遗民、疆界与现代性：汉诗的南方离散与抒情（1895-1945） 港台原版 高嘉谦 台湾联经 epub pdf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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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1895-1945）》

出版地：台灣  作者：高嘉謙  出版社：聯經出版公司  出版日期：2016/09/13

語言：繁體中文  ISBN：9789570847970

規格：精裝 / 568頁/ 25k正/ 14.8 x 21 cm /普通級/單色印刷/初版

內容簡介

關注19世紀末至第二次中日戰爭時期中國境外的「南方」書寫

19世紀以降中國東南沿海華人移民海外已經蔚為風潮，乙未割臺、辛亥革命，以迄抗戰軍興更讓許多別有政治、文化懷抱的士子文人也參與了這一行列。他們漂泊離散，仕隱進退之間，寫作的境外漢詩，勾勒了繁複的文學播遷軌跡，亦辯證政治／文化遺民的精神處境。

從臺灣、廣東到香港；從新加坡、馬來半島到蘇門答臘，他們藉由文化、宗族和經濟的紐帶，將渺遠的唐山化為一處處在地的「現場」，竟然也形成無遠弗屆的疆域──一種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不能想像的「想像的共同體」。這是地理空間意識的變異與重塑，也是漢詩的越界與生產。漢詩有著源遠流長的傳統，作為士人文化心靈的寄託與投射，漢詩因此成爲一代流亡知識分子銘刻歷史嬗變，見證家國離散，辯證現代性zui重要的文學實踐。

《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1895-1945）》是學者高嘉謙考察19世紀以降，面對世紀的新舊交替，殖民與西學衝擊，在中國南方、臺灣與南洋的詩人群體的離散際遇。從他們寫於境外的漢詩創作，探究一個政治／文化遺民的精神處境及漢詩文類的越界與現代性脈絡。

漢詩有著源遠流長的傳統，作為士人文化心靈的寄託與投射，漢詩因此成爲一代流亡知識分子銘刻歷史嬗變，見證家國離散的重要文學實踐。尤其經歷乙未、辛亥兩次政治鉅變，士紳百姓大規模遷徙，文化與文學的播遷軌跡尤其繁複，漢詩的流動與生產由此構成理解與辯證現代性zui值得注意的文學形式。

漢詩的發展不僅僅侷限於中原國土疆界，從明清使臣、商賈的朝貢外交、貿易網絡，甚至更早的僧人、儒者的文化交流，促成中國邊境之外的漢字文化圈和漢字文化流動的區域──朝鮮半島、日本、琉球、越南、臺灣、新馬，都曾經有過漢詩蓬勃發展的生態。本書著眼於19世紀後期以降的文人跨洋出境，更大的意義是在「域外」或「境外」的位置上，突出一個漢詩寫作的意義和譜系。作者高嘉謙處理的時間跨度，始於一八九五年的乙未割臺事件，收束在日軍投降、二戰結束的一九四五年。前者從近代中國第1批遺民的誕生展開論述，後者以戰爭期間南來作家郁達夫的失蹤死亡，做為流寓詩學一個曖昧的結束或再生產。

此外，《遺民、疆界與現代性》關注的現代性面向，將放在時間和離散兩個部份。前者陳述了帝國覆滅、國體肇新，殖民體驗、都市化和文化與語言變革等等鉅變，將中國及東亞周邊導入現代化的線性時間。除了時間感，本書強調的現代性視域，另指向空間地理變異的體驗。

本書勾勒的脈絡，在於提出從中國境內到境外，一批傳統教養的士人階層，在紛亂時局內的離散際遇，以及透過漢詩展現的主體經驗。本書將透過遺民、離散、境外等關鍵的幾個概念範疇，去開展二十世紀漢詩寫作呈顯的現代性的種種可能。第1章講述晚清以降，士人投入古典詩學的寫作與論述。第二章從甲申、乙未與辛亥，遺民應世進退的三個歷史時刻切入，討論遺民與詩處理時間的形式。第三章清楚描述一個區域文學的可能規模，清理流寓類型與離散概念。第四章試圖論述臺灣漢詩譜系與遺民詩學的結構性起源：棄與地方意識的影響。第五章討論陳伯陶、《宋臺秋唱》與香港遺民地景，重新反思遺民身份的「發明」和「自我確認」，同時揭示民初香港離散詩學的重要特徵，殖民地裡想像與重申的遺民空間。第六章論述了康有為的南洋憂患。第七章敘述文人邱菽園的文人品味及文化資本積累而成的文學空間，zui大的意義在於建構了一個中國、臺灣、香港與南洋區域之間的漢詩人交遊的網絡。第八章是從南來文學的場景，描述文化遺民面對的現實飄零與時空錯置。總結前面幾章的討論，提出文學現場的觀察。漢詩寫作、境外遷徙、遺民認同，三者構成的意義，連結到一個二十世紀漢文學播遷的區域客觀現實，補強了文學史看不見的「現場」。

作者簡介

高嘉謙

國立政治大學中國文學博士，現任臺灣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曾於捷克布拉格查理士大學客座講學。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近現代文學、漢詩、民國舊體詩詞、臺灣文學、馬華文學。著有《國族與歷史的隱喻：近現代武俠傳奇的精神史考察（1895～1949）》（台北：花木蘭出版社，2014）。編輯《抒情傳統與維新時代》（上海：上海文藝，2012，與吳盛青合編）、馬華文學的日本翻譯計畫「臺灣熱帶文學」系列（京都：人文書院，2010-2011，與黃英哲等合編）、《從摩羅到諾貝爾：文學.經典.現代意識》（台北：麥田，2015，與鄭毓瑜合編）、《散文類》（台北：麥田，2015，與黃錦樹合編）。

目......錄

序／開往南洋的慢船／王德威

導論
第1章：漢詩的文化審美與南方想像
緒言
第1節　從漢詩想像「文化遺民」
第二節　漢詩的文化意識與歷史際遇
第三節　南渡與南方的遷移
第四節　漢詩與境外南方
第五節　各章內容和研究文獻說明

第二章：遺民、詩與時間的敘事
第一節　遺民的三個歷史時間：甲申.乙未.辛亥
第二節　抒情技藝與詩史顯像
第三節　流亡詩學與異域飄零
第四節　儒家詩學與殖民地風雅
第五節　遺民之死與詩的鬼域
...

序

開往南洋的慢船

南中國海方圓三百五十萬平方公里，公元前三世紀就已進入秦帝國的視域。中古以來，這塊海域上貿易航線大開，各種文明來往交織。16世紀初葡萄牙人來到馬六甲海峽，此後四百年歐美殖民勢力入侵，無所不用其極。與此同時，中國人─商旅和苦力，使節和海盜、亡命者和革命者─絡繹於途，帶來更深遠的影響。時至今日，從馬來半島到菲律賓群島，從香港到爪哇，超過三千五百萬華裔在此落地生根，形成廣義的南洋文化。

這是高嘉謙教授專著《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漢詩的南方離散與抒情（1895-1945）》的背景，全書的焦點則集中19世紀末至第二次中日戰爭時期中國境外的「南方」書寫。十八世紀以來東南沿海華人移民海外已經蔚為風潮，乙未割臺、辛亥革命，以迄抗戰軍興更讓許多別有政治、文化懷抱的士子文人也參與了這一行列。當神州大陸不再是托命之地，他們四處漂泊、流寓他鄉，成為現代中國第1批離散知識分子。那是怎樣的情景？康有為、丘逢甲、邱菽園、許南英、郁達夫……，南中國海一艘又一艘的船上，我們可以想見他們環顧大海，獨立蒼茫的身影。

比起當時絕大部分南下的華人，這批行旅者曾經接受正宗傳統教育，對時代的劇變因此有更敏銳的感觸。不論維新或是守舊，他們一旦被拋擲在故國疆域之外，自然有了亂離之感。而當他們將這樣的情懷付諸筆墨時，他們選擇古典詩詞作為書寫形式。面向一個充滿驚奇與嬗變的世界，他們頻頻回首，感時傷逝，因此有了朝代的─也是時代的─遺民姿態。

在名為現代的世紀裡，我們要如何處理這群文人的位置？高嘉謙的專書提出了極具挑戰性的問題：如果新的世紀以梁啟超所謂的「新民」作為動力，這些「遺民」也可能帶來新意麼？他們是時代的落伍者，還是主流的挑戰者？民國建立以後，主權、領土、疆界和國家論述興起，這群文人遠走國境南方以南，他們的離散書寫如何指向一種家國以外的空間想像？更重要的是，這些文人以舊體詩詞作為創作依歸。如此，他們的作品還能稱之為新文學麼？橫貫在這些問題之下的，當然是中國現代性的巨大挑戰。

＊

《遺民、疆界與現代性》是當代中文學界第1部處理這些問題的著作。全書共分為八章，討論遺民漢詩、南方離散，與現代文學的複雜關係。開宗明義，高嘉謙對近代遺民譜系重新做出考察。就傳統定義而言，遺民泛指「江山易代之際，以忠於先朝而恥仕新朝者」。遺民傳統可以上溯到周代，宋元以後形成有體系的論述。是在明清世變之際，「遺民」才陡然成為重要的政治選項，甚至延伸為一種獨特的主體意識、生活方式、論述場域。遺民遙念前朝，不勝黍離麥秀之姿，但在他們保守的政治立場之下，卻藏有捨此一步、別無死所的激進心態。這樣的心態一般謂之忠於正朔，但有鑑於明清之際主體思潮的轉變，我們也未嘗不可說是忠於自己。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明清遺民「一意孤行」的荒謬性和戲劇性，已經帶有淡淡的現代色彩。

遺民的本義，暗示一個與時間脫節的政治主體。遺民意識因此指向事過景遷、悼亡傷逝的政治、文化立場。但高嘉謙提醒我們，明末清初朱舜水東渡日本，沈光文寄寓臺灣，他們將前朝故國之思帶往海外，因此將「遺民」意識的範疇從時間的錯置延伸為空間的位移。這一轉變其實和大航海時代的來臨若合符節。有清一代的海外政策儘管時緊時鬆，海疆的動盪已經不是遠在北方的朝廷所能掌握。

清室覆亡前後，有志之士「乘桴浮於海」不再只是抽象的寄託，而成為實際行動了。

是在這樣的認知下，高嘉謙展開了他的論述。書中主要分為兩個部分，第1輯「從臺灣、廣東到香港」處理傳統定義的中國南方邊境的個案，包括一八九五年臺灣割讓日本，丘逢甲輾轉廣東、南洋的行止；臺灣成為日本殖民地後，在地文人王松、洪棄生等人去留、仕隱的決定；香港文人陳伯陶等在英國殖民治下，對宋代宗室遺民地景的發現─或發明。第二輯「從新加坡、馬來半島、到蘇門答臘」處理南方以南的南洋如何成為遺民「現場」，包括戊戌變法失敗後，康有為遠走新、馬的始末；新加坡名士邱菽園的星洲風雅傳奇；郁達夫流亡新、馬，以及在印尼的神祕失蹤；臺灣文人許南英漂泊南洋、死於印尼的悲劇。

我們不難看出高嘉謙的用心：他筆下的遺民從嶺南、臺灣、香港一路南下，跨越南中國海，馬來半島，zui後來到蘇門答臘。這樣的動線以往的遺民論述未曾得見，而所謂的「遺民」定義因此也有巨大改變。丘逢甲乙未後棄守臺灣民主國，康有為戊戌政變後流亡海外號召勤王，王松、洪棄生在臺灣與日本殖民勢力周旋，陳伯陶在英國殖民地香港遙望宋朝遺民，邱菽園定居英屬新加坡，郁達夫、許南英客死荷屬印尼。這些文人各自站在不同的立場─從大清到民國、從宋代到明代宗室、從嶺南到閩南文化─表達他們的故國之思。由此形成的多元、分歧遺民屬性在在暗示以往的論述已經不足以應付20世紀初以來的劇烈變動。

更何況在此之上，高嘉謙筆下的遺民必須面對西方和日本所代表的異國的、進步的政經、文化與知識衝擊。比起前朝那些仍能夠遙望正朔，涕泣不已的遺民，丘逢甲等人無不顯示一種更根本的存在危機。「我們回不去了」，這些遺民zui終的憂鬱來自一種面對時空斷裂，不知何所來、何所之的本體空虛。他們是「現代」降臨後的遺民。

「遺民」之外，高書另一重要命題是「疆界」。學者如葛兆光教授等早已指出，中國傳統地理觀念強調「疆域」而較輕「疆界」；後者的定義其實與現代國家的興起息息相關。疆域不只是土地的統領，也是文化上華夷之辨的判準，而疆界首先強調國與國之間的邊界劃定，以此作為主權的空間界線。1648年，歐洲「三十年戰爭」結束，交戰國簽訂《西發利亞條約》（Peace of Westphalia），明訂國家基本結構和疆界，開啟我們今天熟悉的國際體制。與此同時，歐洲列國又大肆展開世界殖民行動，南中國海恰是兵家必爭之地。

中國被迫進入這一國際舞臺已經是十九世紀中葉的事。「天下」漸遠，作為現代國家的「中國」浮出歷史地表，而國家疆界齟齬每每在列強壓境下凸顯。香港、臺灣被割讓為殖民地只是zui明白的例子。然而從香港、臺灣再南下，問題變得更為複雜。20世紀前半葉的南洋多為歐西殖民勢力侵佔，但在千百萬華裔移民或過客心中，南洋的地理卻另有意義。他們藉由文化、宗族和經濟的紐帶，將渺遠的唐山化為一處處在地的「現場」，竟然也形成無遠弗屆的疆域──一種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不能想像的「想像的共同體」。

而在高嘉謙所處理的菁英社群裡，文人彼此更經過漢詩寫作與流傳，打造同情共感的知識和感覺結構。不論抒情言志或是采風酬庸，漢詩的持續力歷久而彌新。高嘉謙的重點則是，對於流亡或離散海外的孤臣孽子，漢詩縝密封閉的程式成為彼此不期然的通關口令。漢詩和遺民兩者之間產生互為表裡的關係。但如上述，新世紀的海外遺民快速移動在不同的政治立場和地理現場，因而帶來始料未及的現代意義，那麼海外漢詩流轉在多變的語境和傳佈媒介間，是否也投射了中國國境內無從想像的新視野？「華夷之辨」挪到殖民、遺民、與移民的語境，複雜性更無以復加。

如果《西發利亞條約》之後的國際地理由主權國的疆界來決定，那麼跨越疆界的遺民，和跨越疆界的漢詩所形塑的多重空間，就有了始料未及的顛覆意義。準此，高嘉謙介紹了精采的個案。乙未割臺後，四位臺灣詩人做出四種選擇：丘逢甲內渡中國，另起爐灶；洪棄生株守彰化故園，以棄民自況；王松徘徊大陸、臺灣之間，終與日本殖民政權妥協；許南英為謀生計，遠走南洋。他們出入民族的、國家的、文化的以及詩歌的疆界，他們的詩作也反映同樣的移動軌跡。又比如邱菽園出身福建，幼年赴南洋，zui終定居新加坡，因緣際會，成為星洲詩壇盟主，與他往還─或神交─的海外名士包括康有為、丘逢甲、到王松、許南英等。上個世紀初海外漢詩流動之頻繁，由此可見一斑。

＊

20世紀儘管新文學當道，舊體詩的命脈其實不絕如縷。1990年代以來大陸學界拜「重寫文學史」運動之賜，現代舊體詩開始得到注意，時至今日，已經蔚然成風。2014年學者齊聚德國法蘭克福，發表《法蘭克福宣言》，為現代舊體詩正名。即使如此，學界對這一文類的定位莫衷一是，或謂之封建傳統的迴光返照，或謂之騷人墨客的附庸風雅，或謂之政治人物的唱和表演。

如果我們按照新文學史公式，視現代文學發展為單一的、不可逆的、白話的、現實主義的走向，舊體詩聊備一格、每下愈況的特徵就愈發明顯。但文學史不必是進化論、反映論的附庸，更不必是意識型態的傳聲筒。中國文學的現代性如果可觀，理應在於不必受到任何公式教條的侷限。其次，舊體詩只是傳統詩詞籠統的統稱。十九世紀以來，從文選派到同光體，從大陸的南社到臺灣的櫟社，從丘逢甲到呂碧城，舊體詩體制多元，題材有異，書寫、閱讀主體的位置也大相徑庭。換句話說，在文學現有的單向時間表下，我們往往忽略了「現代」這一場域如何提供了「共時性」的平臺，讓舊體詩呈現前所未見的多聲歧義的可能。

這一觀點引導我們再思考舊體詩的「詩」在傳統中國文明裡的意義，無從以學科分類式的現代「文學」所簡化。作為一種文化修養，一種政教機制，甚至是一種知識體系和史觀，「詩」之所以為詩的存有意義遠非現代定義的詩歌所能涵蓋。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現代文人學者衝刺於啟蒙和革命陣仗之餘，驀然回首，卻每每必須寄情舊體詩的創作或吟誦，彷彿非如此不足以道盡一個時代的「感覺結構」。恰恰是現代文人對舊體詩的迎拒之間，有關中國人文精神存續這類的辯證變得無比鮮活。

目前大陸學界有關現代中國舊詩的研究方興未艾，但對海外傳統卻鮮少注意。這當然是國家文學的疆界意識作祟所致。高嘉謙教授的專著及時推出，因此彌補了一大空缺。高以「漢詩」作為討論的文類命名，有其用心。相對「中國舊體詩」，「漢詩」所包羅的文化、地理意涵更為廣泛，何況海外漢詩寫作甚至有了與日本漢詩對話的層次。王松、邱菽園都有與日本殖民官員文人唱和的例子。我們於是看到海外漢詩的多重承擔：一方面延續中華文化的精粹，一方面卻也必然呈現異地與易地風雅的變奏。

如高嘉謙所指出，境外遺民與漢詩所形構的時空座標（chronotope）多半圍繞異鄉故國、咫尺天涯為起點。「詩可以怨」的主題無比鮮明。但既然這些詩歌是在海外離散的情境中生產，懷抱就有所不同。康有為亡命天涯之際，有緣在新加坡成為邱菽園的座上賓，詩酒酬唱之際，不禁感嘆：

中原大雅銷亡盡，流入天南得正聲。
試問詩騷選何作，屈原家父zui芳馨。

這首詩歌感嘆中原正聲傾頹、大雅消亡，是典型孤臣孽子的聲音。但康筆鋒一轉，發現「天南」反而蘊育存亡續絕的線索。從傳統華夷之辨的立場來看，這是異想天開。但唯其如此，我們反而得見「詩可以興」的另類契機。康有為背負「十死身」亡命海外，卻藉詩歌喚起無中生有、死回生的可能。這不是一般審美定義的詩歌；這是古典「詩教」在一個海外現場的魂兮歸來。而這一現場必須奉屈原為名─畢竟那渺遠的「南方」放逐之地從來就是詩騷zui動人的源頭。

另一方面，高嘉謙見證邱菽園的傳奇。邱承襲祖蔭，得以在新加坡廣納海外名士，儼然就是二十世紀的孟嘗君。值得注意的是，詩酒風流之際，邱同樣熱衷中國革命，也對新加坡的風土人情頻頻致意。邱的詩歌一般以「詩史」類型zui為學者稱道，但高嘉謙指出邱詩的多樣性，狹邪旖旎、感時憂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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