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第三版） epub pdf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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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第三版）
　　11位北大老校长：孙家鼐、张百熙、严复、蔡元培、蒋梦麟、胡适、傅斯年、汤用彤、马寅初、翦伯赞、季羡林。
　　5位知名学者：陈独秀、梁漱溟、郑天挺、朱光潜、向达。
　　这16人的精彩人生，见证了北大从晚清走向现代的120年历史，奠定了北大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特殊地位和贡献。了解他们如何治身、治学与治校，将有助于今人更好地理解和传承北大精神，把握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史的热点与脉搏。
　　图文并茂，可读性强，生动展示北大老校长的生平事迹、学术贡献与教育理念。
　　第三版在文字上做了仔细校订，力求精准地呈现北大老校长的言行与思想，为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献礼。

内容简介

　　《北大校长与中国文化》（第三版）是为北京大学120周年校庆而策划的“北大记忆”丛书之一种。全书收录了从孙家鼐到季羡林等11位北京大学校长/副校长和陈独秀、朱光潜等5位北大知名学者的小传，讲述了这些知名学者/教育家的生平事迹、学术贡献、教育理念等。这些知名学者也是某一时期学术文化界的代表人物，在他们身上集中地反映了当时思潮的热点和重心。如果把他们联系起来作为一条发展线索来考察，那么他们的活动和贡献就构成了现代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发展中的一个历史环节。
　　北大的历届校长都是著名的学者，他们不仅是北大的校长，而且也是某一时期学术文化界的代表人物，在他们身上集中地反映了当时思潮的热点和重心。

作者简介

　　汤一介（1927—2014），生于天津，原籍湖北黄梅，中国当代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国学泰斗。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北京大学儒学研究院名誉院长、中国文化书院院长等。主要著作有《郭象与魏晋玄学》《儒道释与内在chaoyue问题》《早期道教史》《佛教与中国文化》《儒学十论及外五篇》《新轴心时代与中国文化的建构》等。

目录

目?录
出版说明 01
序一?希望看到这样一本书 王?瑶 02
序二?自由的精魂与文化之关切 乐黛云 07
教育革新乃强国之本
——京师大学堂创办人、大学士孙家鼐 罗筠筠 001
学者当以天下国家为己任
——钦命管理京师大学堂事务大臣张百熙 郭建荣 012
先驱者的探索追求与失落
——中西文化撞击中的严复 程漫红 026
倡学术自由，开一代新潮
——学界泰斗蔡元培 徐兰婷 043
敌机轰炸中谈中国文化
——关注现实的教育家蒋梦麟 戈国龙 059
他没有完成什么，却几乎开创了一切
——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胡适 乔清举 075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
——傅斯年先生的文化选择 杨立华 096
文化研究乃真理之探求
——汤用彤教授对中国文化之探讨 孙尚扬 108
“为真理而死，壮哉！为真理而生，难矣！”
——马寅初校长精神不死 席大民 124
在真理问题上不能让步
——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翦伯赞教授 张传玺 137
广阔的文化视野，独创的革新精神
——季羡林教授与东西文化研究 杨?深 156
附?录
新旧之间绝不可能调和两存
——陈独秀与中国传统文化 王?洪 176
一代儒学宗师
——梁漱溟在北大 王宗煜 196
历史研究在于求真求用
——郑天挺教授与北大 常建华 214
悲剧意识与庄玄精神
——朱光潜教授对中国现代美学的贡献 祝东力 238
中国敦煌学的开拓者
——向达 阴法鲁?肖良琼 252
后?记 267
编后记 269

精彩书摘

倡学术自由，开一代新潮
——学界泰斗蔡元培
徐兰婷
1915年开始的中国新文化运动，吹响了全面批判传统封建文化的号角；而1919年的“五四”运动则推动了新文化运动更迅猛地向前发展。胡适倡导的白话文运动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主干，陈独秀引导发起的新人生思想则是新文化运动的灵魂。正是在他们的倡导下，从此以道德革命和文学革命为内容和口号的新文化运动就以披荆斩棘之姿、雷霆万钧之势汹涌澎湃地发展起来了。胡适、陈独秀和其他也在新文化运动中发挥了很大作用的人物，如李大钊、钱玄同、吴虞、周树人、周作人、刘半农等，当时都是北京大学的教师。由此可以看出，“五四”运动的主体是北京大学的先进知识分子，“五四”运动的中心在北京大学。北京大学在新文化运动中的领导地位是由蔡元培先生奠基的。蔡先生力主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使北京大学吸引并容纳了一批中国当时最优秀的知识分子。蔡先生在“五四”前后的新文化运动中，在北京大学的建设发展中，均占有很重要的地位。
一、从翰林院编修到北大校长
蔡元培，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生于清穆宗同治六年十二月十七日（1868年1月11日）。其叔父铭恩，是清末廪生，设塾授徒。先生受其指导读经史及小学等书。十三岁时受业于王子庄氏，王为经学名宿，尤服膺明儒刘宗周，因此先生对宋明理学修养甚深。十七岁时中秀才。二十岁在绍兴徐树兰家读书。徐氏藏书颇丰，先生得以博览群书，学乃大进。于己丑（1889）二十三岁时中举人，庚寅（1890）二十四岁时中进士，壬辰（1892）又被点为翰林庶吉士，甲午（1894）补为编修。可见蔡元培先生有很深厚的儒学功底。
但孑民先生绝不是自封于旧学的人。当时，西学已经传入中国，西方的科学文化及政治都引起中国学者的广泛注意。蔡元培于1898年开始学习日文，同时为更好地吸收西洋文化，他决心到欧洲亲自观察。这个愿望在他四十一岁时才得以实现。1907年，先生抵德国，先补习德文。第二年进莱比锡大学研读文学、哲学、人类学、文化史、心理学、美学等课。1919年蔡元培先生再度到莱比锡大学文化研究所听讲。在欧洲游历三年，后又到美国作环游旅行。在欧洲的学习使得蔡元培先生对于西学有较深入的了解，且他所从之师多为学问上宏深博大之辈，因而不仅所学知识甚多，而且在治学态度、人格修养等方面都深受影响。顾孟馀先生评价蔡元培先生学问时说：“先生生于中国有史以来世变最亟之时代，其所接触之人物，所闻见之事故，所观摩之学术流派，类别繁复，因之其思想亦最少受时地之限，而能融会贯通。”
蔡元培先生在民国后曾任教育总长、中央研究院院长，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他的主要著作有：《中国伦理学史》、《哲学纲要》、《石头记索隐》、《（泡尔生）伦理学原理》（译）、《（科培尔）哲学要领》（译）等。另外，还有数百篇论文及演讲稿，其中重要的有：《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以美育代宗教说》《世界观与人生观》《哲学与科学》《教育独立议》《美育与人生》《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国文之将来》等。
作为一个贯通中西的学者，蔡元培先生主张学术民主、思想自由，反对历史上那种独尊孔氏的学风，痛疾科举制度下知识只是作为加官进爵之途径的恶俗心理。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他力整校风，改革教制，发表演说，宣传他的学术自由、兼容并包、发展美育的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二、兼容并包，和而不同
在欧洲留学时，西方学者为追求真理而研究学问的精神曾给蔡元培先生以很深的影响。在中国社会，知识分子总是与社会政治密切相连。求知的目的，从利己方面说，是为求功名利禄；从公共方面说，则为求治国平天下。“学”是手段，“仕”是目的。“学而优则仕”的思想在社会中的实现便是科举制度的形成。科举制度的形成反过来又进一步维系“学”与“仕”之间的关系。于是读书人不以读书为本业，而以做官为鹄的。更有甚者，有的读书人到处钻营，争取投靠有权有势者，将来能仰人鼻息以求一官半职。蔡先生当时接管的北京大学就是一个汇集着官僚和纨绔子弟的腐败学堂。当时，“学生对于专任教员，不甚欢迎，较为认真的，且被反对；对于行政司法界官吏兼任的，特别欢迎。虽时时请假，年年发旧讲义，也不讨厌。因有此师生关系，毕业后可为奥援。所以学生于讲堂上领受讲义，及当学期学年考试时要求题目范围特别预备外，对于学术并没有何等兴会”。在这种情势下，蔡元培先生首先从确立办学方针入手，指出：“大学也者，研究学问之机关。”“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责，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强调学术应独立于政治。蔡先生力图打破中国历史上延续下来的“学” “仕”密切相连的教育模式，提倡西方的为学术而学术的精神，认为不可将大学“视为养成资格之所，亦不可视为贩卖知识之所”，学者更“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他的结论便是“教育事业应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只有教育从各党派的纷争中独立出来，才能使教育方针保持一贯而不会因政权交替屡屡变迁，这样教育才可能有实效，学术才可能有发展，学者才可能成为独立的知识分子。
抱定学术自由之宗旨，蔡先生在北京大学实施了一系列的改革。他在学术上主要提倡兼容并蓄，学术自由。教授之所以为教授，在于他在学术上有所贡献，在他本行中是个权威，并不在于他在政治上有什么主张。如辜鸿铭在民国已经建立了几年之后，还是带着辫子，穿着清朝衣冠，公开主张帝制，但他的英文水平很高，可以教英文，北大就请他教英文。蔡先生到校仍未改变这一事实，反而又加聘了一个反动人物，那就是刘师培。刘师培出身于一个讲汉学的旧家。袁世凯在计划复辟帝制时，为了欺骗舆论，办了一个“筹安会”，鼓吹只有实行帝制才可以使中国转危为安。筹安会有六个发起人，当时被讥讽地称为“六君子”。在六人中，学术界有两个知名人士，一是严复，一是刘师培。袁世凯被推翻后，这六个人都成了大保守派。就在此时，蔡先生聘请刘师培为中国文学教授，开的课是中国中古文学史。陈独秀是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领袖，蔡先生便请陈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极力扶持陈的工作。他又请了胡适之、刘半农等人任教授。这种情况，正如马寅初先生所说的：“当时在北大，以言党派，国民党有先生及王宠惠诸氏，共产党有李大钊、陈独秀诸氏，被目为无政府主义者有李石曾氏，憧憬于君主立宪、发辫长垂者有辜鸿铭氏；以言文学，新派有胡适、钱玄同、吴虞诸氏，旧派有黄季刚、刘师培、林损诸氏。先生于各派兼容并蓄，绝无偏袒。更于外间之攻讦者，在《答林琴南氏书》中，表其严正之主张。故各派对于学术，均能自由研究，而鲜摩擦，学风丕变，蔚成巨观。” 蔡先生认为，对于教员，应以学诣为主，无论何种学派，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就可以自由讲学。正是这种“兼容并包”的民主办学的方针，使得北大讲坛吸引了一大批名流学者，一时间，北大人才济济，一跃而成为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蔡先生“兼容并包”的学术民主的方针不是毫无原则的。对于复辟帝制的辜鸿铭、刘师培等人，蔡先生是让他们讲其所长的学术，而绝不容许他们在讲坛上宣扬帝制复辟，这就是“和而不同”。罗家伦在回忆“五四”时期求学北大的一段经历时说，蔡先生“主张学术研究自由，可是并不主张假借学术的名义，作任何违背真理的宣传，不只不主张，而且反对。……经学教授中新帝制派的刘师培先生，为一代大师，而刘教的是三礼、尚书和训诂，绝未讲过一句帝制。英文教授中有名震海外的辜鸿铭先生，是老复辟派，他教的是英诗（他把英诗分为《外国大雅》《外国小雅》《外国国风》《洋离骚》等类，我在教室里想笑而不敢笑，十分难过，却是十分欣赏），也从未讲过一声复辟” 。
蔡先生的“和而不同”的精神在他一生的言行中也表现得非常明显。如：1923年为了反对北洋政府教育总长彭允彝干涉司法、蹂躏人权，他发表了著名的不合作主义宣言；1928年至1929年因耻与国民党上层官僚集团为伍，他屡次坚辞国民党政府授予他的监察院院长的职务；1933年因胡适顽固反对民权保障同盟的章程及活动，他和宋庆龄坚决主张把胡适清除出同盟等。
蔡先生的“兼容并包”的思想除源于上述的他对教育、学术研究的看法外，还在于蔡先生继承了中国传统中富有人道主义意味的忠恕、仁爱、信义等思想，又接受了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他把这两方面的思想结合起来，以儒家思想中的仁、恕、义去解释博爱、平等、自由的原则。在此基础上，他形成了自己的“兼容并包”的人格精神。正如梁漱溟先生所指出的：“关于蔡先生兼容并包之量，时下论者多能言之，但我愿指出说明的：蔡先生除了他意识到办大学需要如此之外，更要紧的乃在他天性上具有多方面的爱好，极广博的兴趣。意识到此一需要，而后兼容并包，不免是人为的（伪的）；天性上喜欢如此，方是自然的（真的）。有意的兼容并包是可学的，出于性情之自然是不可学的。有意兼容并包，不一定兼容并包的了；唯出于真爱好，而后人家乃乐于为他所包容，而后尽管复杂却维系得住。——这方是真器局、真度量。” 正是出于这种自然率真的人格精神，蔡先生的“兼容并包”才具有了强烈的感化人的力量。凡和他接触过的人，无不感受到这种无形的力量。冯友兰先生在回忆他初次见到蔡先生的印象时说：“我在北京大学的时候，没有听过蔡元培的讲话，也没有看见他和哪个学生有私人接触。他所以得到学生们的爱戴，完全是人格的感召。道学家们讲究‘气象’，譬如说周敦颐的气象如‘光风霁月’。又如程颐为程颢写的《行状》，说程颢‘纯粹如精金，温润如良玉，宽而有制，和而不流。……视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阳之温；听其言，其入人也如时雨之润。胸怀洞然，彻视无间，测其蕴，则浩乎若沧溟之无际；极其德，美言盖不足以形容’。这几句话对于蔡元培完全适用。这绝不是夸张。我在第一次进到北大校长室的时候，觉得满屋子都是这种气象。” 不独冯先生为然，柳亚子先生也有此种印象，他说：“蔡先生一生和平敦厚，蔼然使人如坐春风。”
“兼容并包”的方针，在一定时期内，可能是为旧的东西保留地盘，也可能是为新的东西开辟前进的道路。历史事实证明，蔡先生的“兼容并包”在当时是为新的革命的东西开辟道路的。因为陈独秀当了文科学长之后，引进了许多进步教授，还把他在上海办的《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改名为《新青年》，成为北京进步教授发表言论的园地。此后，毛泽东、邓中夏等人也是沿着蔡先生开辟的道路来到北大的。正是在他们的领导下，新生的力量愈益壮大，终于导致了“五四”运动的高潮。
三、求传统之创新
蔡元培先生主张西学与中学融会贯通。他认为，研究学术，“非徒输入欧化，而必于欧化之中为更进之发明；非徒保存国粹，而必以科学方法，揭国粹之真相”，以求传统文化的创新。而传统文化之所以能够创新，关键在于吸收和消化外来文化。希腊民族吸收埃及、腓尼基诸古国之文明而消化之，是以有希腊之文明；高卢、日耳曼诸族吸收希腊、罗马及阿拉伯之文明而消化之，是以有今日欧洲诸国文明。中国文化要在现代世界中求生存和发展，也必须吸收外来文化。蔡元培考察了中外文化接触的历史，认为汉以后西域文物虽稍稍输入，初无甚影响，对中国思想最有影响的，是印度文明的传入。他以汉季为中印文化接触之始，晋至唐为吸收之时代，宋为消化之时代。而欧洲文明，自元以来便渐至传入我国，但始终未能在社会上形成广泛的影响，直至清末民初，才有了吸收欧洲文化的机会。然而这种吸收应是“择其可以消化者而始吸收之”，不可囫囵吞入。
在欧留学的经历使他对法国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主张十分敬仰，认为这个口号与中国传统对理想境界的追求是一致的。“所谓自由，非放恣自便之谓，乃谓正路既定，矢志弗渝，不为外界势力所征服。孟子所称‘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者，此也。准之吾华，当曰义。所谓平等，非均齐不相系属之谓，乃谓如分而与，易地皆然，不以片面方便害大公。孔子所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者，此也。准之吾华，当曰恕。所谓友爱，义斯无歧，即孔子所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张子所称‘民胞物与者’，是也。准之吾华，当曰仁。仁也，恕也，义也，均即吾中国古先哲旧所旌表之人道信条，即征西方之心同理同，亦当宗仰服膺者也。” 蔡先生以义、恕、仁来解释自由、平等、博爱，既不是像当时国粹论者那样以“古已有之”来拒绝和蔑视西方文化思想，也不是像胡适那样以全盘西化来彻底打倒传统文化，而是采取一种“和和” “中庸”的态度，指出尽管地理不同，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对世界前途之要求与渴望是相同的。他把儒家的“义” “恕” “仁”扩充为一种对个人解放和社会改造的追求，作为在中国建立民主政治的基础。同时，在解释自由、平等、博爱的意义时，他不仅保持了它们在西方文化中的原意，并进一步赋予它们以人格修养方面的含义。中国传统认为自由即是无拘束，这种自由观与西方建立在社会契约基础之上的自由观不同，而且在中国这样的父子、君臣有定位的社会中，思想被垄断，个性被钳制，根本谈不上什么自由。所谓的大丈夫“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只不过是一种人格理想。蔡先生指出，自由并非“放恣自便之谓”，而是有责任在其中，为着这种责任去奋斗不已，不为权贵淫威所慑，不为艰难困苦所扰，一心朝着既定的目标，这才是自由。自由意味着完成自己的责任，实现自己的生命。此一看法用诸学术，就是潜心研究，不求功名；用诸社会，就是力矫颓俗，振兴国家。作为“五四”时期的重要思想家，蔡元培先生同样怀着对民族前途和命运的忧虑，他感到，国家所以“民俗日偷、士风日敝者，端由于师法堕落，学术消沉” 。在这种情势下，如“非根基深固，鲜不为流俗所染”。所以只有个人束身自爱，以身作则，才能力挽士风民俗于颓败之间，而风俗正清，国家才能兴旺。所以有识之士，应当恪守正道，为真理、为科学而献身，即所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蔡元培先生不仅是如此主张，更以自己的行为实践之。在任北大校长的十年中，经历无数恶劣境况，而先生从来未与任何恶势力做过妥协。
关于平等，先生指出并非“均齐不相系属之谓，乃谓如分而与，易地皆然，不以片面方便害大公”。平等不是那种无条件的绝对平等，更不是中国历史上的那些“等贵贱，均贫富”的空泛的理想，而是浓缩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八个字中。中国传统中的所谓平等大多为追求起码的日常生计之满足且流于平均主义。这种平等观是对小农经济生活的反映，在一个生产不发达的社会中，这种平等观如得到实施，其结果必然是社会的普遍贫困。蔡先生根据西方的平等观念，认为平等应是个人在权利、精神上的平等，即每个人都有争取自由和幸福的权利，而这是以个人保持和发展个性，同时又尊重他人的独立为基础的。他反对抹杀个性，奢谈群性，他认为教育就是培养个性的最好方式，教育是要个性与群性平均发展的，它与政党不同。政党只要求群性，要求服从；教育则要培养独立个性，要求自由思想。他反对旧道德的那种家长作风，说：“旧日道德，隐然有一种魔力，法规所定，无论当否，无丝毫违抗改变余地。国之君主，家之家长，私塾之师，其令之严，被动者惟有服从，无所谓自由其思想，使居于判断是非之地。” 蔡先生感到，平等的风气，应首先从教育界入手，校风正则国风会渐好。因此在就任北大校长时，他以自己的平等待人受到全体师生员工的爱戴，同时他又尊重和相信学生的独立判断和思考能力，让他们对不同学术流派自行消化与吸收。
谈到博爱，蔡元培以中国传统思想的“仁”说明之。他认为“仁”的核心在于爱，而此种爱首先是亲子之爱，由此推广则是“泛爱众”，则是墨子所谓“兼爱”，张子（载）所谓“民胞物与”。他提倡爱人之心。学生对教师应敬爱，学生之间应有手足之情，并将敬爱师友作为对北京大学学生的三项要求之一。他认为博爱是由平等推暨而来的，“不承认平等之义者，即不能再望以博爱”。蔡元培认为，道德的根本，就在于自由、平等、博爱；中国伦理思想的基本信条，也就在于仁、恕、义。这三者与人类心理的意、智、情相连。意志是人生的主体，它又需智与情的翼助。如果意志表现为道德的话，那么决定人心道德之向背的，惟有科学与美学。“二五之为十，虽帝王不能易其得数，重坠之趣下，虽兵甲不能劫之反行，此科学之自由性也。利用普乎齐民，不以优为贵；立术超乎攻取，无所党私。此科学之平等性及友爱性也。若美术者，最贵自然，毋意毋必，则自由之至者矣。万象并包，不遗贫贱，则平等之至者矣。并世相师，不问籍域，又友爱之至者矣。故世之重道德者，无不有赖乎美术及科学，如车之有两轮，鸟之有两翼也。” 正由于科学与美学集中体现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因此成为陶铸道德之要具，国家的振兴既然依赖于道德之重建，便更有赖于科学与艺术之提倡。
“自由、平等、博爱”，见诸行动上，则是一勤二俭。“勤则自身之本能大，无需于他；俭则生活之本位廉，无入不得，是含自由义。且勤者自了己事，不役人以为工；俭者自享己分，不夺人以为食，是含平等义。勤者输吾供以易天下之供，俭者省吾求以裕天下之求，实有烛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之真谛，而不忍有一不克致社会有一不获之夫，是含友爱义。” 应当说，这种克勤克俭的主张，既是传统思想中安贫乐道思想的发挥，又融合了对自由、平等、博爱的理想的追求。

前言/序言

序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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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瑶
1925年北大校庆二十七周年的时候，鲁迅写过一篇文章，题目是《我观北大》（见《华盖集》）。鲁迅认为北大有着优良的“校格”，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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