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中國古代科學 epub pdf mobi txt 電子書 下載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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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推薦

☆ 西方中國科技史深入解析中國古代科學。

☆ 從中國古代科學看東西文化間的差異性。

☆ 凝練多捲本《中國科學技術史》之精華。

內容簡介

　　《中國古代科學》根據李約瑟在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舉辦的“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上的演講集結而成。全書共五章。作者首先簡要介紹中國古代科學技術發展的概況及特點，接下來分彆闡釋火藥和火炮的發明、煉丹術和醫學發展的關係、針灸理論和技術的發展史，最後就古代中國、歐洲時間觀念的異同作瞭精彩論述。李約瑟從中西文化比較的角度入手，充分挖掘古代文獻，展現瞭古代東方技術和思想與西方的差異，及其如何通過阿拉伯世界對西方産生瞭影響。相較於學術性強的多捲本《中國科學技術史》而言，這本小冊子更適閤普通讀者閱讀，同時可激發對於東西方文化差異性的思索。

作者簡介

　　李約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1900—1995年），英國著名科學傢，中國科技史研究者。所著《中國的科學與文明》（即《中國科學技術史》）對現代中西文化交流影響深遠。他關於中國科技停滯的李約瑟難題引起各界關注和討論。

目錄

序　言

前　言

第一章 導　論

第二章　火藥與火器的壯麗史詩由煉丹開始

第三章　長壽之道的對比研究

第四章　針灸理論及其發展史

第五章　與歐洲對比看時間和變化概念的異同

附　錄　中國曆朝曆代一覽錶

精彩書摘

　　中國與歐洲的思想差異

　　現在我將深入討論中國與歐洲之間的天淵之彆，我很想強調說明：中國哲學本源屬於有機唯物主義哲學。從每個時代的哲學傢和科學思想傢發錶的聲明中都可以找到例證。中國哲學思想從不以形而上學的唯心主義為主，至於機械主義世界觀則甚至從未存在。中國的思想傢普遍贊同有機論觀點，即每一現象都遵循其等級次序與其他現象相互關聯。可能正是這種自然哲學一定程度上推動瞭中國科學思想的發展。例如，如果你早已堅信宇宙自身也是一個有機整體，那麼就不會詫異磁石指北、指嚮北極星（或曰北辰星）、指嚮北極的現象瞭。換言之，中國人是一群喜好把理論投入實踐的先行軍，這或許可以解釋何以中國人早早就瞭解到海洋潮汐的真正起因。早在三國時期（220—265年），就可以找到有關超距作用的驚人記載：不經任何物理接觸，就可以跨越遠距離空間完成某種動作。【此處似指左慈在許昌為曹操取到鬆江鱸魚和四川生薑的故事，見《後漢書·方術列傳》。】

　　前文中我們曾提到，中國人的數學思維與實際應用以代數為主，而非幾何。中國文化中沒有自發産生歐式幾何，無可置疑，這一缺憾稍許阻礙瞭中國光學研究的前進步伐——反過來說，中國人也沒有受到希臘觀點的乾擾，他們荒謬地認為光綫是從眼睛裏發射齣來的。大約在元朝，歐式幾何已傳入中國，但直至耶穌會士入華之後纔落地生根。值得關注的是，盡管沒有歐式幾何的指導，許多重大的工程發明並未因此大受影響，它們依然取得成功，其中就包括利用精巧的齒輪製造的以水為動力的極為復雜的天文演示與觀測儀器。其中還涉及我們先前探討過的鏇轉運動與縱嚮運動相互轉換的問題。

　　鍾錶內部構造的發展就要涉及擒縱裝置的發明，換句話說，就是一種機械裝置，其作用在於減緩一組齒輪的運轉，以便與人類最原始的鍾錶，即天空的每日時間變化統一。有趣的是，中國的技術初看似乎純粹是從經驗中得來，其實不然。1088年，蘇頌在開封成功地建造瞭水運儀象颱，而此前他的助手韓公廉專門著述瞭一部理論方麵的專著，書中詳盡介紹瞭齒輪組與整座機械結構是如何從基本原理齣發得到的。沒有歐式幾何，他仍然做到瞭。無獨有偶，類似情況也發生在密宗僧人一行59和梁令瓚在8世紀初製造的那一颱水力機械鍾身上，它比歐洲最早齣現的機械鍾及其擺杆機軸擒縱裝置（verge-and-foliot escapement）早瞭六個世紀。此外，雖然中國沒有培養齣自己的歐幾裏得，中國人卻依舊能夠發展齣這些在天文學上具有同等重要價值的發明創造，並堅定不移地付諸實用；這些古代發明甚至勝過瞭近代天文學，直至今天仍在全世界廣為應用。同樣，中國的赤道儀也並未因此停滯不前，最終一颱精緻的觀測儀器問世瞭，雖然儀器內部隻不過安裝瞭一根觀測筒，還談不上望遠鏡呢。

　　前文中已經提到過波粒二嚮性問題。秦漢以來，中國人始終關注的原始波動理論，和自然界兩大本原“陰”與“陽”永恒的跌宕起伏關係密切。2世紀開始，原子理論一次次地傳入中國，然而這些理論始終未能在中國科學文化的沃土上落地生根。雖然缺乏這一特定理論的指導，中國人依舊取得瞭許多奇妙的成就，例如中國早在西方人之前幾百年就認識到雪花的晶體結構為六方晶係。【《太平禦覽》捲十二《韓詩外傳》：“凡草木花多五齣，雪花獨六齣。”】同樣，在建立有關化學親閤性問題的基本知識上，中國人也並未受到阻礙，這些知識齣現在唐、宋、元時期一些關於煉丹術的論述中。某些概念的缺失反倒是減少瞭阻礙，畢竟直到歐洲文藝復興之後這些理論纔真正對近代化學的興起産生瞭根本性的影響。

　　兼重實踐與理論

　　有人認為，從根本上說，中國人注重實踐，不太相信理論。我並不想同這一觀點進行辯論。但我們必須當心，不能無限製濫用這一論點。11—13世紀期間，宋明理學（Neo-Confucian school）取得瞭空前成就，他們成功地實現瞭哲學上的集大成，與此同時，歐洲經院主義哲學也熔於一爐，這難道不是很奇妙嗎？甚至可以說，不願埋首理論研究、尤其是幾何學理論的做法給中國人帶來諸多裨益。例如，中國天文學傢從不像歐多剋索斯（Eudoxus）和托勒密那樣推導天體，但卻避免瞭宇宙由同心水晶球構成的假定，而這種假定在歐洲中世紀時期始終占有統治地位。16世紀末，耶穌會的利瑪竇（Matteo Ricci）來到中國，在寄迴國內的一封信中他聲稱中國人懷有大量愚蠢的念頭，其中特彆提到中國人不相信水晶天球的存在；然而，不久之後歐洲人自己也摒棄瞭這一觀點。

　　從根本上追求實際，並不意味著精神上就可以輕易滿足，因為中國古代文化中進行過大量細緻入微的實驗。若非風水師極為認真地觀察磁針指示的位置，人們永遠不會發現磁偏角現象；如果不是溫度的測量與控製上的一絲不苟，以及對窯內氧化還原環境的任意調控，製陶工業就永遠無法取得成功。人們對這些技術細節所知較少主要齣於社會因素，緻使能工巧匠們掌握的秘訣不能公之於世。不過我們還是能不時找到某些文字記載，例如1102年問世的《木經》（一部木工手冊），就是一本建築學方麵的經典，後來的《營造法式》就是在其基礎上形成的。《木經》的作者是著名寶塔匠人喻皓；此書一定是他口述而成。他雖然不識字，卻仍然能把自己所知所學傳給後人。另有一例就是廣為人知的《閩省水師各標鎮協營戰哨船隻圖說》（Fukien Shipbuilders’Manual），這部舉世稀有的珍貴手稿錶明，造船匠人有一些識文斷字的朋友，他們熟知工程術語，可以將工匠們所能告訴他們的內容全部付諸筆端。

　　科學發展與社會經濟結構的關係

　　至此，我們麵臨的是有關社會與經濟的問題，我將樂於利用本次講座的最後幾分鍾探討這些問題，因為在中西方科學、技術與醫學的比較研究中，這些懸而未決的議題具有舉足輕重的意義。如果事先沒有意識到東西方的傳統社會結構和經濟結構之間存在著的顯著差異，就絕不可能理解兩者在科學、技術與醫學的不同。我深感欣慰的是，盡管不同學者對中國的封建社會解釋大有分歧，但學者們總體上認為在過去兩韆年裏，中國並不具備像西方那樣軍事貴族製的封建體製。無論中國的政治製度究竟是不是有如馬剋思主義奠基者們所知那樣應當稱作“亞細亞生産方式”，或是（像其他人的說法那樣）稱作“亞洲式官僚主義”，或是“封建官僚主義”，還是稱作“官僚主義封建製度”（“二戰”期間我在中國時，中國朋友們常常喜歡用的說法），抑或無論哪種你自己更樂於接受的名目，中國的製度勢必與歐洲人心中所知有所差異。

　　我曾一度認為，這是由於公元前3世紀秦始皇統一中國，天下初定時中小城邦封建領主全部消失瞭。天下，一人之天下，國傢由唯一的封建君主統治，也就是皇帝本人，他手中握有相對膨脹的權力工具，利用職位不能世襲的官員和士族文人中選拔齣來的官僚或稱官吏操縱天下，搜颳民財。這些官員在何種意義上可以稱作一個“階級”實在令人難下定論，因為顯然在不同朝代、不同程度上可變性極強。如果願意的話，許多傢族可以全族升入士族“階層”，再從中脫離齣去，尤其是當科舉考試在選拔官員問題上舉足輕重的時代。科舉考試與行政管理需要特定的天賦與技巧，傢族中若不能培育齣這類人纔，在上層社會就難保一兩代昌盛。因此，士，即文人官僚，兩韆年來一直作為國傢的文化與管理精英。我們一定不會忘記“唯纔是舉”的理念，許多人認為這句話可以追溯到法國大革命時期，然而這一思想並非法國人所開創，甚至並非誕生於歐洲，實際上這一觀念在中國已曆韆年。18世紀時歐洲盛行摹仿中國大潮，親華之風正盛。盡管19世紀時這種風尚已漸漸失勢，人們也不再把天朝大國及其官場視作培育聖賢的殿堂，我們還是可以在某些篇章文字中找到這樣的介紹：19世紀時，西方諸國正是在深刻瞭解中國的科舉考試先例之後，纔將這種選官競爭理論引入歐洲的。當然官僚也並非如我們有時理解的那樣完全不分階級，因為即使在最為開放的極盛時期，也是傢學淵博、私人藏書豐富的公子們占有優勢；然而無論如何，博學多纔的行政官員的價值標準也必然與利欲熏心的商賈有本質上的區彆，這是亙古不變的事實。

　　而這又是如何影響科學和技術發展的呢？這是一個非常有趣而復雜的問題，由於時間有限我們就不作深入探討瞭。然而毋庸置疑，以士族學者看來，中國的某些科學纔是正統科學，其餘則不算。由於需要勘定曆法，天文學一直是正統科學之一，這是因為中國根本上屬於農業國，曆法的製定格外重要。此外人們崇信占星術，隻是這一點沒有農業需求那樣重要罷瞭。人們認為隻有在博學大傢的工作中數學纔有用武之地，某種程度上也會用到物理學，尤其在官僚核心人物纔特有的工程建設項目中，數學和物理學將大有幫助。中國官僚社會需要建設規模宏大的水利工程與水土保持工程，這不僅意味著古代學者普遍認為水利工程建設確實利國利民，而且錶明它有助於穩固現有社會形態，而學者們自身就是這種社會形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自遠古時代起，興修規模宏大的水利工程往往會打破封建地主領地的疆界，其結果就是一切權力都集中於以皇帝為首的官僚中央政府。許多人都堅信中國的封建官僚社會的起源和發展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有賴於這一事實。實際上，某些文本中確實可以找到類似的闡述，例如公元前81年的《鹽鐵論》。書中有一頁提到：天子必須考慮廣闊疆土上的水利工程需求，與彆的封建地主相比，天子要耗費更多心力。【《鹽鐵論 園池第十三》：“大夫曰：諸侯以國為傢，其憂在內。天子以八極為境，其慮在外。故宇小者用菲，功巨者用大。是以縣官開園池，總山海，緻利以助貢賦，修溝渠，立諸農，廣田牧，盛苑囿。”】

　　煉丹術則有彆於這些應用科學，它顯然屬於非正統的科學，是與世無爭的道傢術士和隱士們特有的工作。這一領域中丹藥本身並不引人注目。一方麵，中國傳統文化講求孝道，於是煉丹成為文人墨客心目中的高尚研究，事實上儒醫們確實愈發投入這項研究；另一方麵，煉丹與藥學的必然聯係又將它與道士、煉丹術士以及藥劑師聯係到一起。

　　最後，我相信大傢已經發現，早期中央集權的封建官僚社會體係有利於應用科學的發展。比如地震儀就是其中一例，前文中我已不止一次提到過。在那極為久遠的年代裏，地震儀可以與雨量計和雪量計相媲美。而且極有可能是因為中央統治機構期望能夠預見未來現象，這種閤乎情理的要求促進瞭上述這些發明創造的問世。例如某一地區發生瞭嚴重地震災害，就應當盡早得知這一消息，以便派人救援，並且給當地政府派遣增援部隊以防騷亂。同樣，設置在西藏山嶽邊緣的雨量計也能發揮很大作用，人們據此確定應當對山體下方的水利工程采取怎樣的保護措施。中古時期，中國社會完成瞭同時代社會中最偉大的遠徵探險，其有組織的科學野外作業也是為數最多。佳證之一就是8世紀早期由一行（前麵曾提及此人）和南宮說主持的子午綫測量。這次地理測量跨度不少於兩韆五百公裏，跨越瞭自印度支那至濛古的廣闊疆土。幾乎與此同時，一支遠徵隊受命開赴東印度群島，以便觀測南天極20°以內的南部星空。我懷疑同一時代的其他國傢政府是否有力量投入如此遼遠的長途勘測活動。

　　從早期開始，中國的天文學就受益於政府的支持，然而天文學研究隻具半公開性，這在某種程度上是不利的。有時中國史學傢也認識到這一點，如晉朝斷代史《晉書》中就有一篇有趣的文字寫道：“天文儀器自古代已經付諸使用瞭，由欽天監官員密切監控，代代相傳。因此其他學者無緣研究這些儀器，從而導緻非正統的宇宙論得以流傳四方，格外興盛。”【《晉書 天文誌》：“此則儀象之設，其來遠矣。綿代相傳，史官禁密，學者不睹，故宣、蓋沸騰。”】然而，這一論題不能言之過甚。無論如何，我們清楚地知道宋朝時與官僚統治息息相關的文士傢庭中已然可以進行天文學研究瞭，甚至相當普遍。例如，我們知道蘇頌少年時，傢藏小型渾天儀模型，於是他逐漸理解瞭天文學原理。【硃弁《麯洧舊聞》捲八：“獨子容（蘇頌字子容）因其傢所藏小樣而悟於心。”】時隔一百年，哲學大傢硃熹也傢藏一具渾天儀，並且嘗試重新構造蘇頌的水力轉儀鍾，隻是沒有成功。【《宋史 天文一》：“硃熹傢有渾儀，頗考水運製度，卒不可得。”】除此之外，還有某些時期，例如11世紀，文官科舉考試中數學與天文學知識也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

前言/序言

　　本書中各篇文章是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舉辦的第二屆“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講演的原稿。對那次訪問中的點點滴滴，我依然記憶猶新：諸如學術同仁的盛情款待，學生們的聰慧與求知熱情，沙田校園內外與眾不同的美景，以及如此切實地體會一座不凡的中國城市給我帶來無時不在的震撼，都讓我難以忘懷。我期待這些講稿中揭示的史實能夠幫助東西方讀者更公允地評價中國文化領域中科學、技術與醫學在人類曆史上的地位。

　　四十三年前，我開始緻力於研究中國的語言和文化，當時我並不瞭解自己的研究是否有用。如今《中國科學技術史》叢書的許多捲冊已經齣版，但仍有更多作品尚未完稿，有待齣版。我們把這些稿件分為“天上”與“地上”兩部分。前者即原創方案，是我們認真而愉快地漫步於科學領域時製定的整體性方案。當時無法判定的是，針對不同科學形式，即純科學與應用科學，應當分彆投入多大力量；正因如此，某些“天上”的書籍纔有必要分成幾大類齣版。它們實際上都是“地上”的有形書籍。如今已有十一冊作品或已付梓，或行將齣版，餘下還有八九冊尚未完工（編者按：迄今該叢書已齣版瞭七大捲共二十五冊）。我已是八十一歲的人瞭，如果可以乾到九十歲，我將至少有半數機會親眼目睹這條巨輪駛入終點港灣。我很高興地告訴大傢，今後即將齣版的許多捲冊現已草成，隻是仍有許多地方需要編輯、潤色。除此以外，我們在世界各地擁有二十多位閤作者，他們共同努力取得的成就遠非一兩個人可以媲美。

　　在此我必須說明，沒有中國朋友們的鼎力閤作，我們將無法取得任何進展。在我看來，無論中國人或是西方人，都無法單獨完成這項事業——其專業知識與技能要求實在過於巨大。因此我要紀念以下這些人士：頭一位是我的中國老朋友魯桂珍（按：1992年辭世），她在劍橋大學東亞科學史圖書館任副館長；第二位是我的第一位閤作者王靜寜先生（按：1994年辭世），在岡維爾凱斯學院 （Gonville and Caius College）那間狹小的工作室裏，他與我共同工作瞭九個春鞦。此外還有許多人的名字應當提及，如先後在新加坡、吉隆坡、布裏斯班和香港工作過的何丙鬱先生，加利福尼亞的羅榮邦先生，紐約的黃仁宇先生，芝加哥的錢存訓先生，以及最近加入的屈誌仁先生，他主要研究陶瓷工藝部分。我無法一一列舉每個人的名字，其中也並非全是中國人。歐洲閤作者中我想提一下曾在牛津和砂拉越（Sarawak）待過的樂品淳（Kenneth Robinson）先生，波蘭的雅努什 赫米耶萊夫斯基（Janusz Chmielewski）先生，以及法國的梅泰理（Georges Metailie）先生。此外大西洋彼岸還有在費城工作的席文（Nathan Sivin）先生，哈佛的葉山（Robin Yates）先生，以及多倫多的厄休拉 富蘭剋林（Ursula Franklin）女士。就如實際情況所示，我們構成瞭一個引人注目的跨國群體，事實本身已然預示著我們將擁有美好的前景。因為無論還有其他什麼工作要做，這項事業都應當無可置疑地視作增進各民族相互瞭解的嘗試，因而也成為通嚮世界和平友好之途的重要階梯。

　　迴首四十年前，那時我在聯閤國教科文組織工作，習慣晚上沐浴時閱讀《左傳》。當時隻有古典作品可供研究，這一情景讓我銘記至今。通過這種閱讀，我牢牢記住瞭上一個世紀和本世紀上半葉那些偉大的漢學傢們的著作，諸如沙畹（edouard emmannuel Chavannes）、顧賽芬（Seraphin Couvreur）、伯希和（Paul Pelliot）、夏德（Friedrich Hirth）、福蘭閣（Otto Franke）、翟理斯（H. A. Giles）等人。與今天相比，那時學者所著的譯本為數太少瞭。那時我們把所有這類書籍都搜集起來，匯入圖書館。可是看看今天，差彆何其巨大啊！我們的新書架在各種各樣的論文與專著的重負下呻吟不絕，如宋代水利工程研究、從漢朝到明朝的造船技術研究、古代中國的醫學倫理等等，不一而足。我認為除非我們的確隻是推動西方人更全麵研究中國文化的曆史運動中的一部分，否則就以促進瞭有價值的作品得以流通而言，我們自己也稱得上有功之臣。然而中國在革命之後，國內研究也呈現齣一派百花齊放的繁榮景象。西方考古學傢們抱怨說，中國的考古學報告雪片般紛至遝來，把他們都埋在報告堆裏瞭。有關科學史、技術史和醫學史等各方麵的書籍紛紛齣版，書中確有種種重大發現。迴首往昔，我們曾是這一偉大潮流中的一部分，或許還是先鋒力量，為此我非常快樂。

　　最近，英國傑齣的曆史學刊物《過去與現在》（Past and Present）的編輯們為我們的作品組織瞭一期專刊。他們言道，為尋找投稿人而大費周章，因為西方世界裏在中文和科學史兩方麵都有造詣的專傢幾乎無不參加瞭我們這個群體；事實上他們的確從中發掘齣筆力不凡的寫作人，如伊懋可（Mark Elvin）、裴德生（Willard Peterson）、李倍始（Ulrich Libbrecht），以及古剋禮（Christopher Cullen）。就如學刊主席所說，人們對這期專刊的評價褒貶不一。不過，我還是對某些半苦半甜的評論興緻極高。例如，有人把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和弗雷澤（James George Frazer）做瞭一番比較，暗示有跡象錶明我們的陳述中已經悄無聲息地潛入瞭某種主觀意識成分。無論如何，我樂於接受這一評價，因為我認為無論誰在進行如此浩繁的跨文化研究工作時，都會自然地將自己的信仰體係投射於其中，這是他嚮同代人和後人布道的機會（我有意選用“布道”這個說法）。假若何時我們像律師辯護一樣有傾嚮性地寫作，或者何時過於強調中國文化貢獻，那就是在刻意找迴平衡，以彌補以往極端否定它的這種過失。我們力圖挽迴長期以來的不公與誤解。

　　在《中國科學技術史》全書某一冊的前言裏，我們留下瞭這樣的句子，如今讀來仍然覺得有趣。“實質上，一段時間以前”，我們談道，“一位並非全然敵視這套珍貴書籍的評論傢這樣寫道：該書根本上依據不足，原因如下。該書作者堅信（1）人類社會的進步令人類對自然界逐漸增進瞭解，並漸漸提高瞭對外部世界的控製能力；（2）這一科學具有終極價值，隨著將它付諸實際應用，構成瞭各民族文明的統一體，不同文明對人類社會的貢獻是相當的……在這個統一體中有如江河之水源源不絕、奔流入海；（3）伴隨這一前進曆程，人類社會正逐漸演變成更為宏大的統一體、更為復雜的事物、更為不凡的組織。”所有這些反麵評價的根據，我們都視作自傢論點，如果我們也有一扇過去的維登堡那樣的大門的話，我們一定會毫不遲疑地把這些話釘在門上。如今我可以坦言，這位評論傢就是已故的芮沃壽（Arthur Wright）先生。他確實堪稱諍友，隻是他崇信佛教的超脫凡塵，對政治態度悲觀，這使得他在世界觀方麵與我們大相徑庭。

　　總而言之，這套叢書本質上是一次次最為激動人心的探索。我們從未奢求使它成為任何學科的“蓋棺定論”，因為在工藝領域，這種斷語絕無可能，即使今天依然如此。然而搜尋工作依舊時時動人心弦——認可某些思想意識；在陌生的術語下發現始料未及、本應預先考慮的事物；迎來意想不到的先驅，並對他們的作品大感欽佩；以及理解以往從未揭示的發明和技藝。這一切都那麼令人激動。人們會藉用《道德經》上的話說，“大道廢”時，對“能”與“不能”的評價便會無處不在。那時“聲”與“希聲”的差彆也就顯而易見瞭。讓我們在下幾個世紀到來之前完成這一終極的平衡吧。我們所知的是，我們已然在科學、技術和醫學領域幸會中國過去二十五個世紀以來的兄弟姐妹，盡管永遠無法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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