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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尽管贫困、卫生和环境等问题日益恶化，但是政府和传统慈善对这些领域的资源投入几乎没有增长，甚至有所减少。这意味着社会和环境工作的资助和提升急切地需要开创新思路、新模式。幸运的是，一场显而易见的革命已经发生在慈善领域。这场革命的核心在于井喷式地出现了很多可以撬动私人资源，尤其是私人投资资本服务于社会和环境目标的工具和机构。本书较为全面地介绍这些新的主体和工具，考察其兴起的原因，分析其面临的主要障碍，并提出了一系列提升其效率和能力的对策。

作者简介

[美]莱斯特·M.萨拉蒙（Lester M.Salamon），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其著作《公共服务中的伙伴：现代福利国家中政府与非营利部门的关系》曾获得1996年“非营利组织与志愿行动研究会”（ARNOVA）的“非营利组织与志愿行动研究杰出著作奖”。2012年，又获得美国政治科学协会授予的艾伦·威尔达夫斯基终身贡献奖。

叶托，1985年生，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领域为社会治理与社会组织。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等5项省部级课题，在《中国行政管理》《光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论文20余篇，译著有《21世纪社会创业》。

张远凤，1970年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地方政府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武汉大学管理学博士，匹兹堡大学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访问学者。主要研究领域是非营利组织、公共服务及管理学。出版专著《管理者的德鲁克》。

目录

总　序
中文版序言
Preface to the Chinese Edition
序　言
致　谢
第一章　导论：慈善和社会投资前沿的革命
一　本书的目标和安排
二　术语解释
第二章　探索慈善的新前沿Ⅰ：新主体
一　社会影响力投资组织
二　社会影响力投资支持组织
三　新型拨款组织
四　一块生机勃勃的次大陆：小结
第三章　探索慈善的新前沿Ⅱ：新工具
一　社会影响力金融投资工具
二　其他新工具
三　小结
第四章　为何是当下？
一　新社会资本市场的需求侧
二　供给侧因素
三　小结
第五章　尚存的障碍
一　好事也有代价：新前沿的规范性意涵
二　社会影响力测量的难题
三　仍是一个小而精的行业
四　交易量难题
五　摒弃自我安慰型假设
第六章　对策：前行之路
一　构念
二　宣传
三　激励
四　合法化
五　提升能力
六　行动
七　结论
附　录
一　“慈善新前沿”项目的咨询委员会
二　姊妹篇《慈善的新前沿：重塑全球慈善和社会投资的新主体和工具导论》
注　释
术　语
参考文献
索　引
译后记

精彩书摘

　　《撬动公益：慈善和社会投资新前沿导论》：
　　通过私募股权融资为社会目标活动筹集资金，通常聚焦在早期融资或夹层融资（mezzanine finance）。除了私募股权投资之外，近年来，伴随着联合国责任投资准则（UNPRI）等投资筛选机制的出现，另外一种社会目标股权投资也迅速增长。这些投资筛选机制就将具有社会和环境意识的投资标准应用到公募股权投资（public equity）之中，因为相对比较成熟的企业往往通过受政府监管的证券交易所进行公募股权融资。大约有230家养老基金和其他投资机构 它们掌控的资产超过25万亿美元 已经表示赞成联合国责任投资准则。截至2011年，美国按照责任投资标准进行管理的投资资产已经达到33万亿美元；比较来看，欧洲的相应数据是6.8亿欧元（按2012年汇率计算约等于9万亿美元），这约占欧洲股权投资资产的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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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中文版序言
如今，中国的慈善事业蒸蒸日上。
根据基金会中心网提供的数据，截至2013年，中国已经拥有3600多家基金会。这些基金会掌控着930亿元（约等于139亿美元）资产，并对外提供了290亿元（约等于43亿美元）的拨款资金。2016年，中国的全国人大表决通过了一部《慈善法》。该法批准了基金会和其他社会组织的创建，并为它们制定了保障其慈善组织身份的规则，赋予了它们开展公开募捐的特权。慈善支持组织也已开始涌现。50家大型基金会联合发起了“中国资助者圆桌论坛（CDR）”，致力于交流经验和探讨最佳实践。在比尔·盖茨和马云（因阿里巴巴公司而声名鹊起）的支持下，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正式成立，其目标是提升慈善领域的职业标准。类似的实体还包括中国公益研究院、清华大学公益慈善研究院、中央民族大学基金会研究中心和一个向10000名成员定期传播学术研究、新闻报道、案例研究等相关信息的“公益慈善学园”微信公众号。
上述这些发展呈现出了积极的一面，令人鼓舞，但是也伴随着一种风险。这种风险长期折磨着美国的慈善领域，而政府官员却非常乐意鼓励和延续这种风险。这种风险就是，在关注和热情的包围下，慈善的能力被过分夸大。
关于该领域的最权威数据来源表明，美国每年的慈善捐赠达到3000亿美元；美国76000家基金会拥有近7000亿美元的资产。看到这些数据，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很多美国人，尤其是很多政策制定者，均坚定不移地相信，美国非营利部门的资金支持主要来自于慈善。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前总统罗纳德?里根会认为，他可以轻易地削减联邦预算，并依靠慈善来填补由此造成的缺口。这也是为什么最近保守派议员会认为，联邦政府关门只会对关键性健康、教育和社会服务的提供产生微乎其微的影响。
然而事实恰恰与此相反。在美国，慈善捐赠仅仅占了美国慈善机构收入的10%。庞大的基金会部门也只为美国慈善机构提供了2%的收入。实际上，与美国经济中的其他资产池相比，基金会部门的资产只是一个零头。基金会部门6820亿美元的资产仅仅相当于私人养老基金64000亿美元资产的十分之一，不到美国互惠基金78000亿美元资产的十一分之一。
这和《撬动公益》的中文版有什么关系呢？一句话：关系密切。尽管中国的慈善事业近年来展示出了活力和增长，但是在有一个领域里，它依然处在萌芽阶段。在这个领域里，甚至庞大的美国慈善产业也就仅仅表现得像一只“喧闹的老鼠”（mouse that roared）。“喧闹的老鼠”是20世纪50年代晚期一部讽刺电影的名字。这意味着，为了有效应对中国（或美国）社会面临的大量问题，慈善必须发挥战略性作用。而发挥战略性作用的途径之一是运用杠杆。
杠杠是一种机制，运用它可以将较少的能量转化成更大的力量。据传，古希腊数学家阿基米德曾扬言，给他一根杠杆和一个支点，他便能“撬动地球”。在慈善的世界里，这种机制可以将有限的慈善资源转化成更大的社会影响。
慈善可以通过不少途径来撬动极其有限的资源，从而促成更大的社会进步。其一，它可以调集非营利组织的力量和资源来扩大慈善的影响。其二，它可以将一些力量集中到倡议活动之上，以此动员政府投入更大的力量来解决紧迫的社会或环境问题。
然而，本书探讨的是第三种可以撬动有限的慈善力量和资源的途径：利用这些有限的慈善力量和资源，释放出存留在银行、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和高净值人群的投资基金里的巨额资产。这可以通过下面的办法来实现：将金融工具引入慈善的世界。这里的金融工具不同于拨款，包括贷款、贷款担保、信用增级、保险和股权投资等。通过降低投资者的风险和让他们接受较低的回报率，这些工具可以激励私人投资资本和公共投资资本进入社会目标投资。就促成社会和环境目标而言，拨款是一种效率比较低的工具：它在拨付之后，便失去了获得回报的指望。向一笔从私人资金池获得的贷款提供担保，不仅可以达成相同的结果，而且很有希望不花一分钱或者只花很少的钱。
此外，这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就像本书表明的，我们正在亲眼看见一个“慈善的新前沿”在全世界兴起，大批涌现的行动主体和工具正在把私人资源引导到社会和环境目标行动中。基金会不再是慈善活动的主要的（或说唯一的）制度化标配。大量的社会目标投资基金出现在了慈善领域，与慈善基金会有时协作有时竞争。另外，一些基金会开始像“慈善银行”一样进行运作，使用多种金融工具和开发自有资产（不限于拨款预算）来支持社会和环境行动。
这一发展导向何方，谁也说不准。但是，在政府支出缩紧和慈善增长缓慢的情况下，这个慈善的新前沿正在高速成长，并有望发挥更大的作用。这对中国及其处在萌芽阶段的慈善部门意味着什么，也难以得知。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像其他很多事情一样，中国如果能够把握住慈善新前沿正在成形的机会，就可以轻易地跨越到其他国家的前面。如果本书的中文版本能够对此有所贡献，那么它的使命便已达成。
莱斯特·M.萨拉蒙
2017年4月21日
序　　言
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慈善都在经历一场转型，这场转型可说是其历史上最跌宕起伏和最妙趣横生的转型之一。慈善捐赠的前沿领域变化无常，新主体、新工具和新组织时不时莫名其妙地涌现出来。这种新形势深刻地挑战了传统慈善的一切理念和实践，比如开展慈善业务的方式和定义社会目标的思路。一些在慈善新前沿摸爬滚打多年的资深老手也很难对该领域的情况做到了若指掌，更别说那些新入行者了。
这一现实让诸位眼前的这部专著与它的姊妹篇成为新老实务工作者不可不读的参考书。这部专著可以被视为其姊妹篇的导论，它们共同填补了慈善领域的一个空白：构建一个逻辑连贯、内容综合、观点有力的分析框架，可以将一堆相互割裂的碎片拼接为一个浑然天成的整体。这两部著作提供的智力资源和发展路径不仅可以帮助我个人的组织——克雷斯吉基金会（Kresge Foundation），而且可以帮助整个被这场转型所重塑的慈善部门，变得更加卓有成效、活力四射和生机勃勃。这便是为什么克雷斯吉基金会要如此热心地支持这两部书的创作，也是为什么我们会对创作成果如此的满意。
实际上，我真希望，5年前克雷斯吉基金会刚刚启动自己的转型时，这本书就已经存在。克雷斯吉基金会的这次转型浓缩地反映出了本书概括的趋势和主题。因此，请允许我首先描述克雷斯吉基金会的具体经历，以期这些经验能有助于表明该书对于整个慈善部门的重要意义。
一　克雷斯吉基金会的路径
在我2006年加入克雷斯吉基金会时，它基本只使用一种工具——资本竞赛型拨款（capital challenge grant）。该工具试图通过帮助非营利组织完成建筑工程的筹款活动（capital campaigns）来提升这些组织的能力。克雷斯吉基金会的招牌非常显眼：我们是砖块和水泥的代名词。
这是一笔非比寻常的财富，时至今日我们仍引以为傲。我们不仅帮助成千上万的组织顺利完成了它们的重大工程项目，而且自身也发展出了一系列既个性鲜明又令人企慕的能力：
·我们获得了一技之长，并专注于自己擅长的事情——如此一来，我们便有能力将优秀的项目和伟大的项目区分开来，并很容易识别出项目方案的长处和短处。
·拨款申请人非常清楚我们的资助目标——组织必须做好精心的准备，但不必为了忖度我们的心思而刻意制定模棱两可的方案。
·而且我们发挥了一种至关重要的杠杆作用——我们的资助往往像催化剂一样推动其他人参与进来。
然而，我和克雷斯吉基金会的董事会都非常清楚，是时候进行革新了。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当务之急不再是建造更多的新建筑，而是提出一种考察最棘手社会问题的广阔思路。当然，我们还会继续秉持那些曾令我们受益颇深的品质：对优秀设想的深刻洞察力、目标的清晰性和高水平的杠杆率。
我们开始对基金会进行局部重建，并逐个领域地思量我们如何才能在美国城市中获得更多的机会。进入我们视野的领域有：投资底特律市的振兴项目，解决医疗卫生不平等问题，缓解和适应气候变化，增加人类服务组织的适应能力，提高低收入和非传统学生的高等教育入学率和毕业率，以及提升艺术和文化在社区认同和振兴中的重要性。
由于这一系列新的挑战不能只靠一种“工具”，所以我们还不得不调整我们的工作方式。
我们花费了一些时间来完成转型。目前，我们已经清晰地制定出业务战略。我们创建了一些致力于研究、网络、倡导和沟通战略的项目团队。我们将资金支持范围扩展到了各种慈善工具。我们创造了一种社会投资的实践模式，预计将在今后5年内通过贷款、担保、关联性储蓄（linked deposits）和直接投资等方式投资1.5亿美元。我们试探了风险的边界和跨部门工作的复杂性。
二　资本的重新定位
然而，我们尚不敢远离那个安全而熟悉的避风港——站在拨款中心主义的视角（a grant-centric perspective）来处理大部分的资助机会（funding opportunities）。
像很多基金会一样，克雷斯吉基金会习惯运用两步分析法来决定如何配置自己的资金。
第一步：非营利组织提供的方案是否符合我们的战略？
第二步：我们是否应该以拨款的形式来支持该组织？
对于分析的第一步来说，如此的表述没有丝毫问题。它要求战略意图完全匹配。实际上，这一步所提的问题是必不可少的——我们一开始必须弄清楚我们到底打算解决什么问题。
细微的差别出现在分析的第二步。倘若我们试图破解的问题五花八门，那么解决问题的最佳手段不可能总是向一个组织拨付一笔资金。事实上，几乎没有一个案例可以证明，单纯依靠一笔拨款可以完全解决一个问题或者使我们获得影响力。不过，平心而论，接受拨款方倒很少提出其他要求。
相应地，我们试图提出一个不一样的问题：什么样的一组工具或方法最有可能解决我们关注的问题？
在这组工具里，可能会有拨款的一席之地，但也可能会有项目相关性投资（program-related investment）、奖励或社会影响力债券（social-impact bond）的立足之地。而且，拨款可以被用于达到各种目的——支持运营、项目、研究、公共信息运动（public information campaigns）、倡议、政策改革等诸多行为。冒着被耻笑为过简主义的风险，我们正在检验什么才是问题解决者的首要意涵。其意涵是，一开始就着眼于问题，紧接着挑选一种最适合解决该问题的资本形式——财务资本、智力资本或声誉资本。
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我们首次启用了这种方法。我们社会投资实践的第一批投资便是由手头问题所驱动的。人类服务组织在提供食物、避难所等紧急服务时往往缺少一笔过渡性资金，因为捐款募集到账、政府应付款项兑现和顾客经济能力恢复均需要一定的时间。我们给这些组织提供了14笔为期3年的零息贷款。这些贷款属于权宜之计，虽然不具任何创新之处，但确实满足了这些组织的急用之需。这也是我们首次采取一种新的方式来开展业务。以此契机为起点，我们逐步涉入更加精细而复杂的投资组合，并因此极大地扩展了我们作为一个慈善组织的能力和效率。这次改变让我们更加重视从一个问题，而非从一项工具入手。
我们家乡底特律市的伍德沃德走廊房地产倡议（Woodward Corridor Real Estate Initiative）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2012年年中，底特律市团队的一个高级项目专员发来一封电子邮件，谈及沿着伍德沃德街道走廊（Woodward Avenue corridor）的20多个新兴房地产项目展现出了让人难以置信的多样性。他论证道，如果我们想实现将密度、多样、活力和步行舒适性带到底特律市中心的目标，那么我们需要顺利完成上述的每一个项目。他建议，我们需要发起一个“筹资运动”（capital war chest），以便应付至关重要的融资不足问题。我们的回应是，创建一个“混合型基金结构”（hybrid fund structure），它既允许我们发挥一个强大中介组织的作用（用于贷款目的），同时还能继续利用我们最灵活的资本工具（拨款和担保）来进行战略部署和（或）支持我们的外部管理型债务资本（externally managed debt capital）。
三　三大挑战
然而，在克雷斯吉基金会，这些做法仍属于特例。想要更加创造性地使用资本工具，就必须成功地应对三大挑战。很多慈善机构也面临这三个挑战。
第一大挑战是，要具备跨部门工作的能力，尤其是涉及资金的时候。
对社会变革进行投资，牵涉一个由公共和私人合作伙伴主导的更广阔的环境。这要求我们懂得慈善资本应该如何主动适应这个环境：如何联合其他参与者的行动来帮助撬动市场、行为和政策的变化。尽管每一个部门都会向我们的基金会提出不同的要求，但是它们也几乎肯定会对我们试图解决的问题提供一些措施。相应地，这也迫使我们深入了解私人和公共部门在财务、政策、决策和问责体系等方面的话语风格和特别需求，并相应地反思我们的专业发展战略，找到寻求业务技能和财务灵活之间的平衡点。简而言之，这迫使我们变成莱斯特·萨拉蒙在本书所称的“慈善银行”（philanthropic bank）。
第二大挑战是，要有能力打破不同项目领域之间的内部壁垒，使之像一个有机整体那样工作。
某一专题领域的战略必须和其他专题领域的战略密切配合，这已成为一个准则而非一种特例。例如，在新奥尔良市（New Orleans），我们的环境团队（Environment Team）对一些致力于修复墨西哥湾沿岸（Gulf Coast）生态的组织进行了投资，这呼应了我们的社区发展团队（Community Development Team）对第九区（Ninth Ward）社区参与战略的投资。
因此，基金会的社会投资实践如果被简单地视为项目团队的服务平台，那么将难以达到期望的结果。就像项目团队需要更加熟悉财务知识，社会投资部门也必须更深入地了解项目信息——它们不能只是财务办事员，对于财务办事员来说，首要职责是达成一个令人信服的交易，而非通过最有效地解决头号社会问题来强化项目战略。
第三大挑战是，消除项目工作人员和投资办公室之间的常见隔阂。
我们在克雷斯吉基金会的最初举措是，在投资团队和项目团队之间建立一个常态化的反馈机制。该做法依据的理念是，就算只是让双方相互知晓对方在忙什么，也会带来一些积极的改变。我们还循序渐进地涉入使命相关性投资（mission-related investing）——尝试从我们所有的资源和知识中识别出那些能对使命达成产生最直接贡献的资产。我们的职员和董事依然在公开争论，我们应该如何利用这些信息。但是，由于拥有这些信息，我们可以在数据的基础上规划我们的未来之路，并做出一些明智的抉择。
四　结论性的想法
克雷斯吉基金会在进军社会投资领域和采取全新工作方法的尝试尚不能称得上模式——只是反映了我们的实际情况。在实践摸索中，我们经常遭遇一次又一次步履蹒跚、困难重重、令人恼火的艰苦跋涉。正因如此，这本专著及其姊妹篇才显得如此可贵，才值得我们资助：这两本书未能解决所有的难题，但是详尽地列举了它们，并难能可贵地概述了大量有助于解决这些棘手问题的新资源和新技能。
资助这两部著作是克雷斯吉基金会的荣幸，不过这也并非一项纯粹的大公无私之举。它们将帮助我们更加深远地影响我们正激情投身的事业，而且我们相信它们也将以同样的方式帮助我们的合作伙伴、同行乃至整个慈善部门。我将会多次重读这两部书。
瑞普·拉普森（Rip Rapson）
致　　谢
古语有言：“养育好一个孩子，需要举全村之力。”但凡作者都知道，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创作一本专著。而本书无疑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为了完成此书及其姊妹篇，我欠了很多人情，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感谢克雷斯吉基金会的主席瑞普?拉普森，他很早就认识到该书及其姊妹篇将填补一个空白，并提供了有益的支持和鼓励；感谢威廉?伯卡特（William Burckart），他协助我组织该项目，招募作者，负责联络，以及处理大量项目所需的文件传送工作；感谢全球影响力投资网络（Global Impact Investing Network，GIIN）的卢瑟?拉金（Luther Ragin），他为我们的努力鼓劲加油，无私地抽出时间审阅该书姊妹篇的大部分章节，并提出了很多评论和建议；感谢项目咨询委员会（Project Advisory Committee）的各位成员（见附录一），他们在写作过程的诸多环节中给予了大量有益的评论和援助；感谢大卫?埃里克森（David Erickson）和他在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的同事，他们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会议场所等支持和鼓励；感谢比尔?迪特尔（Bill Dietel）和马里奥?莫里诺（Mario Morino），他们为本书的姊妹篇分别撰写了序和跋，向那些我们试图予以启迪的读者对象介绍了这两本书；感谢本书姊妹篇的作者们（见附录二），这些异常周到而专注的专家投入了远远超乎他们预计的时间来回应我的评论和建议，事实上这些评论和建议相当烦琐，因为我试图统一全书章节的形式和让更多的潜在读者理解这个复杂的主题；感谢牛津大学出版社的社会科学策划编辑戴维?迈克布莱德（David McBride），他娴熟地让本书及其姊妹篇通过了出版社复杂的评审程序；感谢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公民社会研究中心的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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