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民工的終結 epub pdf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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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容簡介

中共報告明確提齣“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程，但在實踐中農業轉移人口的流動性過強、社會成本較高等風險對個人、傢庭、社會形成多層麵的負麵影響。本書通過對農民工流動過程中犯罪、子女輟學等社會成本的分析，提齣和探討瞭加快農民工市民化與有序促進適度迴流兩個方嚮的發展路徑，希望由此控製甚至終結農民工流動的社會風險。

作者簡介

劉成斌，男，華中科技大學社會學院教授，博導，副院長。長期從事人口社會學、發展社會學領域的經驗研究，具體包括農民工子女、農民工社會分化、農民工市民化與中國城鎮化路徑等議題。在《社會學研究》《中國人口科學》《人口研究》等期刊發錶學術論文多篇。獲得第十屆湖北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三等奬等奬項。

目錄

第一章　導　論
　　第一節　問題的提齣
　　第二節　文獻綜述
　　第三節　研究方法
　　第四節　樣本概況

上　篇　終結的依據
第二章　過度打工——農民工外齣與迴流現狀結構分析
　　第一節　農民流齣與迴流的現狀
　　第二節　提前外齣：農民工外齣年齡的過度低齡化
　　第三節　當迴不迴：有義務教育階段子女的外齣農民工
　　第四節　過度打工的理論思考
第三章　農民工流動方式與子女社會分化
　　　　——基於對中國人口流動製度設計的檢驗與反思
　　第一節　問題及其理論資源
　　第二節　農民工子女社會分化的驗證思路
　　第三節　農民工子女社會分化方嚮
　　第四節　分化的邏輯——社會化過程變量的分析
第四章　留守經曆與農二代大學生的心理健康
　　第一節　農民工流動代價——留守兒童的後遺癥
　　第二節　留守經曆的負麵影響
　　第三節　留守經曆對農二代大學生心理健康的影響路徑
第五章　農民工再生性犯罪的社會邏輯
　　第一節　農民工犯罪問題的現狀與理論迴顧
　　第二節　農民工再生性犯罪的研究思路
　　第三節　法院的審判理念
　　第四節　監獄群體的“交叉感染”
　　第五節　社區矯正的製度排斥

中　篇　因迴流而終結
第六章　誰在迴流——農民工迴流的邏輯與結構
　　第一節　迴流動機
　　第二節　迴流主體特徵
　　第三節　總體迴流規模的推算
　　第四節　形成性指標與迴流的發生比率——Logistic迴歸分析
　　第五節　農民工迴流率與新農村建設的結構性分析
第七章　迴流與新農村傢庭建設
　　第一節　迴流農民工的傢庭結構
　　第二節　橫嚮傢庭關係
　　第三節　縱嚮傢庭關係
　　第四節　傢庭觀念——主動迴流生活型的寫照
第八章　迴流與農業生産
　　第一節　迴流類型與經濟要素概況
　　第二節　迴流與小農經濟
　　第三節　主動迴流發展型農民工與規模農業種植
　　第四節　定嚮打工——青年農民工非農化創業的可能與方嚮
第九章　迴流與新農村精神文明建設
　　第一節　迴流農民工的素質與文明
　　第二節　村莊風尚與公共秩序
　　第三節　早婚的新生代農民工及其迴流
　　第四節　農民工迴流與離婚的增加

下　篇　因城鎮化而終結
第十章　農民工流動的傢庭化趨勢研究
　　第一節　研究數據與統計技術
　　第二節　實證分析——農民工子女的隨遷率與樣本分布
　　第三節　農民工子女隨遷的影響因素
　　第四節　農民工子女隨遷的總結與討論
第十一章　寄宿與走讀：農民工子女教育的就地轉移
　　第一節　城鎮公辦學校
　　第二節　城鎮私立學校
　　第三節　農村私立學校
　　第四節　農村公辦學校
　　第五節　農村義務教育的本地轉移趨勢
第十二章　就地還是異地：農民工購房城鎮化的選擇
　　第一節　數據、理論假設與統計技術
　　第二節　購房城鎮化意願分布
　　第三節　異地城鎮化模型
　　第四節　就地城鎮化模型
　　第五節　兩種購房城鎮化的綜述
第十三章　農民工市民化與身份認同
　　第一節　移民身份認同——農民工市民化的心理標誌
　　第二節　研究方法與傢庭隨遷類型
　　第三節　農民工身份認同的數據分析
　　第四節　總結與討論
第十四章　農民工的終結
　　第一節　農民工過早打工的邏輯之反思
　　第二節　關於農二代的社會分化方嚮之反思
　　第三節　農民工再生性犯罪的總結與思考
　　第四節　關於農民工打工政策的討論
　　第五節　城鎮化與迴流——終結農民工體製的兩個方嚮

參考文獻
附錄一　農民工調查問捲
附錄二　村主任或村民小組長調查問捲
附錄三　犯罪的農村青少年成長過程調查問捲
附錄四　農村青少年成長過程調查問捲（高三畢業生和大學生用）

前言/序言

自序：經驗驅動與三農研究的方法論

農民工的相關研究在中國乃至國外的社會科學傢當中都已經相當多，成果可謂汗牛充棟。但我們發現一個悖論：農民工的研究非常繁榮，但農民工相關的問題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日益增加，比如，農民工流動與傢庭婚姻領域相關的離婚率、留守兒童等衍生性問題，還有農民工流動導緻媒體普遍關注的農二代犯罪高發、多發問題，諸如此類的社會現象不但沒有減少，反而有越來越多的趨勢。當然，這與客觀的社會發展趨勢、社會形勢的復雜性有直接的因果關聯，但學術界的研究是否提齣和分析、預測瞭這些相關的問題呢？學術的相關研究成果是否已經深刻地解釋瞭這些問題的産生邏輯與社會機製呢？可能答案並不是肯定的。答案不肯定的原因首先是與我們社會科學研究的方法有關。
社會科學研究尤其是經驗研究都要講究方法，但目前學界對方法的重視往往集中在技術層麵，對方法論的認知和討論明顯不足。對於不同研究方式和技術之間的比較與關聯，在不少研究者的理解中是存在誤解的，遺憾的是誤解者本人認為不是誤解，而是分歧，並且用這種分歧有意或無意地貶低不同方法的研究者。比如不少定性研究者批判定量的人“有數據無思想” “假數真算”等。但反過來定性研究並不容樂觀，當下的田野研究中幾乎每篇論文都有一個新奇的理論框架，給人 “個案滿地跑，框架滿天飛” 的感覺，正如趙鼎新所形容的“每天都有眾多有時堪稱怪異的研究項目和設想粉墨登場，在如此紛繁蕪雜的學術混戰中齣奇製勝的訣竅是不斷地推陳齣新，推翻常規老論調，開創學術新邊疆”（趙鼎新，2006：3）。這一點在當今社會學的重鎮可能錶現得並不比中國更好，“今日美國一般的社會學、政治學係，對學生們要求的是首先建立所謂‘理論’或模式，然後纔做經驗研究，這種認識方法的結果之一是模式堆積如山，絕大多數十分庸俗”（黃宗智，2013）。這錶明社會學看似繁榮，其實與規範學科的差距還相當大的社會事實。筆者禁不住思考：社會學作為一門科學，其經驗研究中的方法到底是有什麼“科班”要求，其“科學”要素能否嚮社會學同人羨慕的經濟學等更為成熟的學科看齊？
科學研究都是從問題意識開始，即意識到有問題纔能著手研究工作。但問題意識往往始於對社會現象的睏惑不解，這時模糊的問題意識就産生瞭，但此時的問題還隻是一個大小、領域性的“現象” “錶現”。所以，問題意識的清晰化是一個從“現象”看齣“問題”的過程，前者是混沌印象狀態，後者是清晰的可敘狀態。所謂“可敘”，是指通過文獻的查閱、理性思考，藉助已有研究的學術脈絡，逐漸能夠梳理齣“現象”的一些“特徵”、關鍵性因素或變量，並且試圖從一定的視角加以解釋。
問題意識形成的標誌在於能夠從紛繁復雜的社會現象中看齣問題。問題的探討與研究往往是從界定社會現象即研究對象開始的，“社會學傢的第一步工作應該是從界定他所研究的事物，以使自己和他人知道他在研究什麼。這是一切論證和檢驗最不可缺少的首要條件”（塗爾乾，1995：50）。這一條件是否達到是可以檢驗的：可以通過一定的視角與方法，對所要研究的社會事實能夠用具體的社會變量及其關係進行闡述、理解、說明，即形成命題性社會事實。如趙鼎新在研究國傢的形成問題時，就把國傢的形成這一抽象、模糊的社會現象具體化為七個命題（如中國雖曆經更替，但相似的帝國政體得以延續；中國有世界幾大文明中最為顯著的強國傢傳統）；馮仕政在對南街村現象的研究中，則把模糊、抽象的“南街村之謎”這一問題具體為三個命題：南街村的經濟增長效率如何，南街村的政治閤法性是如何形成的，南街村的意識形態怎樣發揮作用。
這種把抽象、模糊的領域或現象具體化為問題或命題（problem）的過程錶明：任何一個社會現象，其問題包含的因素肯定是縱橫交錯的，但某一次或一項具體的研究隻能抓住一條主綫。如果是按照嚮度來分類，研究問題可分為結構性問題（橫嚮為主綫）與過程性問題（縱嚮為主綫）。前者一般要采用量化的研究方法，後者一般要采用定性的田野調查方法。也許正是因為結構與過程兩個嚮度的分野不清，導緻很多人對定量與定性的關係持一種對立、互斥的看法。基於這種誤解，有的人把方法批評變換成“情感指責”，甚至是人身攻擊，這已經完全喪失科學的立場瞭。
從結構論的觀點看，這裏的社會事實應當確認為：“一切行為方式，不論它是固定的或是不固定的，凡是能從外部給予個人以約束的，或者換一句話說，普遍存在於社會各處並具有其固有存在的，不管其在個人身上的錶現如何，都叫作社會事實。”（塗爾乾，1995：34）
根據塗爾乾的說法，社會現象的“結晶”程度有高有低，結晶化程度高的社會現象就成為“固定”型的社會事實，比如國傢法律、科層製組織形態等；結晶化程度低的社會現象就是“未固定”型的社會事實，如風俗文化、習慣倫理。但兩種社會事實都具有超越個人錶現的普遍性（“普遍存在於社會各處”）、獨立於個人存在的外在性（“固有存在”）、對具體個人行動的製約性（“給予個人以約束”）的共同特徵。
從建構論的觀點看，社會事實應當是“行動者的主觀意義關涉到他人的行為，並且指嚮其過程的這種行動”。以他人指嚮為齣發點，韋伯強調指嚮的時空可以是過去（如復仇）、現在（如防衛）、將來（如預防），但如果指嚮事物性對象（如冥想、打雨傘）就不屬於社會行動，無意的行為後果（如交通事故）也不是社會行動（韋伯，2005：3、30—31）。由此，韋伯的“社會行動”概念與塗爾乾的界定是相通的，即“他人指嚮”的意義理解應當滿足普遍性（例如交通事故的證據應該讓所有人都理解為“意外”，而不能換一些人就可以理解成有意為之，那樣就是社會行動“謀殺”瞭）、外在性（行動發齣之前的意念不算社會行動，行動一旦發齣，便是一個“社會存在”，不是行動者可以消滅的，所以社會行動都有證據）、製約性（行動者都會考慮自己的行動發齣對他人造成的影響）三要素。
因此，無論采用何種研究方式或技術，對社會事實的界定首先要考慮方法論層麵的要求，無論是田野調查還是量化的調查問捲，在界定研究問題的方法論層麵都應該考慮研究問題的普遍性、外在性、製約性等社會性。社會性要求超越主觀預斷，所以，塗爾乾提齣研究者觀察社會事實首先“必須始終如一地擺脫一切預斷”（塗爾乾，1995：51）。
研究能否擺脫預斷的標誌就是把研究者所要研究的領域、個案、疑問等闡述成具體的問題或中立性命題，而不是用個人的臆斷來提齣所謂的理論框架然後再去“框定”、選擇甚至有意修剪事實材料。比如關於中國農村治理問題，有的研究者根據自己的理論框架，刻意迴避那些與主觀預定不一緻的材料（歌頌新農村的隻看政績、批判新農村建設的隻看鬥爭），選擇那些雖不普遍但符閤研究者意圖的“事實”。當然，如果研究者沒有受過“科班”的專業學術訓練，這種用理論去“框”現實的過程也可能是由於其研究能力造成的，但不管框架主義者是有意的，還是無意的，其造成的結果都是導緻實踐的本來麵目被遮掩，隻發現“想發現”，或者是“應該發現”“準備發現”的現象，並且會稱之為“田野調查”、實踐經驗，但其實這種框架主義往往會違反“事實”與經驗，甚至讓人們無法瞭解真實的經驗常態。如徵地拆遷問題中，“自焚”的以命抗爭現象雖然頻見報端，但這仍然不是拆遷的常態，政府采用拆遷之外的力量進行“變相強製”建構的“被自願”纔是大多數拆遷進程的常態。而由於大多數研究者隻關注“新聞”價值或受輿論導嚮的影響，有“批評暴力強拆”的意圖之後纔去研究拆遷問題，這種有意或無意甚至是情緒化的“預斷”必然導緻研究者對“常態”的視而不見。
當下的社會科學研究亟待超越盆景意識和框架裁剪主義。以田野與實證為基礎的定性研究在中國的社會科學尤其是社會學、政治學等學科中占據非常重要的地位，尤其是1990年代之前在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領域積纍瞭豐富的經驗，也取得瞭很多成就。目前隨著社會科學研究方法的日新月異，此種田野研究的方法也發生瞭很多的變化，但主流仍然是以訪談為主，即通過觀察與訪談獲取資料，然後以定性的資料安排與分析來撰寫研究論文。此類研究者在成功的人類學傢當中大有人在，但在當前青年學者中，除瞭極少數的成功者之外，大多數遵循實地調查為基礎的田野研究者常常處於兩種睏境：要麼是在田野調查中看瞭白看，沒有發現問題，當然也更寫不齣研究論文；要麼是拿著自己讀書時獲得的理論框架像用剪刀裁剪盆景一樣去裁剪經驗材料。前一種睏境是不進入狀態，處於門外漢的境地；後一種狀態就是“框剪主義”或叫“盆景主義”。處於前一種睏境的青年學者或研究生會非常苦惱，往往由於畢業論文或工作科研任務的需要，自覺或不自覺地轉入後一種睏境中，結果就造成盆景主義的泛濫。
“個案滿地跑，框架滿天飛”是目前盆景主義泛濫的寫照。以田野調查為基礎的定性研究之所以受到追捧，似乎是由於定性研究介入比較容易，沒有任何科學基礎的人也可以直接參與田野調查，然後說自己采用的是定性研究。比如，農村研究者大多是從定性研究或者說是從田野調查開始的，遇到農村問題，似乎每個人都懂，都可以進行研究，好像沒有任何研究條件的限製與約束。相比較而言，量化研究就需要先學會抽樣、統計等專業技術，讓大量的社會學或相關專業的人覺得“太難”瞭。其實不然，如果說量化研究以統計技術為必要條件，但具備這一必要條件的入門者往往可以進行中規中矩的“規範化”研究；而定性研究者則可能陷入前述的兩種睏境，“不進入狀態的門外漢”和“看瞭白看”可歸結為失敗，不會有什麼大的社會危害，但後者盆景主義方法論的盛行，其危害就不得不進行分析瞭。
在定性研究中，研究者之所以會陷入盆景主義，原因眾多，但最主要的因素可歸納為兩個方麵：一方麵是“社會”過於龐大、復雜，即“人類命運的道路，確實會使一個概覽其某一片斷的人不能不驚訝無比”（韋伯，2006：13）；另一方麵是研究者的方法素養問題，比如有多少人在介入人類學研究之前，真正係統地學習瞭“科班”的人類學方法？前者是一個客觀事實，它說明定性研究並不比定量研究容易，甚至更難。後者就是主觀的態度問題瞭，所以韋伯奉勸那些“驚訝”者：“最好將他那些個人的微不足道的意見隱藏不露，就像一個人在目睹汪洋大海或崇山峻嶺時所做的那樣。除非他認為自己有責任有天賦將自己的意見用藝術或預言的形式錶現齣來。”（韋伯，2006：13）這裏的錶現即使在個人主義者那裏隻是材料的“組閤”而非“建構”：“我們所做的隻是對我們能夠理解的個人行為類型進行界分，也就是提齣並發展對它們類分——簡而言之，就是把我們在進一步的研究過程中必須加以使用的材料做一有序的安排。”（哈耶剋，2003：102）筆者這裏無法過多地涉及人類學培養過程和技術，但就方法論素養的應用來講，定性研究最重要的是“理解”而非選擇性建構。理解的含義是說，社會科學的研究不是對材料、經驗冠以一般化的概念或框架，甚至是理論體係，而是要努力地去理解它們。
當然，辯證地來看，社會科學研究並不能完全迴避“理論概念”的重要性與參照功能：從人們的思維方式來講，現實是復雜的、多維的，也是縱橫交錯的，而概念可以讓人們“化約”復雜、多維、交錯的實踐經驗，這正如韋伯所提齣的“理想類型”。有瞭理想類型的概念之化約，人們纔能更好地描述、理解實踐經驗，也纔能進行人與人之間的良好溝通，文化理解與理論傳遞也纔成為可能。從哲學層麵講，人類思維活動本身就是對經驗現實的“抽象”，抽象自然離不開“概念”。所以，我們要反對的倒不是一般性的以概念來理解性思考問題（也僅僅限於用來理解性思考），而是要反對隨意提齣描述性和分析性的概念來作為分析的工具。
好的學術研究是從經驗齣發，而不是從研究者的理論齣發。違反這一點即從研究者提齣的理論齣發往往會導緻框架裁剪主義的盆景“成果”，這好比是裁剪盆景的人首先有瞭一個盆景意識或想象，把樹木、花草裁剪成盆景，而樹木或花草的本來麵目是未知的。
框架裁剪主義的盆景手法是形成“三農”研究紛繁蕪雜麵貌的根本原因。尤其是盆景的主刀者，陷入框剪主義而不自知，把研究“異類”於樹木的本來麵貌標稱為研究創新，但其實是裁剪、歪麯瞭事實。基於此，盆景主義應當首先在方法認識上得到糾正：理解不是用框架或概念去“框剪”經驗事實，也不是給予經驗材料一般化的標題（標簽），而是用邏輯去理解經驗。理論隻是引導方嚮，理解産生知識的創造。
如果做個對比，框架裁剪主義與科學的理解解釋之間存在以下七個方麵的差彆。一是從齣發點來看，框架裁剪主義的齣發點是理論框架，理解解釋路綫的齣發點是社會事實的原材料。二是從理論態度來看，前者是搬用套用，後者是引導藉鑒。三是從經驗態度來看，前者是拿來主義，後者是尊重經驗本身。四是從研究邏輯來看，前者是推理、想象並框進現實，後者是從事實材料齣發歸納齣社會關聯。五是從價值角度來看，前者是應然的理性需求，後者是實然的呈現。六是從研究結論來看，前者是應用經驗證實推想，後者是對經驗的總結與提升。七是從學術價值來看，前者是按照研究者意誌裁剪的盆景，後者是還原社會問題的森林圖式。
經驗研究中采用定性方法時並不是不需要理論，理論是必需的，這是無疑的。但在實踐觀察或經驗研究中，理論隻能作為觀察實踐、總結經驗的“知識庫存”而非教條。知識庫存（儲備）的含義是指：在看到一個具體的社會現象時，能夠用相應的知識儲備去理解現象，而不是把理論當作標準、框架去裁剪經驗。前者形成的是闡釋主義路綫，後者形成的是“框架裁剪主義”。 框架裁剪主義的本質方法論特徵在於既定的人為建構。社會本來是一片森林，定性研究本來應該研究一棵具體的樹，雖不全麵，但可以讓我們瞭解樹木或花草的質地、屬性、成長過程等。但框剪主義的定性研究是一個個盆景，即使再精緻、再符閤人們審美的需要，也畢竟是裁剪、割裂齣來的，從加工過程的角度講，是一種植物工藝品，而非科學應當努力追求的“真實森林”。即使通過大量的個案纍加，也隻能組成一個“人工花園”，而不可能呈現森林的真實麵貌。“這種理論的按圖索驥和‘田野調查’的最大收獲，莫過於幫助研究與調查者們發現瞭他們本來就想要發現的東西”（吳毅，2007：25），“微觀層麵的信息，尤其是從人類學方法研究得來的第一手資料和感性認識，使我們有可能得齣不同於既有規範認識的想法，使我們有可能把平日的認識方法——從既有概念到實證——顛倒過來”（吳毅，2007：174）。
在現實的經驗研究中，框架裁剪主義流行的原因在於框架裁剪主義的教條套用過程簡單易行：拿自己“所謂的看書”並背誦“書上是怎麼教的”“我看瞭某某書上的是如何說的”，然後以此為真理、標準去“框”各種現象，凡是與此不符的，要麼不予理睬，要麼妄加批判、否定。研究者犯瞭教條主義錯誤、食古不化的錯誤卻渾然不覺，並因此方法簡單易行而樂此不疲，結果形成瞭五花八門卻缺乏實質意義的“研究成果”，其更大的危害是造成後來的博士、碩士進行模仿，但對如何走上真正的學術研究道路之問題陷入“亂花漸欲迷人眼”的格局。
實證性研究主要是迴答社會科學研究中的過程性問題，其基本任務在於把事情的來龍去脈說清楚，其基本路綫應該遵循闡釋主義路綫。闡釋主義路綫應該是要求“吃透”理論的精神，並用這種理論的精神去理解經驗、社會事件，理解的功能應當錶現為：遇到一個現象或問題時，可以用知識儲備去迴應、解釋這種現象背後的社會邏輯。而框架裁剪路綫的盆景主義是從既定的理念齣發走嚮演繹，其在實際操作過程中會齣現以下方法論錯誤。
(1)學術概念是從教條中生搬硬套而來，拿理論教條去“發現”“修剪”經驗材料，而不是尊重經驗本身的實踐形態。這主要體現研究態度的錯誤，顛倒瞭理論與經驗在定性研究中本來應有的“知識庫存”與“研究材料”的關係。
(2)理論概念之間缺乏體係性的有機銜接，而是四處搜索或盡可能羅列諸如區隔、符號抗爭之類的名詞進行拼湊，導緻“理論”概念滿天飛。不同時間、不同學派的理論或概念之間缺乏融閤、整閤，搞不清楚不同概念之間的關係，導緻概念雜陳。
(3)根據不同的理論概念尋找或裁剪不同的經驗材料，會導緻研究材料的“切割”，社會實踐經驗的本來麵目會被人為隨意地“修剪”，得到研究者“主觀”有意想要或無意發現的“經驗”。
(4)在知識生産環節中，盆景主義隻能導緻無效概念的積纍，而不能真正促進知識的生産，無法形成有效的知識鏈。錯誤的盆景主義流行甚至會導緻用想象齣來的烏托邦主義代替現實或否認現實，導緻經驗的無中生有。
(5)就研究方法而言，盆景主義者最後即使積纍到一定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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