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译注（全二册）(中国古代名著全本译注丛书) epub pdf mobi txt 电子书 下载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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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内容简介

《礼记》是一部先秦至秦汉时期的礼学文献选编，是研究中国古代礼制与研究儒家学术思想史的必读书籍，内容驳杂，殊为难读。本书对之作精心注释和今译，为阅读这部典籍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作者简介

目录

前言1

曲礼上第一1
曲礼下第二43
檀弓上第三66
檀弓下第四127
王制第五180
月令第六217
曾子问第七281
文王世子第八311
礼运第九332
礼器第十354
郊特牲第十一379
内则第十二408
玉藻第十三448
明堂位第十四483
丧服小记第十五497
大传第十六530
少仪第十七540
学记第十八569
乐记第十九582
杂记上第二十631
杂记下第二十一663
丧大记第二十二701
祭法第二十三744
祭义第二十四752
祭统第二十五778
经解第二十六800
哀公问第二十七805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813
孔子闲居第二十九821
坊记第三十827
中庸第三十一846
表记第三十二872
缁衣第三十三895
奔丧第三十四911
问丧第三十五923
服问第三十六929
间传第三十七937
三年问第三十八946
深衣第三十九950
投壶第四十954
儒行第四十一963
大学第四十二974
冠义第四十三987
昏义第四十四991
乡饮酒义第四十五999
射义第四十六1012
燕义第四十七1021
聘义第四十八1026
丧服四制第四十九1035

附录
主要参考书目1042

前言/序言

一、 关于《礼记》的来源与编纂
《礼记》，亦称《小戴礼记》或《小戴记》，凡四十九篇，是一部先秦至秦汉时期的礼学文献选编。该书最初为西汉时期的戴圣所纂辑。
戴圣本是《仪礼》学的专家。《汉书?儒林传》曰： 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案即今所谓《仪礼》)十七篇，……而瑕丘萧奋以《礼》至淮阳太守。……孟卿，东海人也，事萧奋，以授后仓、鲁闾丘卿。仓说《礼》数万言，号曰《后氏曲台记》，授沛闻人通汉子方、梁戴德延君、戴圣次君(案据《后汉书?儒林传下》，戴圣为戴德之兄子)、沛庆普孝公。孝公为东海太傅。德号大戴，为信都太傅；圣号小戴，以博士论石渠，至九江太守。由是《礼》有大戴、小戴、庆氏之学。《汉书?艺文志》亦曰： 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仓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于学官。可见戴圣师事后仓，本为今文《仪礼》博士。
然而《仪礼》仅十七篇，而其中《既夕礼》为《士丧礼》的下篇，《有司》为《少牢馈食礼》的下篇，实际只有十五篇。这十五篇所记又大多为士礼，只有《觐礼》记诸侯朝觐天子而天子接见来朝诸侯之礼，算是涉及天子之礼，这对于已经实现了天下大一统的西汉王朝来说，欲建立一整套朝廷礼制，显然是不够用的。所以当时礼学家便采取了三个办法来加以弥补。其一是“推《士礼》而致于天子”(《汉书?艺文志》。又《汉书?礼乐志》曰：“今学者……但推士礼以及天子。”)，即从十七篇《仪礼》所记诸士礼以推导出朝廷天子之礼。其二是经师自撰礼文或礼说。这种做法从汉初的叔孙通就开始了。叔孙通曾撰《汉仪十二篇》(见《后汉书?曹褒传》，而王充《论衡?谢短篇》则称其书为《仪品十六篇》)，魏张揖在其《上广雅表》中还称他“撰置礼《记》，文不违古”。而后仓撰《曲台记》(《汉志》载有“《曲台后仓》九篇”)亦其显例。其三是杂采当时所可能见到的各种《记》文，以备朝廷议礼或制礼所用。如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诏诸儒讲五经同异于石渠阁，后仓弟子闻人通汉、戴圣等皆与其议。其议有曰： 《经》云：“宗子孤为殇。”言“孤”何也？闻人通汉曰：“孤者，师傅曰： ‘因殇而见孤也。’男子二十冠而不为殇，亦不为孤，故因殇而见之。”戴圣曰：“凡为宗子者，无父乃得为宗子。然为人后者，父虽在，得为宗子，故称孤。”圣又问通汉曰：“因殇而见孤，冠则不为孤者，《曲礼》曰： ‘孤子当室，冠衣不纯采。’此孤而言冠，何也？”对曰：“孝子未曾忘亲，有父母、无父母，衣服辄异。《记》曰： ‘父母存，冠衣不纯素；父母殁，冠衣不纯采。’故言孤。言孤者，别衣、冠也。”圣又曰：“然则子无父母，年且百岁，犹称孤不断，何也？”通汉曰： “二十而冠不为孤。 父母之丧，年虽老，犹称孤。”(《通典》卷七十三： 《继宗子议》)此所谓《经》云者，见于《仪礼?丧服》。所谓《曲礼》者，见今《礼记?曲礼上》。所谓《记》曰者，盖《曲礼》逸文。石渠……又问：“庶人尚有服，大夫臣食禄反无服，何也？”闻人通汉对曰：“《记》云： ‘仕于家，出乡不与士齿。’是庶人在官者也，当从庶人之为国君三月服制。”(《通典》卷八十一： 《诸侯之大夫为天子服议》)此所谓《记》云，见今《礼记?王制》。汉石渠议。闻人通汉问云：“《记》曰： ‘君赴于他国之君曰不禄；夫人，曰寡小君不禄。’大夫、士或言卒、死，皆不能明。”(《通典》卷八十三： 《初丧》)此所谓《记》曰者，见今《礼记?杂记上》。可见当时的礼家，皆各掌握有若干礼的《记》文(如《曲礼》、《王制》、《杂记》等)的抄本。这些《记》文当为礼家所习见，而且具有实际上不亚于经的权威性，故在石渠这种最高级别的议论经义的场合，能为礼家所公开引用以为议论的依据。今所见《礼记》四十九篇的初本，很可能就是在这个时期由戴圣抄辑而成的。
必须指出的是，当时有关礼的《记》文是很多的。洪业先生有“《记》无算”的说法，曰： 所谓《记》无算者，以其种类多而难计其数也。且立于学官之礼，经也，而汉人亦以“礼记”称之，殆以其书中既有经，复有记，故混合而称之耳。……兹姑略论其他。案《汉书?艺文志》列《礼》十三家，其中有“记百三十一篇”，原文注云：“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明云记者，仅此而已。然“王史氏二十篇”，而后云“王史氏记”；“曲台后仓九篇”，而如淳注曰“行礼射于曲台，后仓为记，故名曰《曲台记》”： 是亦皆记也。至于“明堂阴阳三十三篇”，“中庸说二篇”，后人或指其篇章有在今《礼记》中者，是亦记之属欤？又礼家以外，《乐》家有《乐记》二十三篇，《论语》家有《孔子三朝》七篇，亦此类之记也。略举此数端，已见“礼记”之称甚为广泛矣(《礼记引得序》)。如此众多的《记》，礼家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抄其一定的篇数，以为己用，于是就有了戴圣的四十九篇之《礼记》，以及戴德的八十五篇之《礼记》。戴圣之《礼》学既以“小戴”名家〔见前引《汉书?儒林传》及《汉书?艺文志》(下简称《汉志》)〕，故其所抄辑之《记》，后人也就称之为《小戴礼记》。同样道理，戴德所抄辑之《记》，后人称之为《大戴礼记》。
戴圣的四十九篇《礼记》，据郑玄《礼记目录》(下简称《目录》)，每篇都有“此于《别录》属某类”的记载。如《曲礼上第一》下《目录》云“此于《别录》属制度”，《檀弓上第三》下《目录》 云“此于《别录》属通论”，《王制第五》下《目录》云“此于《别录》属制度”，等等。《别录》是刘向所撰。由郑玄《目录》所引《别录》，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其一，《礼记》四十九篇的抄辑时间，当在成帝命刘向校书之前；其二，由《别录》的分类可见，四十九篇之《礼记》是从各种《记》书中抄合而成的。如《月令第六》下《目录》云：“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记》。”《明堂位第十四》下《目录》云：“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说明这二篇都是抄自《汉志》“《礼》家”的“《明堂阴阳》三十三篇”。《乐记第十九》下《目录》云：“此于《别录》属《乐记》。”说明此篇是抄自《汉志》“《乐》家”的“《乐记》二十三篇”。又《哀公问》一篇，文同于《大戴礼记》的《哀公问于孔子》篇，《汉志》的“《论语》家”有“《孔子三朝》七篇”，颜师古《注》曰：“今《大戴礼》有其一篇，盖孔子对〔鲁〕哀公语也。三朝见公，故曰《三朝》。”是可见大、小《戴记》名异而实同的此篇都抄自《孔子三朝》。其他诸篇盖亦如此，只是后人已不可一一考明其出处罢了。
至于大、小二《戴记》的关系，旧有“小戴删大戴”之说，始于晋人陈邵。《经典释文?序录》引其说云： 陈邵(原注： 字节良，下邳人，晋司空长史)《周礼论序》云：“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郑玄亦依卢、马之本而注焉。”后来《隋书?经籍志》更附益其说，曰： 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其后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姚振忠《汉书艺文志条理》曰：“案‘一’在‘十’之下，写者乱之。”)，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陈寿祺《左海经辨?大、小戴礼记考》以为以上五种《记》合为二百十五篇，此处减少一篇，失之)。戴德删其繁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遂传小戴之学。融又定《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郑玄受业于融，又为之注。是《隋志》虽采陈邵“小戴删大戴”之说，而删后的篇数则异，非四十九篇，而为四十六篇，于是又生出马融足三篇之说。
清代学者如纪昀、戴震、钱大昕、陈寿祺等皆力驳所谓小戴删大戴以及马融足三篇之说。如纪昀曰： 其说不知所本。今考《后汉书?桥玄传》云：“七世祖仁，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曰桥君学。”仁即班固所谓小戴授梁人桥季卿者，成帝时尝官大鸿胪(案据《汉书补注》，桥仁为大鸿胪在平帝时，此误)。其时已称四十九篇，无四十六篇之说。又孔《疏》称《别录》：“《礼记》四十九篇，《乐记》第十九。”四十九篇之首，《疏》皆引郑《目录》，郑《目录》之末，必云此于刘向《别录》属某门。《月令》，《目录》云“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记》”。《明堂位》，《目录》云“此于《别录》属《明堂阴阳记》”。《乐记》，《目录》云“此于《别录》属《乐记》”。盖十一篇，今为一篇，则三篇皆刘向《别录》所有，安得以为马融所增？《疏》又引玄《六艺论》曰：“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礼》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玄为马融弟子，使三篇果融所增，玄不容不知，岂有以四十九篇属于戴圣之理？况融所传者，乃《周礼》，若小戴之学，一授桥仁，一授杨荣。后传其学者，有刘祐、高诱、郑玄、卢植。融绝不预其授受，又何从而增三篇乎？知今四十九篇，实戴圣之原书，《隋志》误也。(《四库提要》卷二十一： 《礼记正义》下《提要》)戴震曰： 郑康成《六艺论》曰：“戴德传《记》八十五篇。”《隋书?经籍志》曰：“《大戴礼记》十三卷，汉信都王太傅戴德撰。”今是书传本卷数与《隋志》合，而亡者四十六篇。《隋志》言“戴圣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殆因所亡篇数傅合为是言欤？其存者，《哀公问》及《投壶》，《小戴记》亦列此二篇，则不在删之数矣。他如《曾子大孝》篇见于《祭义》，《诸侯衅庙》篇见于《杂记》，《朝事》篇自“聘礼”至“诸侯务焉”见于《聘义》，《本命》篇自“有恩，有义”至“圣人因杀以制节”见于《丧服四制》。凡大小戴两见者，文字多异。《隋志》以前未有谓小戴删大戴之书者，则《隋志》不足据也(《东原集?大戴礼记目录后语一》)。又陈寿祺曰： 《礼记正义》引《六艺论》云：“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记》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寿祺案： 二戴所传《记》，《汉志》不别出，以其具于百三十一篇《记》中也。《乐记?正义》引《别录》有《礼记》四十九篇，此即小戴所传；则大戴之八十五篇，亦必存其目，盖《别录》兼载诸家之本，视《汉志》为详矣。《经典释文?序录》引陈邵《周礼论序》云：“戴德删古礼二百四篇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礼》。戴圣删《大戴礼》为四十九篇，是为《小戴礼》。后汉马融、卢植考诸家同异，附戴圣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于世，即今之《礼记》是也。”邵言微误。《隋书?经籍志》因傅会，谓戴圣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马融足《月令》、《明堂位》、《乐记》为四十九篇。休宁戴东原辨之曰：“孔颖达《义疏》于《乐记》云： ‘按《别录》： 《礼记》四十九篇。’《后汉书?桥玄传》： ‘七世祖仁著《礼记章句》四十九篇，号曰桥君学。’仁即班固所说小戴授梁人桥仁季卿者也。刘、桥所见篇数已为四十九，不待融足三篇甚明。康成受学于融，其《六艺论》亦但曰戴圣传《礼〔记〕》四十九篇。作《隋书》者徒谓大戴阙篇，即小戴所录，而尚多三篇，遂聊归之融耳。”寿祺案： 桥仁师小戴，《后汉书》谓从同郡戴德学(案《后汉书?桥玄传》有“七世祖仁，从同郡戴德学”之文)，亦误。又《曹褒传》：“父充持《庆氏礼》，褒又传《礼记》四十九篇，教授诸生千余人，庆氏学遂行于世。”然则褒所受于庆普之《礼记》亦四十九篇也。二戴、庆氏皆后仓弟子，恶得谓小戴删大戴之书耶？《释文?序录》云：“刘向《别录》有四十九篇，其篇次与今《礼记》同。”然则谓马融足三篇者，妄矣(《左海经辨》“《大戴记》八十五篇，《小戴记》四十九篇”条)。以上诸说，驳小戴删大戴、马融足三篇之说，可谓有力。不过陈氏谓大、小二《戴记》皆取自《汉志》所载百三十一篇之《记》中，则非是。其实二《戴记》皆各从多种《记》书中抄合而成，前已论之。又其仅据《后汉书?曹褒传》谓曹“父充持《庆氏礼》，……褒……又传《礼记》四十九篇”，遂断言“褒所受于庆普之《礼记》亦四十九篇”，亦属臆说。曹褒传其父之《庆氏礼》，是《仪礼》而非《礼记》。《后汉书》并无其父充传习《礼记》四十九篇的记载，又怎能由曹褒“传《礼记》四十九篇”一语，即断言是传自一百余年前西汉武、宣时期的庆普呢？且庆普既自以《礼》学名家，与大、小二戴之《礼》学鼎足为三，则其如抄辑有《记》，篇目与篇数，亦必自有取去，正如《小戴记》之不同于《大戴记》一样，何乃至于恰同于小戴？因此曹褒所传的《礼记》四十九篇，其渊源所自，尚难遽定。颇疑小戴之四十九篇，传至东汉中期，已为众多学者所共习，曹褒亦不例外。故周予同说：“曹褒于传受庆氏《仪礼》学之外，又兼传小戴的《礼记》学。”(《群经概论》四： 《三礼——周礼、仪礼与礼记》)然曹褒对此四十九篇的解说，则皆依己见，使之成为充实其《庆氏礼》学的一大方面军，故《曹褒传》曰：“又传《礼记》四十九篇，教授诸生千余人，庆氏学遂行于世。”可见《庆氏礼》之盛行于东汉，与曹褒传授《小戴礼记》关系甚大。如果此说可以成立，就更可证东汉中期以前即已流传有《小戴礼记》四十九篇，而不待马融凑足其数。
至于说《汉志》不载二戴《记》，学者颇有以此为据而否认西汉有二戴《礼记》的(如清人毛奇龄的《经问》即持此说)。我以为此实不足为据，然亦非如陈寿祺所说“以其具于百三十一篇《记》中”。但陈氏说“盖《别录》兼载诸家之本，视《汉志》为详”，倒是可信的。因为《汉志》是班固根据刘歆《七略》“删其要”而撰作的(见《汉志?序》)，而刘歆的《七略》，又是在其父所撰《别录》的基础上删要而成的。故姚名达说：“先有《别录》而后有《七略》，《七略》乃摘取《别录》以为书，故《别录》详而《七略》略也。”(《中国目录学史?溯源篇》之《〈别录〉与〈七略〉之体制不同》节)故《汉志》未载之书，不等于《七略》未载，更不等于《别录》亦无其书。且《释文?序录》明云“汉刘向《别录》有四十九篇，其篇次与今《礼记》同”，复何可疑？再则西汉时代的书，而《汉志》未收录的甚多，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就是显例。如果我们再翻翻姚振忠的《汉书艺文志拾补》，则《汉志》未收录的，又岂止《繁露》和二《戴记》呢！
近人洪业不信戴圣纂辑四十九篇《礼记》之说。他在《礼记引得序》中，除提出诸多可疑之点外，主要有两条看似无可辩驳的证据。其一曰：“《说文》引《礼记》辄冠以‘礼记’二字，独其引《月令》者数条，则冠以‘明堂月令曰’，似许君所用之《礼记》尚未收有《月令》，此可佐证《月令》后加之说也。”洪业自注其所引关于《说文》引《礼记》的说法，是依据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是可见洪氏本人并未取《说文》加以详核。今考《说文》所引《礼记》，并无一定义例，情况较为复杂。据1963年12月中华书局影印陈昌奉刻本，明引《礼记》者，凡六处。一、《示部》“禜”字注曰：“《礼记》曰： ‘雩禜祭水旱。’”然段《注》以为此处是“误用锴语为正文”。二、《艸部》“芐”字注曰：“《礼记》： ‘铏毛，牛藿，羊芐，豕薇。’”王筠《说文句读》说，此处所引是《仪礼?公食大夫礼》后边的《记》文。三、《羽部》“翣”字注曰：“棺羽饰也。天子八，诸侯六，大夫四，士二。”王筠以为这是引的《礼器》之文。四、《鸟部》“鹬”字注曰：“《礼记》曰： ‘知天文者冠鹬。’”王筠说此处引文出自《逸礼》，而非《礼记》。五、《血》部“”字注曰：“《礼记》有醢。”王筠以为“醢”出《仪礼》、《周礼》，不出于《记》。段注本于此条则删去《礼记》之“记”字，而曰：“各本‘礼’下有‘记’字，误，今依《韵会》本。”六、《亻部》“偭”字注曰：“《少仪》曰： ‘尊壶者偭其鼻。’”由以上诸条可见，《说文》所引而确可信为出于《礼记》的，只有三、六两条，而第三条中未标《礼记》书名，第六条则仅举其篇名(《少仪》)。可见洪氏所谓《说文》引《礼记》而皆冠以“礼记”二字之说，并不符合事实。又考《说文》全书凡十一引《月令》，其九处皆曰《明堂月令》，而《耳部》“”字下则曰：“一曰若《月令》‘靡草’之‘靡’。”又《酋部》“酋”字注曰：“《礼》有大酋，掌酒官也。”此处所谓《礼》，实据《月令》，王筠曰：“《月令》‘仲冬乃命大酋’，《注》： ‘酒熟曰酋。大酋者，酒官之长。’”可见《说文》引《月令》，并非皆冠以《明堂月令》，而以此作为许慎所用《礼记》尚未收有《月令》的证据，也就不能成立了。
礼记译注洪氏的第二个也是最重要的证据就是，戴圣是今文《礼》学家，如果他“别传有《礼记》以补益其所传之经，则其《记》亦当皆从今文，而不从古文”。然而《礼记》中的文字颇多从古文者，且收有《奔丧》、《投壶》二篇，出于古文《逸礼》，而《燕义》首段百余字，又出于《周礼?夏官?诸子》，作为今文《礼》家的戴圣，其所编《礼记》，何至于此？“合以上诸点观之，故曰后汉之《小戴记》非戴圣之书也。”因此洪氏认为四十九篇之《小戴礼记》的编纂成书，当是在“二戴之后，郑玄之前，‘今礼’之界限渐宽，家法之畛域渐泯”以后的事，且“不必为一手之所辑，不必为一时之所成”，而之所以名之为《小戴礼记》，不过是“误会”，是“张冠而李戴”(末语见《仪礼引得序》)。
洪氏此论，曾使不少学者为之折服。我在十多年前作《论郑玄三礼注》(发表于《文史》第21辑)时，亦曾用洪氏之说。然今细揣之，则不敢苟同矣。这里首先涉及的，就是一个对于汉代的今古文之争究竟应当怎样认识的问题。其实，认为汉代今古学两派处处立异，“互为水火”(廖平《今古学考》)，不过是清代学者的看法。而真正使今古学两派壁垒分明，互为水火的，也只是清代学者的事。特别是到了晚清，借经学以为政治斗争的武器，更是如此。所以清代的今古文之争，已非单纯的学术宗派之争，实具有政治斗争的性质，有其极端的严峻性。康有为所著《新学伪经考》，三次被清廷降旨毁版(参见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就是显例。因为清代的今古学两派都打着复兴汉学的旗号，所以也就不免夸大汉代今古文之争的严重性。其实汉代的今古文之争，是纯粹的学术宗派之争，并不带政治斗争的性质。关于这一点，我们从王莽改制既用古文经，又用今文经，虽立古文经博士而并不废今文经博士，其所建新朝对于今古文两派学者并加重用，一视同仁(参见拙作《论王莽与今古文经学》，载《文史》第53辑)，以及东汉建武初年刘秀准立《左氏春秋》博士，而汉章帝竟至“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后汉书?贾逵传》)等，都可以说明这一点。又汉代的今古文之争，突出地表现在古文学家欲为古文经争立学官上。今文学博士为保持其在学术上的统治地位，以及为本学派垄断利禄之途，则竭力反对立古文经学博士。然而古文经学派只要不争立博士，今古文两派就可相安无事。因此自成帝时诏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汉志?序》)，并诏刘向等校书，对于所搜集和校理的大量古文经籍，今文博士并无异议或以为不可。相反，博士们所可以读到的朝廷藏书(据《汉志?序》注引刘歆《七略》说，武帝时，“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可见自武帝时已为博士官建有专门的藏书处。至于太常、太史所藏书，博士们大概也是可以读到的)，对于其中的古文经记，实早已暗自抄辑，并公开引用了。如前举《通典》所载石渠阁之议，戴圣和闻人通汉即已引用了《曲礼》、《王制》、《杂记》等《记》，其中《曲礼》和《杂记》，据廖平《今古学考》的分类，即属于古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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