限，端正思想，执行政策。从提出反对农业社会主义思想，到要求“原封原样、原封不动”地接管好城市，其问贯串着一个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我国经济落后，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但比起农村，城市的发展程度要高得多，少量的近代工业也主要集中在那里。在我们即将掌握全国政权的情况下，采取更为谨慎的政策，保护好城市这一部分较为先进的社会生产力，作为今后经济建设的基础，其意义就是很大的了。
　　1948年下半年，我们陆续接管了若干较大的城市。其中，济南和沈阳的接管工作创造了许多新经验，对我们做好平、津的接管工作大有裨益。接管济南，是曾山同志主持的。1948年11月21日，中央在批转他写的《关于接管济南的经验的报告》时指出：“关于接管济南经验的报告已收阅，甚好，当转发各局供他们参考。其中有些问题，如接管城市的事前准备，人城干部不忙工作而忙接收房屋、家具、汽车和乱抓物资、发救济粮，排挤蒋币，粮煤供应，处理敌伪反动分子、反动党派团体的党员会员和失业军人，组织各界座谈会与各界代表大会，建立革命秩序，收缴武装，处理敌产，开市开工开课及学校教育等，中央正在根据你和各地的报告，利用准备进入平、津的布置，起草与此有关的党内指示和军管期间的各项政策，以求解决这些问题。”
　　工业城市沈阳是陈云同志主持接管的。他当时担任东北中央局副书记，分管财经工作。东北局从军管会人员中抽调了4000名新老干部，由陈云同志率队，接管几个大城市。沈阳接管后，他还兼任了军管会主任。同年12月14日，中央批发了他写的《关于接收沈阳经验简报》。沈阳的经验，解决了接管工作中的两大难点，即怎样做到接收完整和怎样迅速恢复秩序。具体办法是：“各按系统，自上而下，原封不动，先接后分”，做到接收得快而完整；同时，抓紧解决有助于在政治上、经济上稳定人心的关键问题，例如迅速恢复电力供应、解决金融物价问题、收缴警察枪支徒手服务、利用报纸传播政策、妥善处理工资问题等，城市秩序就能较快地恢复。陈云同志在简报中还建议组织专门接收班子。他说：“接收一个大城市，除方法对头外，需要有充分准备和各方面能称职的干部。依目前形势看，中央和各战略区野战军，均需准备有专门接收大城市的班子，待工作告一段落，即可移交给固定的市委等机关。这样的接收班子，可以积累经验，其中骨干可以暂成专职，依次接收各大城市。”（《陈云文选》第1卷，第379页）当年苏军就有这样专职的接收班子。中央赞同陈云同志的意见，提议东北局将接管沈阳、长春两个城市的人员组成两个班子，为南下接管大城市之用；同时，从沈阳接管人员中抽调二三十个得力骨干给黄克诚同志，前往天津参加接管工作。毛主席关于“原封原样接收”的思想，吸收了陈云同志的做法，可以说是对已接管城市的正反两方面经验的高度概括。这一指示，成为全党做好城市接管工作的指导方针。
　　（三）平、津的做法和经验
　　1949年1月1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以战斗的方式解放天津。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我是在北平和平解放后的第三天进城的，华北局和华北人民政府也搬到北平办公。3月初，党中央在西柏坡举行七届二中全会。中央决定我不参加，负责处理进北平的事务。七届二中全会后，毛主席和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同志率党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机关于3月25日移驻北平。在这之前，3月21日，为迎接党中央和毛主席迁平，我们在从前的六国饭店开过一次会，当时任四野司令员的林彪，以及罗荣桓、刘亚楼、彭真、叶剑英、聂荣臻、程子华、李维汉同志和我都参加了。当时曾提出，庆祝活动不宜扩大宣传，并向中央作了报告。可是，毛主席到了保定，连当地要开庆祝会也不同意。为这件事，周恩来同志当即电告华北局：“闻此地将举行庆贺大会，主席认为不妥，连北平也不要开庆祝大会，因以我党中央迁移名义，号召人民庆贺并不适当，望速停止北平及各地庆贺行动。”接报后，我马上转告了林彪、罗荣桓、彭真、叶剑英。事后，我感想很多。因为2月14日中央曾发来一个电报，指示在林伯渠同志将已到东北的一批党外民主人士迎来北平，同已在这里的民主人士汇集后，要我们专门召开一次欢迎大会，林彪、董必武、彭真、聂荣臻和我在开过欢迎会后，再到西柏坡参加七届二中全会（后又电告我留下）；现在又制止专为欢迎党中央迁平的集会活动。一个是要开欢迎会，一个是不要开欢迎会，两相比较，适成对照。看起来是两件具体事，却有深意。它不仅体现了我党严于律己和谦虚谨慎的态度，更重要的是体现了我党对各民主党派和一切爱国进步人士真诚团结合作的政策。我在这里还要特别讲一句，党中央不让我们组织群众开欢迎会，而当时北平各界人民以发自内心的热忱，自发地举行庆贺活动，那情景是十分感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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