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富强 斯蒂芬哈尔西 中信出版社 预售 7月上旬发货 epub pdf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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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代汉学家重读近代中国，探入全球背景下历史演进的逻辑。从痛苦融入世界秩序的古老中华，到蓄势崛起的现代大国。枪炮、财政、官僚、主权，列强环伺下富国强兵的现代化大戏，中国军事财政国家建构百年历程。

书名：追寻富强：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1850—1949
定价：68.00元
作者：斯蒂芬哈尔西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18-06
页码：400
装帧：精装
开本：32开
ISBN：9787508683751

"1.海外汉学新锐的近代史新说，以全球视角探寻中国历史演进的脉络
身为新一代海外汉学家，哈尔西承继费正清、孔飞力、彭慕兰开启的学术传统，在全球脉络下向近代寻找现代国家的起源。
近代中国受尽屈辱，但放眼当时的世界，全球八成土地落入欧洲列强之手，只有六个非西方国家尚能独立，中国竟是其中之一。为何当时积弱的中国竟能保有基本主权？哈尔西用国家能力建构连缀起晚清以降的中国历史，点出历史演进的逻辑——主权意识主导下的富强追求。以此为线索，近现代中国创造与转化将呈现出不同的面向。

2.暗夜里的现代化大戏，求富求强的世纪转型，中华大地上建立军事财政国家的百年历程
从1850年到1949年，中国面对大变局，改革屡屡失败。然而，哈尔西发现，海关、税收、官僚制度、枪炮、交通、通信的改革，并非零散、徒劳的现代化努力，而是在新的治国原则的指导下，建构现代国家的世纪转型。
19世纪50年代，本不知主权为何物的老大帝国迫于列强压力，探寻新的治国之道，此后一百年间，主权概念逐渐清晰，军事财政国家渐渐成形。追求富强以卫主权这种借鉴自欧洲的经世思想，连同在危机与变革中形成的国家治理方法，让近代中国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社会中，可以举全国之力装备军队，存留一线生机。财富、枪炮、官僚体制的崭新结合虽不足以救近代中国于危亡，却为现代中国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3. 寻访富国、强兵、捍卫主权的思想源头，理解中国国家能力，
对富强的渴求，源于列强环伺、危机四伏的年代；靠枪炮、财富捍卫主权的治国之道，成为中国国家能力源头之一。时至今日，中国早已成为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在新的国际秩序中，追求富强的脚步将向何处去，历史或能有所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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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后，欧洲列强倚仗航海大发现，凭借工业革命带来的先进科技，在世界各地扩张。20世纪初，欧洲殖民的触手遍及全球各处，1914年，全球84.4％的土地都在欧洲人的统治之下。庞大如莫卧儿帝国，广袤如非洲，都未能逃脱被殖民的命运，殖民势力间的争夺和英国的援助也没能让奥斯曼帝国保住领土。
在欧洲殖民的狂风暴雨中，中国却仍然屹立，保有了基本的独立。如果经济体量和列强争夺都不能让一国免遭殖民，那么，是什么让中国在19世纪走上了不同于世界上大部分地区的发展道路？在哈尔西看来，是那个时代中人们对治国之道的探寻，是中国面对威胁时求富求强、捍卫主权的创造力。
哈尔西从财政、贸易、海关、通信、航运等相关史料和地方志中看到，在1850—1949年间，中国经过有意模仿和不断尝试，逐渐转型为军事财政国家，那是财富、官僚体制和枪炮的崭新结合。官员们增加税收，扩大政府规模，建立起能够举全国之力的官僚体系，用西方的军事技术装备起新型军队，在弱肉强食的国际秩序中捍卫主权。这些探寻仅让中国在那个屈辱的世纪里保有了低限度的独立，却为后来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崛起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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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引 言 世界历史语境下的国家建构与帝国
章 欧洲列强的全球征服
第二章 对外贸易
第三章 财 富
第四章 官僚体制
第五章 枪 炮
第六章 交通运输
第七章 通 信
结 语 中国的国家建构（1850—1949）
注 释
参考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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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哈尔西（Stephen R. Halsey）
美国迈阿密大学历史学系副，芝加哥大学博士，曾留学台湾大学和北京大学。他的学术专长是中国近代史，也研究环境史、经济史、比较殖民主义和全球史。
哈尔西的研究注重近现代史与当下的连续性。《追寻富强》回到中国现代国家建构之初，从时人对治国之道的探求中，寻找当代中国大国地位的伏笔；他正在写作的新书《失去的和谐？环境治理与的传统中国的遗产》则研究晚清到民国的环境政策和实践，探索当代中国环境问题的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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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寻富强》这一杰作从新的角度考察了19世纪中期中国与西方列强的关系。人们通常认为面对西方列强，当时的中国只能消极地做出回应，但哈尔西采用包括地方志在内的新材料，指出这一观点其实相当片面。他认为，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都对国际局势有深刻的了解，正因如此，他们发起了政治和行政改革，积极应对新的局面。
——入江昭
哈佛大学历史学系荣休
《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及太平洋的起源》作者

★哈尔西在这本书里做了个大胆的论断：19世纪时，中国就已转型为堪与欧洲现代民族国家相提并论的军事财政国家。近年来，许多美国学者都把中国放在欧洲对亚洲、非洲殖民的脉络中考察，但近代中国并未完全沦为殖民地，哈尔西看到了其中的政治意义，对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提出了新的解释。
——王国斌
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历史学系杰出
《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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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对外贸易（节选）

1907 年，英国时事评论人A. J. 萨金特（A. J. Sargent）曾为西方的贸易商行没能在中国站稳脚跟而扼腕叹息。中国本地官员对不平等条约中有关商业的条款置若罔闻，令他大为不满。

一个又一个口岸反复发出这样的警示：贸易正在落入本地人之手，而外国人正在沦为纯粹的掮客。目前，由于外国人语言不通，买办[ 能沟通中外的中国掮客] 掌控着贸易，他们只需投入很少的资本就可以发家致富；当下，本地的行商组织成员要么一起哄抬市价，要么与本地商人和管理厘金的官员私相授受，以求得关照。其结果无不相同：外国人获得的利润与其在华影响力一同下降。精明的本地人……越来越多地染指进口贸易，而对中国市场一无所知的外国人则很容易受到诱导，以微利甚至是亏本出售货物。除了聚众闹事和公开抵制之外，中国人又找到了其他法子来驱逐外国人，而这些法子是靠军队和条约应付不了的。

如萨金特所言，欧洲人难以将写在法律条款中的贸易权利变为凌驾于中国生产者、销售者和消费者之上的经济实权。早在19 世纪40 年代，西方的坚船利炮已经迫使中国的许多口岸向国际贸易开放，但英国商人并没有随之大发横财。举例来说，英国宣称，兰开夏郡纺织厂的产品行销全世界，但在中国4.5 亿人口中，穿着产自那里的衣料的人屈指可数。
与之相反，历史学家汪敬虞在谈到19 世纪中国面对“ 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时认为，由于外国的竞争，中国的传统手工业受到了打击。中国虽免于被列强瓜分、吞并，却在西方的经济和政治剥削下沦为了“半殖民地”。在他看来，对外贸易不过是披着合法外衣的偷窃，靠着压榨中国为欧洲、美国以及后来的日本商人带来滚滚财源。上述哪种解释是正确的呢？19 世纪下半叶的中国是保有着经济主权，还是成了外国操控下的牺牲品，这是过去50 年间历史学家们所争论的问题。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西方列强将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国家卷入不公平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利用中国等国的财富和资源来维持欧美各国的工业发展。这种叙述方式从民族主义角度批判西方，为许多中国历史研究者所采用。相比之下，日本学者的论著着力讨论19 世纪东亚区域经济的形成问题，特别关注中国与邻国间的贸易联系对该国内陆市场的重要影响。按这种说法，西方影响从未超出上海等通商口岸的范围，而棉纱以及棉织品等亚洲出口商品则在内陆地区大受欢迎。第三种论著中有一些认为，1850 年后本地商人控制着国内贸易，另一些则指出，公司的商品销售既要靠人脉，又要有赖于近代公司的层级体系。外国企业很难取代中国商人的位置，其商业行为是由本地和西方因素交织混合而成的产物。
本章所给出的证据证明了第三种论著中的说法，即国际经济并未摧毁中国故有的政治体制。1900 年以前，外国对中国的经济渗透反倒被本地那充满活力、丝丝入扣而又复杂深奥的商业网络限制住了。毫无疑问，在19 世纪，丝、茶、鸦片等商品的贸易将中国纳入全球化贸易之中，但从中国经贸的结构特征来看，其内部并未发生明显的瓦解。在欧洲以外，世界其他很多地区因当地经济千疮百孔，极易被外国势力侵入。在孟加拉，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活动削弱了本地统治者的财政实力，随之而来的军事冲突使孟加拉在1756 年被英国占领，并终被吞并。中国则与之不同，对外贸易为国家政权提供了大量新增商业税收，巩固了国家的统治，而没有使中国完全沦为殖民地。
为什么在次鸦片战争（1839—1842）之后，西方的洋行没能破除中国故有的市场结构，在中国内地贸易中占据优势呢？ 19 世纪大多数中国消费者的购买力有限，再加上来自本地的手工纺织品等产品的竞争，都抑制了欧洲商品的销路。只有中国的富裕阶层才买得起高级外国棉布，且相比之下，土布比相对低端的兰开夏布料更耐用。产自云南和四川两省的本地鸦片（土烟）也比印度进口的鸦片更便宜。到19 世纪80 年代，这些本地商品甚至开始占领中国各海港周边的市场。
消费模式的改变面临着来自文化的阻力，这是洋货在中国的销路不尽如人意的又一原因。糖、茶、可可、咖啡以及巧克力等殖民时代的商品改变了欧洲人的工作习惯、社交礼仪和生活方式，但很少有西方商品能让中国人也如此。鸦片是一个重要的例外。然而，19 世纪70 年代，中国人已经开始自己制造这种毒品，比之洋烟高昂的价格，土烟很快展现出其强大的竞争力。多数西方商人还对中国人的流行喜好或口味一无所知，中国人不喜欢染成“ 不祥”颜色的布料，西方商人却熟视无睹，继续输入这类商品。哪怕中国消费者将给布料上蜡或上浆视为掺假，西方商人还是企图推销经过这种处理的重浆（heavily sized）布匹。直到20 世纪前几十年，在广告宣传攻势下，大众消费主义在城市地区抬头，洋行才开始在刺激中国人对煤油、香烟等新产品的需求上有所作为。
此外，每当洋行试图进行商业运作时，总要面对由中国商人构成的丝丝入扣的网络。洋行很快就发现，同业公会等商业机构对洋行打入中国内陆地区构成了组织上的严重障碍。这些自发形成的联合体常常从各省当局那里购得包税权，可以在当地范围内淘汰掉竞争者，并控制茶、丝等商品的供应。中国各通商口岸的行商们从内地的中间代理人那里获得货物，然后转卖给欧洲商人以此获利。这些人实际依附于像怡和洋行这样的英国公司，他们并未构筑起一套新的商业联系，而只是作为旧有的中国商人供应链的末端而存在。举例来说，丝、茶等产品在到达上海、广州或天津的洋商手里之前，就已经过了五次甚至更多次转手。后，欧洲的洋行雇用买办来安排管理同本地商人的交易。即使是外国人也已经精通中文，他们仍要依仗于买办的个人关系网。一言以蔽之，欧洲商人在中国所面对的是一种“ 中介经济”，他们几乎无法直接接触到内陆地区的基层消费者和生产者。洋商力求在内地开辟茶和丝的销路，而他们发现这些努力受到来自中国官方的干扰。例如，西方人的运照在内陆可作为免缴厘金的准证，而课税官僚及下级吏役常对此拒不承认。经过西方人几十年的抗争，江南各省当局终于应允履行19 世纪90 年代订立的条约中规定的义务，但他们又在很多地方用落地捐取代了厘金。简言之，截至1900 年，在地方上，出于政府的干扰阻挠，欧洲人无法将在法律、政治、外交上取得的贸易特权转变为商业上的优势。中国当局对蕴含于这种行为中的政治意涵了然于心，他们看到了对外贸易对国家主权的干扰。19 世纪晚期，曾对经济事务发表过重要评论的郑观应写道：

前与外国所立不公之约未能改换耳。查我国有自主之权，凡外人托庇宇下，自应归我管辖，税务亦应在我权衡……殊失国威。

清政府的官员们在设法处理对外贸易问题的同时，也开始运用新概念去清晰地表达他们的诉求以及政策选择。在帝国晚期的中国，诸如“自主”“独立”“公法”等术语的含义虽然还未固定，但已进入日常官方辞令中。久而久之，为给新的治国之道打下广泛的知识基础，在此过程中，官员们将这些理念运用到了一系列商业和外交实务中。
尽管国际贸易在晚清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比重仅在5% 到10% 之间，但19 世纪50 年代，新组建的大清帝国海关保证将关税税收源源不断地投入国家建设之中。这个新的政府财政官僚机构隶属于总理衙门，同时雇用中西方雇员，、高效，凝聚力强。尽管该机构是在19 世纪50 年代的叛乱中临时创立的，但在中华帝国晚期，它迅速成为构建起这个军事—财政国家的一大要素。中外贸易提供了新的税收来源，从而巩固了政府的地位，而锐意改革的官员们则将这些资金投入捍卫国家主权的工程之中。
本章将依次审视这四个因素，继而探讨海关在19 世纪后半叶的发展情况。本章将通过分析19 世纪晚期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主要商品来阐明上述各点，也会适时论及一些重要性略为逊色的商品。纵观全章，读者还能联想到对外贸易在孟加拉、马来亚和爪哇的影响——改变了南亚等地区在近代的历史轨迹。与之相反，处在帝国晚期的中国，拥有不容易被渗透的经济体制，中国的对外贸易以大清帝国海关为依托，支撑起这个军事—财政国家。

棉纺织品与鸦片
19 世纪下半叶，欧洲人在中国的销售额较之该国庞大的经济体量显得微不足道。中国人的可支配收入远不及欧美消费者，特别是19 世纪早期以后，在工业革命轰轰烈烈的发展势头之下，情况更是如此。此外，棉布等一些洋货面临来自本地商品的激烈竞争，土货一般比同类的洋货更便宜，而且质量更好。一篇在1922—1931 年的中国海关所做的十年报告回忆道：中国本地手工制品无论品质还是价格都更符合本地需求，因此更受本国人的喜爱。中国成为英国纺织品消费国的大障碍在于，中国可以生产更为耐用的商品，更能迎合人们的需求，而这些商品的价格却与同类洋货持平，甚至更为低廉。土布很粗糙，纹理不均，凹凸不平，且未经处理，但土布制成的衣服却比用一般的曼彻斯特产的布料制成的衣服耐穿两三倍。英国的工厂主们感到左右为难：如果增加棉线用量以使布料结实耐用，其价格就会飙升；如果想走廉价路线，势必无法兼顾布料的品质和耐用度。1900 年，一位英国观察家佐证了这点，他注意到“[ 西方纺织品] 的品质……往往不合时宜——一位四川妇女曾向她认识的一个英国人抱怨洋布的质量粗糙，‘只配给蛮夷穿’，给洋布上重浆只是为了掩饰它的劣质罢了。该省的苦力则认为土布比英国产的洋布更耐穿”。两种看法都表明，土货的、耐用及低廉的价格，阻碍了西方同类产品在中国的销路。
尽管棉纺织品可以满足人们对奢侈品的需求，手工织造的土布还是在本地市场中占据优势地位，甚至经由上海、天津和牛庄，输入到朝鲜。上海社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要推销的棉纺织品等，不容易扩大销路。”其原因在于“ 中国耕织结合、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生产结构的抵制”。华北和华中地区的妇女或自己纺纱，或用日本和印度进口的棉纱织布，把自产的多余纱线和布料卖掉来换钱，好在冬季农闲时节补贴家用。这种“粗糙但结实耐用”的布料易于上色，且价格和舶来品相同。靛青一直是常见的颜色，织工们把这些“相当厚重”的原料织成等同于或几倍于中国人衣服尺寸长度的布匹。甚至在机器纺织大行其道后，次世界大战期间，江南的市场上仍然可以看到这些家庭手工纺织品。
绝大多数中国消费者有限的收入让西方布料商人在长三角地区进一步受挫。“实际情况是，”一位1896 年来华的英国商团成员抱怨说，“我们并没能让数百万中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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