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懂中国改革 3 ：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 epub pdf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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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信息

书名：读懂中国改革 3 ：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

定价：45.0元

作者：厉以宁,吴敬琏,周其仁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5-03-01

ISBN：9787508650487

字数：288000

页码：

版次：1

装帧：平装

开本：16开

商品重量：0.4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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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是推荐干部阅读图书《读懂中国改革》系列之三。《读懂中国改革》系列是**指智囊团集体建言书，深度解读中国民众当下*关注的经济社会与改革热点话题。

内容提要

指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一书是对中国经济新常态的解读之作，聚焦新常态下，我们如何谋划和布局。
　　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中国进入新常态：经济走势变轨、结构调整阵痛、法治面临新局面，新一轮历史变革开启，压力与挑战并存。
　　《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一书深入探讨，迈入新常态，中国经济需要跨越哪些“红线”，解决哪些问题？2015，中国经济会怎么样？未来30年，经济大趋势又如何？如何在“冬天”进行全新的谋划、布局和投资？丧失人口红利，中国如何持续发展？新常态下的财政政策会走向何方？……户籍、金融、财税、混合所有制、法治等各个领域，我们将直面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
　　厉以宁、吴敬琏、林毅夫、周其仁、郑永年、华生、李稻葵……有话语权的高层智囊、精英学者，在《读懂中国改革3：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一书中，从各自专业角度，深入解读中国经济新常态，抓住其本质和内在逻辑；让我们精准把握政经时局大走势，决策当下与机遇未来。

目录

作者介绍

　　厉以宁，经济学家，现为北京大学社会科学学部主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七、八、九届全国常委，七届全国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八、九届财经委员会副主任；第十、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及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第十二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吴敬琏，当代中国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1984年、1986年、1988年、1990年和1992年 五次获得孙冶方经济科学奖。
周其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孙冶方经济学奖获得者，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经济人物之一。

文摘

新常态下的变革与决策
　　吴敬琏（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旧常态已不能维持
　　所谓旧常态，我们维持得也许已经超过了改革年代，就是超过30多年。这种常态的特点就是用高投资支撑的高速度，这种旧的常态不能维持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没有什么可以讨论的。
　　实际上中国经济的增长力从2010年的第三季度就开始逐步地下行，进入了一个下行的通道。2009年的强刺激以后，中国的GDP增长曾经维持过三个季度以上的增长率，然后就进入了下行的通道。从2010年的第三季度下到了10%，一直到2014年的第三季度降到了7.3%，中间当然有好几次宏观经济的刺激动作，但是在支持GDP的回升上越来越短暂。
　　从2014年第二季度开始，又有了一轮新的刺激动作，不管叫它微刺激也好，也有人认为不太微也好，实际上只是在第二季度，GDP增长率提高了0.1个百分点，接着又下来了。10月份又开始了一轮投资上的扩张，但是看来这次的收效显得更小。
　　这说明什么问题呢？GDP增长的速度下降了，是许多客观因素所决定的，而且这些因素都不是短期的因素，所以旧的常态已经不能维持，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逐步下行的通道。什么因素决定了我们经济增长率从高速增长逐渐下行到中速增长？我想我已经多次说过，我们现在通常运用的一种分析的理论框架就是用“三驾马车”来预测中国的中长期增长，这个在方法论上错了。
　　讨论中长期增长的趋势没有太大的争议，应该用一个经济学上的“生态函数”来讨论，就是说支持经济增长的这些因素的变化，决定了我们经济增长的总量以及增长的趋势。这是什么因素呢？不外乎就是劳动、资本、效率，大概有这么几个因素决定了我们过去很多高速度的增长。
　　个因素，就是新增劳动力。我们知道我们有人口红利，过去这30年的高速增长得到了人口红利，新增的劳动力、新生的劳动力，还有农村转移到工商业的劳动力都很强劲。
　　第二个因素，投资支撑了我们的高速度增长。
　　第三个因素，生产率，全要素生产率或者效率的提高支撑了我们的经济增长。但是这些基本的因素，大致从21世纪以来发生了许多变化，使得这些因素不再能支持很高的速度了。
　　具体来说，个因素，就是新增劳动力，200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蔡昉教授就提出刘易斯拐点出现了，人口红利逐步缩减以致消失，这是个因素。
　　第二个因素，就是投资。其实从个“五年计划”以来，我们都是靠着投资，当然单纯地依靠投资是不能持续的，经济学家对它做了很多分析，初做出分析是马克思，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详细分析当时资本主义国家这样一种投资率不断提高的增长方式，必然引起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首当其冲的问题就是产能增加，而消费率下降，使得终需求不足，这就造成了所谓产能过剩的经济危机。
　　但是我们改革开放以来，基本上还是沿着这条道路，依靠投资，但是不只是依靠投资。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第三个因素就是效率的提高，这比改革开放以前有很大的进步。但是因为长期主要靠投资来拉动增长，就使得我们资产负债表出现了问题。我们的资产负债表存在着很严重的问题，而且近年来这个速度在加快。所以继续靠大量的投资去拉动增长，不但是不可持续的，而且会造成很严重的宏观经济隐患，就是说会出现系统性的风险。
　　第三个因素就是生产率。这个因素在开始改革开放以后，比起改革开放以前有很大的提高，主要是这么几个原因。个原因，就是因为经济结构的变化，大量的农村使用的资源、劳动力和土地转入城市。
　　第二个原因，就是开放。开放使得原来我们的技术水平跟发达国家有很大的差距，开放以后我们就可以用引进外国设备、引进外国技术的办法很快地提高我们的技术水平，所以使得我们的效率提高。
　　这个原因到21世纪初发生了变化，经过20多年的改革，我们的生产技术水平很快就和发达国家接近了，除了一些很的技术之外，一般的生产技术应该说我们没有太大的差别，于是我们就需要创新，哪怕是引进外国技术，经过消化以后再创新，来我们的生产技术，才能够立于世界强国之林。
　　而在这种情况下，要创新，要在技术创新或者用技术创新来我们生产技术的不断提高，在原有的体制下就有很大的缺陷了，许多经济学家对于中国潜在生产力的研究都表明，从21世纪初开始，我们生产效率提高对于增长的贡献也开始下降。2003、2004年以后，效率提高对增长的贡献就逐步地下降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支撑经济增长主要的要素都发生力道下降的情况之下，就出现一个问题：我们会不会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所谓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其实它的实际内容就是，原来支撑经济增长的一些动力开始衰退，如果我们找不到新的动力，就可能停留在中等收入水平上，就是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所以我们面临着很严峻的任务，就是要找到新的增长动力，这个动力其实说得简单一点，就是技术创新和效率的提高。因此，如果我们不能开发出新的动力，增长速度继续降低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这是点，我们经济增长速度进入了下行通道，这是一个不可逆转的事情。
　　以平常心对待GDP减速
　　既然中国经济由高速增长转入中速增长的轨道是由各种客观因素所决定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那么我们就只能用一个非常平静的心态来对待它。所谓用平常心来对待，就是我们不能急于用老的办法，用强刺激的办法把这个增长给拉起来。
　　2009年以来的经历已经告诉我们了，用这样的办法去拉动经济增长，一方面，它的时效是越来越短的。经济学上所说的，投资回报递减的规律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了，所以它是不会有太大效果的，就是说它没有多大的好处。另一方面，它还有很大的坏处，因为用强刺激的办法，大量地注入货币，大量地进行投资，而投资回报又很差，结果就使得宏观经济的状况变得越来越脆弱。
　　不管是各级地方的负债率，还是我们企业的负债率，都增长得非常快，不但是在警戒线或者超出了警戒线，而且近年来正在加速，如果频繁地采用刺激的办法，就会使得我们国家资产负债表的状况变得越来越恶化，这种资产负债表状况的恶化蕴含着系统性风险。
　　一旦出现系统性风险，一个国家的整个经济就会进入剧烈波动的状况。一些曾经有过长时期高速增长的东亚国家，比如日本这样的国家，当初爆发系统性危机以后就变成不但丧失了原来的动力、动态的优势，还造成了国民经济长期的低迷。
　　我认为我们不应该采取强刺激的办法去拉动经济增长，不要急于用大量刺激的办法把增长率提升到7.5%、8%甚至10%以上。
　　平常心不等于可以无所作为
　　如果我们不能够在GDP总量减速的情况下改善增长的质量，提高我们增长中效率的贡献，过去用高速的数量扩张所掩盖起来的各种经济和社会矛盾都会爆发出来，会造成很多的问题。
　　它具体的表现，一个就是使得减速过猛，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速度降低了，减速过猛会造成很多问题。此外，如果我们不能提高质量，很低的增长数量而质量不好的话，它的实惠又会大打折扣。如果在减速的同时我们能够提高增长的质量，就会在比较低的增长速度下使得我们的人民得到更多实际的好处。
　　因为过去质量差、数量高能够弥补一部分不足，但它实际上实惠是不多的，因为增长是靠更大量投资的注入，结果新增产值中间有很大一部分又要重新投入，否则增长的数量就不能够弥补未来的增长所需要的投资。
　　如果减速的情况下我们能够提高增长的质量，就是说提高增长中效率的贡献的话，虽然数量低了，可是人民和整个经济所得到的实际好处也就比原来还要多。
　　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国家因为主要是靠提高效率，所以有个3%、4%、5%的增长率就是很好的情况了，我们也应该争取这样一种结果。我们现在应该集中注意不是拉动经济增长的数量，而是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
　　全面推进改革以提高经济增长质量
　　其实这个问题提出已经很早了，从我们党和的文件来看，我们刚开始改革开放，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就提出了经济建设的十大方针，那是1981年，这个十大方针是环绕一个核心的内容，就是提高效率，这十大方针的执行有一些成绩，但是也有不少的缺点，所以成效并不是太明显。
　　所以到了1995年制定第九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就提出了一个明确的方针，叫作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这个说法到了党的有一点文字上的改变，就是要转变经济发展的方式，但是它的基本内容我认为是一贯的，就是说要从依靠投资支撑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依靠技术创新和效率提高支撑的经济增长方式。
　　这个方针虽然在“九五”、“十一五”、“十二五”都提出了，应该说在“十五”计划、“十一五”计划，这两个五年计划和规划中执行的成绩并不是那么显著，以至于“十二五”再次提出要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问题就出在经济发展方式或者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有一个基础，就是经济体制以及社会政治体制的转变。其实“九五”计划的时候提得很明确，叫作两个根本转变，一个根本转变就是从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的经济增长方式，另外一个根本转变，就是从计划经济转到市场经济，而且第二个根本转变是个根本转变的基础。
　　但是在“十五”、“十一五”期间，我们改革的推进有一些迟缓，所以使得这10年中经济增长方式或者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显得不那么有力，以至于到“十一五”的后一年，党中央提出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刻不容缓。
　　到了“十二五”再次强调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以后，是跟全面深化改革相配合的。党的决定了全面深化改革，这就为我们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一个体制上的基础，而且党的前后我们一些改革的推进，虽然把它叫作小试牛刀，但是已经可以看出它开始见效了。
　　我们现在面临一个情况，有些同志和有些经济学家对经济减速很着急，因为按照过去的经济体制和发展方式，经济增长一减速就可能要出大事，但实际情况没有那么严重。
　　因为一方面经济增长在减速，但是我们的就业状况、经济效率的状况、经济结构的状况还在改善，而且相比“十一五”、“十二五”那么强调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时候，现在改善的程度要好得多。
　　比如一个明显的事情就是就业，经济增长在一步一步下台阶，但是我们就业的情况越来越好。近两年，2013年我们预期的新就业人数是900万人，执行的情况，完成数是1310万，完成了预期目标的145%。
　　2014年把这个预期目标提到1000万人，但是到10月已经完成了。这是讲就业的状况。因此，经济减速并没有引起因为失业的增加、就业的困难而产生的社会的不安。
　　另外，结构的变化，在“十一五”的时候，决定了要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作为主线。它的核心是提高效率，提高效率有哪些途径呢？很重要的一个途径是发展服务业，这是“十一五”一个很重要的口号。
　　但是“十一五”这五年中，虽然反复号召，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没有很大的改变。到了“十二五”，“十二五”年还没有什么改变，第二年就出现了改变。
　　2012年，我们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次和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齐平，过去一直是第二产业制造业一马当先，到2013年进一步改善，第三产业的增长速度超过了第二产业，而且第三产业次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大的产业，超过了第二产业，2014年的趋势也是如此。
　　为什么能够出现这种情况呢？我们为什么在“十一五”的时候反复强调要改善结构、要发展第三产业，没有做到，而我们现在这两年能够做到呢？无非是一些改革，这些改革是不太大的改革，一个改革就是营改增，营业税改增值税。
　　对于营改增人们注意的是减轻税务负担的作用，这个减轻税务负担是应该的，但是营改增得到经济学界和产业界的普遍欢迎，原因是营业税是全额征税的，是妨碍分工深化的，而增值税是就价值增值征税，所以有利于分工深化。
　　这个改革在全国推行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分工深化，新的行业的出现，是大大加速了。你看网络销售分化出多少行业，从快递开始，到结算，到售后服务，种种行业都产生了。
　　另外一个改革，就是工商登记的便利化，这个改革开始以后，新增的工商户数量大大增加，2013年新增工商业户增加了40%。近在一个讲话里提到，2014年前三个季度新增登记的工商户数量增加了60%，当然这些只是我们全面深化改革的序幕期间的一些改革，我把它叫作小试牛刀。
　　新常态不能一蹴而就
　　小试牛刀就证明改革能够改善我们经济增长的质量，能够提高我们经济的效率，能够从根本上解决我们当前面临的各种问题，只有通过改革，我们才能够使得我们在经济减速进入中速增长的情况下，增加增长中新增的效率提高的贡献，使得我们能够确立一个我们所希望的新常态。
　　我们所希望建立的新常态就是，虽然速度是中速的，但是效率要比过去高。就是从一个粗放的增长转向了一个集约的增长，这是我们整个经济和社会长治久安的一个基础性东西。
　　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元年，我们现在应该来总结一下这一年做得怎么样。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议给我们描画了一个很有理由乐观的前景，但是全面深化改革会碰到意识形态的障碍、既得利益的障碍、操作上的复杂、困难的障碍，以及过去旧体制、旧增长方式所积累起来的各种经济问题上的困难，所以它并不容易一蹴而就。
　　所以我们希望总结2014年执行中央决定所取得的成绩和我们取得的教训，而且要规划未来，我们明年怎么干、后年怎么干，使得我们所希望建立那个新常态更快地建立起来。
　　新常态下的七个新机会
　　马蔚华（中国企业家俱乐部执行理事长、永隆银行董事长）
　　我们当下议论多的一个话题就是经济的新常态，所谓“新常态”就应该对应“老常态”，“老常态”是过去中国30多年的时间里，GDP年平均增长是9.8%，这两年经济开始回落，2014年上半年是7.4%，按照市场的预测，2014年年底中国恐怕维持不了年经济增长率7.4%，还会继续下调。
　　经济放缓，这是中国经济新常态的一种表象，我理解的新常态不仅仅是经济速度的放缓，在经济速度放缓的背后，还有经济结构的优化、增长动力的切换、制度环境的改变，这才叫新常态。
　　中国过去30多年，我们的经济增长得益于得天独厚的资源，得益于的制度红利，得益于中国的人口红利，还有我们中国东方特有的储蓄红利等等。但是今天这些支撑过去高速增长的因素都在消失或者减弱。比如说人口红利，中国临近了刘易斯拐点，这个在经济学上有争论，中国劳动力已经从的无限供给变成了数的下降。
　　中国是贸易全球化的大受益者，过去30年，中国的出口总额增长了近90倍，而全球贸易量仅增长了6倍，但是2014上半年贸易对GDP的贡献是负数。还有像能源、资源、土地、环境，中国现在都已经濒临危机，如果继续高速增长，则难以为继。
　　这种情况下，中央和在制定“十二五”规划的时候，就已经预计到了，把“十二五”期间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定为7%，而且决定我们的工作重点从过去的重速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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