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被迫放弃文学创作,后半生数十年文化、艺术、考古、鉴赏、收藏·文物研究的心血之作。
★沈从文常年与文物为伴,结合丰富的历史、文化知识而总结出的经验,以及很多极有见地的观点,值得历史文化、文物爱好者借鉴。尤其是他从美学角度来品鉴,教会我们欣赏文物之美,这可说是文物鉴赏、收藏的必读书,更是美学熏陶的必读书。
★把中华几千年文物,借大家之眼,看一个遍。
★以珍贵文物图片和优美文字,绘出一幅古代民俗的生动画卷。
★名家陆智昌设计,装帧典雅,既便携带,也宜珍藏。
著名文学大家沈从文1949年以后转行做了历史文物研究专家,把满腔爱与美的热忱投入到六千年间中华文物上,专注地和坛子、罐子、绸子、缎子打了近四十年交道,对文物的鉴赏和积淀的艺术观同样是大师级的。本书是“沈从文说文物”系列中的一本,收录了沈从文有关服饰类的考古鉴赏文章,对所谈到的每一时代的服饰特征进行归纳总结,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寻绎出中国古代服饰的发展沿革的历史,对中国的服饰研究有很大贡献。
从新文学转到历史文物
从文物来谈谈古人的胡子问题
《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引言
关于天王府绣花帐子的时代及其产生原因的一点意见
关于赖文光马褂问题的一点意见
古代人的穿衣打扮
沈从文(1902—1988),著名作家、历史文物研究学者。湖南凤凰人,苗族。早年投身行伍,1924年开始文学创作,尝试用各种体式和结构进行创作,为中国文学史上不可多得的“文体作家”。1949年以后,改行文物考古,在文物研究上,他坚持以实物为依据,综合材料、形制、纹样的发展与联系,走自己独特的研究道路,成为新中国文物鉴赏与文物研究的先驱者,取得了堪与自身文学成就比肩的卓越成果。
我从这方面对于这个民族在一段长长的年份中,用一片颜色,一把线,一块青铜或一堆泥土,以及一组文字,加上自己生命作成的种种艺术,皆得了一个初步普遍的认识。由于这点初步知识,使一个以鉴赏人类生活与自然现象为生的乡下人,进而对于人类智慧光辉的领会,发生了极宽泛而深切的兴味。
——沈从文
从写小说到改治文物,而且搞出丰硕的成果,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就沈先生个人说,无所谓得失。就国家来说,失去一个作家,得到一个杰出的文物研究专家,也许是划得来的。但是从一个长远的文化史角度来看,这是不是损失?如果是损失,那么,是谁的损失?谁为为之,孰令致之?这问题还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汪曾祺
从文暂不写小说而专心文物考古,是迫于分工的需要,绝不是改行……(从文)在历史文物考古方面的卓越成就,也只会提高而不会淹没或降低他的文学成就。
——朱光潜
沈老在考古学方面的成就并不低于他在写作上的成功。
——金介甫(《沈从文论》)
沈先生的学术性论文,多半以文物图像为主,并选文献材料加以论证,判断是非,因博闻约取,笔下多有出人意料之创见,为专家和一般读者所共赏……以大量的出土文物和传世文物,如绘画、陶俑、雕塑、石刻、砖刻等艺术品和史志记载为依据,详细论述了各个朝代的各阶级、各民族的服饰式样和特点,及其在民族文化交流中的状况和作用;并且解析了各阶级、各民族在不同时期对服饰审美的不同观点和演变。对于服饰文化同其他方面的相关问题,也作了较广泛深入的探索,提出了许多新问题和新见解,其成就是多方面的。它可以供研究、教学之用。对工艺美术设计,对于古代文学艺术的注释和研究都有重要参考价值。这本书的出版,在物质文化史的研究与古代社会生活的探讨上,无疑是个新贡献,在实事求是的研究方法上也做出了可资借鉴的榜样。
——王亚蓉、王序(《沈从文和他的服装研究》)
秦代出土人形,主要为战车和骑士,数量达八千余人。人物面目既高度写实,衣甲器物亦一切如真。唯战士头髻处理烦琐到无从设想。当时如何加工,又如何能持久保持原有状态?髻偏于一侧,有无等级区别,是一个无从索解的问题,实有待更新的发现。
两汉时间长,变化大,而史部书又特列舆服部门,冠绶二物且和官爵等第密切相关,记载十分详尽。但试和大量石刻彩绘校核,都不易符合。主要原因,文献记载中冠制,多朝会燕享、郊天祀地、高级统治者的礼仪上服用制度;而石刻反映,却多平时燕居生活和奴仆劳动情况。且东汉人叙西汉事已隔一层,组绶织作技术即因战乱而失传,悬重赏征求才告恢复,可知加工技术必相当复杂。近半个世纪以来,出土石刻彩绘图像虽多,有的还保存得十分完整,唯绶的制作,仍少具体知识。又如东汉石刻壁画的梁冠,照记载梁数和爵位密切相关,帝王必九梁。而石刻反映,则一般只一梁至三梁,也难和记载一一印证。且主要区别,西汉冠巾约发而不裹额。裹额之巾帻,东汉始出现。袍服东汉具有一定形制,西汉不甚严格统一。
从近年长沙马王堆出土大量保存完整实物,更易明确问题。又帝王及其亲属,礼制中zui重要的为东园秘器28种中的金银缕玉衣。照汉志记载,这种玉衣全部重叠如鱼鳞,足胫用长及尺许玉札缠裹。从近年较多出土实物看来,则全身均用长方玉片连缀而成,唯用大玉片做足底。王侯丧葬礼仪,史志正式记载,尚如此不易符合事实,其余难征信处可想而知。
又汉代叔孙通虽订下车舆等级制度,由于商业发展,许多禁令制度,早即为商人所破坏,不受法律约束。正如贾谊说的帝王所衣黼绣,商人则用以被墙壁,童奴且穿丝履。
从东汉社会上层看来,袍服转入制度化,似乎比西汉较统一。武氏石刻全部虽如用图案化加以表现,交代制度即相当具体。特别是象征官爵等级的绶,制度区别严格,由色彩、长短和绪头粗细区别官品地位。
武氏石刻绶的形象及位置,反映得还是比较清楚。直到汉末梁冠去梁之平巾帻,汉末也经过统一,不分贵贱,一律使用。到三国,则因军事原因,多用巾幍代替。不仅文人使用巾子表示名士风流,主持军事将帅,如袁绍崔钧之徒,亦均以幅巾为雅。诸葛亮亦有纶巾羽扇指挥战事,故事且流传千载。当时有折角巾、菱角巾、紫纶巾、白纶巾等等名目,张角起义则着黄巾。可知形状、材料、色彩,也必各有不同。风气且影响到晋南北朝。至于巾子式样,如不联系当时或稍后图像,则知识并不落实。其实,仿古弁形制如合掌的,似应为“帢”,如波浪皱褶的,应名为“幍”。时代稍后,或出于晋人戴逵作《列女仁智图》,及近年南京西善桥出土《竹林七贤图》,齐梁时人作《斫琴图》,均有较明确反映。
至两晋衣着特征,男子在官职的,头上流行小冠子,实即平巾帻缩小,转回到“约发而不裹额”式样。一般平民侍仆,男的头上则为后部尖耸略偏一侧之“帩头”,到后转成尖顶毡帽。南北且有同一趋势。妇女则如干宝《晋纪》和《晋书·五行志》说的衣着上俭而下丰(即上短小,下宽大),髻用假发相衬,见时代特征。因发髻过大过重,不能常戴,平时必搁置架上。从墓俑反映,西晋作十字式,尚不过大。到东晋,则两鬓抱面,直到遮蔽眉额。到东晋末齐梁间改为急束其发上耸成双环,名“飞天”,邓县出土南朝画像砖上所见妇女有典型性,显然受佛教影响。北方石刻作梁鸿孟光举案齐眉故事,天龙山石刻供养人,头上均有这种发式出现,且作种种不同发展。但北朝男子官服定型有异于南朝,则为在晋式小冠子外加一筒子式平顶漆纱笼冠。因此得知,传世《洛神赋图》产生时代,决不会早于元魏定都洛阳以前。历来相传为顾恺之笔,由服饰看来,时代即晚。
隋统一中国后,文帝一朝社会生活比较简朴。从敦煌壁画贵族进香人,到青白釉墓葬女侍俑比较,衣着式样均相差不多。特征为小袖长裙,裙上系及胸。
谈唐代服饰的,因文献详明具体,材料又特别丰富,论述亦多。因此,本书只就前人所未及处,略加引申。一为从唐初李寿墓中出土物,伎乐石刻绘画,及传世《步辇图》中宫女看来,可得如下较新知识:初唐衣着还多沿隋代旧制,变化不大。而伎乐已分坐部和立部。二、由新疆近年出土墓俑,及长安新出唐永泰公主、懿德太子诸陵壁画所见,得知唐代“胡服”似可分前后两期,前期来自西域、高昌、龟兹,间接则出于波斯影响,特征为头戴浑脱帽,身穿圆领或翻领小袖衣衫,条纹卷口裤,透空软底锦靴。出行骑马必着帷帽。和文献所称,盛行于开天间实早百十年。后期则如白居易新乐府所咏“时世装”形容,特征为蛮鬟椎髻,眉作八字低颦,脸敷黄粉,唇注乌膏,影响实出自吐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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