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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思勉，张耕华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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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2024-04-28

商品介绍

出版社：东方出版社

ISBN：9787506099738

版次：1

商品编码：12280813

包装：平装

开本：32

出版时间：2018-02-01

用纸：纯质纸

页数：3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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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描述

编辑推荐

适读人群：对国学感兴趣的读者，青年学生，领导干部

本书价值：吕思勉先生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史学家，一生的文史研究和学术成果，都以自学为基础，靠自学而达成。与许多纯以史学研究为职业的学者不同，吕先生的终身职业是教师，一生五十余年，自小学、中学，再入大学，始终未离开过学校的课堂讲台。因有此两层关系，吕先生所谈的读书和治学方法，既得自自己治学的亲身体会，又能顾及一般青年学生的实际状况，这与一般随便开列书目或泛泛而论方法的大不相同了。

本书态度：真正的学者，乃是社会的、国家的，乃至全人类的宝物，而亦即是其祥瑞。我愿世之有志于学问者，勉励为真正的学者。如何可为真正的学者？绝去名利之念而已。显以为名者，或阴以为利；即不然，而名亦就是一种利；所以简而言之，还只有一个利字。……然则学问欲求有成，亦在严义利之辨而已。（吕思勉）

内容简介

吕思勉先生自学成才，著作等身，是近代不多见的贯通经、史、子、集的史学大家；数十年的教学经历，又使他对教授中华文史颇具心得。本书汇编吕先生于不同场合谈书论学的文章近二十篇，既有习读古代典籍的方法指导，又有其数十年历史研究的经验总结；方法简捷而实用，见解精到却不艰深，具有极强的指导性，是帮助我辈跨入史学研究殿堂的门径和阶梯。

作者简介

吕思勉（1884—1957），字诚之，笔名驽牛、程芸等，江苏常州人。著名的历史学家、国学大师。毕生致力于历史研究和教学工作，一生著述达一千余万字，涉及史学、文学、经学、文字学、文化思想、民族学等多个领域，著有《白话本国史》《中国通史》《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中国民族史》《经子解题》，以及十多种教材和文史通俗读物。

张耕华，浙江宁波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史学理论、史学史和中国古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著有《历史哲学引论》《人类的祥瑞——吕思勉传》《史学大师——吕思勉》等。长年致力于吕思勉先生遗稿和旧作的整理工作，经手整理出版的吕著有《先秦史》《秦汉史》《两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吕思勉遗文集》《吕著史学与史籍》《吕著中国通史》《白话本国史》《吕著中国近代史》《为学十六法》等。2015年主持整理出版《吕思勉全集》（26册，1300余万字）。

精彩书评

谭其骧：近世承学之士，或腹笥虽富而著书不多；或著书虽多而仅纂辑成编，能如先生（吕思勉）之于书几无所不读，虽以史学名家而兼通经、子、集三部，述作累数百万言，淹博而多所创获者，吾未闻有第二人。

严耕望：论方面广阔，述作宏富，且能深入为文者，我常推重吕思勉诚之先生、陈垣援庵先生、陈寅恪先生与钱穆宾四先生为前辈史学四大家。

黄永年：吕先生所用的“二十四史”……版本实在太普通，是当时比较价廉易得的图书集成局扁铅字有光纸印线装小本。但打开来一看，实在使我吃了一惊，原来全部从头到尾都动过笔。过去学者动笔点校书虽是常事，能点校整部“二十四史”的便不多了，即使有，也无非是用朱笔断句，或对好的文句加圈点。可吕先生这部“二十四史”不一样，是用红笔加了各种符号，人名加方括号，有用的重要史料圈句，名物制度在词旁加三角，不仅纪、传如此加，志也加，很少人读的天文志、律历志也加，连卷后所附殿本考证也加。

周振鹤：为了表达自己的历史观，吕先生首先重视的是追求历史的真实，因为没有真实的历史面貌的复原，便谈不上去理解历史发展的规律。为了达到求真的目的，他将寻常所见的二十四史多次阅读，将包含在其中的史料以新的体系重新条理，揭示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史实，得出了一些惊人的结论。

精彩书摘

阅读之初，仍宜以编年史为首务，就《通鉴》一类的书中，任择一种，用走马观花之法，匆匆阅读一过。此但求知各时代的大势，不必过求精细。……正史材料，太觉零碎，非已有主见的人，读之实不易得益，所以不必早读。

人家说我正史读过遍数很多，其实不然，我于前四史，《史记》《汉书》《三国志》读得最多，都曾读过四遍，《后汉书》《新唐书》《辽史》《金史》《元史》三遍，其余都只读两遍而已。

正史之中，以（前）四史为最要。吾人读史，固当先读编年，后读正史，而四史则须先看。因为四史历代研究的人很多，并且以后的正史，多半都是因袭四史，所以四史差不多是后世历史的渊源，成了治史的常识和最普通的学问。

儒家之《荀》，墨家之《墨》，法家之《管》《韩》，道家之《老》《庄》，杂家之《吕览》《淮南》，实诸子书中最精要者；苟能先熟此八书，则其余子部之书，皆可迎刃而解；而判别其是非真伪，亦昭昭然白黑分矣。

作史必先搜集材料，材料既多，势必互有异同，互相重复，故必依一定之条理，将其编排，则同一之材料，自然汇合到一处，重复者可去，异同者亦不待考校而是非自见；其仍不能判，即可两说并存矣。条理如何，初无一定，要必依其事之性质，实即其事所自具也。

——吕思勉

编者的话　金针度人，启迪后学

编完了这部书稿，笔者有不少体会和感慨，很想与读者诸君做点交流。近百年来，论读书、治学方法的书和文章，不知凡几。而吕先生谈读书、治学，却有与他人不同的地方，其中有两点当引起读者诸君的重视。

其一，吕先生最反对把读书、治学视为敲门砖。他说，把读书、治学视为敲门砖，那是科举时代的态度，后来科举虽然废除，但这种态度始终没有改变。“凡所讲习，都视为敲门砖，对于本身并无诚意。如此，自然说不上有兴趣，更说不上有热心，什么有用的好学问，在这态度下都断送了。”（《学制刍议续篇》，原刊1946 年《改造杂志》第2 期；现收入《吕思勉全集》第十二册）现时代的读书人，再也不能把读书、治学视为敲门砖，不当唯以一己之身家衣食计，而“多思有所藉手以自效于社会国家”，况且“学问在空间，不在纸上”。昔人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其中确有至理。知此理，则阅历所及，随处可与所治的学问相发明。青年学生的读书治学，“正不必竞竞于故纸堆中讨生活”。

其二，读书治学，当先读现代科学之书，次读传统的旧书典籍。说起读书、治学，总离不开中国传统的典籍。在现代史学家中，像吕先生那样，对传统典籍花大功夫做过系统研读的，先生算是比较突出的一个。先生因多遍通读“二十四史”而为学界传为美谈，被后辈学者视为史界的传奇人物。其实，吕先生的旧书固然读得多，而新书新报读得也很多，他在新科学、新学说的学习、研读上所下的功夫并不少。先生教青年读书，总告诫要“先读现在的科学书，而古书且置为缓图为顺序”。他最反对的是不察名实而无条件地迷信古书，这样的读书，不仅无益反而有害了。他曾说：读书的为利为害，全看你能不能综核名实，如不能综核名实，难免会被古书所误，尤其是社会历史方面的书。所以，读书的“先后缓急，却不可不审其次序。对于现代的科学，先已知其大概，然后在常识完备的条件下，了解古书，自然是有益的。若其常识不完具，退化了好几世纪，而还自以为是，那就不免要生今返古，与以耳食无异了”。

以上所述，可说是青年学生在读旧籍之前须有的两点准备，这实在是吕先生对青年朋友的谆谆告诫。另外，我们知道吕先生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史学家，一生的文史研究和学术成果，都以自学为基础，靠自学而达成。与许多纯以史学研究为职业的学者不同，吕先生的终身职业是教师，一生五十余年，自小学、中学，再入大学，始终未离开过学校的课堂讲台。因有此两层关系，吕先生所谈的读书和治学方法，既得自自己治学的亲身体会，又能顾及一般青年学生的实际状况，而与一般随便开列书目或泛泛而论方法的大不相同了。正如吕先生所说，他所说的读书治学之方法，都是“极浅近之语，所谓门径之门径，阶梯之阶梯”。

吕先生所谈的读书、治学方法，看似平实无奇，实是非真有研究、真有体会者不能道，就读书方法而言，有两点很值得读者注意：其一，读传统典籍，宜先读编年，缓读正史。这是因为编年类的史书，最便于把握历史的大概和时代的大势，进而可读典志类的史书，如此，对历代的理乱兴衰、典章经制已能通知大略之后，再来读正史。正史卷帙繁多，材料割裂零散，初学者未能通知历史之大略，正史“实不能读，强读之亦无益”。不过，正史虽可缓读，却不可不读，尤其是正史中的“前四史”，即使是非专门治史的人也当读，这是因为前四史“关涉范围极广”，可宝的资料极多，且文字优美，“读了决不冤枉”。

其二，初读书治学者，宜先博览，后精深。吕先生说，精深与博览，原是治学的两种路数，或两种方法。前一种是深入于一事中，范围较窄，而用力较深。后一种则范围较广，而用功较浅。前者造就的是专家，后者则养成通才。固然，走哪一条路，由于各人性之所近，然其实是不可偏废的。学问之家，或主精研，或主博涉，不过就其所注重者而言，决不是精研之家，可以蔽聪塞明，于一个窄小的范围以外，一无所知，亦不是博涉之家，一味贪多务得，而一切不能深入。然而，对初学者来说，“求学的初步，总以博涉为贵”。因为青年学生的人格尚未固定，性情还可塑造，初学之时，心思要空灵，眼光要远大，境界要恢廓，自当宜博览处入手。至于具体地怎么读经部之书，怎么读子部、集部之书，怎样学习国文，怎样教授历史，以及整理旧籍和治学的方法，这都是吕先生之所擅长，说来如数家珍。

金代诗人元好问《论诗》云：“鸳鸯绣出凭君看，莫把金针度与人。”后人言治学方法的，便把这两句诗改为“金针线迹分明在，但把鸳鸯仔细看”，此即所谓“金针度人，启迪后学”，为青年朋友的读书、治学指示一点门径，这是半个多世纪前吕先生写这些文章的愿望，也是今日笔者编撰这本书的目的。

张耕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