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緘默的事 [Things I've Been Silent About] epub pdf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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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阿颯兒．納菲西：「誰都不曾真正的緘默。你、我都透過自己所成為的人，多少道出了我們的經歷。」
一部完整深刻直搗人心的回憶錄，
寫家庭、國家，寫政治、文化，
最重要的是，寫過去與現在個人感受的昇華。
阿颯兒．納菲西繼《在德黑蘭讀羅莉塔》又一代表作！
在高壓統治的伊朗長大，納菲西曾將她不可說出的祕密，列成一份名為「我所緘默的事」的清單。其中一個祕密《在德黑蘭讀羅莉塔》，多年前已付梓成書，獨樹一幟的回憶錄手法在國際間獲得廣大迴響。
這一次，作者探訪的主題不是文學名著，而是她成長記憶中的人與事。納菲西生在一個喜歡說故事的家庭，雙親說著相同的故事，彼此卻有不同版本。有生之年，她始終深陷於雙親各自建造的虛構世界。直到複雜難懂又權威的母親去世後，自認是叛逆女兒的她，發現自己對母親的感受始終無法平靜。她開始從舊照片中竊取往事，試圖用說故事的方式釐清對母親、父親、前夫、乃至一些她從沒想過和自己關係親近的人的感受。不過照片、文字、甚至事實都不夠，都是沒有生命的片段，而納菲西尋尋覓覓的，毋寧是夾在片段之間的空白－－那些緘默的部分。
在伊朗，個人是瑣碎的，私密是不可說的。納菲西藉由撥擾最深處的記憶，挑戰了私密即禁忌的伊朗習俗。在書中她坦言自己的祕密，拼湊母親的祕密，甚至發現了父親、乃至更多意外之人留下的空白，整個過程讓她從別人加諸於己身的世界掙脫，終於說出了屬於自己的故事。原來，故事的終點不是完結，而是理解。

作者简介

阿颯兒．納菲西（Azar Nafisi）
因緣際會，因為牛津獎助金，她有機會到德黑蘭大學教授英語文學。先後在伊朗的三所大學待過，但由於不願遵從回教婦女戴面紗的規定，受到壓力，被德黑蘭大學逐出校園。於一九九七年前往美國，目前任教於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文章遍及《紐約時報》、《華盛頓郵報》、《華爾街日報》以及《新共和雜誌》，並活躍於廣播與電視節目。著有《反地域：納伯科夫小說批評》、《在德黑蘭讀羅莉塔》。

译者简介
朱孟勳
政大西洋語文學系畢，曾任出版社編輯，現為專職翻譯。譯作包括《玫瑰迷宮》、《失竊的孩子》、《美人魚的椅子》、《國王的五分之一》、《魔鬼的羽毛》、《戰前酒》、《鴿子與劍》

精彩书评

納菲西選擇的不是喧嘩的方式面對歷史與時代，她用安靜地回憶與控訴讓歷史還原真相，讓時代找回記憶，讓家族與個人的生命重新復活。
─韓良露

精熟西方文學又具備說故事的天賦，納菲西懂得如何鋪排陳述並引誘讀者。她的家庭祕密在一場挾帶憤怒、屈辱與謊言的洪水裡滔滔而至。
─《紐約時報》

一本美麗又感性的書……納菲西對文化之力改變生命與社會的信念，鼓舞人心。
─《泰晤士報》

目录

前言
第一部 家族神話
第一章 賽菲
第二章 爛遺傳
第三章 學會撒謊
第四章 咖啡時間
第五章 家庭的束縛
第六章 聖人
第七章 家中有人過世
第二部 教訓與學習
第八章 離家
第九章 魯達貝的故事
第十章 在史考特福斯館
第十一章 政治與陰謀
第十二章 德黑蘭市長
第十三章 革命的預演
第三部 父親的監牢
第十四章 一個普通的罪犯
第十五章 監獄日記
第十六章 職業婦女
第十七章 門當戶對
第十八章 像那樣的女人
第十九章 婚姻生活

精彩书摘

第一章 賽菲
我經常反覆自問，母親口中與第一任丈夫的邂逅，有多少成分是出自她的想像虛構。若非有照片為證，我會懷疑他是否真的存在過。有位朋友曾提及母親對「不喜歡事物的抵抗令人佩服」，由於生活中有太多令人不喜歡的事物，因此她杜撰關於自己的故事，並且讓自己深信不疑，反過來令我們懷疑起自己所確信的事物。
在她心中，他們的戀愛始於一支舞。在我看來，比較可能的情況是，他父母向她爸爸提親，經由父母之命安排一樁門當戶對的婚姻，在一九四○年代的德黑蘭這是傳統普遍的做法。不過多年來，她不曾改變過她的說法，就像她堅持對其他事情的說法一樣。她在她叔叔的婚禮上認識他，她刻意提起那天早晨她穿的是印花的中國縐綢洋裝，傍晚則換上女爵緞子洋裝，他們跳了一整晚的舞（「在我父親離開後，」她總是這麼說，接著立刻又補充：「因為沒有人敢在我父親面前跟我跳舞。」）。第二天，他就向她求婚了。
賽菲！我不記得曾經在家裡聽過他的姓。我們應該以適當的陌生感，像鸚鵡學舌般稱他為母親的第一任丈夫，或他的完整名銜，賽夫．莫爾克．巴亞特（Saif ol Molk Bayat），但是對我而言，他永遠是賽菲，我們日常生活裡好脾氣的部分。他輕而易舉融入我們的生活，就像他在結婚照片裡站在她背後，淘氣且出其不意地把她從我們身邊捲走。我有他們結婚當天拍的兩張照片－－比我們父母的結婚照還多。賽菲一頭淺色髮和一雙褐色眼，看起來一派輕鬆，親切和善，而母親站在人群的中央，姿勢僵硬，像個孤立的中央裝飾。他似乎散發著平靜、自信的幸福。不過也許我搞錯了，也許我在他臉上看到的不是希望，而是徹底的絕望。因為他也有他的祕密。
即便在孩提時代，她的故事就令我感到不對勁。它不真實到有問題。大多數人都有誇大自己潛能的方式，不只對自己能做的事，更對自己可能會做的事。我不認為母親不具跳舞的資質，糟糕的是，她不肯跳舞，雖然大家都說她是個很會跳舞的人。跳舞代表歡樂，而她對自己抗拒歡樂或任何同類的放縱的能力感到非常自豪。
在我整個童年和青少年期間，即使此刻在這個與我記憶中的德黑蘭距離十分遙遠的城市，那另一個幽魂般的女人的陰影，那個跳舞、歡笑、戀愛的女人，始終干擾著我對母親的記憶。我覺得如果我能理解她在何時停止跳舞－－何時不再願意跳舞－－就能找到解開母親之謎的關鍵，讓我終於能夠接受母親。因為如果你相信她的故事，那麼我幾乎是打從一開始就排斥我的母親。
我有三張母親和賽菲的合照，其中兩張是結婚照，不過令我感興趣的是第三張，那張照片比其他兩張小得多，是他們野餐時坐在大石頭上的合影。他們笑臉對著鏡頭，她依偎著他，就像感情親暱的人們輕鬆相處時的模樣，而且不需要把對方抓得太牢。他們的身體似乎自然而然相互契合。看著這張照片，我發現這個正值青春年華、或許尚未變得拘謹的女人，是有可能放掉矜持讓自己開懷的。我在這張照片裡發現了母親在現實生活中不曾對我們展現的感官追求。什麼時候？我會問，你是什麼時候從高中畢業的？你嫁給賽菲是幾年以後？他是做什麼的？你什麼時候認識爸爸？這些單純的問題她從不正面回答。她太沉迷於自己的內心世界，不願受這些瑣碎的細節干擾。不論我怎麼問她，她總是告訴我千篇一律的故事，聽到我幾乎都可以倒背如流。後來我離開伊朗時，我請我的一位學生去訪問她，並準備了一些特定問題給她回答，結果我得到的答覆還是相同的故事。沒有日期，沒有具體的事實，沒有任何超出我母親固定範本的說法。
幾年前，在一場家庭聚會中，我碰到一位可愛的奧地利女士，她是一位遠親的太太，當年曾經參加母親與賽菲的婚禮。她之所以對這場婚禮記憶深刻，是因為新娘的出生證明莫名其妙失蹤，引起了不小的騷動與混亂。（在伊朗，若有結婚與生子，都必須登記在出生證明上。）她嘴角略帶一抹笑，告訴我後來才發現新娘的年紀比新郎大了幾歲。母親最新的出生證明上並未提及她的初次婚姻。根據這份證件的記載，也就是她宣稱遺失之後補發的那份，她出生於一九二○年。但她堅持其實自己是出生於一九二四年，她父親把她的年齡報大了四歲是因為想提早送她入學。父親告訴我們，母親補辦出生證明時把真實年齡少報了四歲，因為這樣她才可以申請駕照。當現實不符合母親的需求時，她就會大費周章的重新改造現狀。
有些現實是記載於資料上的。她的公公薩罕姆．索丹．巴亞特（Saham Soltan Bayat）是個有錢的地主，親身經歷了一個王朝，也就是卡加王朝（Qajars，一七九四至一九二五年）被另一個王朝，也就是巴勒維王朝（一九二五至一九七九年），取而代之。他不但存活下來，而且還藉著政權的轉換飛黃騰達。母親有時誇稱自己的娘家和賽菲家有血緣關係，他們都是卡加國王的後代。在我成長的五、六○年代，根據官方史書的說法，與代表舊專制政權的卡加王朝沾親帶故，絕對不會替自己臉上貼金。父親會嘲謔地提醒我們，所有伊朗人或多或少都與卡加王朝沾親帶故。他會說，其實與卡加王朝毫無關聯的人才是真正特殊的一群。卡加王朝統治這國家一百三十一年，妻妾成群，子孫滿堂。
他們和之前的國王一樣，似乎都從各行各業、各種階級挑選妻妾，只要能滿足他們幻想的皆可：公主、園丁的女兒、貧苦的村姑，都在他們收藏的嬪妃之列。有一位卡加國王，法斯．阿里（Fath Ali Shah，一七七一至一八三四年），據說娶了一百六十個嬪妃。睿智的父親通常會補充道，當然那只是故事的一部分，既然歷史是勝利者撰寫的，尤其在我國更是如此，我們就應該對所有關於卡加王朝的說法持保留態度，畢竟伊朗是從卡加王朝開始走向現代化的。他們是失敗的一方，因此另一方可以任意說他們。即使當時年紀還小，我都隱約感覺到母親提起自己與卡加王室的關係，主要目的是為了貶低她和父親眼前所過的生活，而非為了吹噓過去的光榮。她的勢利是隨興發作的，她的偏見局限於她個人王國內的規矩與律法。

前言/序言

大多數男人欺騙太太是為了搞外遇，我父親欺騙太太卻是為了擁有幸福的家庭生活。我替他感到難過，從某個角度來說，我甚至主動去填補他的空虛。我收集他的詩，聽他訴苦，幫他挑選合適的禮物，起先是送給我母親，後來是送給他愛上的女人。日後他宣稱他與這些別的女人之間的關係，多半不是為了慾，他所渴求的是她們帶給他的溫暖與肯定。肯定！我的雙親讓我深深領悟到，渴求他人肯定的這份慾望是多麼具殺傷力。
我們是個喜歡說故事的家庭。我父親留下一本付梓成書的回憶錄和一份更吸引人卻未出版的回憶錄，以及一千五百多頁的日記。母親雖不寫作，但她告訴我們許多她過去的故事，故事通常以一句話結尾：「可是我一句話也沒說，我保持緘默。」她是真心相信她不曾透露過自己的私生活，只不過儘管她如此認為，但除了她的私生活，她似乎很少談論別的。若她地下有知，絕不會贊成我寫回憶錄，尤其是家庭回憶錄。我自己也沒想到有一天我居然會寫關於我雙親的回憶錄。伊朗的傳統文化習俗是絕不會把個人私事拿來張揚的：套句母親的話，家醜不外揚，更何況私生活過於瑣碎，不值一寫。實用的人生故事才值得一提，就像我父親最終出版的那本回憶錄，那是對他自己不切實際的理想投射。我不再認為我們能夠保持緘默，說實在的，我們不曾真正緘默。我們透過自己所成為的人，多少道出了我們的經歷。
我四歲時，父親開始寫日記。日記是寫給我的，數十年後當我有了自己的孩子時，他才把日記交給我。頭幾頁寫的是如何善待他人、體貼別人。接著他就開始數落母親，埋怨她不再記得她曾經喜歡他，樂於有他作伴。他寫道，雖然我只是個小孩，卻是他唯一的安慰與精神支柱。他建議我將來結婚應該試著做丈夫的知己兼同伴。他敘述了一件事，就是當他和我母親爭吵時，我就像「和平天使」一樣，拼命分散他們的注意力，逗他們開心。我的同情就和祕密活動一樣危險：因為這種罪過是母親所無法原諒的。弟弟和我拼命討他們兩人歡心，但不論我們多努力，他們總是不高興。我母親會把頭撇開，望著遠方，彷彿對一個隱形交談者會意地點頭，似乎在說：「我不是早就跟你說了嗎？我不是早就說了嗎？」好像早在我父親有出軌的意圖前，她就知道他會外遇。她把這種認知視為既成的事實，而當這件事成真時，她似乎從中得到一種墮落的歡愉。
在我舉家離開德黑蘭、遷往美國幾年後，我聽說病重的母親好幾天都不肯上醫院，非得要等她公寓的門鎖換過。她咕噥道，那個人和他的婊子會像以前一樣闖進來，把她剩下的財物洗劫一空。「那個人和他的婊子」指的是我父親和他第二任的太太，母親把自己的倒楣事都怪罪到她頭上，包括莫名失蹤的金幣收藏和兩箱的銀器。當然，沒人相信她。我們對她的空穴來風早就習以為常，因此我們任她去說，從沒把它當一回事。
她會逐一想起過世的親人，包括她母親、她父親，以及她的第一任丈夫，然後把錯怪到我們頭上。到後來，我們任何一個都無法跨出她虛構的世界。她不是要我們對她效忠，而是要我們對她的故事效忠。
我父親的故事就比較平鋪直敘，至少有很長一段時間我是這麼認為。他藉由故事讓我們知道關於他個人、他家族和波斯古典文學中的伊朗—伊朗這個主題尤令他著迷。我就是這麼發現文學新大陸，並對我國歷史產生概念的。他也向我們說母親的故事，不過說的是他的版本，所以我們經常在兩個世界的陰影下躊躇不決。
有生之年，弟弟和我始終深陷於父母告訴我們的虛構世界—─關於他們自己的和別人的虛構世界。雙方都要我們以有利於他或她的立場，去評斷對方。有時我覺得自己受騙上當，彷彿他們不曾讓我們擁有屬於我們自己的故事。直到此刻我才明瞭，原來他們的故事也等於我的故事。
親近的人過世時，會讓我們覺得世界一分為二。一個是陽間，令我們終究不得不向它低頭，另一個是陰間，它就像個憑空想像的朋友(或死對頭)或地下小妾，頻頻召喚，不斷令我們想起失去的親人。記憶是什麼？不過是潛伏於心靈角落的幽魂，打斷我們正常的生活作息，擾亂我們的睡眠，好提醒我們某種隱約的痛苦或歡樂，某件已沉寂或被忽略的事？我們想念的不只是他們仍在的時候，或他們對我們的感想，最重要的，是他們怎樣讓我們產生對自己或對他們的感想。
母親要我們對她做何感想？唯一能讓我強迫自己面對她已不在人世的方法，就是提出這個問題。有時我不免懷疑，也許她並非總是與我無關，可是當她在世時，我卻一心只顧反抗她，根本無法理解這一點。她在談論自己和她的過去時，言談舉止間有某種令人動容之處，彷彿她也是虛構的，占據了另一個女人的軀體，戲謔地在我們面前現身，如螢火蟲般發出閃爍的光。如今我追求的是那些螢火蟲時刻，那些時刻透露出母親和我們自己什麼事？
我在伊朗的最後幾年，對母親的往事著了迷，甚至從她幾張照片中竊取往事。這似乎是進入她過去的唯一途徑。我成了竊取記憶的賊，除了蒐集她的照片之外，也蒐集她成長、結婚和養育孩子的舊德黑蘭的照片。我的好奇演變成入迷，但這些其實都不怎麼管用，照片、文字描述、甚至事實，都是不夠的，只揭露了某些細節，卻始終是沒有生命的片段。我所尋覓的是中間的漏洞─—緘默的部分。這是我看往事的角度：考古挖掘。在殘垣瓦礫中篩選過濾，這兒挑一塊，那兒撿一塊，幫它貼上標籤，記錄發現的地點，註明日期與時間。我追尋的不只是地基，而是更加伸手可及卻又虛無飄渺的東西。
我絕對無意把這本書寫成政治或社會評論，或實用的勵志故事。我想訴說的是一個家庭的故事，故事背景處於伊朗政治與文化史上動盪不安的年代。從我外祖母出生的二十世紀初到我女兒誕生的二十世紀末，中間發生了許多關於這些時代的故事，其中有塑造今日伊朗的兩次革命，革命導致無數分裂與矛盾，最終瞬息萬變的動亂成了唯一不變的常態。
外祖母出生於二十世紀初，當時統治伊朗的是個不穩定的專制王國，而且施行嚴格的宗教法，認可投石刑、一夫多妻制，以及女童九歲即可出嫁的種種習俗。婦女幾乎足不出戶，即使出門也得從頭包到腳。女人沒有學校可以就讀，只有某些貴族會幫女兒聘請私人的家教到府授課。然而這故事又有它的另一面，未來將藉著種種顛覆所有舊禮教的文化與政治危機，顯露其蒼白剪影。外祖母見證了一九○五年至一九一一年的立憲革命，這是中東地區的創舉，幫助催生了現代化的伊朗，此舉振奮了社會各個不同階層，包括主張進步的神職人員、少數族群、知識分子、某些貴族成員以及婦女，有些婦女開始支持革命分子，成立地下組織，要求受教育的權利。到了一九一二年，有一位派駐伊朗的美國財政顧問，對於伊朗婦女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能有這般長足的進展，感到不可思議，因為她們所享有的全新自由，是西方婦女歷經許多歲月、甚至許多世紀的爭取才獲得的。他說：「一九○七年以來的波斯婦女，若稱不上世上最激進，也幾乎已成為世上最先進的女性。這番聲明推翻了再努力幾世紀也不會有什麼變化的觀念。此乃事實。」
該如何形容我母親於一九二○年代中期與一九三○年代的童年與青少年時期？那時代的本質脆弱且矛盾，到了三○年代，閃爍不定的可能性已達到某個地步，母親甚至可以不戴面紗出入公共場合，進入法語學校就讀，並在參加婚禮跳舞時，認識且愛上第一任丈夫─—這都是二十年前不可能發生的事。然而她的時代又有另一種面向，就是不願放開已消失的過去。禮薩．沙．巴勒維(Reza Shah Pahlavi，簡稱作禮薩國王)在努力加快現代化的步調時發布了一項命令，硬性規定婦女出門不准戴面紗，禁止男性穿傳統服裝，而我的祖母(父親的母親) 卻和許多其他伊朗婦女一樣，不肯出家門一步。國王的命令終於在一九四一年廢除，不過這件往事依然激起層出不窮的問題與分裂。
等到我成長的一九五○和六○年代，我們已經把受教育和閱讀各類書籍，參加派對和看電影，視為理所當然。我們見證了女性活躍於各行各業，在國會裡嶄露頭角—有一段短暫的時期，包括我母親在內─—並且躋身各部會首長。可是到了一九八四年，我自己的女兒，在伊斯蘭革命五年後出生的女兒，卻面臨相同禮法的復辟，這些舊禮教在我外祖母和我母親的時代曾經遭廢除。我女兒將在小學一年級時被迫戴上面紗，如果在公共場合露出頭髮，她將會受罰。她那個世代終究得鼓起自己的勇氣去抗爭。
在本書中，我志不在歌詠歷史性的片段，而是在那些稍縱即逝的交錯點─—個人生活的吉光片羽與性格，反映在一個更宏大、更普遍的故事上，並與之產生共鳴。
那些私密與公眾之間的交錯點，是我在伊朗動筆寫第一本書，也就是以納伯科夫(Vladimir Nabokov)為題的書時，所要追求的東西。我想從我不同時間閱讀這些小說所產生的不同感觸，去討論這些小說。但那是不可能的，不僅因為我無法坦白寫出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政治與社會真實生活，也因為國家將個人與私密經歷視為禁忌。
約莫此時，我開始在日記裡列出一份「我所緘默的事」清單。在這標題底下，我寫了：「在德黑蘭墜入情網。在德黑蘭參加派對。在德黑蘭看馬克思兄弟(Marx Brothers，五兄弟為美國知名喜劇演員)的作品。在德黑蘭讀《羅莉塔》。」我寫關於壓制性的律法與執行，關於公開場合與政治上的禁忌。最後我不自覺地寫起私密的背叛，包含我自己和那些我從沒想過和我關係親近的人。
緘默有非常多不同的形式：專制國家強迫百姓所保持的緘默，不但竊取他們的記憶，改寫他們的歷史，還把國家認可的身分硬塞給他們。或見證者的緘默，他們選擇忽視或不說出真相。或被害人的緘默，他們的緘默有時反而使他們成為發生在自己身上罪行的共犯。另外還有我們縱容自己關於自己的緘默，創造我們的神話，那是我們加諸於自己現實生活的故事。早在我領悟到一個冷酷無情的政權，是如何將它自己的形象強行加諸於它的國民身上，並竊取他們的身分與自我定義之前，我已經體驗到它對我私生活的入侵，對我家庭生活的侵犯。而且早在我瞭解被害人如何成為政府罪行下的共犯之前，就在更切身的層面中，發現了共犯的羞恥。從某種意義來說，這本書是針對我的自我反省與內在批判的一個回應。
或許所有故事最常見的共通點之一是敘述不在人世的雙親，迫切需要藉此來填補他們的去世所留下的空虛。這個過程最後的終點不是完結─—至少對我而言不是─ —而是理解。這份理解不見得可以帶來平靜，卻或許可以藉由敘述的過程使我們認同我們的父母，經由某種形式使他們重新復活，現在我們終於可以做主，塑造我們自己故事的輪廓。
導讀
可以帶得走的家 交通大學外文系教授 馮品佳
伊朗裔的女作家阿颯兒．納菲西(Azar Nafisi)在二○○三年以她的回憶錄《在德黑蘭讀羅莉塔》(Reading Lolita in Tehran )在世界文壇一炮而紅，隨著盛名而來的是伊朗離散社群對於納菲西藉由閱讀西方文學經典的脈絡批判伊斯蘭政權的強烈反應。曾經有伊朗裔的學者將納菲西比擬為凌虐伊拉克戰俘的美國女兵，指控她是小布希政府與美國新保守主義的馬前卒；德黑蘭大學的一位文學教授也認為納菲西是靠著東方主義式的刻板印象以及故意錯誤呈現伊朗與伊斯蘭文化獲得西方讀者的青睞。文學盛名對於納菲西而言，似乎加深了她與祖國的距離，在敏感的美伊關係與政治情勢下，緬懷故鄉也成為一種危險的行動。然而納菲西除了在各種公開場合為自己辯護之外，於二○○九年再接再厲出版了第二本回憶錄《我所緘默的事》(Things I’ve Been Silent About )，討論更為私密的家庭關係，特別是她與父母之間愛恨交集的情感。或許是因為她的父母都已經逝世，納菲西在《我所緘默的事》中的直言不諱才不至於造成她與家人之間的鴻溝、甚至決裂，反而使得她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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