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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著名历史学家杨天石、沈志华推荐
　　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亚洲馆藏部主任著作
　　从海外解密档案中解读冷战与台湾

内容简介

　　本书为作者过去十年来，从美国、英国与台湾各地的学术与史政档案机构所收集的档案中爬梳而来，包括来自美国中央情报局、美国国家安全局、美国务院与历任美国总统国家安全档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英国国家档案馆、台北“国史馆”、“国防部”史政局等地的大量解密史料，对冷战时期的两岸关系、台美关系与国民党的海外秘密活动，进行有系统的建构、分析与论述。内容包括：冷战边缘─美国与冷战初期的中国边疆、蒋介石与朝鲜战争关系探源、冷战初期蒋介石的“敌后工作”与“第三势力”、台海危机与两岸密使、冷战高峰时期的西藏问题、东南亚冷战场上的蒋介石、冷战与台湾研发核武争议。

作者简介

　　林孝庭，英国牛津大学东方学部博士，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会士，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有史以来年轻的研究员、胡佛档案馆亚洲馆藏部主任。专研近代中国政治、外交、军事、边疆与少数民族问题、中英外交史、抗战时期中美关系、冷战时期美陆台关系等。主要论著有《近代中国的少数民族边疆政治》《西藏与国民党中国的边疆》《宋子文与战时中美外交》《国民党改造委员会在台湾》，发表中、英、日文国际学术期刊论文、研究报告、会议论文、书评与译作等九十余篇。

精彩书评

　　民国史、国民党史、蒋介石研究的重大新收获：读人所难见的档案，写人所难知的历史秘密。
　　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杨天石
　　要全面、真实地了解冷战时期美台关系、国共关系，特别是蒋介石退守台湾以后对外政策的目标、内涵及结果，本书是一部必读之作。
　　——华东师范大学沈志华

目录

第一章冷战边缘：美国与冷战初期的中国边疆
1947年北塔山事件与美国在新疆的秘密活动
冷战初期美国对中国内陆边疆的战略思维
国共内战下的美国援助中国西北方案
美国与马步芳主持下的西北军政长官公署
西北地区情势逆转与美国未曾被实现的秘密行动
第二章蒋介石与朝鲜战争关系探源
中国援助朝鲜独立运动溯源
对日抗战与蒋介石的朝鲜政策
抗战胜利前后的中朝关系——表象与现实
战后的蒋介石与对韩政策
国共内战、朝鲜战争与冷战
第三章冷战初期的“第三势力”与台湾的“敌后工作”
台湾的“敌后工作”请缨热潮
毛森与他的“敌后游击”工作
美国与亚洲的“第三势力”
华府地区的“敌后反攻”热潮与美国对台政策
昙花一现的台美“敌后反攻”——李弥与滇缅游击队
第四章第一次台海危机、“白团”与台、美军事关系
“和”与“战”之间的徘徊
“白团”：蒋介石“以日制美”的尝试
“双胞胎”计划
1954年外岛危机与台、美军事同盟关系的建立
谈判过程与缔约意义
第五章蒋介石与1962年台海危机
肯尼迪总统对华政策新思维
台湾岛内与中国大陆的微妙政治发展
“国光计划”与具体决策
政治与外交层面的准备
“国光计划”之推迟与决策转折经过
国民党“挽回颜面”之举
第六章冷战与两岸密使
万隆会议前后中共“和平解放台湾”策略
曹聚仁角色再探究
1958年台海危机与两岸秘密接触
两岸密使与蒋氏父子、陈诚之间权斗
1962年台海危机前后的两岸秘密接触
1963年以后的与两岸秘密接触
第七章冷战与西藏问题
西藏问题的“内政化”与“国际化”
台美双方培植西藏“代理人”与秘密管道之建立
“拉萨暴动”前夕台美之间的西藏议题
“拉萨暴动”与台美之间的政策歧异
西藏议题与台美之间的“冷战外交”
台美同盟关系下的裂缝
第八章冷战与台湾、印度之间的“密使外交”
中印边界战争与印度拉拢台湾
台印间“非正式外交”接触经纬
高调“密使”惹尘埃
台北、香港与新德里：台印“外交”折冲内幕
美国的支持与印度驻港官员的阻挠
台印关系胎死腹中
第九章冷战与台湾在东南亚各国的秘密活动
国共内战与国际冷战的相遇：滇缅游击队
台湾的“国家安全”与“反共”输出
国民党在东南亚的秘密冷战：缅甸与老挝
唇齿相依般的台湾、南越关系
冷战、越战与国共内战
中美关系正常化过程中的蒋介石与亚洲冷战
第十章台湾研发核武秘辛
中共发展核武与台、美反应
中共核试爆成功与台北高层的心理折冲
鸭子划水的“核能外交”
70年代“研究用途”的核武计划
台美脆弱关系下的核武研发争议
台美“断交”前夕的“核外交”风暴
余波荡漾
结语
征引书目

精彩书摘

　　“双胞胎”计划
　　过去甚少有人论及，日本“白团”曾在1950年代蒋介石的对美“军事外交”关系中，还曾起到一个间接、重要、但鲜为人知的角色。1953年5月23日，白鸿亮与其同僚在以“实践学社”名义活动半年之后，草拟一份代号名为“光荣”的军事“反攻大陆”作战计划（简称“光计划”）。“白团”在此计划中研析国民党部队需要5年时间，进行整军准备，以确保在台湾得不到任何外援情况下，也能够独力展开“反攻大陆”行动。考量到稻米之乡的广东省，对未来国民党军队反攻登陆后的战力补给，要比福建省更具价值，“光计划”力持以珠江三角洲为假想目标，发动两栖登陆，先占领一部分华南地区作为据点，并将国民党力量向周边延伸至海南岛、闽西与桂东地区，若能维持至少六个月时间，则可作为国民党夺回整个长江以南地区的第一步。此一以“广东省”为首要占领目标的设想，与朝鲜战争期间，蒋介石以浙江与福建为主要目标的反攻战略，大相径庭。而为了实现如上目标，“白团”建议蒋介石应在未来数年内，设法添购1650架战机，建造总数高达29万8千吨的海军舰艇，同时扩编一支规模达60个师（包括52个步兵师与8个装甲兵师）的国民党地面部队，拟定于1958年春天，对中国大陆发动第一波军事反攻。
　　此份“光计划”完成两周之后的6月11日，蒋介石率亲信幕僚，亲自前往石牌“实践学社”听取白鸿亮对该计划的详细简报，蒋闻后显然相当满意，他在当天的日记里记载：“其方针与余原意相同，今后准备工作应积极指导。”不过从后来诸多事件的演变来看，蒋介石当时之所以赏识此份“光计划”，并非仅只是其所设想的反攻广东、收复长江以南之宏伟目标，更多是在于该计划提供了蒋介石所需要的诸多国民党军需细节与内容，事后证明，他的确以日本人所拟订之“光计划”的精神与原则为基础，与美国政府展开谈判交涉，并以该计划反攻华南的目标，来向美方争取更多的军事援助。
　　1952年11月初，美国共和党的艾森豪威尔搭配尼克松，击败民主党，当选美国新任正副总统，向来被认为较为同情国民党与蒋介石的美国共和党，于廿年后重新取得白宫执政权。艾森豪威尔当选后的数星期内，蒋介石在台北不断思索未来与美国新政府打交道的策略，在他的初步认知里，艾森豪威尔上台后，必然会要求国民党派兵前往朝鲜半岛，以尽早结束战事，据此，蒋所拟定的数个对美交涉重点，包括台湾出兵参加朝鲜战争的条件，必须要以台湾、澎湖的防卫巩固为前提，并且确立台美之间共同防御计划，蒋还希望借由其部队参加朝鲜战争的机会，来争取美国对台湾的军事援助，同时准备在1953年内设法“反攻大陆”，开辟第二战场，使解放军两面应战，疲于应付。
　　蒋介石一廂情愿地认定美国共和党新政府上台后，必定会要求他协助出兵朝鲜半岛，因此在艾森豪威尔1953年1月宣示就职前夕，蒋个人曾花费不少心思，拟妥如下对美“外交”原则。首先，他将以台湾的安危获得美国确切保障前提下，以3个军约90000兵力，投入朝鲜战争，包括用于国民党“反攻大陆”开辟第二战场；其次，蒋介石将寻求美国提供如下承诺，作为台湾出兵助美的报酬：一是台北与华府签订一个安全互助协定，二是无论朝鲜半岛局势最后如何演进，是否停战，美方都必须继续对国民党当局提供军事援助，在至为理想的情况下，蒋介石希望美国能够提供总额3亿美元的军事援助预算，加上5亿美元作为新台币改革基金，此一额度尚不包括新式武器补充与更替所需经费。
　　1953年2月2日，艾森豪威尔总统在致美国参众两院的年度国情咨文中，宣布解除台湾海峡“中立化”政策，易言之，美国将不再限制国民党部队对中国大陆之军事行动，华府此举，在于向中共与北朝鲜施加压力，促使其尽早结束朝鲜停战谈判。蒋介石对美方此一宣布，基本上表示欢迎，认为此为“合理而光明之举措，凡世界爱好和平，拥护正义之自由国家，皆应一致支持”。然而事实上，此后数月间，朝鲜半岛局势并未进一步恶化，华府对于台北提出利用国民党兵力开辟中国大陆第二战场之议，也未有回应，更甚者，就在艾森豪威尔发表国情咨文短短三周之后，华府即透过外交管道，要求蒋介石下令滇缅边区国民党游击部队撤回台湾，让愤怒的蒋介石在其日记里，痛骂美国“此举太无情理”，而且“以后虽欲再组此种在西南反共力量亦不可得。”更令台北高层倍感挫折的，是该年3月间，当国民党驻美“大使”顾维钧向美国务卿杜勒斯探询双方签订安保条约之可能性时，美方反应极为负面；尽管杜勒斯对于美国与亚洲各国相互缔约以围堵共产党的构想，基本上表示欢迎，但他对美台之间签订此类双边条约，态度保留，最主要的考量，在于当时由国民党所控制的大陆沿海外岛，是否也应纳入此条约，对此美方颇为犹疑。杜勒斯认为，若将这些外岛排除在条约保护范围之外，将有损国民党当局声誉，但若将其纳入，则美国势必要对协防这些外岛有所承诺，而这正是华府所不乐见的
　　1953年夏，朝鲜半岛达成停战协定后，蒋介石对于此后台湾的地缘战略价值，也更加担忧。稍早于6月初，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雷德福（ArthurRadford）前来台北访问，鉴于雷德福已被华府任命为参谋长联席会议新主席一职，蒋介石在与他会晤时，特别拋出了台湾日后将“单独”进行“反攻大陆”此议题，来试探美方态度，雷德福闻后，以台美双方可先建立一“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回应蒋介石，对此，蒋立即表示同意与支持，并称未来此一联合作战体系，可归美方指挥。此时，台北高层在得不到美方愿意签署一安全互助协定的正面回应下，蒋介石决定改以国民党部队推动“反攻大陆”的宏伟目标，作为争取美国在朝鲜战争停火后的东亚冷战架构下，继续提供台湾必要的军事援助。此一决定并不难理解，毕竟“反攻大陆”目标乃是国民党政权维系其“自由中国”形象、在台统治正当性以及蒋介石本人作为国民党内最高领导人地位，三者最为重要的基石。
　　1953年12月28日，雷德福再次造访台北并进行短暂停留，蒋介石利用此一时机，向他提交了一份名为《开字计划》（简称《开案》）的特别军援计划，寻求美方支持。细查此一《开案》内容，吾人可以辨识出，其精神与大纲，不啻为该年稍早“白团”所提出“光计划”的翻版。该方案以1958年为目标，由美方协助装备、训练与扩编总数达60个师的国民党地面部队，用来投入军事反攻广东省的一支战略部队，并可牵制驻守在中南半岛边境的解放军部队。由于此计划的实施范围过于庞大，总预算高达13亿美元，蒋介石担心美方不愿接受，因此在此一会面场合，他备妥另一腹案，在该腹案里，台北当局把希望美国援助的60个师，减少至41个师，其中包括36个步兵师，同时也把希望美国协助的训练与装备时间，从拟定的三至四年，大幅缩短至18个月。蒋介石告诉雷德福，如此一来，不但彼此可以节省预算，而且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强化国民党地面部队的作战能力，使台湾能够在远东地区的冷战反共大业，做出实质贡献。雷德福对于蒋介石在此一场合突然提出《开案》来争取他的支持，颇感吃惊，根据蒋日记里所载，当雷德福听闻整个计划的总预算竟达13亿美元时，“忽现惊骇之色”，最后仅勉强决定“以私人非正式之文件而接收之”，此举让蒋介石倍感耻辱。《
　　一如预期，美国政府各相关部会对于台北所提出新的《开案》军援计划，态度颇为负面冷淡；当时正大力推动协助台湾军事改革与整编的美军顾问团，认为此《开案》的内容“完全毫无执行的可能性”，而且几乎在每一方面都需做大幅修正，方能符合美方的战略需求。顾问团团长蔡斯从政治角度分析认为，此计划声称将招募30万名台籍人士，作为补充后备兵力来源，他强烈怀疑这些台籍人士是否愿意认同并支持国民党当局的反攻大陆行动，更遑论该计划“反攻广东”时所面临诸多后勤与补给问题。美国驻台北“大使馆”官员同样认为此案的内容与范围，实已超出美国现有援台方案的规模，不过，驻台“大使”蓝钦（KarlRankin）从国民党的立场出发，认为此一特别军援案的提出，正好突显国民党当局与美方在政策上的歧异，他认为蒋介石念兹在兹希望军事“反攻大陆”，然而华府既不愿派兵支持他，又不愿向他提供超出防卫台湾所需要的武器装备，这必然令他感到挫折。在华府，国务院负责对华事务官员们虽然不看好《开案》的可行性，却也普遍认为蒋介石此刻提出新的军援要求，至少让美国政府以较为新颖的立场与视野，来思考对台军援，易言之，朝鲜战事停火之后，美方现在应该更认真地考虑未来台湾在东亚地区所能够发挥的潜能，而非像是朝鲜战争期间一般，仅将国民党部队视为美国可以随时派得上用场的替代资源，储存起来，却备而不用。国务院官员的结论是，从长远角度观之，美国一味限制蒋介石发动“反攻大陆”军事行动，最终将无法为台北当局所接受。
　　从朝鲜战争停战前后的台美军事“外交”关系角度观之，《开案》的提出，确实一度让蒋介石在与美方打交道时，处于一个相对有利的地位；1954年3月间，《开案》是否被采纳，仍在未定之天，驻台北的美军顾问团考量到华府最终可能必须婉拒蒋介石此一特别军援要求，为了避免他的情绪反弹过大，决定暂时接受台北要求，将全台湾步兵师总数，维持在24个师，而不再坚持美军顾问团最初要求必须裁减至21个师的目标。此外，美军顾问团也同意国民党军方将可继续保留其他7个非步兵师，以及当时部署于大陆沿海外岛约15000名非正规游击部队，同样可以接受美援装备。
　　……

前言/序言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战败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也正式宣告结束，然而世界大战的乌云才刚刚散去，美国与苏联两大超级强权，以及其背后所代表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之间的对抗大幕，又从战后的砖瓦废墟上，缓缓拉起。1947年3月12日，美国总统杜鲁门 (Harry S.Truman) 于首都华府国会山庄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宣读了日后被称为“杜鲁门主义”的国情咨文，发表了敌视社会主义国家的谈话，随后，美国国会通过一项关于援助希腊、土耳其的法案，决定以大笔经援，用来帮助希、土两国政府压制其境内的共产主义运动，“杜鲁门主义”的提出，也标志着美、苏之间“冷战”的开始。此后四十余年间，全球几被一分为二，以美、苏两强为首的东、西方两大阵营，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社会、情报、科技与文化思想等各个领域里，不断上演着一出又一出对峙与对抗的戏码，由于美、苏两强各自拥有大量核武器，此一长达近半世纪的冷战对立格局，也让国际社会在一段相当长时间内，处于高度紧绷的状态；柏林危机、朝鲜战争、两次台海危机、古巴导弹危机、越南战争与中东战争等重大事件的发生，一次又一次引发世人极大的关注与恐惧，担忧这些冲突将导致核战争，最终摧毁整个人类文明。
　　1950年6月间所爆发的朝鲜战争，可说是二次世界战后国际冷战对抗格局形成之后，全球所发生的第一场大规模“热战”。冷战时期的第一场“热战”并未如预期般出现在当时美、苏两强最主要争执焦点所在地欧洲大陆，而是发生在亚太地区的朝鲜半岛，在一块直到1950年初都未曾被美国官方正式纳入其亚太防御线内的分裂国家领土之上，着实令当代许多治史者感到意外，而此一意外发展，也注定要让1949年12月间，退守台湾一隅的蒋介石与国民党当局，因美国随后参加朝鲜战事以及其对亚太地区地缘战略政治考量等因素，而在此后数十年的亚洲区域冷战场上，扮演着一定之角色。无可讳言，从更宽广的历史格局观之，1949年以后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对峙与海峡两岸关系史，亦是全球冷战对抗架构下，不可被忽视的一环，20世纪50年代所发生的两次台海危机，至今仍是吾人研究亚洲冷战史时，所不可或缺的重要案例，然而遗憾的是，除了这两次外岛危机之外，整个冷战时期蒋介石与其所领导的国民党当局究竟曾扮演何种角色，以及台湾在亚洲区域冷战战场上的历史定位如何，在当今中外学术界里，几乎仍是一片空白。
　　本书所收录的十个章节，是作者过去十余年来，在华府、伦敦、台北与加州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等地收集、爬梳、整理、研读、分析与消化大量原始档案史料后，所积累的一个初步结果。撰写这本书的一个主要目的，即在于回答如上问题：除了审思20世纪40年代晚期起，蒋介石与其所领导的国民党当局，在亚洲冷战战场上所处之角色与地位，同时还尝试着对这些历史事件与历史经验，进行全面观照、陈述与诠释。诚然，在吾人过去普遍认知里，1949年以后台湾的国民党当局在亚洲冷战战场上所面临的最主要压力与竞争对手，是来自台湾海峡对岸的中国共产党政府；直到蒋介石1975年撒手人寰为止，在迁台以后20余年中，他所领导的国民党当局，依恃着美国对台湾的军事协防承诺与“外交”上的支持，在各个领域里，与北京之间进行着似乎永无止息的对抗，此一态势，直到20世纪70年代美国总统尼克松 (Richard Nixon) 主政后，逐步改变对华政策，才出现结构性转变。
　　然而如同本书各章节内容所即将呈现的，冷战时期台湾在亚洲地区所扮演的角色，以及美国与海峡两岸互动关系，实远比吾人过去所认知的，要来得更加诡谲复杂；随着中外官方解密档案的大量开放，吾人如今可以知悉，亚洲冷战场上的蒋介石，绝非仅只扮演着由美国所领导之“自由世界”阵营里，一个唯华府是从的马前卒，凡事仰仗美国鼻息，以华府为马首是瞻。相反地，国民党当局为了台湾自身战略生存与安全利益考量，在中南半岛与其他东南亚各地区，曾广泛且积极地介入各地的军事冲突，设法输出其自身“反共”经验与意识形态，以确保并强化其在国际地位与台湾内部政权统治上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回顾历史，国民党当局在海峡两岸以外其他亚洲冷战场上的作为，有些是配合美国政府的整体亚洲策略而行事，然而其中更有不少行动，乃是蒋介石甘冒惹恼华府决策者之风险，不惜与美国“老大哥”背道而驰。
　　另一方面，冷战时期的国共与两岸关系，也绝非如过去吾人所认知的，双方敌我意识分明，毫无往来，如同本书所即将揭示的，在某些重大议题上，譬如西藏问题，台北与北京所持立场，远比台北与华府等西方国家阵营之间态度，要来得更加接近，而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也屡屡在重大事件发生时，保持着一定之秘密联系管道。冷战时期国共双方此类接触，往往不为美国所喜，华府情报与外交当局，甚至向台北横加阻挠施压，而蒋介石则试图利用这些两岸秘密接触，反向操作，设法转化成为台湾向美国争取更多资源之筹码，尤其甚者，冷战时期的两岸密使往来，还牵连着当时国民党内部微妙的权力竞争关系。读者在“台湾秘密研发核武”此一篇章里也将清楚观察到，美国如何在高度现实利害考量下，以最严厉的立场与手段，来对待其在亚洲、乃至全球冷战战场上最坚强的盟方之一台湾。本书各章节所将呈现者，可谓“历史平台上的裂缝”：在看似平滑无缝的历史平台表面下，实存在着无数细微的裂痕，有待吾人加以检视、细查、发掘与观照，让历史事实与真相，能够更加清楚地被呈现出来。
　　必须说明的是，本书各章节所利用的第一手史料，主要来自于美、英与台湾方面的解密档案，而基于这些史料所进行的历史研究与论述，无可避免地也将较多地呈现出台湾、蒋介石、国民党当局与美国的立场。然而正如前文所述，亚洲冷战战场上美国与大陆、台湾三方关系的竞逐互动，台湾是一个无法被忽视的角色，任何缺少来自台湾与国民党方面的观点与其角色扮演之探讨，则整个亚洲冷战史的研究都将无法圆满。从蒋介石与国民党当局的视野来解释与观察其在亚洲冷战战场上的定位，据此填补近代史研究上的一片空白，也许将是本书的一个主要贡献所在。
　　本书各章节的写作过程中，得到许多海内外师长与同道的协助、批评、指正、讨论与建议，作者要致上最真诚的谢意与敬意，为避免挂一漏万，恕本人不在此一一列名。美国加州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同仁，过去数年来对于本人的学术研究与档案行政工作，给予最大的支持与鼓励，借此书出版之机，本人要向他们表示衷心感谢之意。美国华府国家档案馆、华府国家安全档案馆、斯坦福大学胡佛档案馆、英国国家档案馆、台北“国史馆”、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台北“国防部史政局”等机构的相关服务人员，过去十余年来对于本人查阅档案所惠予之的热忱服务，在此也一并由衷致谢。北京九州出版社对于本书出版计划的热烈支持，以及全体同仁对书稿所提供之最专业服务，同样令本人深感敬佩。
　　最后，作者要特别向养育栽培我的父母亲林文辉、郭佩华，以及坚定支持我走向学术研究之路、不惜放弃其原本优渥工作待遇的妻子徐海蕾，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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