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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是埃及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教授的一部代表作，其副标题“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可以说明全书以分析不发达问题为中心。书中作者不仅对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道路进行剖析，而且对整个资本主义南北世界（“外围”与“中心”）进行历史的和地域的纵横描述。作者认为，在全世界范围设想的过渡必须以“外围”的解放作为开端，真正的发展（而不是“不发达的发展”）应该是“民族的、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

作者简介

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 ），男，1931年生于埃及开罗。埃及著名经济学家，研究发展中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理论的著名学者，当代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1957年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获经济哲学博士学位。1957年至1960年担任埃及经济发展组织的高级经济学家。后来，一直在国外工作。1960年至1963年担任马里政府计划技术顾问。1963年起，先后担任过法国普瓦蒂埃大学、巴黎大学和塞内加尔达喀尔大学的教授和设在达喀尔的联合国非洲经济开发与计划研究所所长。

高铦，1928年11月生，上海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译审，原任学术委员会主任，研究生院教授，硕士生导师，全国翻译专业高级职称任职资格评审委员会委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国际文化编审，第三世界研究中心干事（前秘书长），中国国际合作学会理事，中国亚非发展交流学会理事，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国际文化发展研究与合作网络（克罗地亚）成员，中国南社与柳亚子研究会副会长，国际南社学会（美国）理事。1952年于复旦大学毕业，1952～1957年从事亚洲研究与翻译，1957～1976年从事美国研究与翻译，1976～1988年从事拉丁美洲与第三世界研究，1988年退休后从事第三世界与中国研究。曾受聘担任客座教授在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任教，在美国、法国、丹麦、瑞典、荷兰、巴西、阿根廷等国担任访问教授与研究员，从事研究与讲学。

目录

中文新版前言　普遍化垄断资本主义与资本主义文明的末日／1
导　言／11
第一章　前资本主义形态／13
第一节　生产方式／13
第二节　社会形态／15
第三节　社会各阶级：各个问题的联结／19
第四节　国家和民族集团／22
第五节　远距离贸易以及封建关系的解体／25
第六节　贸易社会形态发展的障碍：阿拉伯世界与黑非洲／29
第七节　纳贡制社会形态发展的障碍／39
第二章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规律／45
第一节　中心资本主义形态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45
第二节　中心资本主义形态中的资本积累／54
第三节　自主中心式积累的条件：货币制度的作用／57
从古典思想到凯恩斯和米尔顿?弗里德曼／58
使问题按需要作调整／59
货币在积累过程中的地位／62
当代货币体系活动的条件：爬行式通货膨胀／64
第四节　自主中心式积累的形式：从周期到危机形势／67
周期的“纯理论”：货币的幻想／68
当前垄断资本主义的成熟论和剩余论：从周期到危机形势／71
第五节　国际关系与中心地区资本主义国家形态的相互联系／74
关于国际收支平衡的经济理论／74
危机形势国际传播的经济理论／82
国际货币体系和当前的危机／83
各种国家形态之间进行结构调整的科学理论／92
第三章　从专业化到依附／93
第一节　国际专业化的基础／93
第二节　不平等交换的理论／96
一种基本贡献／96
是否可能出现一个国际交换的经济理论？／102
不平等交换的其他阐述和方面／104
第三节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扩张主义／108
前资本主义的和重商主义的对外贸易／108
充分发展的资本主义体系中的资本国际流动／109
贸易比价的问题／113
资本主义扩大市场的固有倾向／119
资本的国际流动／122
外围地区的职能／127
第四节　外向积累和依附性／132
第四章　不发达的起源与发展／137
第一节　向外围资本主义过渡的理论／137
第二节　不发达经济社会的外向性／140
外向性的历史根源／141
生产率的部门不平衡以及价格结构从中心传到外围／148
外围地区对生产技术的选择：体系的不合理／155
不平等的国际专业化，外国资本的统治，乘数机制的转移，脱节／160
第三节　贫穷化／164
第三产业部门的过度膨胀／164
发展，不发达，以及非生产性活动／166
第四节　依附／169
商业依附，金融依附和技术依附／169
外围国家国际收支的赤字倾向／172
在依附形成中的外围国家货币体系的作用／177
外围在世界危机形势运动中的作用／190
第五节　对过渡的障碍／195
第五章　外围地区的当代社会形态／200
第一节　当代外围地区的历史形态／200
美洲的外围形态／201
阿拉伯和亚洲的外围形态／203
非洲的外围形态／217
第二节　外围形态的一般特点／228
农业资本主义的主导地位／228
外国资本所强加的限度／231
向本国官僚机构发展的当代趋势／234
无产阶级化和贫穷化：阶级斗争的世界性质／239
新的中心与外围形态／249
第三节　争取一项过渡的战略／252
苏联生产方式／252
资本主义制度的自发倾向／258
过渡的基本问题／261
参考书目／264
索　引／296
社科文献学术译库书目／318

精彩书摘

　　《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
　　第三，地租地位的加强，这是外围形态国际性结合的一个有特点的结果，并带来收入花费的特定方向，以有利于某些第三产业活动（例如，个人服务）的畸形为标志。在中心资本主义的形态中，土地资产已经在经济中和社会上失去其统治地位而使形势有利于资本。可是在外围国家，对外交换的加紧：一开始即以农产品出口作为基础的一种专业化的结构：加强了地租的主导地位，而土地所有权的不平等分布（不论是早先存在的，还是作为生产商业化的结果而出现的）使这种情况成为可能。现在，地租并不一定要储蓄起来，而资本的利润则必须储蓄起来投资于现代化，这是竞争所必需的，因为那是垄断得来的收人，因此可以全部花掉。这种花费是一种奢侈性开支，就物质商品而言它集中于进口品，就当地产品而言它集中于劳务（仆役、闲暇服务，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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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译者序
《不平等的发展——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以下简称《不平等的发展》）是埃及著名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教授的一部代表作，1973年由巴黎午夜出版社出法文版，1976年由美国每月评论出版社出英文版，商务印书馆在1980年出首部中文版，台湾久大文化公司与桂冠图书公司在1990年联合出中文繁体字版，商务印书馆又在2000年进行再版，并加入了阿明当时专门为此撰写的中文版序“资本主义的新阶段——新的挑战”。在16年后的今天，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下属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在阿明教授欣然同意之下，决定再次出版这部经典之作，在当今世界局势、南北关系和新兴经济体出现诸多新因素的情况下，确属富有远见之举。
阿明是著名的国际学者，发表过一系列论述非洲和第三世界经济发展道路、资本主义矛盾和帝国主义问题的著作。1970年发表的两卷集《世界规模的积累：欠发达理论批判》论述了帝国主义和不发达问题，本书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分析资本主义体系的全貌，反映了作者关于发展问题的思想核心。
《不平等的发展》一书的副标题“论外围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可以说明全书的主旨是以分析不发达问题为中心。本书不仅是作者对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道路的剖析，而且是对整个资本主义南北世界（即“外围”与“中心”）进行历史的和地域的纵横描述。这不是一部单纯的经济学著作，而是一部联系现实世界的政治经济学论著。全书的结构安排，正如作者在“导言”中所说：第一章谈资本主义的起源，后四章谈社会主义的起源，其中第二、三两章分别分析中心和外围资本主义的规律，第四章集中说明依附性问题和“不发达的发展”，最后在第五章里作者阐明了他对世界发展前景的看法。他说：“外围国家摆脱中心国家政治统治的每一个行动都导致冲突，而令人有必要考虑到社会主义的前景。”他认为，在全世界范围设想的过渡必须以外围的解放作为开端，真正的发展（而不是“不发达的发展”）应该是“民族的、民主的和社会主义的”。阿明从第三世界国家的立场出发抨击西方大国的剥削，揭露资本主义制度，谴责帝国主义。他的学术思想不但在非洲和整个第三世界，而且在西欧、北美的学术界都有一定影响。
阿明是研究“依附论”思潮的著名学者。这一思潮在20世纪60年代形成于拉丁美洲，美国的左翼学者对此也有较大影响，尔后扩展到其他许多地区和国家；它主要从宏观方面探讨第三世界的不发达问题，批判传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观点和发展理论，强调第三世界不发达的根源主要在于它受到来自美国等西方大国的控制和剥削，认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中心—外围”结构实则是“统治—依附”结构，在这种结构内，外围的发展只能是“不发达的发展”，不可能出现成熟的、自主的资本主义前景，因此它们如不脱离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就不可能摆脱其依附地位而获得真正的独立。依附论观点中维护第三世界利益的反帝反殖民立场以及寄希望于社会主义等方面无疑是有益的贡献。拉丁美洲当然有一批“依附论”的中坚力量，诸如巴西的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等；拉美以外也有这一领域的著名学者。他们从“依附论”研究拓展到更大范围的世界体系研究，阿明就是其中之一。美国的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德裔的安德烈·贡德·弗兰克、意大利的乔瓦尼·阿里吉以及埃及的萨米尔·阿明，他们在学术上活跃自由，大胆争论，但对世界的基本分析趋于一致或相近，在国际学术界颇具影响，人们戏称他们为“四人帮”。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比较重视这一国际思潮和有关学者，多年来选译出版了他们的一些名著(括号为中译本出版年份)，如：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的四卷集《现代世界体系》（2013）、安德烈·贡德·弗兰克（与巴里·吉尔斯）的《世界体系：五百年还是五千年？》（2004）、萨米尔·阿明的《世界规模的积累：欠发达理论批判》（2008，2017）、乔瓦尼·阿里吉的《亚当·斯密在北京》（2009）以及特奥托尼奥·多斯桑托斯的《帝国主义与依附》（1992，2017）等。
本书在2000年再版时，阿明撰写了题为“资本主义的新阶段——新的挑战”的中文版序，并说明是针对过去20年间出现的新形势与新问题而作。这次的最新再版，阿明又专门写了题为“普遍化垄断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文明的末日”的新前言。两篇前言的内容非同一般，都是对此前20年或近20年形势和问题的深入探讨与评述，是阿明对本书主题的引伸与进一步思考，可以据此进一步认识阿明对当今世界体系与全球化发展的剖析和见解。
高铦
1988年初撰于北京
1999年补记
2016年增补改写
中文版序　资本主义的新阶段——新的挑战
几十年前写的《不平等的发展》一书一直被认为是对依附理论的一大贡献。它说明“不发达”是资本主义扩张的产物，并批判社会主义国家和激进第三世界国家想赶上发达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的企图。我这两个观点至今并无改变。只是从那时以来历史已继续发展:资本主义进入了一场危机和全球主义的新阶段，社会主义的和激进的经验垮了台。因此，外围各国人民和工人阶级正面临新的挑战。
所以，我在《不平等的发展》中文版的这篇序言里就要集中谈谈过去20年间出现的那些新问题。
我们看来都同意一个事实：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后时期已经过去。但我们也有别于主导的意识形态和政治倾向，不把这种变化归纳为“冷战的结束”。我认为，这种变化是由形成战后时期(1945～1980年)生活与斗争的三种社会模式的垮台所界定的。这三种社会模式就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苏联模式以及第三世界国家民族解放与现代化计划。
“回复”到这些模式是不可能的，这种回复的愿望只是失去活动能力的集团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怀旧表现。“重塑”也无济于事，因为全世界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本身都已发生深刻变化，今非昔比。
我们看来也都同意过去15年间经历的发展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们认为经济应服务于人民，而不是人民服务于经济。
这种发展可以相当简单地概括如下:我们谈到的日益增大的社会扭曲现象在大多数西方国家、前东方集团国家和南方国家中出现很大转折。贸易中重现大规模永久性失业，福利国家衰败，被排挤和贫困化的新现象已成为图景中的永久性特点。前东方集团国家和南方国家的形势尤为显著。某些经济强劲的南方国家是少数例外，值得进一步研讨(但无论如何，这种例外是相对的，这些国家中也能看到同样的现象，只是还比较克制)。
我们不同意主导观点所说的这种发展是“过渡时期必须付出的代价”，说最终会导向使人人受益的一种新型的、据说更健全、更强劲的经济。
可是，我们能不能说这种社会扭曲实际上是资本主义扩张史上的一种新现象呢?或者说战后时代是这段历史中的一种例外，那是由于法西斯主义失败以后的大国关系比之前更有利于劳动阶级和世界各国人民呢?如果是那样的话，当前形势就是回复正常(即回复到马克思理论所说的积累与贫困化的法则)。
第三世界已分裂为新兴国家集团(它们已进入工业时代，甚至具备在世界市场上竞争的能力)和贫困化的、被排挤的国家集团。具体如下。
（1）东亚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韩国、中国台湾、中国香港和新加坡)，还有其他东南亚国家(首先是马来西亚和泰国)，加上中国大陆，正在取得加速的增长率，而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地方的增长率都在下降。这些国家(地区)都在积极地竞相向世界市场提供工业产品。这些国家(地区)除了经济强劲以外，受严重社会扭曲的影响较少(这一点需要按各个实例加以界定和讨论)，脆弱性较少(由于东亚所特有的地区内部关系的加强，程度上类似于欧洲共同体内部的情况)，并且具有国家有效干预的特点，在推行全国（地区）发展战略方面起关键作用(即便这些战略转为外向)。
（2）拉丁美洲国家和印度的工业能力也是同等重要的。可是，它们的地区一体化较差(拉丁美洲为20%，而东亚或欧洲共同体为60%)，国家干预较不一贯。这些地区的增长率仍然较低，已很严重的不平等现象的强化尤为突出。
（3）总的说来，非洲国家和伊斯兰世界仍然陷于过时的国际分工。它们仍然是初级产品出口国，这是由于它们没有进入工业阶段，或者是由于它们的工业脆弱无力、缺乏竞争力。这里的社会扭曲现象主要表现为贫困化和被排挤的人数大量增加。那里(非洲内部或阿拉伯内部)毫无地区一体化进展的迹象。增长实际上是零。虽然这个集团中包括“富”国(人口稀少的石油出口国)以及贫穷或赤贫的国家，但并不包括积极参与形成世界体系的其他国家。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真正且十分贫困的。
区分活跃外围国和贫困化外围国，并不完全看它们工业生产的竞争力。还有一个政治差异。活跃外围国中的主导力量以及背后的整个社会(不论其社会矛盾如何)都有计划目标和实现的战略。中国、韩国的情况显然就是这样，某些东南亚国家、印度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在较低程度上也是这样。
这些国家计划同帝国主义的计划相对抗，帝国主义目前主宰着世界，而这种对抗的结果将形成明日的世界。另外，贫困化外围国则既无计划(尽管诸如伊斯兰的政治讲话作出种种口头主张)又无自身的战略。其结果，它们的思想为帝国主义国家所左右，帝国主义掌握着为这些地区提出“计划”的绝对权力(例如非加太—欧经共联盟，美国和以色列的“中东”计划，欧洲含糊的地中海计划)，这些计划事实上不受任何当地计划的反对。所以，这些国家都是全球化的被动对象。
这些国家集团之间不断增大的分野打破了“第三世界”的概念，结束了万隆时代(1955～1975年)的共同战线战略。
可是我们将看到，对于如何评估资本主义在前第三世界国家扩张的性质与前景，并没有总的一致意见。有些人认为，最强有力的新兴国家正处在“赶上”的过程，不再是“外围国家”了，即使它们在世界等级层次中仍处于中间水平。别的人(包括我)认为，这些国家代表未来的真正外围国家。中心—外围的相对，从1800年到1950～1980年间，与工业化经济和非工业化经济之间的对立相合，在今天则以新的、不同的标准为基础，这些标准可以通过对西方大国掌握的五种垄断进行分析来加以界定(金融全球化、技术创新、取得世界资源、通信与信息手段、大规模毁灭性武器)。
贫困化地区的情况怎样?这种现象是有历史先例，还是相反地体现资本主义扩张的一种永久性倾向呢?(这种现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因权力对比较少不利于整个外围地区而暂时有所抑止。)有论者认为这种例外情况是由于第三世界——尽管组成的国家多种多样——在反殖民主义斗争方面，在有关初级产品的要求方面，以及在推行自身现代化与工业化(西方大国对此力图阻止)的政治意志方面的“团结”。正是由于在这些方面取得的成功不均衡，所以第三世界的凝聚力和团结力都被消蚀了。
占主导的意识形态声称“别无选择”，说世界各国人民必须“适应”“(市场)经济”的所谓理性和效率要求。我们认为，资本(即“市场”)必须被迫适应人民与社会进步的要求。
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中的新东西是什么?
今日总的经济形势中的若干主要特点已经被界定并且得到认真研究。因此，我们如果勾画出最重要的那些特点，那就够了。
（1）同一基本选择——新自由主义——影响了世界上几乎每个政府的经济政策。在西方大国和欧共体内部，这些选择涉及对确定目标的取消管制，更加放松劳工市场，对私有化不加限制(包括对传统公共服务的私有化)，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强调反对通货膨胀(以收紧银根政策和提高实际利率作支撑)，不加限制地放开国际资金转移，等等。在许多南方与东方国家中，这种选择由于实行严厉的“结构性调整”计划(在有些情况下实行所谓“休克疗法”)而得到强化。然而，这种一般性说明必须受一些重要的区别的限定，那就是东亚国家和地区（韩国、中国大陆及台湾地区，以及较低程度的东南亚)，它们实际上没有参与新自由主义的游戏。这些国家(地区)实行了其他国家弃而不用的坚持一贯的工业化政策，政府干预对这方面的要求提供大力支持，所以实际上是“有计划的”。
（2）全世界几乎每个国家都正在经历一场危机，而东亚再一次成了例外。其征象包括:虚弱的经济增长(许多东欧国家和第三世界贫困化地区是零增长或负增长)，生产投资疲软，失业率上升和就业不稳，同时“非正式”就业活动增加，等等。我们已经提到，伴随着这一切的是分配不平等的现象加剧。经济持续停滞，虽然官方仍在集中谈论“衰退”与“回升”。
（3）出现金融化现象，即短期、投机心理占了上风而牺牲了有利于生产性投资的长期选择。
（4）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国家政策也随之从属于这种无约束的全球化冒险，这由于基本的新自由主义选择而无法控制(灵活的汇率、金融自由转移，等等)。
这些因素加到一起几乎在各处造成发展速度各不相同的经济:某些部门、地区和公司(特别是大跨国公司)增长速度强劲、利润丰厚，而其他则处于停滞、后退或解体状态。劳工市场则四散分割以适应这种形势。
我们再问一句，这真正是一个新现象，还是一种多速度系统，事实上在整个资本主义历史上是常规的呢?这种现象只是在战后时期(1945～1980年)因例外的原因而有所减弱，当时的社会力量对比推行了有计划的政府干预(在福利国家、苏维埃国家和万隆时代第三世界的民族国家)，它通过组织地区间和部门间转移而方便了增长的普遍化和生产力的现代化。
这些变化至少在两个方面带来了决定性的长期效果。
（1）大公司当然并不是资本主义历史上的新发展。但是，可以正确地指出，大公司演变的某些方面是新的。直到现在，大公司(甚至是跨国公司)首先是(特别就资本拥有者而言)全国性公司，其活动则超越了母国国界。为了公司的调度部署，它们需要本国政府主动、积极的支持。今天，它们已强大到可以不考虑(有时是反对)政府政策的设想来发展自身的扩张战略。所以，它们要政府政策从属于它们自身的战略。反政府的新自由主义论述掩盖了这个目标，把保护这些公司所代表的私人利益这一特有目的合法化。要求的“自由”并非人人享有的自由，是公司牺牲他人以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由。从这个观点来看，新自由主义的论述完全是意识形态性质的和不诚实的。
（2）另外，更加直接地关系到当前的技术革命，工作进程现在正发生极大变化。装配线生产(泰勒制)正为新的形式所取代，深刻地影响了社会阶级结构及其对工人面临的问题和挑战的认识。这里我们也发现与劳工市场四散分割有关问题的重要因素。
金融化可以被分析为危机的产物。过剩资本在现存结构下无法从生产系统的扩大中寻找出路，对统治阶级是一个严重的危险——资本大规模贬值的危险。所以，危机治理要求提供金融出路以避免这种最坏可能的结果。高额利率、灵活汇率、第三世界与东欧国家的外债、美国的赤字、私有化与养老金金融化都是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但是，奔向金融化并不是解决危机的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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