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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曆史的見證:“文革”的終結》根據大量鮮為人知的曆史資料和當事人的迴憶,翔實、生動地反映瞭“文化大革命”中一些重大曆史事件和毛澤東、鄧小平等領導人的重要活動。本書共分三部分:“逆水行舟”、“砥柱中流”、“撥亂反正”。《曆史的見證:“文革”的終結》通過對“文革”時期一些重大事件的介紹,闡明瞭十年浩劫對黨和國傢帶來的沉重災難,老一輩無産階級革命傢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不屈不撓的鬥爭。
內容簡介
彭德懷在“軟禁”中寫下瞭一批迴憶資料,交給侄女彭梅魁保存。他堅信:“曆史是無情的,曆史將會對我做齣公正的評價”。
毛澤東希望由鄧主持作一個肯定“”的決議,總的評價是“三分缺點,七分成績,基本正確,有所不足”。鄧說:由我主持寫這個決議不閤適,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漢,無論魏晉”。
麵對“”掀起的陣陣惡浪,中國人民勇敢地發齣瞭正義的呐喊。
清明節這天傍晚,悄悄乘車來到廣場,老帥的心被深深地震撼瞭,也許,就在這個時候,他已經暗暗下定瞭決心……
作者簡介
薛慶超,現任中央黨史研究室宣傳教育局副局長,中央宣傳部圖書閱評員,中國延安精神研究會理事,河南大學兼職教授,長期從事黨史研究、領導秘書、科研管理、宣傳教育等工作。主要著作有:《毛澤東“南方決策”》(華文齣版社)、《曆史的見證:文革的終結》(人民齣版社)、《粉碎江青集團在徘徊中前進》(四川人民齣版社)、《從“文化大革命”爆發到林彪事件》(四川人民齣版社)、《紅牆決策——粉碎四人幫與共和國撥亂反正》(中共中央黨校齣版社)、《艱難抉擇——1976年至1978年中國命運大轉摺》(颱海齣版社)等作品。
目錄
逆水行舟
1.“所謂‘毛派’的頭子”
2.山雨欲來風滿樓
3.“文革”的全麵爆發
4.全國局麵的形成和升級
5.深謀遠慮的政治安排
6.“不亡,天理難容!”
7.鄧復齣始末
8.“人纔難得”
9.挫敗江青集團的“組閣”陰謀
10.“三項指示為綱”
11.“評《水滸》”風波
砥柱中流
1.“反擊右派翻案風”
2.不斷升級的錯誤批判
3.“事件”
4.“你辦事,我放心”
5.粉碎“四人幫”
6.“兩個凡是”
7.撥亂反正的“突破口”
8.真理標準大討論
9.改革開放的宣言書
撥亂反正
1.“抓綱治國”
2.轉摺的前奏
3.“積案如山,步履維艱”
4.為,彭德懷翻案
5.復查“六十一人叛徒集團案”
6.全麵調整社會關係
7.衝破“兩個凡是”的束縛
8.否定“文化大革命”
9.撥亂反正,重鑄輝煌
跋
精彩書摘
《曆史的見證:“文革”的終結》:
這樣,鄧小平作為中共中央秘書長參加遵義會議的曆史事實得到瞭最權威的確認。
但遺憾的是,遵義會議迄今已經召開好多年瞭,而這次會議的記錄卻直沒有被發現。
在長徵中,中共中央的重要文件都是裝在幾個白鐵皮箱子裏,或由人挑,或用馬馱,隨中央機關。起行動。中央主要負責人走到哪裏,“挑子”就跟到哪裏。
博古在遵義會議以後離開中央總負責人的領導崗位,履行的交權手續,就是把“挑子”交給瞭代替他在中央“負總責”的張聞天——史稱博古“交挑子”。當時在遵義會議上唯一堅持“左”傾教條主義錯誤的何剋全,還在會後私下對博古說:“挑子不能交……”博古沒有聽他的話,一方麵因為確實感到自己作為中央總負責人力不從心,另一方麵對黨和紅軍受到的重大損失也心中有愧,最主要的是博占不計較個人的得失,堅決執行遵義會議的決定。
那麼,裏麵裝著遵義會議記錄的那個“挑子”哪裏去瞭呢?第一種可能,是在紅軍四渡赤水時,一次過浮橋時,馱“挑子”的馬突然受驚,失蹄落水,“挑子”也就沉落赤水河中瞭。當時天上有敵機轟炸,四周有敵人的追兵,誰也顧不上仔細清點丟瞭什麼東西。第二種可能,是在解放戰爭中,鬍宗南軍隊進攻延安之前,中央機關“堅壁清野”,把一大批中央重要文件裝箱後,運於荒山野嶺之處秘密掩埋瞭。到人民解放軍收復延安時,中央機關已經遷到,河北平山縣的西柏坡。全國解放後,尋找這批文件時,因為曆經戰亂,幾年間又有幾次大雨,早已把掩埋文件的地方留下的痕跡衝刷得一韆二淨,誰也記不得這批文件到底是埋藏在什麼地方瞭。
在以上兩種可能中,大概前一種可能性更大些。因為如果在長徵中遵義會議的記錄沒有丟失的話,在1942年開始的全黨整風運動中,在毛澤東主持編輯中央秘密文件匯編《六大以前》和((六大以來》時,是會把這個重要文件選編進去的。既然《六火以來》沒有把遵義會議記錄編入,說明這份文件可能在長徵中就已經丟失瞭。
在遵義會議以後的長徵中,鄧小平作為中央秘書長,與毛澤東和在中共中央“負總責”的張聞天一起行軍,參加瞭中央政治局召開的一係列會議。在長徵途中,情況瞬息萬變,中央政治局的許多會議也就隨時召開,有的留下瞭文字記錄,有的沒有留下文字記錄。
對於遵義會議以後這段特殊時期的中共曆史,鄧小平作為親曆者和當事人具有特彆深刻的印象。46年後,中共中央組織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乾曆史問題的決議》,起草小組在起草過程中,為瞭寫好對遵義會議的評價,特意查閱瞭有關的曆史材料,並根據這些材料,在《決議》草稿中寫瞭“遵義會議‘實際上’確立瞭毛澤東同誌在紅軍和黨中央的領導地位”。當送給鄧小平審閱時,他說:這個事情我清楚。因為遵義會議時我是黨中央的秘書長,是到瞭會的。
鄧小平經過反復考慮,以對曆史負責、對毛澤東在遵義會議後的黨中央起到的重要領導核心作用的實際情況負責的實事求是精神,指齣:還是把“實際上”三個字勾掉好。
需要說明的是,由於遵義會議資料的缺乏,同時也由於鄧小平很少提及他本人的這段曆史,以至於在“文化大革命”以前相當長的時期內,黨史著作凡提到遵義會議的參加者時,從來沒有提到過鄧小平。
遵義會議紀念館是1955年開始開放的,在陳列的遵義會議參加者中,最初沒有提到鄧小平的名字。1958年11月,擔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總書記、國務院副總理的鄧小平到貴州視察工作,並參觀瞭闊彆20多年的遵義會議會址。走進遵義會議紀念館後,鄧小平觸景生情,撫今追昔,感慨萬韆,仿佛又迴到瞭當年那令人難忘的戰爭歲月。他仔細地看著樓下每一間房子,撫摸著室內陳設的物品,不時與同行者述說著當年的有關情況。隨後,踏著樓梯間,看到房間裏仍舊是當年擺設的樣子,立刻想起瞭當年開會時的情景,對隨行的同誌肯定地說:“會議就是在這裏開的。”接著,他指著靠裏邊的一角說:“我就坐在那裏。”走齣會議室,來到走廊上,鄧小平一邊看著簷下柱『日]的拱券和柱頂用堊土堆塑的各種花卉,一邊對同行的負責同誌說:“這個地方原來好像很寬,有次就在這裏擺一張地圖,幾個人研究怎樣往四川走……”(鄧小平的記憶十分準確,這個地方進行過改建)。
根據鄧小平的迴憶,遵義會議紀念館以後對陳列內容進行瞭調整充實。1965年經貴州省委副書記、省長李立批準,在遵義會議會議室的說明牌上列上瞭鄧小平的名字,並在遵義會議會議室的裏壁牆上,按照中共第八屆中央政治局常委排列順序,掛齣瞭參加遵義會議的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硃德、陳雲、林彪、鄧小平七人的照片。1966年,“史無前例的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爆發後,一些“造反組織”打著“造劉鄧路綫的反”的旗號,誣衊鄧小平“篡改曆史,硬將自己塞進遵義會議,撈取政治資本……”於是,鄧小平的名字在遵義會議會議室的說明牌上被打上瞭黑×,鄧小平的照片被從會議室牆壁上拆瞭下來。
但是,鄧小平對一些人在關於他是否參;參加瞭遵義會議題上製造的混亂和惡意誹謗,始終不屑一顧。1973年2月,鄧小平根據中央通知從江西返迴北京,等待安排工作。一天,有一位在中國革命博物館工作的老一代革命傢的女兒去看望他,談話間問到參加遵義會議之事,鄧小平泰然自若地說:遵義會議,我參加瞭就是參加瞭,沒有參加就是沒有參加,我一生的曆史,已經夠光榮瞭,不會沒有參加遵義會議硬說參加瞭,來增添一份光榮……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全黨開始瞭延安整風運動以來又一次學習和研究黨史的高潮。經過一些老同誌的迴憶和黨史工作者的研究考證,鄧小平參加遵義會議一事終於成為黨史學界的定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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