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04-11 09:15:38 來自: 田方萌
帶一本書去巴黎的評論 3 star rating3 star rating3 star rating 3

對於九十年代末的中國大學生，林達談美國的係列叢書曾經是這一代青年自由主義的啓濛讀物。作者娓娓道來，循循善誘，通過一個個精彩的故事深入淺齣地說明瞭美國憲政的設計原理。我的一位老師對每一屆本科生都推介這套叢書，並要求他們寫齣讀書報告。國內一位自由派的政治學者曾對我說，林達那三本大眾讀物對自由主義普及的貢獻，遠超過許多精深的學術著作。在思想史的意義上，林達屬於潘恩式的人物。《近距離看美國》不正是中國版的《常識》嗎？

然而啓濛者也不免有自身的局限和偏見，這卻是我們在接受啓濛的同時不得不警覺的。安替兄曾提到，旅美作傢林達和薜湧是中國安插在美國的一南一北兩大臥底。世紀之交，林臥底帶著雨果的《九三年》到巴黎遊瞭一圈，遍訪與法國大革命有關的曆史建築。此行的遊記後來成書，就是前兩年齣版的《帶一本書到巴黎》。該書主旨在於對比美國的製憲過程，批判法國大革命的激進路綫。林達以優美的筆觸描繪瞭法國文化精緻優雅的一麵，更襯托齣革命的血腥和殘暴。作為生在紅旗下長在新中國的一代，林達在近現代政治革命的溯源地冷靜對革命提齣質疑，這種反思無疑是值得肯定的，在中國大陸也具有相當的啓濛意義。然而作者對文明和人性的認識卻存在著極其偏狹的一麵。

書中有一段對古希臘文明的殞落大發感慨：“文明在那個時代，就是軟弱的同義詞。當我們看到，在人類早期弱肉強食的大環境中，雅典人在那裏發展文明，培育生長著民主製度的萌芽，雕琢著精美的石雕，胸中醞釀著史詩的激情；同時，我們又看到，鄰近的斯巴達，紀律嚴明，全民皆兵，整個國傢如同一個兵營。。。這幅景象，就像在狼群中，看到一隻浪漫的羊一樣。那是人類在比誰的牙齒尖利的時代。”這段評論，如果算不上幼稚，也是書生氣十足。軍事力量的競賽就像詩歌繪畫一樣，貫穿人類社會生活的整個曆史，並非兩三韆年前人類纔比拼“牙齒尖利”。今天軍備競賽的規模和烈度比冷兵器時代不知生猛瞭多少倍。文明在那個時代，也不是軟弱的同義詞。雅典人並不像林達描繪地那樣隻會寫詩雕刻，他們在薩拉米斯海戰中曾經大敗波斯艦隊。軍事史傢富勒認為，這一戰奠定瞭以後西方文明的基石。怎麼可以把雅典隻比作一隻任人宰割的綿羊？

林達在這裏的價值判斷上的問題就更大瞭。古希臘文明本身就是多元化的，即有雅典的燦爛，也有斯巴達的勇猛，馬其頓還齣過亞曆山大大帝這等戰功赫赫的人物。將文明的尺度縮小到內政和文藝領域，極大地局限瞭作者觀察和評價曆史的視角。林達的文明觀在該書結尾處錶達地更明確：“從這一天起，法國人終於明白，不是因為有瞭拿破侖，而是因為有瞭雨果，巴黎纔得救瞭，法國纔得救瞭。”我猜測，大多數法國人可能不這麼想。拿破侖和雨果無疑都是法國的傑齣人物，法蘭西的優秀兒女。至於誰拯救瞭這個國傢，這要看哪個維度。從道義上講，是雨果；從實力上講，是拿破侖。希特勒的時代，沒有拿破侖這樣的人物，法國還真就亡國瞭。雨果之類的大文豪恐怕也隻能到倫敦或紐約當流亡作傢。拿破侖的戰敗，像所有這類軍事傢一樣，在於一味擴張，失去瞭節製。如果一八一二年他不去遠徵俄國，今天歐盟一體化可能會省好多事。

在看《帶一本書到巴黎》之前，我有滋有味地讀瞭一遍雨果的《九三年》，發現這位法國作傢倒沒像林達那樣，隻是一味強調道義的一麵。林達對他的閱讀印象是：“在雨果的一部部作品中，站在最矚目位置的，是弱者，是沒有階級、地位、血緣、道德等任何附加條件的弱者。他把社會如何對待弱者，作為一個社會進步的標誌，放在瞭世界麵前。”如果說《巴黎聖母院》和《悲慘世界》是這樣，《九三年》這部小說錶達的精神卻更為豐富。一方麵作者同情水手、乞丐和農婦等下層百姓；另一方麵，他也景仰朗特納剋爵爺這等具有領袖魅力的人物。在雨果的世界裏，對人道主義的關懷和對英雄主義的崇敬同時存在。讀者在閱讀小說的時候可以各取所好。但我總覺得相比於書中其他人物，雨果在那位保皇黨領袖身上用瞭最為濃墨重彩的一筆，而不是林達講得總是把弱者放在矚目的位置。

林達的人性觀和他的文明觀一樣偏狹：“進步，走嚮文明與人性的進步，是人類的本性。”這句話與其說是判斷，不如說是一種嚮往。我承認人性中有追求仁義和美好的一麵，但是訴諸暴力和邪惡的傾嚮一點不比前者差，如果不是更甚。讀過小說《黃禍》的人都會有印象，核戰爭的前景並非沒有可能。這不光是小說傢的幻想，亨廷頓這位國際關係學界的頂尖學者也在《文明的衝突》中作過類似的沙盤推演。人類的本性說到底，應該迴到達爾文那裏，就是追求個體的生存和後代的繁衍。或善或惡，哪種生存策略有利，哪種品性就會得到繼承和張揚。這並不排除某些人在某些情況會做齣超越生存意義的行為。

林達的偏狹並不妨礙我們對他的全麵認識：啓濛者的價值和價值的局限同時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