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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特色

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 ：大众读者
　　1、书中大量图片来自大英博物馆馆藏，属于首次向读者展示。
　　2、书中介绍了二十多位民国时期以及当代名家画作。列举了吴湖帆、傅抱石、张大千、方召麐、吴昌硕、程十发、齐白石、黄君璧、溥儒、黄宾虹、刘国松、罗青、黄永玉、华君武、启功、吴冠中等人的代表作，内容翔实，是一本难得的中国水墨画专着。
　　3、精装图书，纸质环保，印刷精美，装帧经典。

内容简介

　　20世纪初的中国战争频繁，社会发生了剧烈变化。中国社会受到了西方文化的影响和冲击，国内许多画家游历或留学欧美，学习新的艺术知识，在实践中探索出了自己的艺术道路。而新中国的诞生给现代艺术家带来了新的艺术生命与活力，创作了许多优秀的水墨绘画。作者史明理认为，中国现代水墨艺术与西方现代艺术经过充分接触和交流，产生了适度融合。本书向读者介绍了中国现代水墨画，探讨了中国大陆、港台地区和欧美国家现代水墨绘画的多样性发展。对于那些坚守传统风格的艺术家，她也着墨颇深。她毫不吝啬地称赞了传统大师的精湛技艺，并重新解读了他们经典的绘画技法。将摄人心魄的山水和自然景物与书法并置，既有积极正面的现实写照，也有黑暗不堪的心酸历史，让我们全面了解中国现代水墨艺术。
　　《中国现代水墨画》中，介绍了二十多位民国时期以及当代名家画作。书中列举了吴湖帆、傅抱石、张大千、方召麐、吴昌硕、程十发、齐白石、黄君璧、溥儒、黄宾虹、刘国松、罗青、黄永玉、华君武、启功、吴冠中等人的代表作，内容翔实，是一本难得的中国水墨画专着。

作者简介

　　史明理，是大英博物馆亚洲部研究员，负责管理亚洲部的中国画和中亚文物。她曾出版过《中国的印刷图像》一书，书中介绍了从8世纪到21世纪中国印刷图像的发展脉络。《中国现代水墨画》是其另一佳作。

目录

序　尼尔·麦克格瑞格（Neil MacGregor）馆长

序　亚洲部主任司美茵(Jan Stuart) 女士

前言

大事年表

引言

现代水墨——传统的革新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缩影

走向世界——大英博物馆馆藏中国现代水墨

绘画作品

走向世界

变革传统

当代视野

注释

图录

参考文献

索引

精彩书摘

　　现代水墨——传统的革新
　　一直以来，中国书法和绘画都是用毛笔和水墨在绢或宣纸上进行创作的。[1]有时候这种单一的、由碳黑构成的墨会与难溶的矿物颜料或者水溶性的有机色素融合在一起，这样一来，它的表现力便得到极大提升。[2]唐时（618-906），诗书画被尊为“三绝”。现代水墨画家受到20世纪初所谓的“国画运动”[3]的影响，仍然从诗、书、画这三种传统的形式中获取灵感。与此同时，现代作品反映了一种新的观念，它们有意识地将西方和亚洲地区的风格融合起来，探索新的技法和主题的多样性。
　　大英博物馆的藏品让我们看到中国书画传统的广度和深度，这也正是现代水墨画家灵感的源泉。《女史箴图》是将诗书画结合的比较早的例子（图1）[4]。该作品出自宫廷画家顾恺之（344-406）之手，描绘了不同的人物场景，每个场景都用箴文隔开，箴文都用楷书写成。顾恺之擅长用高古游丝描勾画人物轮廓，用生动的姿态和面部描绘展现人物神韵，技法高超，为世人所称道。这些传神写照的技艺被另外一位画家——傅抱石（1904-1965）发掘继承，在他的历史人物画（图录4）和仕女画（图2）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传统的当代阐释。
　　11世纪时，人物画逐渐让位，山水画崛起并成为画坛主流，直到进入现代社会。艺术家开始对丰富多样的经典作品进行风格、技法和构图上的重新解读。这种探索最终促使了17世纪正统派（Orthodox School）的产生。王时敏（1592-1680）便是这个派别中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的作品对元大家黄公望（1296-1354）的山水进行了重新解读，成为中国传统水墨山水（图3）的典范。
　　1918年，这种师古之法、回避现实的艺术观遭到了陈独秀的批判。[5]陈独秀呼吁“抛弃”中国水墨画，尤其是正统派“四王”的艺术。[6]颇具戏剧性的是，一个世纪以后，2011年在大英博物馆，中国最前卫和最国际化的艺术家徐冰（b.1955）却做出了令人瞠目结舌的行为。他从视觉上模仿了王时敏的一幅山水画，用大型装置艺术《背后的故事-7》来表现这种艺术效果。徐冰、刘丹等艺术家有意识地对水墨传统进行了深度探索，并将他们的作品放置在观众眼前。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中国传统艺术才在当代不断被推入国际视野。
　　当代中国——政治文化的缩影
　　20世纪，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古老的王朝崩塌，现代的国度建立。战争、革命和改革充斥着整个社会，把这个国家推入巨变的旋涡之中。下文中关于这部分历史的叙述不是为了让你全面地看清这个时代的面貌，而是为了让你了解重大的政治变故和文化事件发生的背景，从而帮助你理解和欣赏本书中的所有作品。[7]
　　鸦片战争（1839-1842及1856-1960）中，中国战败，英国迫使中国开放五个港口进行海外贸易和传教活动，同时割让香港岛给英国。几年后，太平军建立了“太平天国”，占领了中国中部地区和东南沿海大部分地区。大量难民为了躲避太平军和“小刀会”，逃进了上海附近的租界区，由此导致了条约中开放的港口城市人口激增。这些难民中包含了富甲一方的商人、地主，他们大多来自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如苏州、杭州、南京和扬州。此后，其中一些人永久定居在当地，并开始发展商业贸易。他们的财富和品位催化了艺术赞助、艺术市场和艺术收藏的发展。19世纪末，合资企业、银行业、外贸和工业等繁荣昌盛，上海一跃成为中国的经济、文化中心和中国最大的城市。[8]
　　20世纪初，上海聚集了一个进步美术团体——上海画派。为了满足新兴城市精英阶层的口味，上海画派创造了色彩强烈、厚重（图4）的水墨艺术和半写实的人物画风。他们刚健雄强的笔触和简单明了的构图受到18世纪“扬州八怪”的影响。将古老的文字用于书法创作，专注原创刻印等都是上海画派的特点，这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海派巨擘吴昌硕（1844-1927）（图录12）、王震（1867-1938）（图录13）。[9]
　　1895年，中国在中日甲午战争中惨败，加深了整个民族的国际灾难。改革和现代化的需求已经迫在眉睫。与日本明治天皇（在位时间：1867-1912）成功发起明治维新不同，光绪帝（在位时间：1875-1908）的维新运动仅仅持续了百日。为了挽救中国于衰退，孙中山（1866-1925）于1905年在东京成立了同盟会，意欲推翻清王朝的统治。1911年，在孙中山的领导下，各省爆发了几次起义，不久之后，清王朝覆灭。清朝的最后一位皇帝溥仪（在位时间：1906-1908）宣布退位，但仍然于紫禁城居住到1924年。1912年2月，孙中山在南京宣布成立中华民国。
　　在东京，三位来自广东的年轻艺术生参加了孙中山的同盟会。回国后，高剑父（1879-1951）与其弟高奇峰（1889-1933）及陈树人成立了岭南画派。[10]如名字所言，该画派的中心在岭南地区的广州。高剑父和高奇峰的作品融合了西方的焦点透视技法、光影效果技巧及日本艺术（图5）[11]的特点，他们笔下的雄狮和松鹰多处在云雾或废墟环境之中，象征着他们的爱国主义情怀和忧国忧民的思绪。岭南画派的创作主题还包括战争和现代生活，他们会将骷髅头、飞机等现代形象运用到山水画中。
　　蔡元培（1868-1940）是同盟会的另一名成员，也是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他提倡教育改革，支持新文化运动，拥护西方民主、科学的进步思想。蔡元培曾留学国外。他提倡全球视野，并把中国放到世界范围内。他在《以美育代宗教说》里提出，艺术不是传统观念中的“笔墨游戏”，而是建立新社会必不可少的要素。[12]蔡元培还鼓励年轻学生学习西方艺术，从中汲取创作灵感。
　　在这种思想的倡导下，20世纪最初的十年，中国学生远赴国外学习西方艺术和日本艺术，李叔同（1880-1924）便是第一批留学日本的艺术家之一。他在东京美术学校学了五年油画，直到1911年毕业。另外一批人，如徐悲鸿（1895-1953）和林风眠（1900-1991）则前往巴黎和柏林学习素描和油画。二人分别于1919年和1920年回国。[13]回国后不久，徐悲鸿接受南京中央大学的聘请，担任艺术系主任。1928年，林风眠成为新筹办的国立艺术院院长。
　　1929年，第一次全国美术展览在上海举行。该展览由教育部组织，展出了各式各样的艺术作品，充分反映了中华民国建立初期丰富的艺术教育面貌。展览类别有水墨画、油画、摄影、雕塑、建筑和设计，参展艺术家来自世界各地。在油画艺术方面，艺术家们围绕到底是用学院写实主义风格（以柯罗和库尔贝为模范），还是用实验性和形式主义的画风来代表中国的问题展开了激烈论争。
　　这一论争围绕徐悲鸿和徐志摩（1897-1931）进行。在1929年4月和5月公开印刷出版的信件中，徐悲鸿明确支持古典写实主义，然而他支持的是其中写实的部分，而非欧洲学院派现实主义的理想化形式。在他的驳斥中，暗地里批判了刘海粟（1896-1994）和林风眠（1900-1991）的形式主义风格。现代诗人徐志摩曾留学于剑桥大学，他回应了徐悲鸿的这种批判，他拥护艺术自治和形式自由。在他看来，徐悲鸿这种学院派写实主义是十分保守和过时的，他十分怀疑这种艺术风格是否适合新中国。[14]
　　尽管艺术家在现代艺术、风格和媒介方面存在着分歧，但在1929年的展览上，所有艺术家都声称他们追求同一目标。他们希望通过中国或西方的风格和技法来振兴中国艺术，向世界证明中国艺术具有强烈的个性和非凡的气势。值得一提的是，大部分中国艺术家都选择了水墨媒介来表现这种中国精神。
　　20世纪，中国艺术界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美术展览大量举办，艺术社团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艺术类出版物百花齐放。1921-1931年间，北京和日本举办了六次中日艺术展。[15]艺术家金城（1878-1926）和王震积极组织和赞助了这几次展览活动，为展览的成功举办做出了重要贡献。此时，北京与上海、广州一起成为水墨艺术家云集的三大中心。
　　1931年，日本对中国东北发起了进攻。一年之后，日本占领了上海部分地区。在日本侵略扩张的威胁下，国民政府决定将皇家收藏的艺术珍宝从北京故宫转移到南方城市上海和南京。1935年至1936年，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伦敦伯林顿宫举办了中国艺术国际展，展出了大量中国艺术品。[16]同年，徐悲鸿和刘海粟组织的巡展展出了290多幅现代中国绘画。[17]这也是首次在英国举办的大型现代中国绘画作品展。[18]许多知名艺术家，如金城、溥儒（1887-1963）（图录17）、张大千（1899-1983）（图录6-9）和齐白石（1864-1957）（图录15）均有作品亮相。1933-1935年间，约有40次现代中国绘画作品展在欧洲举行。[19]
　　1937-1945年，日军侵略中国，占领了中国大部分地区，南京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在各方面力量努力之下，大部分人口、政府部门、学校随之转移，同时，约17000箱艺术品从北京故宫迁往中国的内陆地区。[20]其中，大部分艺术品沿长江逆流而上或经铁路运往重庆。
　　战争时期的生活充满了苦涩和艰难，但此时的文化生活和各类活动却具有深刻内涵。这一时期，艺术家傅抱石创作了一些重要的作品（图录4-5）。1941-1943年，张大千前往敦煌“千佛洞”，临摹了公元5-11世纪的壁画作品。1944年，他在成都和重庆展出了一部分临摹作品。[21]
　　二战结束，日本战败，中国从外国侵略者的占领中解放出来。与日本停战以后，中国共产党进军北方。1949年，共产党解放了上海和南京，同年10月1日，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与此同时，国民党撤退至台湾。
　　在新政权的领导下，大陆艺术家的生活要受到党政和指令的影响。[22]在中国共产党宣传部门的领导下，画家被编入了中国美术家协会。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指出了新时代的文艺应扮演何种角色，同时确立了两个基本原则，贯穿了其整个政治生涯。首先，文艺服务于政治和人民大众，即为工农兵服务。其次，艺术必须反映共产主义生活的积极方面。与此同时，从苏联引进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油画风格成为画坛主流。在毛泽东执政（1949-1976）的初期，国画受到严重打压。
　　然而，20世纪50年代初，情况开始发生转变。国画被党中央认为是中国文化遗产，重新回到了艺术院校。为了表达爱国情怀，表现人民共和国的大好河山，传统山水画中的虚构之境和对古人的模仿已不合时宜，艺术家应该走出去创作，描绘真实的场景。这一时期，涌现出一些艺术家代表，如李可染（1907-1989）、傅抱石和黄宾虹（1865-1955）（图录18），他们广泛游历，对景写生，创作了许多风景素描草稿。然而，在“反右”运动和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国画家再次遭到了打击。1970-1976年，毛泽东的妻子江青（1914-1991）及其派系控制了艺术领域。在北京的一系列展览中，水墨画被扣上“修正主义”的帽子，被看作“黑画”。1974年，黄永玉（1924-）画了一幅眨眼的猫头鹰（图6），这幅画被解读为“仇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制度”，惨遭批判。[23]当这种批判引起毛泽东的注意时，他十分生气地说：“猫头鹰的习惯就是一只眼开一只眼闭。艺术家是有常识的，不是吗？”随着毛泽东的批示，“批黑画”得以终止。华君武（1915-2010），漫画家，中国美协主席，也遭遇了类似的对待，其作品被控诉为“黑画、反党漫画”。[24]在大英博物馆陈列的两幅作品（图录22-23）中，黄永玉和华君武两位画家对他们在“文革”时期的苦难经历做出了回应。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大陆的画家与国外的现代艺术运动完全脱节，台湾和香港则逐渐成为中国新水墨的中心。[25]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台湾开始了长达50年的被日本统治，直到二战结束。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台湾的艺术教育被受西方影响的日本画和油画所主导。1949年，中国共产党统一大陆，国民政府带领其军队、知识分子离开大陆，前往台湾定居。国民党带走了大部分的皇室收藏，并自认为是传统中国艺术和文化的保管人。国画艺术家如清室皇子溥儒和黄君璧（1898-1991）（图录16）也离开了大陆前往台湾教授艺术。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并坚持保留传统的价值。
　　刘国松（1932-）属于生于大陆长于台湾的一代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以“五月画会”和“东方画会”为中心，台湾出现了现代艺术运动，刘国松便是其中的领军人物。刘国松是“五月画会”和“东方画会”的创始人和代表人之一。这些艺术家在创作的过程中将西方抽象表现主义和中国传统水墨相互融合。刘国松还尝试用不同的材料和技法制造出新的视觉效果（图录19）。这些年轻艺术家的行为遭到了艺术界的批判。徐复观（1904-1982）就是他们的反对者之一，他宣称这些人的作品具有破坏性和误导性。他的观点引起了台湾评论界一定的担忧。[26]另外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台湾原住民艺术家在台湾土生土长，他们接受着台湾现代文化的熏陶，受惠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崛起的经济环境。这种新兴台湾艺术以罗青（1948-）的作品为代表，他的绘画和诗歌是他将根植于中国大陆的传统和台湾的现代生活体验相结合的产物。
　　位于中国南方珠江口的香港，不管是在经济还是文化上，都与广州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27]作为一个港口城市，广州早在18世纪就已经对外开放贸易。1949年，共产党统一了中国大陆地区，百万难民前往香港避难。由于政治体制不同，香港与大陆完全割裂，受英国殖民统治的影响，其文化身份也发生了演变。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香港发展成为最具活力的大都市，并一跃成为东亚的经济中心。同时，它还是中国艺术市场的国际中心，它的电影产业更是享誉全球。
　　香港地区的现代水墨艺术与广州具有革新意识的第一代岭南画派艺术家联系紧密。[28]第二代岭南画派艺术家在香港地区仍然十分活跃。画家丁衍庸（1902-1978）早年在东京学习油画艺术，后从广州移居香港，成为香港最杰出的新水墨艺术家代表。丁衍庸晚年转向水墨创作，其中最知名的是他的人物画，极具漫画讽刺意味（图7）。丁衍庸对水墨的表现受到个人主义者八大山人（1626-1705）的影响，而他对色彩的控制和看似简单笨拙的线条又来自他接受的油画训练以及他对西方艺术，尤其是对马蒂斯和野兽派的借鉴。[29]
　　1979年，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粉碎，邓小平宣布中国大陆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随着中国重返国际社会，大陆的艺术家又迎来了一个全新的、多元化发展的环境。[30]1979年夏天，一群艺术爱好者组建了一个团体，他们自诩为“星星画会”，请求官方允许举办展览。当这个要求遭到拒绝后，他们便在中国美术馆的栅栏外展出了批判政权的绘画和雕塑作品。这次展览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它代表着艺术家们在艺术独立的道路上向前迈出了勇敢的一步。1983年，台湾画家刘国松在北京美术馆举办个展。据艺术史家李铸晋回忆，刘国松在中央美院做完讲座以后，吴冠中（图录26）握着刘国松的手说：“现在我们有共同语言了！”[31]在大陆方面，1984-1985年开始的新潮运动将这个时代的先锋艺术推向了高潮。这场运动旨在追赶欧洲现代主义和百年来艺术、哲学的发展脚步。但是从1989年开始，新潮运动放慢了脚步。[32]
　　随着社会大发展和全球化的加速，当代艺术家开始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传统水墨创作。[33]张洪（1954-）在纽约创作了一幅山水画，他将之命名为“心景”（图录27）。雄浑壮阔的高山更多地反映了他内在的精神世界，而非外在的现实世界。通过参考中国经典传统山水画，张洪试图与过去建立某种联系，用精微的笔触表达自我和内心。上海的王天德（1960-）则选择了一种观念性道路。他的作品由多层材质和多层含义组成（图录28）。画面顶层采用了半透明纸张，纸上有用香焚烧出的山水风景。透过这些焚烧的小洞，观者可以看到底层绘制的景色。由此，艺术家创造了第三种可视画面，让观者可以“透过当下观看过去”。
　　北京艺术家刘丹（1953-）的作品（图录29-33）不管从视觉效果上还是从美感观念上看，都算是不朽的杰作。刘丹拥有中国哲学和文人传统的基础，他将专业技法和敏锐的观察能力有机结合，创造出一种新的视角，为我们阐释了自然和其他物体的主题。[34]当代水墨画家的光芒虽然常常被国际现代主义潮流，尤其是西方的艺术风格和媒介所掩盖，但是他们勇于在当下社会挑战传统，为我们呈现了新鲜多样的艺术观，丰富了艺术世界的面貌。
　　……

前言/序言

　　序
　　大英博物馆馆长
　　尼尔·麦克格瑞格（Neil MacGregor）
　　大英博物馆收藏了部分世界上最精美的珍宝，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女史箴图》（图1）。这幅精美的卷轴画大约创作于公元380年至400年间，可以说是现存最早的诗书画结合的作品。
　　大英博物馆还有一个不为人知的重要身份，就是它藏有重要的现代和当代中国书画作品，是各种近代中国艺术的仓库。本次展览是我们第一次对20世纪中国书画藏品进行梳理呈现，加上最近购藏的一些作品和著名的借展作品，我们将视角延伸到了21世纪。这部分重要的作品展现了中国艺术的活力，代表了中国艺术前进的新方向，推动了中国艺术跻身于国际艺术鉴赏的前沿领域。通过这些作品，本书针对过去与当下复杂的关系和历史沿革问题以及社会巨变进行了讨论。同时还探讨了一些历史大事件对21世纪中国艺术面貌的影响问题。
　　《女史箴图》这幅经典作品是1903年被大英博物馆收藏的，这件古董的收藏展现了大英博物馆为英国公众谋利的使命，但同时大英博物馆也对全世界开放，并抱着这样的目的来征集当代作品。而在几十年后，我们才对中国书画有了明确的收藏信念。本书叙述了大英博物馆20世纪的重点藏品与藏家故事，同时也秉承一贯的收藏理念，继续关注当下艺术界的重要活动，推动艺术界对中国水墨重新燃起狂热的兴趣。
　　博物馆工作总是离不开社会各界人士热忱的帮助和共同努力。但最应感谢的还是艺术家，感谢他们的才华为本书的编写提供了可能，同时也感谢他们用艺术作品丰富了博物馆的收藏。特别感谢慷慨捐赠作品以及在博物馆购藏过程中做出贡献的艺术家。几位藏家也对本书提供了巨大的支持，我已将感激之情附在文中，因而此处省略。不过我仍然想再次感谢方召麟、安思远（Robert Ellsworth）、白若思（Gordon S. Barrass）提供的大力支持。此外，本书还得到了匿名赞助者的帮助，也有藏家提供了许多借展作品，正是因为他们的慷慨，我们才有机会领略到世界上最优秀的传统艺术之一——中国书画生机勃勃和绚丽多彩的面貌。
　　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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