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哲學史》（套裝共7捲）（國傢齣版基金項目，哲學社會科學研究的創新成果） epub pdf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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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1.完善我國政治哲學學科建設：掌握當代西方政治哲學的發展趨勢，瞭解哲學傢們對於全球化時代的政治哲學問題的立場、觀點和方法，以之為中國政治哲學的重要理論資源和主要參照係。

　　2.中國學人的獨特視角：從中國學人的獨特視角齣發，藉助新的研究材料與成果，著重分析研究中國與西方政治哲學史上經典作傢的經典著作和經典思想，突破傳統的意識形態的簡化處理，在精神源頭和哲學根基處重新審視和考察中國與西方政治哲學的內在邏輯和動機資源，辨析其動力與不足、優勢及缺憾，為探索健康的現代化之路所不可或缺的條件，以及西方現代性之外的替代方案奠定學理上的基礎。

　　3.關注中國現實，為中國的發展提供思想資源：總結中國政治哲學的獨特意涵，發掘傳統資源對於中國的現代化之路的積極作用，乃是當下中國哲學研究，深入關注中國現實，為中國的發展提供思想資源的當務之急。

　　4.全書由知名哲學教授張誌偉、韓東暉、乾春鬆等主編，作者團隊受過充分的專業訓練，專業研究領域涵蓋哲學、曆史、法學、政治學等學科，均為國內相關領域頗具實力的中青年學者。

　　5.重點突齣，特色鮮明，填補空白，富有創新性。作者立足國際政治哲學研究的前沿，在吸收藉鑒國內外新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力求將新觀點、新方法貫穿到原創性學術研究中，並具有理論穿透力，填補國內政治哲學史研究的空白。

內容簡介

《政治哲學史》立足國際政治哲學研究的前沿，在吸收藉鑒國內外新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集中、整閤國內馬剋思主義哲學、中國哲學和西方哲學等各學科中相關的重要學術力量，通過對馬剋思主義經典作傢的政治哲學思想，以及中西政治哲學的深入研究，編寫7捲本的政治哲學史，包括馬剋思主義政治哲學史、西方政治哲學史（3捲），中國政治哲學史（3捲），為該學科在中國的發展進行全麵、係統的奠基工作，從哲學的高度，整理歸納古今中外的政治哲學對重大問題的思考，進而激發哲學對於當代社會的積極作用。

目錄

馬剋思主義政治哲學史

西方政治哲學史（第一捲）

西方政治哲學史（第二捲）

西方政治哲學史（第三捲）

中國政治哲學史（第一捲）

中國政治哲學史（第二捲）

中國政治哲學史（第三捲）

精彩書摘

　　導言

　　一、近代西方政治哲學的定位

　　（一）政治哲學的內容與近代政治哲學史的分期

　　通常認為，“政治哲學”與“政治思想”“政治學說”“政治理論史”“政治觀念”等概念，雖然在使用時各有側重，也有微妙差彆，但總體而言區彆不大，處於同一層次，而且這些概念似乎都與作為經驗科學的政治學（politicalscience）有明顯分界。這種二分法，即基於經驗觀察的政治學與其理論構造仿佛無須具體要素的政治哲學的分野，使政治學像經濟學、社會學一樣，成為社會科學的分支，而政治哲學像物理學哲學、心理學哲學一樣成為哲學的分支。這種簡化圖景的理論意義是很受質疑的，但這裏就不討論瞭在哲學各個分支當中，政治哲學的地位似乎比較特殊，有時還被稱為第一哲學。“人是政治的（城邦的）動物”也許和“人是理性的動物”同樣重要，是迴答“人是什麼”這個問題的關鍵。關於政治哲學的研究內容，英國學者奎因頓（又譯肯尼）的概括算得上簡明而全麵。他概括瞭政治哲學的三個主要部分:（1）陳述政治、社會和人性的事實;（2）鼓吹、提倡政治目標和實現目標的製度手段;（3）關於一種概念類型的論證，涉及國傢的本質屬性、公民權利和公民服從國傢的義務。奎因頓同時也強調，不能僅僅把第三個部分視為政治哲學的內容。

　　從字麵上看，政治哲學史是對政治哲學的曆史記述，但按照何種原則和思路編纂政治哲學史卻見仁見智，依賴於研究者對政治哲學的理解、對政治實踐的認識、對曆史脈絡的梳理，以及總體性的哲學立場。因此在流行的政治哲學史著作中，薩拜因的《政治學說史》以“城邦”“普世共同體（或譯世界社會）”和“民族國傢”為三大主題來組織人物和流派。施特勞斯的《政治哲學史》完全以政治哲學傢來組織敘述。劍橋政治哲學史係列，則取劍橋學派的語境史觀，以更細緻全麵的主題來構造宏大的敘事框架，力圖重構不同時代的政治思想全貌。沃格林的未竟之作《政治觀念史稿》八捲本，也以曆史階段為經，相關主題為緯，築起規模龐大的架構。

　　本捲西方政治哲學史的曆史跨度是17世紀至19世紀，從人物來講是從霍布斯到黑格爾，意圖勾勒齣近代西方政治哲學的主要輪廓，凸顯這一時期核心的政治哲學論題。這裏涉及一個重要的曆史分期問題，即文藝復興時期政治哲學的定位問題，也可以稱之為16世紀哲學史的定位問題。

　　在兩部較早的16世紀政治哲學史中，齣現瞭相當不同的觀點。艾倫（J.W.Allen）的《16世紀政治思想史》特彆強調16世紀政治思想的中世紀特徵。他認為，整個16世紀，除瞭意大利等地，政治思想在本質特徵上仍然是中世紀的，復製瞭晚期中世紀觀點的主要分野。這是由於16世紀的基本預設與中世紀思想傢並無二緻，所以結果必定如此。這些預設包括各方均假定《聖經》即上帝之言，“自然的”道德法則是存在的，人人皆承認且絕對遵守等。而法國學者梅納爾，深受孔德的實證主義影響，他在得到斯金納盛贊的《16世紀政治哲學的發展》中，認為在希臘羅馬時期，政治哲學是不可能的，因為古代哲學傢的實驗基礎太少，對鄰國經驗一無所知;中世紀也是如此，政治理論傢滿足於整全而不可辯駁的權威,關注的問題也是世俗權力和宗教權力的抽象的優越性。唯有在16世紀，思想的、社會的、政治的、經濟的背景以具體的方式協力促成瞭政治問題諸如國傢的本質、國際關係、政治權力的來源的齣現，也處理瞭來自當時的事件與過去的曆史的豐富材料，如此一來，思考政治哲學的方法與概念就成為當務之急。是故政治哲學始於16世紀。

　　這兩個觀點，前者著眼於16世紀政治哲學之“舊”，後者強調其“新”，我們似乎都無法完全接受。主要問題很可能在於這一時期的政治思想的確錯綜復雜，不同的理論預設會帶來不同的處理結果。盡管如此，他們對原始材料的處理和加工仍然極富教益。例如梅納爾堅持認為16世紀的政治運動和思想運動密切交織，哪一方都不可能獨立地被理解，因此他殫精竭慮，處理瞭海量文獻，其中不僅僅涉及政治理論上的無數實例，還涉及政治理論的哲學的、形而上學的、神學的基礎，以及這些哲學構造得以齣現的社會和經濟潮流。這一工作為斯金納的《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礎》提供瞭材料上的提示和曆史文本研究方法上的警示。斯金納的處理方式看起來是比較可取的，即把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時期的政治思想作為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礎，凸顯瞭作為近代早期的16世紀的政治思想與中古時期後期和近代政治思想在關聯性與奠基性上的獨特作用。

　　在較晚近的政治哲學史中，以劍橋政治思想史係列為代錶，研究者通常把1450—1700年作為近代早期（earlymodern）來分期，即把15世紀後期和16世紀早期作為中世紀與近代的分水嶺，把16—17世紀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階段來考察，即從文藝復興與反文藝復興到霍布斯、斯賓諾莎和洛剋。《劍橋政治思想史（1450—1700）》的主編在“導言”中也強調曆史分期的復雜與模糊（complexityandambiguity），同時似乎又確立瞭一個評價主題框架的標準:應根據其在曆史性闡釋錯綜復雜的海量原始材料中所取得的成果來評價。

　　本捲是按照我國哲學史界的習慣來進行分期的，即通常把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置於“中古哲學”分期之下，將此後的歐洲哲學歸入“近代哲學”。因此本捲也是從霍布斯的政治哲學，而不是從文藝復興開始近代政治哲學之旅的。當然，我們必須同時強調和關注16世紀政治哲學與後世政治哲學的密切關聯。之所以從霍布斯開始，主要原因還是因為自霍布斯之後，“自然狀態”成為支配17—18世紀西歐政治哲學的核心概念。這一點，在本捲關於斯賓諾莎、洛剋、蘇格蘭啓濛運動等內容的章節中體現得尤為明顯。

　　本捲的終章是以黑格爾的政治哲學為主題的，以黑格爾來告彆近代哲學，也是我國哲學史界的通常做法，盡管這一做法是有爭議的。由此可以看齣，本捲對西方政治哲學史的處理實際上參考瞭西方哲學史的編纂理念，這似乎也體現瞭政治哲學史不同於政治思想史、學說史、理論史的地方。它們根本的不同之處就在於，從哲學上來看，近代哲學的核心是自由的理念，無論是自然法、自然權利，還是啓濛運動、理性批判，甚至革命和解放，都是圍繞人的自由這個中心而展開的。這也是就霍布斯的政治哲學而言，我們選擇其自由觀的原因。自然與自由，始終是近代哲學的基本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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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序言

　　序言

　　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政治哲學逐漸成為漢語哲學界的顯學，20多年來，無論在經典著作的譯述、基本概念的厘清還是在學術前沿問題的追蹤上，中國學者均有瞭較為完備的積纍與長足的進步，正因為如此，我們認為編撰一部品質優良的政治哲學史的條件已經成熟。

　　本捲處理的是西方20世紀政治哲學史。嚴格說來，20世紀並非肇始於1900年，而是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戰。盡管一戰的爆發是諸多偶然因素的疊加效果，但一戰前後的近代世界秩序的確麵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經濟上，古典自由主義信奉的自由放任政策未能實現國內利益分配的自發和諧狀態，經濟自由雖然創造瞭大量財富，卻無法實現平等價值，階級衝突和社會撕裂不減反增;政治上，大眾民主的發展和普選權的落實讓工人階級亮相政治舞颱，蘇維埃政權的建立進一步鼓舞瞭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運動;國際上，民族主義情緒持續高漲，帝國主義的海外鬥爭日趨激烈。麵對此情此景，啓濛運動以來的兩大核心價值——自由與平等——的內在衝突已無法在資本主義和民主製內部得到消化，失業與戰爭的陰雲無時無刻不籠罩在歐洲上空。

　　身處風雷激蕩的非常時代，任何人都無法自外於曆史的洪流，細數20世紀卓有建樹的政治哲人，幾乎全都親身經曆瞭二戰的洗禮，以賽亞?伯林、卡爾?施米特等人更是見證瞭一戰的爆發和蘇維埃政權的建立。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20世紀的政治哲人開始殫精竭慮地思考人類的政治前途和命運，雖然思考進路不同、價值立場各異，但歸根結底，他們念茲在茲的關鍵問題仍然是自由和平等，因為無論啓濛運動和現代性是否窮盡瞭其所有的潛力，政治哲人都必須反省這兩個根本價值的內涵與外延、成敗與得失。

　　我們將伯林列為本書的開篇人物，理由正在於此。伯林的傳世名篇《兩種自由概念》正是從“自由”齣發反思20世紀上半葉歐洲政治悲劇的典範之作。劉擎在第一章“自由與多元論：伯林的政治思想”中指齣，在方法論上伯林給我們帶來最大的啓示有兩點：第一，“在哲學上格外敏感於概念的特定性……唯其如此，理論纔有助於澄清和把握經驗世界”;第二，“……要讓自由的概念‘落地’——最大限度地貼近人們的日常生活經驗”。藉助麥卡勒姆“三位一體”的自由概念，劉擎對消極自由和積極自由復雜幽微的關聯做瞭很好的澄清和歸納。劉擎指齣，伯林可能是20世紀第一位對“非對稱性問題”具有敏感性的政治思想傢，簡而言之，“否定”（negative）比“肯定”（positive）要求的依據或理由更少，也更容易達成。認識到這一點“對於理解自由及其依據的人性假設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自由不是具有‘個人自主性'能力者的特權，那些未能達到充分自主性的個人也具有正當的理由擁有自由的權利”。劉擎指齣，在伯林那裏，多元價值論題和自由論題存在著內在的緊張關係，這種緊張源自伯林“對現代性的既反省又認同的復雜態度，對啓濛主義理想既警覺批判又贊許同情的審慎立場”。本章最後探討瞭自由主義與民族主義之間的衝突，認為這一衝突既無法僅僅通過思想觀念層麵上的清理來解決，也無法訴諸一套明確的政治哲學原則或綱領來化解，“最終，自由民族主義是一種實踐性的改革方案”。

　　這個判斷把我們帶嚮張楚勇對於邁剋爾?奧剋肖特的解讀。奧剋肖特是一位有著保守主義傾嚮的自由主義者，張楚勇認為，要想比較確切和深入地把握奧剋肖特的政治哲學，就必須緊扣其思想上的兩個重點：“第一是關於哲學之知是一種涯涘無盡的追尋;第二是理論和實踐是兩個性質上完全不同的世界，不應該將這兩個世界的認識混為一談”。以奧剋肖特對柏拉圖洞穴譬喻和哲人王的批評為例，所謂哲學之知是一種涯涘無盡的追尋，意即“哲人的每一次發現和結論，都是對其蘊含的前設或條件進行反思的邀請;哲學中唯一不受限的，就是真正的理論傢不停地認識到，所有條件或結論無一幸免都是受限的”。而理論與實踐不可混為一談，則告誡我們切勿認為柏拉圖（或者哲學傢）以為達到的“終極理解”能夠取代實踐或其他人類的經驗模式。奧剋肖特形容持這樣觀點的人是僞理論傢，不是真哲人，這個警示對於那些嚮往“到敘拉古去”的政治哲人可謂振聾發聵。

　　作為20世紀形象最負麵的憲法理論傢和政治哲學傢，卡爾?施米特的最大劣跡就是“去瞭敘拉古”，但是作者陳偉沒有臉譜化地刻畫施米特的理論，而是通過細緻入微的文本分析，指齣施米特在魏瑪共和國時期創作的一係列憲法著作，如《憲法學說》《憲法的守護者》《閤法與閤法性》，均非簡單地錶達政治立場，更多的是對魏瑪危機富於洞見的法理學分析。比如說，施米特重視政治閤法性問題，反對漢斯?凱爾森的法律實證主義理論，就準確地抓住瞭理解政治支配現象的要害。陳偉承認施米特的論斷存在著兩麵性：他強調法律是政治決斷的産物，憲法背後實有一國人民的政治決斷，這在魏瑪共和國時期可以為捍衛共和提供依據，但在希特勒攫取政權之後，施米特的閤法性理論同樣可以為極權政體提供政治上的辯護。陳偉認為，施米特之所以會齣現左右搖擺的情況，根本原因在於他對魏瑪政權的捍衛並非齣於對自由民主的熱愛，而是齣於對秩序與安全霍布斯式的擔憂，就此而言，“他的理論實與希特勒的言論有相當的親緣性”。

　　過去20年，列奧?施特勞斯在中國學術界可謂譽滿天下，謗亦隨之。第四章“論施特勞斯及其政治哲學”立論中正，敘述平和，稱得上是正本清源之作。陳建洪先從施特勞斯的兩個神話——施特勞斯作為新保守主義精神教父的神話以及施米特和施特勞斯之間的思想對話是一場政治神學和政治哲學的交鋒——入手，繼而深入探討瞭詩和哲學之爭、古今之爭以及耶路撒冷和雅典之爭，澄清瞭關於施特勞斯的諸多常識性誤讀。陳建洪指齣，施特勞斯重新審視現代政治哲學及其當代虛無主義結果，指齣西方當代思想中曆史主義、相對主義、多元主義和虛無主義流行，主張迴歸古典政治哲學，其根本目的是要重振古典政治理性主義，重新確立西方文明傳統的自信。本章的討論最後落腳在哲人何為這個問題上，針對哲學固有的天真和危險性，作者的結論是：“如無天真及其危險性，哲學便無超凡脫俗的氣質;如不反思自身的危險性，哲學在人世間將無立錐之地。有意識地轉變為政治學，哲學方顯其高貴品質。”

　　麵對黑暗時代，政治生活如何能為人類承諾一個“光亮之照明”的願景，這是漢娜?阿倫特政治思考的初衷和目的。陳偉在本章著重探討瞭阿倫特的行動理論，指齣在勞動、製作和行動這三種不同類型的實踐活動中，阿倫特最看重的是行動，因為行動是最具有政治性的活動，它與人的自由直接相聯係。陳偉認為，阿倫特之所以拒斥政治哲學傢的頭銜，根本原因在於她不承認存在一種關於政治的哲學。阿倫特在根本上否定柏拉圖以降的西方政治哲學傳統，批評這個傳統對政治經驗的扭麯和遮蔽。阿倫特主張直麵人類生活的經驗，為人們重新呈現人類關於政治的體驗及理解。為此，政治事關每個公民，是每個公民皆可、皆應關注之事。如陳偉所言：“阿倫特極重視人作為公民對於‘我們的世界'的責任。以她之見，政治衰敗，個人完全私人化，是時代危機的錶徵。極權主義的問題，並非人們常說的凡事政治化，而是極權主義完全排除瞭行動的可能，讓政治無立足之地。”本章最後提齣的問題引人深思：“極權主義有可能捲土重來嗎？阿倫特的迴答是，如果人們不努力，世界再極權化便可能發生，當然，它會以新的麵貌齣現。”

　　藉用伯林的著名比喻，羅爾斯更像是隻刺蝟而非狐狸，羅爾斯數十年如一日地探索正義這一個主題，反復推敲和完善錶達的精確性和邏輯的嚴密性，以至於劍橋大學哲學係的奧諾拉?奧尼爾教授曾經這樣評論：“再一次，羅爾斯想到瞭批評者的前麵。”②某種意義上，周濂在第六章的工作便是在挑戰奧尼爾的這個論斷。他首先分析比較瞭哈耶剋與羅爾斯在“社會正義”論題上的異同，指齣二者的分歧遠不止於字詞之爭，而是存在實質之爭。此外，羅爾斯正義二原則支持的理想政治製度並非哈耶剋所著力批評的福利國傢，而是“財産所有的民主製”或者“自由（民主）社會主義”。在深入探討財産所有的民主製在20世紀的理論演進和現實政治發展之後，周濂進一步從哲學論證的角度齣發檢討財産所有的民主製的可信性和真確性。通過探討羅爾斯“薄版本的經濟自由觀”的道德理據以及諸多學者對羅爾斯的批評，周濂認為，對於財産所有的民主製能否很好地實現正義二原則，羅爾斯的論證並沒有給齣令人信服的論證。

　　自羅爾斯2002年去世之後，尤爾根?哈貝馬斯就被公認為仍舊在世的最偉大的政治哲學傢。哈貝馬斯曾這樣描述自己的哲學使命——同時拒絕和狙擊“道德實在論”以及“現代價值懷疑論”，並稱這是他和羅爾斯共同肩負的任務。哈貝馬斯最重要的三部著作分彆為《公共領域的結構轉型》《交往行為理論》和《在事實與規範之間》。在本書第七章中，泮偉江將分析重點放在《在事實與規範之間》第七、八章上，試圖管中窺豹，厘清哈貝馬斯的整個理論脈絡。泮偉江認為，如果說在規範性這條學術脈絡中，羅爾斯是哈貝馬斯最大的競爭者，那麼在事實性這條學術脈絡中，哈貝馬斯畢生學術事業最大的敵人則是盧曼。哈貝馬斯最大的理論野心在於試圖吸納盧曼的理論，從而將規範性視野放到更現實的現代復雜社會的理論背景下進行建構。但是泮偉江認為哈貝馬斯試圖消化社會理論的事實性維度的工作並不成功，由此導緻他的民主法治國方案也是一半成功，一半失敗。

　　如果說羅爾斯和哈貝馬斯屬於20世紀政治道德主義的代錶人物，那麼伯納德?威廉姆斯便是政治現實主義的領軍人物。陳德中在第八章中指齣，威廉姆斯對於哲學問題的反思在兩個方嚮上展開：對於理性主義的批評以及對於道德主義的批評。前者導緻對“有曆史的哲學”的呼籲，後者則把我們帶入“政治現實主義”的視域。陳德中把威廉姆斯的政治思想界定為“基於多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自由主義”，其中多元主義源自伯林，而現實主義則可以追溯到尼采、馬基雅維利乃至古希臘的修昔底德。如陳德中所分析的，政治現實主義對於政治道德主義的挑戰主要體現在強調“政治的獨特性”和“政治的自主性”上，前者是指政治有著自己應該處理的獨立問題，後者是說對於這個擁有獨立問題的領域的辯護是可以並且也應該獨立完成的。具體到威廉姆斯這裏，政治自主性這個論題至少從兩個方麵得以展開：“首先，政治有著屬於自己的獨特事務，政治要處理的是一種衝突與分歧關係。其次，關於政治正當性的辯護應該以政治的而非倫理的方式展開。”在威廉姆斯的啓發之下，雷濛德?蓋斯、馬特?斯裏特進一步發展瞭政治現實主義的論題，對占據學院主流多年的政治道德主義構成瞭嚴肅的挑戰和有益的啓示。

　　“G.A.柯恩：平等的虔誠信徒”一章探討的是G.A.柯恩的政治哲學。作為當代分析馬剋思主義最重要的代錶人物，柯恩認為關於社會主義存在三個基本問題：首先是設計問題，也即我們想要何種形式的社會主義社會;其次是辯護問題，也即資本主義的毛病齣在哪裏，社會主義的正當性又在哪裏;最後是策略問題，也即我們如何纔能實現它。葛四友指齣，柯恩的主要工作集中在第二個問題上。他早期直麵諾齊剋的自由至上論，重點尋找諾齊剋的極端右翼理論的邏輯問題與證成問題;中後期則通過批判德沃金和羅爾斯來進一步澄清自己的平等理論作為平等至上的代錶。德沃金與柯恩在基本精神上是一緻的，因此，柯恩更大程度上是按照自己的運氣平等主義立場來重構德沃金的資源平等的。相比之下，羅爾斯的公平至上是中間派，柯恩與其共享運氣平等主義的齣發點，由此柯恩努力錶明，羅爾斯離開這個起點是無法得到證成的。葛四友認為，由於柯恩的批判並未預設平等，而是針對被批判理論的內在論證脈絡提齣瞭極重要有力的反駁，因此柯恩對上述三種理論的批判相當成功。但是柯恩的問題在於長於批判而弱於建構，並且齣於種種原因，柯恩的思想沒有得到應有的足夠重視。

　　20世紀60年代以來，共和主義的復興成為一個不可忽視的思想潮流，在波考剋、斯金納、佩蒂特等人的推動下，諸如公共善、公民美德、積極的公民身份等共和主義議題重新得到瞭重視，在規範政治理論領域對自由主義構成瞭嚴肅的挑戰。本書第十章以菲利普?佩蒂特的共和主義理論為例，深入探討瞭他的“整體論的個人主義”和“無支配自由”理論，進而轉嚮對佩蒂特民主思想的研究，迴答瞭“政府對公民的何種乾涉不會侵犯其自由”這一關鍵問題。正如作者曹欽和劉訓練所指齣的，佩蒂特的共和主義理論雖然麵臨諸多批評，但是如果沒有佩蒂特的開創性研究，20世紀的“共和主義復興”很可能會繼續在思想史研究的小圈子裏打轉，而無法形成與主流政治哲學界的大規模對話。

　　本書最後一章探討“社群主義”。之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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