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其泰先生受教陳寅恪弟子劉節先生、師從史學大傢白壽彝先生,主要在先秦兩漢史學、清代及近代學術史、20世紀中國史學領域耕耘,《陳其泰史學萃編》是他三十餘年勤勤懇懇治學的結晶。全書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其中不乏真知灼見和重大創新:
一、從文化視角研究史學。中國古代史學高度發達,但以往對史傢、史著的研究,卻容易局限於單學科的範圍之內。陳其泰先生跳齣這種窠臼,認識到曆史學的發展與文化學和其他學科有多嚮性的聯係,將“史學”與“文化”作互動考察,通過更加準確評價優秀史傢、史著的成就,增加我們對中國優秀文化傳統豐富蘊涵的瞭解。《史學與中國文化傳統》《史學與民族精神》《再建豐碑——班固與<漢書>》《學術史沉思錄》等書,對於《史記》《漢書》《史通》《文史通義》,以及《春鞦》《左傳》《日知錄》,乾嘉考史三大傢錢大昕、王鳴盛、趙翼及龔自珍、魏源、崔述等名著、名傢,提齣瞭新的看法,做齣瞭新的闡釋。
二、對“經”與“史”作貫通考察,拓展史學史學科的研究領域,《清代春鞦公羊學通論》集中體現瞭這一研究成果。陳其泰先生認為,晚清公羊學說的展開,與清朝統治危機相激蕩,又與新思想的傳播相伴隨、相呼應。20世紀初,公羊學說在政治上的作用隨著變法失敗而告終結,但在思想文化層麵,它卻成為中國學者接受西方進化論學說的思想基礎,並且是五四前後興起的“古史辨”派學術源頭之一。《清代春鞦公羊學通論》對於深化先秦、西漢史學的研究和清代、近代學術史的研究具有重大的意義。
三、探討傳統史學嚮近代史學轉變的途徑,闡發其理論意義,高度珍視20世紀中國史學的思想遺産。這些研究成果在《中國近代史學的曆程》《梁啓超評傳》《範文瀾學術思想評傳》有集中展現。“近代史學”的正式産生,以20世紀初梁啓超發錶《新史學》,以及在此前後齣版的新型學術史和通史著作為標誌。近代史學是發揚傳統學術的精華與接受西方新學理二者結閤的産物。由於中國文化悠久的優良傳統的滋養,又適逢中西文化交流提供的相互對話、切磋和啓示,加上大量考古文物和稀有文獻重見天日,憑藉這些難得的時代機遇,20世紀中國史傢人纔輩齣、成果豐碩。20世紀中國史學遺産豐厚,形成瞭“三大乾流”:新曆史考證學派、、馬剋思主義史學流派、新史學流派。陳其泰先生對馬剋思主義史學的流變和發展的評價尤為精到。他指齣,這些年有的人由於痛恨教條主義,而不恰當地將之與提倡唯物史觀聯係起來。“十七年”中一度教條主義泛濫,其原因甚為復雜。不過“十七年”史學雖經曆瞭嚴重麯摺,仍取得許多重大的成績。進入新時期以後,教條主義惡劣學風受到徹底清算,而實事求是、堅持唯物史觀與時俱進的優良學風則更加顯示齣其蓬蓬勃勃的活力。
四、認識到曆史編纂學作為新的學術增長點的重大意義。陳其泰先生認為,傳統史書體裁的豐富多樣充分顯示齣中華文化的巨大創造力,每一種體裁都有成功之作,其成功包含著進步的史識,淵博的學識,高明的治史方法,閤理、嚴密的編纂技巧,這些具有寶貴價值的內涵都承載在曆史編纂的成果之中。曆史編纂學既是史學史研究的內容之一,同時,它又是推進研究史學發展的新穎視角和重要方麵。他認為,通過深入研究曆史編纂學,可以提齣一係列新的課題,拓展史學理論與史學史的研究廣度與深度。《曆史編纂與民族精神》為此做齣瞭有益的探索。
《陳其泰史學萃編》是對時代需要的迴應。陳其泰先生的著作通過更加準確評價優秀史傢、史著的成就,增加瞭我們對中國優秀文化傳統豐富蘊涵的瞭解,有助於我們更加深刻認識中華文化的嚮心力、凝聚力和偉大創造力。陳其泰先生滿腔熱忱,對民族和國傢的赤子之心字裏行間可見,這種傢國情懷是中國傳統優秀士人精神的薪火傳承。
《陳其泰史學萃編》全書共九捲,約300萬字,包括《學術史沉思錄》《史學與中國文化傳統》《曆史編纂與民族精神》《史學與民族精神》《清代春鞦公羊學通論》《中國近代史學的曆程》《再建豐碑——班固與<漢書>》《梁啓超評傳》《範文瀾學術思想評傳》。全書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其中不乏真知灼見和重大創新:
從文化視角研究史學,將“史學”與“文化”作互動考察;
對“經”與“史”作貫通考察,拓展史學史學科的研究領域;
探討傳統史學嚮近代史學轉變的途徑,闡發其理論意義高度珍視20世紀中國史學的思想遺産——“三大乾流”:新曆史考證學派、馬剋思主義史學流派、新史學流派;
認識到曆史編纂學作為新的學術增長點的重大意義。
《陳其泰史學萃編》是對時代需要的迴應,通過更加準確評價優秀史傢、史著的成就,增加瞭我們對中國優秀文化傳統豐富蘊涵的瞭解,有助於我們更加深刻認識中華文化的嚮心
陳其泰先生1939年齣生在粵東韓江邊的一個小鎮,1957年在中山大學曆史係學習,受教於陳寅恪弟子劉節先生,1963年7月從中山大學畢業,1978年全國恢復統一招考研究生之後,考取瞭白壽彝先生指導的“中國史學史專業”研究生,從這時候起,用他自己的話說,“真正實現瞭大學時代從事本專業的夢想”。“我念研究生時已三十九歲,深感時間珍貴,時不我待,因而認真讀書、寫作。先後齣版的著作有十一種,主編的著作二種,另有閤著三種。”這本身就是一段曆史和傳奇。
梁啓超評傳
第一章 南國英纔
(一) 傢世和啓濛教育
(二) 學海堂的高材生
(三) 南海潮音撼心弦
(四) 萬木草堂師生情
第二章 維新變法的領袖人物
(一) 為變法圖強奔走呼號
(二) 天纔宣傳傢
(三) 時務學堂總教習
(四) 戊戌維新高潮及其失敗
第三章 啓濛的華彩樂章
(一) 啓濛思想傢的卓越貢獻
(二) 批判封建專製
(三) 剖析國民性弱點 力倡新民之說
(四) 傳播西方近代思想文化
(五) 倡導“詩界革命” 和“小說界革命”
第四章 “史界革命”: 宣告舊史時代的終結
(一) 《新史學》的劃時代意義
(二) 《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的非凡氣魄
(三) 當代史述·人物傳記·亡國史鑒
(四) 推進外國史領域的研究
(五) 比較研究的嘗試
第五章 九麯迴瀾歸依著述
(一) 十一載風雨路途
(二) 策劃討袁 建立殊勛
(三) 專心著述的晚年
第六章 恢宏淵博: 中國史學優良傳統的發揚
(一) 恢宏的風格
(二) 論清學史的兩部名著
(三) 建構史學理論體係
(四) 多層麵、多格調的先秦史研究
(五) 文化史開山之作
(六) 文獻學領域的非凡建樹
增訂篇目
一、梁啓超的學術風範和愛國情懷
二、理性主義對待“排滿” 與近代民族理論體係的初步構建
三、梁啓超晚年的文化自覺: 《歐遊心影錄》的思想價值
四、梁啓超生平著述年錶
中國近代史學的曆程
總論 中國近代史學發展趨勢
近代史學:跨世紀的曆程
近代史傢對傳統史學的批判繼承
近代史傢對通史體例的探求
上編 19世紀的中國近代史學
龔自珍的社會曆史觀
《聖武記》對清代盛衰的探索
魏源與鴉片戰爭史
魏源與中西文化撞擊
徐繼畬《瀛寰誌略》的價值
近代愛國史傢夏燮
《海國圖誌》《日本國誌》比較
黃遵憲的中西文化觀
黃遵憲與客傢研究
《人境廬詩草》與近代文化覺醒
下編 20世紀的中國近代史學
梁啓超: 近代學術文化的開拓者
夏曾佑與通史撰著
20世紀初宣傳革命的曆史思想
陳寅恪治史風格
陳垣學術思想的升華
郭沫若史學的時代精神
範文瀾: 從國學嚮唯物史觀的跨越
侯外廬學術的特色
增訂篇目
龔自珍: 鍛造新的哲學武器
張穆的經世學風與《濛古遊牧記》的撰著
何鞦濤《朔方備乘》的著史宗旨和史學價值
黃遵憲文化思想的特點及其曆史地位
王國維“二重證據法” 的形成及其意義
陳垣: 宗教史的開山之作
鬍適: 《中國哲學史大綱》的新範式
民國初年曆史觀領域的新變革
“民族—文化” 觀念與傅斯年、陳寅恪治史
陳寅恪治史風格續議
再建豐碑:班固與《漢書》
引言: 修史風波
第一章 傢世和傢學
一、邊地豪富, 儒學世傢
二、班彪: 纔高而好述作
第二章 潛心著史…
一、從私撰到受詔
二、二十五年心血的結晶
三、晚年際遇與班昭續史
第三章 創立新的構史體係
一、走齣巨人的身影
二、強盛的國力是創造的源泉
三、時代召喚“漢書” 齣世
第四章 對抗神學濁流
一、鬼神與人事之爭
二、麵對神學濁流
第五章 一代興亡的曆史畫捲
一、開國和上升
二、鼎盛時代
三、中興和衰亡
第六章 宏富的蘊涵 嚴密的體例
一、繼起者的勞績
二、反映廣泛的社會生活
三、嚴密閤理的體例
第七章 進步史識和時代印記
一、弘揚實錄精神
二、觀察曆史變局
三、為“狂狷之士” 立傳, 怒斥祿利之儒
四、卓越的人纔觀
五、關注民生疾苦, 主張民族和好
六、正宗思想的印記
第八章 學術文化的瑰寶
一、寶貴的文獻
二、開法製史之先河
三、對經濟活動的重視
四、地理沿革和水利工程
五、學術史的雛形
第九章 在曆史長河中
一、史壇豐碑
二、“漢書學” 大興
三、走齣低榖
清代春鞦公羊學通論
引 言: 經學史上壯觀的夕照
第一章 一份獨特的哲學遺産
一、《公羊傳》: 對《春鞦經》“微言大義” 的闡釋
二、董仲舒與公羊學的形成
三、何休對公羊傢法的總結
第二章 復興序幕的揭起
一、韆年消沉和趙汸著書
二、莊存與: 清代公羊學的開創者
三、莊存與對“微言大義” 說的推進
四、孔廣森的著述及其誤區
第三章 張大旗幟
一、劉逢祿: 重理公羊學的統緒
二、造端宏大, 奠定基礎
三、劉逢祿公羊學說的二重性
四、淩曙和陳立
第四章 清代公羊學說的巨大飛躍(上)
一、清代學術思想的分水嶺
二、龔自珍的思想軌跡
三、公羊三世說與龔自珍古代社會史觀
四、龔自珍的強烈批判精神
第五章 清代公羊學說的巨大飛躍(下)
一、魏源的今文學著作
二、經世學風和魏源的社會改革思想
三、近代嚮西方學習的先驅人物
第六章 維新運動的思想武器
一、廖平與晚清今文學
二、康有為今文學觀點的確立
三、時代狂飆: 《新學僞經考》和《孔子改製考》
四、容納資産階級民主思想之公羊新學說
第七章 公羊學與晚清新學
一、晚清公羊學大盛的雙層意義
二、公羊學與進化論的傳播
三、公羊學與“新史學” 思潮
史學與中國文化傳統
敘篇 文化視角·比較研究
從文化視角研究史學
史學與中國文化傳統
傳統史學確立期和轉變期比較
上篇 傳統史學的確立與文化問題
孔子與中國史學傳統
《左傳》的史學成就和民本思想
“過秦” 和“宣漢”: 兩漢時代精神之體現
司馬遷和孔子: 兩位文化巨人的學術關聯
《史記》久遠生命力的奧蘊
司馬遷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
《春鞦》與西漢社會生活
《漢書》曆史地位再評價
公羊曆史哲學的形成和發展
下篇 傳統史學嚮近代史學轉變與文化問題
傳統史學嚮近代史學的轉變
全祖望對清代學術的貢獻
王鳴盛史學: 樸學傢的理性探求
錢大昕治史的特色
《文史通義》: 傳統史學後期的理論探索
崔述古史新說及其價值觀
龔自珍與傳統文化的轉摺
近代史開端時期史壇的新風氣
《日本國誌》的時代價值
黃遵憲與儒學
進化論傳播與近代史學的産生
曆史編纂與民族精神
上 篇
構建中國曆史編纂學學科體係的思考
編纂思想: 推進中國曆史編纂學研究的關鍵環節
中國古代設館修史功過得失略論
設館修史與中華文化的傳承
設館修史與曆史資料的豐厚儲存
曆史編纂的理論自覺: 《史通》《文史通義》比較研究略論
晚清典誌體史學名著的時代特色
20 世紀中國史傢探索史學民族風格成就舉要
白壽彝先生與中國曆史編纂學
纂修大型《清史》宜采用新體
下 篇
關於“民族精神” 內涵的理論思考
民族文化認同與中華民族的發展
論民族精神的成因
論民族精神的功能
中華民族精神在漢代的發展
《史記》與中華民族凝聚力
對清代多民族統一局麵的及時總結
民族危機刺激下近代曆史文化認同麵臨的緊迫課題
晚清曆史文化認同的新格局
辛亥革命的思想動員與中華民族凝聚力的增強
陳垣與抗戰時期愛國主義史學
史學與民族精神
史學傳統與民族精神
曆史的規律性與曆史的豐富性
超越單純考證尺度的局限
曆史編撰與創新精神
傳統·近代·當代
20 世紀中國馬剋思主義史學的曆史地位
上 編
《左傳》在傳統史學上的地位
《左傳》為古代史學樹立的範例
漢初史論的時代色彩和主要成就
司馬遷對曆史發展趨勢的卓識
司馬遷價值觀與儒學
對《漢書》十誌的總體考察
兩漢之際陰陽五行說和讖緯說的演變
今文公羊學說的獨具風格和曆史命運
中 編
蘇頌的學術成就和治學精神
談遷與《國榷》
馬驌的史學成就
錢大昕:曆史考證的精良方法及其影響
錢大昕與元史學
《廿二史劄記》:乾嘉學術創造性思維的齣色成果
嘉道時期學術風氣的新舊推移
下 編
龔自珍、魏源的學術風格
黃遵憲的近代開放意識
梁啓超與中國史學的近代化
章太炎對近代史學的貢獻與局限
“古史辨派”的興起及其評價問題
學術史沉思錄
上篇 學術史探索
董仲舒春鞦公羊學說的理論體係
論章學誠對曆史哲學的探索
公羊傢法與清代今文學復興之統緒
龔自珍與晚清經學的嬗變
論魏源社會改革思想的時代特徵
公羊學說與晚清曆史文化認同的推進
西學傳播與近代史學的演進
傳統思想的精華何以通嚮唯物史觀
中篇 當代史學的思考
恩格斯晚年對唯物史觀理論的重大貢獻
中國馬剋思主義史學發展道路的思考
新曆史考證學與史觀指導
《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的學術價值
關於中國近代曆史進程基本綫索的理論
當代中國馬剋思主義史學傢關於民族問題的理論
範文瀾與毛澤東的學術交誼
下篇 白壽彝學術風采
刻意的追求 新闢的境界
——白壽彝著《中國史學史》第一冊評介
理論方嚮和開拓精神
——讀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導論捲》
不斷開拓史學史學科的新境界
——讀《白壽彝史學論集》
史學體係的重大創新
——白壽彝先生主編《中國通史》成就略論
為學術投入瞭全部生命
——深切懷念白壽彝師
白壽彝先生編纂《迴民起義》的學術價值
白壽彝主編《中國通史綱要》對曆史上民族關係的處理
白壽彝先生學術創新的風範
《白壽彝畫傳》後記
範文瀾學術思想評傳
第一章 成長為國學名傢
(一) 浙東一少年
(二) 北大求學時代
(三) 在南開
(四) 任教於北京各大學
(五) 《大丈夫》: 呼喚抗擊日寇、激揚民族正氣之作
第二章 為創建新史學嘔心瀝血
(一) “文武雙全的民族英雄”
(二) 到延安
(三) 解放戰爭歲月
(四) 新中國成立後專心著述和領導史學界
(五) 最後的日子
第三章 學術交往
(一) 黃侃 蕭一山
(二) “我黨曆史學者” 吳玉章
(三) 與毛澤東的友誼
第四章 早期學術成就
(一) 《文心雕龍講疏》和《文心雕龍注》
(二) 《群經概論》
(三) 《正史考略》
(四) 《水經注寫景文鈔》
第五章 以科學理論為指導的第一部通史著作
(一) 《中國通史簡編》的版本
(二) 唯物史觀指導下的探索
(三) 對宋元明清時期曆史的卓識
第六章 20世紀中國史學的煌煌巨著
(一) 《中國通史簡編》修訂本的理論指導
(二) 高明的史識 開闊的視野
(三) 多層麵地反映曆史真實
(四) 各民族共同的曆史
(五) 評說韆鞦功罪
(六) 對傳統文化的精彩分析
第七章 《中國近代史》(上冊) 的開拓意義
(一) 《中國近代史》(上冊) 的版本
(二) 近代史研究領域的激烈鬥爭
(三) 奠定基本格局、前驅先路的功績
(四) 與世界史的聯係和精當的論斷
(五) 近代史分期的主張
第八章 經學史研究
(一) 首創性的總結
(二) 深層次的剖析
第九章 卓越的理論建樹
(一) 論“勞動人民是曆史的主人”
(二) 論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原因
(三) 求馬剋思主義理論運用之“神似”
(四) 論曆史上的民族關係
(五) 百傢爭鳴和厚今薄古
結 語 範文瀾在中國史學上的崇高地位
(一) 20世紀中國史學發展的重要裏程碑
(二)具有民族特色的當代史學的齣色代錶
中華民族精神在漢代的發展
在中華民族史上, 漢朝是一個富有活力、成長迅速的重要時期, 我們的民族精神在這一時期獲得瞭重大的發展。研究這個問題, 內涵豐富, 意義深刻, 本文僅從三個較為突齣的方麵作初步探討。
一、漢代社會呈現的蓬勃創造力
在漢代,封建製度處於上升時期, 整個社會呈現齣蓬勃的創造力, 故有的論著稱之為“英雄時代”。漢代社會的上升趨勢和創造活力, 尤其顯著地錶現在社會經濟得到迅速發展和各方麵有作為的人物大量湧現。
漢高祖劉邦本人富有謀略, 知人善任, 善於采納部下的諫議。在他周圍集中瞭一大批人物, 原本齣身貧賤, 但經曆瞭楚漢戰爭的鍛煉和創建統一國傢的實踐, 都錶現齣非凡的纔乾, 如蕭何、曹參原為沛縣吏、掾; 韓信是無業遊民; 陳平、王陵、陸賈、夏侯嬰都齣身平民; 酈食其是鄉裏守門者; 樊噲、周勃、灌嬰各以屠狗、織薄、販繒為業; 婁敬是挽車的戍卒。 他們都曆練成為劉邦周圍著名的文臣武將, 不僅幫助他戰勝瞭項羽, 而且在漢朝開國後為治理國傢做齣齣色的貢獻, 因而名垂青史。
漢武帝時代人纔更盛。武帝本人雄材大略,夙興夜寐, 興造製度, 多所設施, 開拓邊境, 變漢初“無為” 政治為大有作為的政治。武帝求賢若渴, 據《漢書》記載, 自建元元年至元封五年(前140—前106), 朝廷大規模徵召人纔即有六次。除瞭全國性的徵召薦舉外, 武帝對於所遇到的有茂材異等者, 也常予奬拔任用。各方麵突齣人纔的湧現和任用, 是造成武帝時期鼎盛局麵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漢書·公孫弘蔔式兒寬傳》贊語中, 史傢以充沛的熱情, 贊譽武帝時代人纔大盛、異人並齣的局麵: “是時, 漢興六十餘載, 海內艾安, 府庫充實, 而四夷未賓, 製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 求之如弗及, 始以蒲輪迎枚生, 見主父而嘆息。群士慕嚮, 異人並齣。蔔式拔於芻牧, 弘羊擢於賈竪, 衛青奮於奴僕, 日磾齣於降虜, 斯亦曩時版築飯牛之朋已。漢之得人, 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 質直則汲黯、蔔式, 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 定令則趙禹、張湯, 文章則司馬遷、相如, 滑稽則東方朔、枚皋, 應對則嚴助、硃買臣, 曆數則唐都、洛下閎, 協律則李延年, 運籌則桑弘羊, 奉使則張騫、蘇武, 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金日磾, 其餘不可勝紀。是以興造功業, 製度遺文, 後世莫及。”
漢宣帝時期是西漢盛世的繼續, 實行武帝末年以來罷兵力農、“思富養民” 的政策。宣帝於本始元年至神爵四年(前73—前58), 曾七次下詔徵召人纔。宣帝齣身微賤, 遭受過許多磨難, 因此特彆重視吏治的整頓。尤其重視任用刺史、郡守一類地方大員, 親自接見並與之交談、鄭重囑托, 曰: “庶民所以安其田裏而亡嘆息愁恨之心者, 政平訟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韆石乎!” 史籍稱宣帝時人纔之盛僅次於武帝之時。其中宰輔人物以魏相、丙吉最有名, 輔佐宣帝勵精圖治, 奬勵生産, 安定社會秩序, 平冤獄、寬租賦, 故史傢贊曰: “孝宣中興,丙、魏有聲。是時黜陟有序, 眾職修理, 公卿多稱其位, 海內興於禮讓。” 宣帝時還齣現瞭一批著名良吏, 如王成、黃霸、硃邑、龔遂、召信臣等, 被譽為“所居民富, 所去見思”。大有作為的時代産生瞭眾多大有作為的人物。
西漢時期由於國傢實現更大規模的統一和社會的長期安定, 中華民族在先秦時期積蓄的創造力和民族智慧, 至此異乎尋常地迸發齣來, 創造瞭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強盛的朝代。漢朝人創造的政治設置、典章製度、思想觀念、學術文化奠定瞭中國二韆年中古社會的基本格局; 我國今日的遼闊版圖, 是在漢朝奠定的; 作為中華民族主體的漢民族也是在漢朝形成, 並且以這一強盛的朝代命名的, 當今世界各國也都稱我們的語言、文字、學術, 為漢語、漢文、漢學。漢代各族人民創造的業績堪稱輝耀韆古。
二、“引義慷慨”: 政論傢的諍諍建言
“引義慷慨”, 是司馬遷、班固對漢代賢臣智士議論國傢大事的言論風格所作的深刻概括, “引義” 即依據國傢民族之大義,而慷慨陳言。這也是漢代社會勃發的嚮上力很有光彩的一種錶現。究其原因, 一是封建國傢在創立、上升、鼎盛時期, 有許多重大問題擺在政治人物麵前, 促使他們做齣主張明確、陳述有力的迴答; 二是封建專製主義尚未形成嚴密控製, 古老的原始民主製之下政事谘於群臣、谘於賢者之風尚有遺存, 戰國時代諸子勇於立說、提齣治國主張的影響猶在, 古代大臣以社稷利益為重、敢於犯顔直諫的做法依然具有榜樣的力量。在這種情況下, 不少政治人物對國傢大事確實勇於諍諍建言, 即使冒犯君主之威、招緻革去官職甚至更大禍難, 也在所不顧。漢初的陸賈不避忌劉邦一嚮討厭儒生, 而及時地嚮他提齣“馬上得天下, 不能馬上治之” 的忠言, 他應劉邦的要求總結曆史經驗, 在《新語》一書中提齣瞭既采取黃老的“無為” 政策, 又實行重視儒傢仁義、德政的理論, 奠定瞭漢初治國思想的基礎, 已為此後政論傢作齣示範。文帝時代的賈誼繼之而起, 以濟世安民、為國謀劃的崇高思想境界和洞察社會發展趨勢的遠見卓識, 為解決西漢建國初年的一係列重大問題多所匡建, 同樣突齣地錶現齣中華民族自強不息的偉大精神。
賈誼最重要的政論是《過秦論》和《治安策》。《治安策》直接嚮漢文帝建言, 對當時危害國傢統一、阻礙生産發展和民眾安居樂業的種種社會弊病錶示極度憂慮, 為之“痛哭” “流涕” “長太息”。他尖銳地批評那些嚮皇帝進言皆曰天下已安已治者, 都是故意粉飾太平, “非愚即諛”。他指齣實際情況是隱藏著巨大危險, 猶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其上, 火未及燃, 因謂之安, 方今之勢, 何以異此”。賈誼洞察當時構成對統一國傢最大的威脅, 是諸侯王勢力的膨脹, 濟北王、淮南王先後謀反即為嚴重信號。他反復論證諸藩國恃其地廣兵多、勢力強大, 必然成為對抗朝廷的力量, 異姓王幸被戰勝瞭, 同姓王以後將成為嚴重問題。“其異姓負強而動者, 漢已幸勝之矣, 又不易其所以然。同姓襲是跡而動, 既有徵矣, 其勢盡又復然。” 他形容現今同姓王尾大不掉、朝廷無法製服的嚴重局麵是: “一脛之大幾如要, 一指之大幾如股。” 手腳腫大, 指揮不動。“失今不治, 必為錮疾。” 同姓相殘相殺, “今或親弟謀為東帝(指淮南王), 親兄之子西鄉而擊(指濟北王) ”。目前, 朝廷尚能控製諸侯, 因諸侯王年幼, 設置傅、相, 握有權力。以後若皇帝威權減輕, 將齣現“墮骨肉之屬而抗剄之”。尤其必須高度警惕的是同是諸侯王, 規律是強者先反。他舉齣, 長沙王不反, 不是因他天生最忠誠善良, 而是因他勢力最小, 僅有二萬五韆戶, 結果“功少而最完, 勢疏而最忠”。他又以樊噲、周勃等與韓信相比, 也正說明不強者得保其忠臣地位和性命。因此, 賈誼明確得齣處理諸侯王的結論: “欲天下之治安, 莫若眾建諸侯而少其力。” 皇帝廣泛地推恩, 把大國分成小國, 而達到拱衛朝廷、鞏固統一的目的。“力少則易使以義, 國小則亡邪心。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 莫不製從, 諸侯之君不敢有異心, 輻湊並進而歸命天子。”
除瞭剖析藩國割據勢力對朝廷的威脅和提齣堅決削除的辦法外, 賈誼在《治安策》中還深刻地論述瞭以下三項: 一是匈奴連年侵擾, 在北方邊境構成嚴重威脅: “今匈奴嫚娒侵掠, 至不敬也, 為天下患, 至亡已也, 而漢歲緻金絮綵繒以奉之。……斥候望烽燧不得臥, 將吏被介胄而睡。” 而漢文帝卻竟然不專注於製服匈奴、解除邊境威脅, 而耽於射獵取樂, 這是不顧國傢安危、顛倒主次的行為: “今不獵猛敵而獵田彘, 不搏反寇而搏畜菟,玩細娛而不圖大患, 非所以為安也。德可遠施, 威可遠加, 而直數百裏外威令不信, 可為流涕者此也。” 二是風俗趨於侈靡, 富人大賈服飾華麗、錦綉被牆, 大量財富被揮霍, 習俗背本趨末,生産者日少, 靡費者日眾, 緻使貧者忍受飢寒。“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 欲天下亡寒, 鬍可得也? 一人耕之, 十人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 不可得也。飢寒切於民之肌膚, 欲其亡為奸邪, 不可得也。” 秦朝因風俗敗壞, “遺禮義, 棄仁恩”, 緻其敗亡。漢朝建國之後, 秦的“遺風餘俗, 猶尚未改”, 而“若夫經製不定,是猶度江河亡維楫, 中流而遇風波, 船必覆矣”。三是應當重視教育太子, “太子之善, 在於早諭教與選左右”; 又務必顯示帝王的尊嚴, 做到等級分明, “人主之尊譬如堂, 群臣如陛, 眾庶如地”。 這篇《治安策》, 以見識之卓越, 洞察現實問題之深刻,態度之誠懇, 議論之剴切透徹, 充分體現齣西漢政論傢高度的曆史智慧和以國傢利益為重的高尚品質。諳熟曆史的毛澤東, 以其政治傢的高超識力, 極其贊賞賈誼此作, 稱它“全文切中當時事理”。時為1958 年4 月27 日, 毛澤東寫信給他的秘書田傢英, 建議他仔細研讀:如有時間, 可一讀班固的《賈誼傳》。可略去《吊屈》《鳥》二賦不閱。賈誼文章大半亡矣, 隻存見於《史記》的二賦二文, 班書略去其《過秦論》, 存二賦一文。《治安策》一文是西漢一代最好的政論, 賈誼於南放歸來著此, 除論太子一節近於迂腐以外, 全文切中當時事理, 有一種頗好的氣氛, 值得一看。
毛澤東譽之為“西漢一代最好的政論”, 正是對賈誼之卓越見識的最好評價。同樣值得仔細體味的是毛澤東所言“有一種頗好的氣氛”, 則是他對當時政治上形成比較開明的氣氛的一種判斷和贊許。試想, 賈誼上書的對象, 是專製時代的皇帝,位居九重之尊,賈誼先後官太中大夫、長沙王太傅,職位不高,如果漢文帝時朝廷沒有一種鼓勵臣下大膽諍諫的開明氣氛,賈誼如何能如此剴切陳言? 他論諸侯王驕橫,則謂天下如害腫脹病,“一脛之大幾如要,一指之大幾如股”;言風俗趨於奢靡,應以移風易俗為急務,則謂“陛下又不自憂,竊為陛下惜之”; 尤其是言匈奴侵掠邊境,而漢朝年年厚幣求和,乃“足反居上,首領居下”,“陛下何忍以帝皇之號為戎人諸侯,勢既卑辱,而禍不息,長此安窮!” 責備文帝不采取果斷措施解除此“天下倒懸之勢”, 反而耽於射獵,“玩細娛而不圖大患, 非所以為安也”。這樣幾乎不留情麵的嚴詞批評,放在日後封建專製主義強化的年代是絕對不可想象的。賈誼之所以不避忌諱、直言諫議,其前提是漢文帝能虛心采納臣下的批評意見。毛澤東作為一個人口眾多的社會主義大國的最高領導人,他經常思考著國傢的政治生活怎樣纔能形成思想活躍,開明、民主的局麵,為瞭國傢和人民的利益,人人敢於說話, 毫無忌諱地對重大問題提齣切中要害的批評,使黨和人民的事業避免濛受大的損失; 賈誼的議論使他受到啓發, 故稱贊賈誼的剴切建言“切中當時事理”,“有一種頗好的氣氛”,正是站在曆史唯物主義高度對古代民主製遺風和漢人高度政治智慧的褒揚。
漢代敢於對現實重大問題諍諍直言的政論傢,還有文景之時的晁錯,武帝時的主父偃、徐樂、嚴安等。主父偃、徐樂、嚴安三人嚮武帝上書的事跡載於《史記·平津侯主父列傳》, 他們針對武帝連年徵伐的政策, 再度反思秦亡教訓, 預見到其中潛伏的危機, 警告武帝不要重蹈亡秦的覆轍。主父偃以明顯的針對性, 論述長期徵戰是導緻秦亡的原因: “暴兵露師十有餘年, 死者不可勝數, 終不能逾河而北。……百姓靡敝, 孤寡老弱不能相養, 道路死者相望, 蓋天下始畔秦也。” 徐樂更深一層分析造成陳涉揭竿而起、天下風從的條件: “由民睏而主不恤, 下怨而上不知, 俗已亂而眾不修, 此三者陳涉之所以為資也。” 他總結齣“民睏” “下怨” “俗已亂” 三條作為封建國傢行將崩壞的標誌, 是對賈誼《過秦論》中強調民心嚮背觀點的進一步發揮。嚴安上書也論述治理國傢的規律是必須及時調整政策, 秦朝卻反其道而行之, 法令嚴苛, 徵戰連年, 造成“丁男被甲, 丁女轉輸, 苦不聊生, 自經於道樹, 死者相望” 的社會慘狀, 終因民怨沸騰而最後滅亡。嚴安以這種曆史教訓來對比當時的政治情況, 強調已經麵臨嚴重局麵, 武帝若不改變治策, 後果將不堪設想。他們都直言不諱地批評武帝連年徵伐是忘記吸取“近世之失” 的教訓, 並且警告說: “今天下鍛甲砥劍, 橋箭纍弦, 轉輸運糧, 未見休時, 此天下之所共憂也!” 意味深長的是,主父三人重新反思秦亡教訓的這些尖銳言論, 非但沒有使武帝反感, 反而得到他的激賞。史載: 主父偃“上書闕下, 朝奏, 暮召入見”。“是時, 趙人徐樂、齊人嚴安俱上書言世務……書奏天子, 天子召見三人, 謂曰: ‘公等皆安在? 何相見之晚也!’ ”三人皆拜為郎中, 主父偃還一年四遷, 嚴安拜為騎馬令(主天子騎馬), 官階雖低卻是武帝近臣。雖然當時武帝並未立即放棄外事四夷、內興功利的既定政策, 但至徵和四年(前89), 他終於果斷地改正錯誤, 下罪己詔, “深陳既往之悔”, 從此罷兵力農,發展農業生産。聯係前後史實, 可以認為, 主父偃三人上書深刻分析潛伏的社會危機和提齣的嚴重警告, 當是武帝晚年實行政策轉變的重要思想基礎。司馬光在“資治通鑒” 中稱武帝有亡秦之過而免亡秦之禍, 又稱他“知所統守, 受忠直之言”。政論傢以國傢和民眾利益為重而尖銳提齣的“忠直之言”, 幫助漢武帝晚年改弦更張, 挽救危機, 也使漢朝延續瞭近百年的統治。
三、推進國傢統一和民族關係的發展
由於具備瞭一些重要的時代條件, 我國曆史上國傢統一不斷加強的趨勢和民族間的凝聚力, 在漢代推進到重要階段。這些重要的時代條件包括: 第一, 漢朝在秦亡的基礎上重建瞭統一的國傢。它吸取瞭秦朝驟興而又驟亡的教訓, 國傢得到有效的治理,經濟生産迅速地恢復和發展, 減輕民眾負擔, 取消各地關卡, 商人自由往來經商販賣, 發展文化教育事業, 全國範圍內大大加強瞭經濟交流和文化聯係, 形成瞭共同的民族心理, 因而在國傢經濟實力和民族間的文化認同上, 都達到瞭空前的水平。中國曆史早就形成走嚮統一的趨勢, 至此更加鞏固。漢族形成瞭人口眾多的堅強民族, 並且成為中華民族的主乾成分。圍繞中原地區, 廣大的周邊地區的少數民族, 從東北、北方、西北、西方, 到西南、嶺南形成有序展開的局麵。第二, 自漢初以來, 異姓王被消滅, 同姓王割據勢力也被大大削弱, 至景帝時又“令諸侯不得治其國”, 諸侯王國隻封土而不治民。武帝時, 又實行“推恩令”“左官律” 等措施, 於是“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 最後, “諸侯惟得衣食稅租, 不與政事”, 與一般富室無異, 地方割據勢力被最終解決, 國傢統一大大鞏固。第三, 漢武帝雄材大略, 多所設施, 在位時間長久, 對於鞏固國傢統一和奠定二韆年封建國傢的各項製度發揮瞭巨大的作用。漢武帝時期曾經長期對邊境地區用兵, 這些戰爭大多是屬於防禦少數民族貴族所挑起的對中原農業地區的襲擾、掠奪, 起瞭維護安全、保障生産的作用; 但有的則是對少數民族地區人民的侵犯, 造成瞭破壞。武帝還大規模展開對少數民族地區的交通、開發。從總的後果看, 各民族之間的聯係加強瞭, 國傢統一的局麵發展瞭。漢族的封建經濟和封建文化, 以各種不同的方式影響著周邊各民族, 有些民族還顯著地走上瞭封建化的道路。西漢封建經濟的繁榮和國傢的空前統一, 正是各族人民共同進步的結果。
推進國傢統一發展的需要必然體現於這一時代的哲學思想的創造。董仲舒構建的春鞦公羊學說為鞏固漢代國傢統一做齣瞭積極的貢獻, 正好證明瞭馬剋思所講的“一切劃時代的體係的真正的內容都是由於産生這些體係的那個時期的需要而形成起來的”這一至理名言。實際上, 漢武帝時代實行的收相權, 行察舉, 削王國, 改兵製, 設刺史, 統一貨幣等政治、軍事、經濟製度上的重要措施, 都與春鞦公羊學的改製、更化觀點相適閤。《春鞦公羊傳》變易、進化的“三世” 曆史觀中, 包含著對民族問題的寶貴的進步觀點: 從文化上、道德上, 而不從種族上來區分“諸夏” 與“夷狄”, 視二者為可變的概念, 而非凝固不變, “諸夏”與“夷狄” 都可以嚮更高文化水平前進, 民族之間的關係將越來越密切。在漢代, 居住在中原地區的漢族已發展到更高水平, 具有更加強大的影響力, 周邊的少數民族明顯地錶現齣對中原地區的嚮心力, 春鞦公羊學開明的夷夏觀正能對推進民族關係發展發揮重要作用。董仲舒對公羊學的理論作瞭深刻的闡發, 使之更加光彩煥發。
武帝時代的大史學傢司馬遷, 東漢初大思想傢王充、大史學傢班固也都是中華文化傳統中團結統一、民族和好精神的發揚光大者。司馬遷謳歌漢代空前統一為經濟和交通的發展開創瞭新局麵: “漢興, 海內為一, 開關梁, 弛山澤之禁, 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 交易之物莫不通, 得其所欲。” 贊揚漢武帝開拓版圖的功績: “明天子在上, 兼文武, 席捲四海。” 王充著《論衡》,班固著《漢書》, 都以“宣漢” 為著述宗旨, 即高度評價西漢國傢統一規模和民族關係的發展。王充對邊疆落後民族由於接受中原文化而進入文明之境尤為重視, 他這樣作瞭對比: “唐虞國界,吳為荒服, 越在九夷, 罽衣關頭, 今皆夏服、褒衣、履舄。巴、蜀、越嶲、鬱林、日南、遼東、樂浪, 周時被發椎髻, 今戴皮弁; 周時重譯, 今吟《詩》《書》。” 王充還用詩一樣的語言,歌頌漢代民族融閤、四海一傢的局麵: “古之戎狄, 今為中國;古之躶人, 今被朝服; 古之露首, 今冠章甫; 古之跣跗, 今履高舄。以盤石為沃田, 以桀暴為良民, 夷塪坷為平均, 化不賓為齊民, 非太平而何?” 班固著史要“宣揚漢德”, 因為他認識到“大漢當可獨立一史”。他據實贊譽漢代的功業, 如, 總論武帝“雄材大略”, “疇谘海內, 舉其俊茂, 與之立功。興太學, 修郊祀, 改正朔, 定曆數……號令文章, 煥焉可述”。 《史記》《論衡》《漢書》這三部傑作, 記述瞭漢代在經濟、政治、文化、民族關係等各方麵所取得的巨大進步, 以豐富而確鑿的史實宣揚中華民族團結統一、自強不息、勇於創造的偉大精神, 因而在文化史上熠熠生輝。
自序(節選)
1957年高考,我幸運地考上中山大學曆史係。踏進美麗的康樂園,見到一座座古典式建築的教學樓,藏書豐富的圖書館,寬敞的操場……這裏一切都是那麼新鮮!特彆是,曆史學係擁有一批全國著名的教授,陳寅恪、岑仲勉、劉節、梁方仲、戴裔煊、董傢遵、金應熙,還有當時比較年輕的李錦全、蔡鴻生等先生,他們有的親自為我們授課,有的雖未授課卻能讀到他們的著作或耳聞師生對其為人為學的講述,讓青年學子感受到他們的學術風範。我就在這樣優越的環境中認真讀書,吮吸著智慧的甘露。
在中大,對我影響最大的是著名史學傢劉節教授。他於1928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國學研究院,師從梁啓超、王國維、陳寅恪先生研習古代史。曾任國立北平圖書館金石部主任,自1946年起長期在中山大學任教授(1950至1954年兼任係主任)。他於1927年撰成的《洪範疏證》是學術界首次對《尚書·洪範》篇撰成年代進行係統、嚴密考證的名文,梁啓超曾稱贊文中提齣的見解“皆經科學方法研究之結果,可謂空前一大發明”。其後撰著的《好大王碑考釋》《管子中所見之宋鈃一派學說》均受到學界的重視。新中國成立後,劉先生曾撰有《西周社會性質》等多篇文章,主張西周已進入封建社會,並論述由低級奴隸社會嚮封建製度的過渡、社會發展的不平衡性與一貫性等帶規律性問題。他多年開設史料學和史學史課程,著有《中國史學史稿》,對於曆代修史製度、史籍之宏富多樣和著名史傢的成就均有詳實的論述,見解獨到,尤其重視曆史哲學的發展,是中國史學史學科重要代錶作之一,著名史學傢白壽彝先生稱譽該書和金毓黻先生所著《中國史學史》“同為必傳之作”。我在校即聽瞭劉節先生開設的“曆史文選”課程,對他淵博的學識和認真教學的態度深感敬佩。後來先生為研究生講授《左傳》,也讓我去聽講。1963年初,全國第一次統一招考研究生,我即選擇瞭劉先生的“中國史學史”為報考誌願。大約至5月初,正值等待錄取消息的時刻,有一次恰好在路上遇到劉先生,那時他是校務委員會委員,高興地對我說:你已被錄取,校務委員會已經討論批準,報教育部備案,你可準備下學期初開學要用的書籍。當時我們都絕未料到,一場批判劉節先生的風暴即將颳起,後來發生的一切就都完全事與願違。雖然自畢業離校後我再無機會見到劉節先生,但我今日從事的專業,淵源則始自大學時代受業於先生,師恩難忘。
1963年7月由中山大學畢業,我被分配到河南省工作,一直擔任高中語文教師,至1978年。雖然在基層工作與科研機構差彆很大,但我認真從事,十五年下來,自覺在對中國優良文化傳統的認識,對古今名著名篇的鑽研闡釋,對語言文字的精心推敲運用等項,都有頗為深刻的體會,實也為此後學術研究之一助。粉碎“四人幫”之後,我國曆史進入新時期,1978年全國恢復統一招考研究生,我有幸考取瞭白壽彝教授指導的“中國史學史專業”研究生,真正實現瞭大學時代從事本專業的夢想。
這時,正值全國撥亂反正、解放思想的年代,舉國上下意氣昂揚、韆帆競發,徹底批判極左路綫、砸爛思想枷鎖,呼喚科學的春天、重視知識重視人纔,成為不可阻擋的時代洪流。我深深慶幸自己趕上瞭這個偉大的時代,慶幸投到名師門下受業深造。白壽彝先生在多個學科領域均深有造詣,他又擔任全國人大常委、中國史學會主席團成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曆史民族宗教三個研究所學術委員等多項職務,而他的主要精力則放在學術工作上,尤其專注於主編多捲本《中國通史》和推動中國史學史學科建設。其時先生已屆七旬,但他不知老之將至,相反地是迎來他學術上最輝煌的時期,許多重要著作,正是在他人生道路最後二十年中完成的。他熱愛偉大祖國的曆史文化,同時他堅信以與時俱進、不斷發展的馬剋思主義來指導學術研究和各項工作。“在唯物史觀指導下從事新的理論創造”這句擲地有聲的話,精當地概括瞭白壽彝先生的學術宗旨。他真正做到瞭把認識和總結客觀的曆史、體現當今的時代要求、關心國傢和民族的未來三者有機地統一起來。他幾十年的著述,則是把堅持正確的理論方嚮、豐富詳實可靠的史料、恰當優美、雅俗共賞的錶現形式三者有機地統一起來。
白先生擔任總主編、匯集國內眾多學者共同完成的多捲本《中國通史》(共十二捲,二十二巨冊,總字數約一韆四百萬字),於1999年由上海人民齣版社全部齣版,被學術界譽為“20世紀中國史學壓軸之作”。白先生又是中國史學史學科的重要奠基者和開拓者。他在這一領域辛勤耕耘達半個多世紀,齣版有一係列重要著作,如:《史記新論》、《史學史教本初稿(上冊)》、《曆史教育與史學遺産》、《中國史學史論集》、《白壽彝史學論集》、《中國史學史》(第一冊),並主編瞭《史學概論》、《中國史學史教本》、多捲本《中國史學史》等。他提齣瞭許多精闢的論點和推進學科建設的構想,如,於50年代提齣史學史研究要擺脫書目解題式格局,至80年代初進而提齣要突破學術專史的局限,要總結史學如何反映瞭時代的特點和成功史書撰成之後又如何推動時代前進;論述研究史學史應區分精華與糟粕,傳統史學是一筆寶貴遺産,應當根據時代的需要,大力繼承和發揚;對於史著或一個時期的史學成就,應從曆史思想、史料學、曆史編纂學和曆史文學四個方麵來分析評價。又如,論述古代史傢提齣的問題可以作為今人觀察曆史與社會的思想資料;論述不應以凝固不變或互相孤立的觀點看待古代幾種主要史書體裁,而應看到其發展和互相聯係,要從傳統史學提齣的改革曆史編纂的主張獲得啓示,並設想以“新綜閤體”來撰寫通史或斷代史。事實證明,白先生提齣的這些重要觀點和命題,對於推進史學史研究均有指導性意義。先生領我走進學術殿堂,我研究生畢業後,即留在北京師範大學曆史學院任教,前後跟隨先生達二十一年,時時聆聽教誨,使我受益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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