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簡介

喬吉奧•阿甘本（Giorgio Agamben，1942— ），意大利當代著名哲學傢，曾先後任教於意大利維羅拉大學、巴黎國際哲學學院等歐美多所大學和研究機構。阿甘本早期的研究重點是哲學、語言學、文獻學、詩學和中世紀文化，之後的研究擴展至政治學、美學、宗教等多個領域，齣版有大量著作，如《潛能》《詩節：西方文化中的詞語與幽靈》《語言和死亡》《散文的理念》《開放：人與動物》《未來的共同體》等，以及以“牲人”（homo sacer）為主題的係列作品（《牲人》《例外狀態》《至高的清貧》《主業》）。

◎ 譯者簡介

邱捷，畢業於上海外國語大學。在熱那亞大學人文學院研修意大利現代文學和藝術史。通曉英文、意文、德文。近年來緻力於中歐經濟與文化的交流工作，包括中文經典著作的意大利文翻譯與宣傳。主編並翻譯《陌生人馬可：意大利與中國的古今絲路》（廣西師範大學齣版社，2021年）。

◎ 內容簡介

阿甘本在本書中試圖通過研究修道院製度的典型案例，來考察一種與形式緊密相關的生活，重新構建“形式—生命”（forma-di-vita）這一重要概念。作者首先麵對的是規則和生活的關係問題。這二者之間的辯證關係所指嚮的，是在教會史上長期占核心地位的儀式，“禮儀與規則”便成為本書第二部分的主題。而以聖方濟各為代錶人物的12—13世紀的宗教運動，則對中世紀以來的教會傳統提齣新的挑戰；方濟各派不再從教義和教規的角度，而是在生活層麵上來界定他們的經驗。由此，對“至高的清貧”和“使用”概念的重新發現與探討，構成本書的精彩終章，也開啓瞭新的論題。本書由意大利語資深譯者邱捷從意大利文原著譯齣，並做瞭必要的注釋。

◎ 編輯推薦

如何構想一種形式—生命，一種永遠不會淪為占有的對身體和世界的使用？如何纔能把生命當作一種永遠沒有所有權而隻是共同使用的東西？

規則，如果完全混同於生活，那麼，什麼是規則？ 生活如果無法區彆於規則，那麼，什麼是人的生活？

這就是從帕科繆到聖方濟各的西方修道主義令人著迷卻已絕跡的現象，而阿甘本的這本書正是通過對它熱忱的重新解讀，嘗試迴答上麵的問題。如果說這本書在計時與規則、苦行技巧與禮拜儀式等細節中重塑瞭修道士的生活，阿甘本的論點則重在說明，修道主義的真正創新並不是混淆生活與規則，而是發現瞭一個新維度，在這個維度中，也許是第一次，那樣的“生活”自主地肯定瞭自己，“絕對清貧”與“使用”的主張已經嚮“法律”發起瞭挑戰。

當西方曆史上所有的生命形式紛紛式微，是“至高的清貧”的“形式—生命”，連同物的使用，揭開瞭新篇章。

◎ 推薦語

阿甘本展現瞭一種不可思議的能力，能夠在西方傳統的角落發現持久的意義，同時公正地對待它們的曆史性。

——布萊恩•漢密爾頓，《現代神學》

阿甘本知道文學、語言和任何深度理解所需的細微差彆。這本書不是為修道院和修士精神或神學滋養而寫的，它是作為一種政治哲學而寫的，關注當前規則的消耗性以及規則對生活的影響。

——尤金•亨塞爾，《美國本篤會評論》

《至高的清貧》提供瞭一個富有成效的視角，通過它來審視現代性、其前身及其在全球重新想象的未來。對人類學傢來說，特彆突齣的是這本書對實踐理論的關注，以及關於生命不完全由資本和製度的邏輯所定義的重要理論。

——Kerry Chance，《人類學•南部非洲》

阿甘本的這部作品是一本發人深省、文筆嚴謹的著作。對於修道院製度方麵的學者來說，《至高的清貧》以富有成效的新視角呈現舊文本；對於哲學和其他學科的學者來說，它將提齣新的方法和工具，並可以運用到不同的研究領域。

——約書亞•坎貝爾，《中世紀君主研究雜誌》

就像阿甘本的許多作品一樣，《至高的清貧》將曆史、哲學和文學論述與令人印象深刻的技巧相結閤。阿甘本的書通過並置、類比和理論想象的行為激發瞭人們的洞察力。

——布萊恩•布裏特，《宗教雜誌》

◎ 精彩書摘

前　言

這項研究的目的，是通過厘清修道主義的典型案例，嘗試構建一種“形式—生命”，這種“生命”與它的“形式”是如此休戚相關，以至於兩者密不可分。正因為從這樣的角度切入，研究工作首先麵對的就是規則與生活之間的關係問題，它定義瞭修道士們為瞭實現理想即共同的生命形式所依賴的機製。嚴格繁復的戒律和苦行技巧，迴廊、計時學、孤獨中的誘惑、閤唱禮、同修兄弟的勸誡或上司的嚴懲酷罰，為瞭從罪惡與塵世中獲得救贖，修道院用它們構成自己“有規律的生活”；而我們要探究的，並非或並不僅僅是這些，我們首先必須弄明白的，是由此而生成在“規則”和“生活”兩個術語之間的辯證法。事實上，對立統一的關係如此緊密又盤根錯節地生長在兩者之間，以至於有時候它在現代學者的眼中融化為一種完美的同一性：“生活即規則”（vita vel regula），這是《教父規則》（Regola dei Padri）緒論中的說法；又比如，方濟會在他們的《無戳規則》中說：“這就是小兄弟會修士的規則和生命……”（haec est regula et vita fratrum minorum...）在這裏，人們不必糾結連詞“即”（vel）與“和”（et）是否造成瞭語義上的含糊不清，倒是可以把修道院視為力場，看著它被兩股相逆又相交纏的力量貫穿，而在這對力量的相互張力作用中，某種聞所未聞的新生事物，一種“形式—生命”，固執地靠近瞭它的實現，卻又以同樣的固執而落空。修道主義所創新的，既不是生活與規範的混淆，也不是事實與權利關係的新蛻變，而是對某種生命境界的識彆，它不曾被人思考，在今天它或許令人不可想象，然而，它就是“生活即規則”（vita vel regula）、“規則和生命”（regula et vita）、“生活的方式”（forma vivendi）、“生命的格式”（format vitae）等詞組為瞭它的命名而絞盡腦汁的東西。在這些詞組的錶達中，為瞭成為導嚮第三含義的信號，“規則”和“生活”喪失瞭它們原本為人們所熟悉的意義，而那第三含義，恰恰是有待我們揭曉的謎底。

可是，在整個研究過程中，有一樣東西似乎阻礙瞭第三含義的浮現，也阻礙瞭大傢對它的理解，這個障礙並不在於堅持瞭什麼環節，比如誓願、宣告等現代人心目中具備司法意義的部署，而是教會史上的一種絕對核心現象——聖餐禮儀，它對現代人來說是隱晦難懂的。至於修道士麵對的巨大誘惑，不是15世紀的繪畫慣於錶達在半裸女性形象中的東西，也不是在畫中糾纏隱修聖人安東尼的奇形怪狀的妖魔；那是一種渴望，渴望將自己的生活打造成禮拜儀式的組成部分，不可或缺，不可間斷。於是，這項最初提齣通過分析修道製度來定義“形式—生命”的研究，不得不為一份無法預見的、至少錶麵誤導和不相乾的功課而努力，它是一種針對禮儀職務的考古，相關的研究成果匯集成單本書另行齣版，題為《上帝的工作：禮儀職責考古學》（Opus Dei. Archeologia dell’ufficio）。

這種範式，既是本體論的又是實踐的，它交織瞭存在與行動、神性與人性，也是教會在它的曆史進程中從未停止塑造和錶達的，從早期沒有太多確切規定的《使徒憲章》（Costituzioni apostoliche），到13世紀的紀堯姆•杜蘭德精心構思下的《禮儀原理論》（Rationale divinorum officiorum），到1947年措辭嚴謹的教皇通諭《上帝的調解人》（Mediator Dei）。然而，隻有對這種範式完成初步的定義，我們纔有可能實際地理解“形式—生命”所涉及的咫尺而又遙遠的經驗。

對於修道士的生活方式，如果隻能從刻苦比對禮儀範式中獲取理解，那麼，研究工作中的關鍵實驗就不能不投入對12、13世紀的宗教運動的分析中，而方濟各主義正是這些運動走嚮登峰造極的代錶。宗教運動的主要實踐不再停留在教義和法律的層麵，而是走進瞭生活本身，從這個角度看，宗教運動在任何意義上都代錶修道製度已經來到決定性的曆史節點，修道主義的長、短、勝、負，都在這一刻達到瞭張力的極限。

為此，本書將針對方濟各和方濟各派理論傢們有關“清貧”以及“使用”的啓示作齣詮釋，並且以此作為行文的收尾。關於詮釋，一類是早期的傳說和大量的聖徒文學，經它們粉飾齣來的，不是過於人性的瘋子、傻子的麵具，就是非人性的新基督的麵具，它們共同掩蓋瞭“清貧”以及“使用”的理論；另一類則如《聖經》或法律文本的注釋，關注事實而非事實附帶或包含的理論意義，它們將方濟會的信息局限在法律史和教會史的學科範疇。無論在哪一類詮釋中，至今尚未觸及的東西或許纔是方濟會留下的最寶貴的遺産，如同無法拖延的任務，西方世界將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迴過頭來與它對峙：如何思考一種“形式—生命”，一種完全脫離瞭法律掌控的人類生活，一種永遠不會成為占有的對身體和世界的使用。也就是說：想一想生命，它永遠不是所有權的受讓，而是一種共同的使用。

至於這樣的任務，需要詳細製作一套“使用”的理論，它缺失於西方哲學體係，連最基本的原理都不存在，而從這一理論齣發，還需要對那個“操作”和“政府”的本體進行批判，這樣的本體，在各種僞裝之下，還在繼續決定著人類的命運。這份功課，就讓我們留給《牲人》的最後一捲去展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